在白宫，沃恩以喜爱交际、和蔼可亲而出名。他在社交方面的精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他总是乐意光临鸡尾酒会或晚宴。他在那里结交了新朋友以后，第二天早上总是乐意发出一封信或打个电话，使政府机构运转起来更加顺利无阻。要是给恰当的地方干别的一行，这样做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干他那一行，的确是危险的事。
给那位将军惹祸的是一个以前在陆军军需军团担任过上校的名叫詹姆斯·亨特的品质卑劣的人。像亨特那一类的人不少，但他却是他们当中一个典型人物，而且也是当时卖官鬻权者的代表。付一笔手续费——在杜鲁门任总统时期是利润的5%——以后，那个能够“牵线说合”的人就可以使困难的交易顺利成交。在亨特的要求下，沃恩对管理机构、五角大楼的采购官员、国务院护照科以及农业部等都施加荒唐的压力。在被占领的欧洲，一个商人带了白宫的介绍信，为一个香水制造商收购了全部香料油。联邦贸易规章为亨特的一个委托人通融了一下，剩余物资处理办法为另一个委托人放宽了一下，公共住房建设计划为第三个委托人调整了一下。为了调整和平时期的经济，稀有的建筑钢材用于加利福尼亚的赛马场，稀有的商业用糖给了软饮料制造商。沃恩自己则做了这些受惠者捐献竞选经费的媒介。最糟糕的是他接受了其中一个受惠者送给他的一件个人礼物，后来闹得人人皆知，那就是价值520元的一个冷藏箱。
总统其他三个密苏里老伙伴是：唐纳德·道森，E·默尔·扬和威廉·博伊尔。他们的活动地盘是复兴金融公司。它是由赫伯特·胡佛建立起来支撑面临倒闭的一些厂商的，在40年代初期曾提供资金给国防工业，在战后则设法减轻经济调整的痛苦。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那公司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予以保留，但是那边的业务突然活跃起来。在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领导下的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往那里去看一下，无意中却发现这竟是个藏垢纳污的渊薮。政府的拨款都被用来从事各式各样的投机，包括在拉斯韦加斯和迈阿密开设附赌场的旅馆。有一些案卷找不到了，另外一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公开偏袒的。美国利思福尔达公司向复兴金融公司申请借贷56.5万元资金，三次遭拒，就付给博伊尔8000元“手续费”，后者还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于是，那笔贷款批准了。总统特别助理道森，曾多次为缺乏担保的有政治关系的人向复兴金融公司搞到借款。扬则是复兴金融公司贷款的审查人。十年来他一直从他经手批准申请贷款的厂商那里收取“手续费”来补充他的薪金收入。经他批准一笔15万元的贷款后，为了表示感谢，那家公司送给扬夫人一件礼物，那是一件价值9540元的貂皮大衣。
那件礼物可惹了大祸。大多数美国家庭妇女所最心爱的而又做梦也不敢想得到的东西，莫过于貂皮大衣了。现在却有一个妇女得到了，只是因为她的丈夫欺骗了政府。共和党人对这件事火上加油——他们忘掉了自己党的全国主席曾出面为迦太基铁催化剂公司搞到复兴金融公司一笔大贷款，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家公司的总经理——谣言逐步传开了，后来甚至有人认为在政府机构工作每人都有一个冷藏箱放在地下室，他们的妻子身上都有件貂皮大衣。布莱尔·穆迪参议员的妻子把她那件新的毛皮大衣钉上一张发票，上面标明这是染成貂皮的麝鼠皮大衣，价格只有381.25元(包括税款在内)。养貂场协会的哈罗德·里德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说明穿着貂皮大衣的妇女未必都是嫁给骗子的，事实上她们许多都是“有鉴赏力的极受尊敬的人”。
哈里·杜鲁门说，富布赖特对复兴金融公司的调查是“愚蠢的”。事实上并不然，富布赖特证明他的调查并不愚蠢。在参议院会议室的弧光灯和扩音设备底下，富布赖特在新闻界的面前摆出了证据，证明坐在总统的右边的道森，实际上却率领一个阴谋集团，假公济私，借以自肥。一件值得注意的物证就是复兴金融公司的董事沃尔特·邓纳姆的工作日志。在那本日志里，都小心地记下由道森和其他人打来的几十次电话，为那些找到了没有德行的政客的门路的声名狼藉、名誉扫地的投机商疏通关节。自蒂波多姆事件蒂波多姆是美国一个地区。1922年美国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非法私自把蒂波多姆油田出租。后来查出福尔受贿，被判处徒刑一年并罚款10万元。——译者以来，华盛顿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但杜鲁门仍然装着看不见。扬被大陪审团控告犯了伪证罪，白宫没有发表评论。总统坚定地为博伊尔辩护了三个月之后，博伊尔“因健康原因”被批准辞职。道森像沃恩一样，仍然是总统顾问班子的成员，并在人事问题上有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力。那简直是可恶之极。
然而可恶的事情层出不穷。按照当时的组织情况，国内收入局是一个不断诱人犯罪的地方。这个局设64个分局，每一个分局由一名局长负责领导。那些局长，他们的副手和华盛顿总局里的高级官员全部都是按政治关系任命的。这些职位就给了在上次大选中拉票有功的民主党人。财政部长斯奈德是一个老实的密苏里人，他早就预感到要发生丑闻，因此一直在想弄清楚有关受贿的传闻。他甚至要求圣路易斯分局局长詹姆斯·芬尼根辞职，但芬尼根和杜鲁门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赖着不走。
到了这时，一切情况都变了。随着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发现了旁证，大陪审团控诉芬尼根。这样，他才退职。但后来又被判定犯有漏报103000元该付所得税的收入的罪行。接着，斯奈德又命旧金山分局局长詹斯·史密斯及其八名下属暂停职务；接着又提出了阴谋欺骗政府的起诉书。波士顿分局局长丹尼斯·德拉尼辞职，被控收受贿赂。布鲁克林分局局长约瑟夫·马赛尔被发现漏报该付所得税的3.2万元收入。他和他的助手莫迪凯·米勒由于拒绝向委员会说明他们额外收入的来源而被开除职务。国内收入局局长、前白宫的一名助理乔治·舍恩曼，以健康状况不良为理由，提出了辞呈。一共有九名民主党员都要入狱，包括马修·康纳利，他曾任杜鲁门总统安排约会的秘书。
铁证如山，最后迫使杜鲁门做出反应。总统把司法部税务司司长拉马尔·考德尔撤职后，向国会提出了改组复兴金融公司和国内收入局的计划肯尼迪总统于1962年赦免了康纳利；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赦免了考德尔。。以后该局改称国内收入署，它的全部人员将归属文官系统。但是那样做并不足以平息批评政府的人。当时距离下届总统的竞选时间不到一年。“华盛顿一团糟”已经成为竞选运动中一个强有力的争论点。得想出个办法来抢在共和党前面。因此他宣布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来调查联邦政府内部贪污的情况。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足够诚实的民主党人来领导这个委员会。对杜鲁门来说，这绝不是开玩笑。他首先任命托马斯·墨菲，此人是阿尔杰·希斯的起诉人，现在是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墨菲接受了任命之后，却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这对总统的威望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接着，杜鲁门宣布整顿工作由他的司法部长霍华德·麦格拉思来领导。那些批评者说，那比不整顿更坏。因为丑事也涉及他的司法部，同时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就是他把那些受到起诉的人带到政府来工作的。共和党大叫说那不过是粉饰门面。同样叫喊的有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也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投票通过要自己来动手调查麦格拉思和司法部。
那场笑剧现在接近了高潮。总统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任命一个开明的共和党的律师纽博尔德·莫里斯为该委员会的主席。莫里斯接二连三地在“与报界见面”的电视节目上透露对司法部一些未经证实的怀疑，拒绝了麦格拉思给他办公的地方，自己在华盛顿商业区一幢办公大楼里设了一个办事处，要求国会授予他签发传票的权力。但他遭到了拒绝，后来自己反而被传唤——要他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作证，因为后者要讯问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对非法出售剩余油船给外国政府扮了什么角色。莫里斯接着得罪了政府中的每一个人，因为他竟向所有美国政府职员，包括内阁全体阁员在内，寄出详细的调查表，命令他们登记自己的资产净值和收入来源。当麦格拉思接到那份调查表时，大发脾气。他错误地以为，莫里斯是他的下属，发给他一份五个大字的通知：“即日起停职。”杜鲁门从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上得悉此事。于是，他也大发脾气——把麦格拉思撤了职。
在1952年党代表大会之前最后的几个月中，杜鲁门的地位越来越不牢固。他对那年钢铁罢工的处理是仿效他在六年之前使约翰·刘易斯乖乖就范的巧妙手法的，结果却弄巧成拙。当时钢铁公司拒绝遵守工资调解委员会3月20日的仲裁，即规定对工人增加工资但不增加钢铁价格，杜鲁门便命令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接管那些工厂作为国家的财产来管理。他以为他的紧急应变权力容许他那样做，并且相信最高法院也会同意。但是最高法院却不同意，于6月2日裁定那次接管是非法的。不管怎么样，钢铁工人联合会还是罢工了，为了要使工会的六十万工人以每人增加工资一角六分回去工作，总统得同意每吨钢材的价格增加五元二角——那正是他一直想避免发生的事情。
在白宫发生这场丢脸的事的同时，共和党方面越来越不择手段了，这种情况使人震惊。由于太长的时间没有掌权，对选民失去了信心——因为在过去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选民都不选共和党——因而少数党下了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破坏民主党人的威信。它有权也有义务揭露在杜鲁门保护伞掩蔽下的小偷窃贼。攻击政府腐败失职是为国服务，民主制度就应该这样发挥作用的。但是共和党对迪安·艾奇逊和乔治·马歇尔的猛烈得异乎寻常的攻击却是另一回事。这两位与考德尔和芬尼根这一类的骗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他们作为美国在国外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至少也该承认他们是为了崇高目标而工作的正派的人。
艾奇逊是一个出身高贵、有教养的人，对待政敌有一种冷淡的甚至傲慢的态度。马歇尔将军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战时英雄，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同两党都没有关系。他作为总统的使者前往中国，就像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登陆一样，是超乎党派政治之上的。在内阁里他避免受到党派方针的影响。他只有一次所采取的立场引起了别人的非议，那是在免了麦克阿瑟职务以后所引起的吵闹中发生的。他当时为了有限战争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毫无疑问，那激怒了在国会中拥护麦克阿瑟的人。但是奥马尔·布雷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亦为那个主张热烈地辩护。此外，在麦克阿瑟没有被召回之前，共和党对马歇尔的对立情绪早已露了端倪。1950年9月，20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宣布反对任命马歇尔为国防部长。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称他为杜鲁门的“爪牙走卒”。乔·马丁称他为“姑息派”，要对毛接管中国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马丁曾有效地领导过一些斗争，否决了为关岛及威克岛设防的立法。他当时曾说过，为那些地方设防可能会挑惹日本的军阀。。什么东西激发他们那样做·为什么他们要盯住一个曾被称为“现今最伟大的美国人”的杰出的军人不放·
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马歇尔是一个超乎政争的民族象征。在争夺权力的无情斗争中，任何一个无可挑剔的人对他们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他当时不站在他们那一边，有一天他就有可能站在反对他们的一边。既然如此，他们就需要先发制人，彻底地损害他的名誉，使他将来发表的任何意见，无人再会相信。这项工作的最后一阶段由麦卡锡来干了。1951年6月14日下午，他开始在参议院作他的最长最出名的演说，控诉马歇尔“阴谋之大，声名之狼藉，使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那样的事情都相形见绌”。
自由派共和党人则在努力对杜鲁门政府形成一个明智的、负责任的反对派。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宣称，她不愿意看到她的党靠“诽谤四骑士——恐惧、愚昧、偏执和污蔑”走向胜利。埃米特·约翰·休斯主张不要用“华盛顿的一团糟”这样的话，认为这样说“小气、自以为是、过甚其词”。休斯亦以为对民主党人的爱国精神表示怀疑是危险的。但到1952年年初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元老派已听不进这样的劝告。在那整整的一年中，共和党的辩论家甚至坚持要把对方称为“TheDemocraticParty民主党正式名称是TheDemocraticParty。——译者”，硬说在字面上是对的，虽然实际上的意义是一种轻蔑。
共和党右派发表的演说，把民主党人分为五类：罪犯、卖国贼、懦夫、老是陷入战争的无能之辈以及没有足够魄力来侵入中国加以征服的虚弱者。意见不同的政客一般是相互容忍的，但是这一种口头攻击造成的后果使两党陷入深刻的分裂。
共和党的立场受到一般人的欢迎。大多数美国人已开始不赞同杜鲁门来当总统，即使他在总统竞选时到处旅行也不能使他像以前那样获得他们的欢心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所不断抽查民意，他的第一届任期最不得民心在1946年，只有32%的选民拥护他。在1950年整整的一年中，那个数字徘徊在37%与46%之间。以后——在他任职的最后两年中——赞成他的人从来没有超过32%。有时则降低至23%，那就意味着每四个美国人中不到一个才支持他。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他有作为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吸引力。看起来他充其量是一个有胆量的光靠决心来克服自己的无能的人。他就是那样来估计自己的。1952年4月在他的第300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对记者说：“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的一切贡献给国家。有很多很多人——我想在这个国家有100万人——能够把这项工作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既然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就把它做好。我总是引用亚利桑那墓碑城的墓地里那一句墓志铭。它是这样写的：‘杰克·威廉斯长眠于此。他已拼了老命。’”
但是，对一个像他那样有信念的民主党人来说，共和党政府上台的前途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除了杜鲁门之外，谁能当民主党的候选人·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名字随处都可听到。他已报名参加所有的预选，他有一批为数甚大的追随者。杜鲁门不为所动。总统是一个操纵党组织的政客，并以此自豪，他不喜欢那些弄污了自己民主党人声誉的改革者。但是大多数其他有资格的候选人不是有这种就是有那种不利条件。艾尔本·巴克利已经72岁，太老了。佐治亚州的拉塞尔是自由派死对头。哈里曼从没有参加过公职竞选。1951年秋，杜鲁门觉得在所有有条件接他班的人中已经找到最好的一个人了。他邀请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前往基韦斯特的总统别墅，向后者建议辞去法官职位来当领导人。文森嗯嗯呃呃地支吾了一阵，表示最高法院不应作为到白宫的敲门砖，但最后同意回去与他的妻子商量一下。他的妻子更不喜欢这个主张，杜鲁门在他的文件中遗憾地记下那位首席法官“坚决谢绝”。接着，总统便转注目于伊利诺伊州。在1948年11月的大选中，那里的州长候选人创造了一次显著的个人胜利，以572067票这个史无前例的优势取胜。杜鲁门自己在伊利诺伊的优势不过是33612票。无疑，靠他自己一个人，他会丢掉该州的。他对一名总统助理戴维·劳埃德说，下次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前来华盛顿访问时别忘了通知他。
在同一个月里，一个共和党的州长，新罕布什尔的谢尔曼·亚当斯成为该州争取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委员会的主席。他立刻碰到一个问题。如果要把一位候选人的名字报上去参加即将举行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预选，按照法律他要提供证据，证明他的候选人是共和党的党员。亚当斯寄出一封查询信件给堪萨斯州艾森豪威尔的县城，下面的信就是该县文书穆尔的回信：
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先生从没有在本县参加过投票选举，预选法律是在1928年开始生效的，他从那时起从来没有投过票，自1927年1月14日以来，我一直是本县的文书，据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德怀特一直不在本市，至少他从没有参加过投票，否则我会知道，因为自预选或烙印法在1927年春通过，在1928年预选才生效以来，党员名册一向在此。
德怀特的父亲是一个共和党人，在他逝世之前总是投共和党的票，但是那对他的儿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许多人都不跟他们的父亲，这一点我感到遗憾，很多人都相信欠债，看有多少钱可以使用，这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会使这个国家陷于破产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