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美国一遇战争，便出现纷纷的历史百川汇于一的局面，这时全国各阶层无不将这个斗争看做一大整体，因为此中人人有份，人人身与其役，尽管也许是间接的。但事过境迁，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了。曾记否，当年有过这么一个星期：国务院同外国签订了一份互惠贸易协定，华尔街有几家企业合并，纽约大街上举行火灾水渍货大甩卖，派恩布拉夫市竞选美女，某青年主妇记得她这时铺上了一块名贵的东方地毯，世界棒球联赛吸引着全美五千万球迷。
对于研究美国总统动态的人来说，从战胜日本到爆发朝鲜战争这四年十个月零十日，实在是多事之秋。这段时间，华盛顿总是在闹着点什么事儿，而又总是脱不了哈里·杜鲁门的干系。如某次他偶访墨西哥，墨西哥总统陪他去参观活火山，哈里便说：“比起咱美国国内的，这算得了什么!”当然，除此以外，其间也还有许多重大的事。杜鲁门看问题的角度的确不同凡响。他是总统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谁不是只顾操心国家前途的呢!
这两次战争中的间隙，无疑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不错，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炮不响，轰炸机不飞，军舰下锚停泊，海军陆战队闲得在做俯卧撑运动。对那些出生于萧条时期、成长于烽火年代的人，这是一个过渡，一个喘息机会。这段安宁的日子里，一代醉心摇滚舞音乐的大学毕业生(此辈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跃而为美国各界的领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少妇的怀抱中了。“你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1961年猪湾危机时的一天早上，埃尔斯佩思·罗斯托跟她丈夫说，“你们二次大战的小军官，现在可轮到你们当权了!”
后来约翰逊时代，华盛顿流行一句打趣的话，把首都说成是“住满了有权有势的男人和他们年少无知时娶下的婆娘”。这话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说战后姻缘无非是此辈得意征途中一时的歧路失足，这也并不确切。对于那些青年复员军人和新嫁娘来说，40年代后期，何尝不是他们燕尔欢愉、山盟海誓的好岁月，心灵的宝鼎中正燃着香气袅绕的希望之烟呢!年轻，又不曾残废，已经是万幸了；结婚，就是把自己献给对方，就是互赠定情物，不胜缱绻之乐；它像是为青春热情所串连起来的绚丽多彩、万花缭乱的电影镜头，流行乐曲若断若续，声、色、香、味变化无穷；又像是厕身第五大街的双层公共汽车中，从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领后一瞥而过的窗外的广告画；它无非是买回塑料袋里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里的黄丸使之变为奶黄色；无非是自家调制涂墙的色粉，诸如此类的身边琐事；还有，两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烟，又是何等乐趣；而再过十年，这种乐趣就要大为失色了。
结婚这事，还意味着让同别的新夫妇玩猜谜游戏；意味着像《好心与宝冠》剧中的阿历克·基内斯一对那样轻篙泛舟；意味着等上六个月买战后第一批福特牌、雪佛兰牌汽车，选购好洗快干、挺刮漂亮的新式衬衣；意味着因她至今还把私房钱缝在大花裙里而笑谑一番；意味着她到医生那里检查后，你把她接出来在小饭馆吃中饭时她说真的有喜了，于是两人开怀庆祝起来；意味着触及她初孕的乳房而产生的神妙感；还有，周末躺在床上，你为她朗诵剧本《一个推销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诵小说《1984年》而悚然；在电影里看玛丽·马丁洗头发，议论奎格船长这个讨厌人物，或者听伊迪丝·皮亚夫和保罗·罗伯逊唱歌，用的是那个老式落地收音电唱机，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块褪色的墙遮着；星期日下午，拿着1948年的新产品、随拍随印的黑白波拉洛德相机彼此拍照；放那年夏天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产品33.3转的10英寸或12英寸的密纹唱片；然后下一年1月份又放胜利唱片公司新产品的45转密纹唱片，然后又突然渴望听听老式的78转唱片；婚后生活也意味着在“乡村”夜总会消磨几小时之后又到“尼克斯”和“埃迪·康登”两家厮混，或是沿着阒无人影的第52大街溜达(皮特里洛淘汰摇滚舞音乐，为查利·帕克和迪西·吉莱斯皮的尖声“进步的”爵士乐“博扑”开了道、奠定基础，就是在这里)。灯火阑珊时，你在杰米·赖安夜总会的酒吧外，俯首而立。
这时，社会上逐渐崇尚个性，讲究趣味起来。素不相识的男人在袜子上绣上花样；把钱叫做“木拉”，向过路的少女喊“合巴!合巴”；每星期一玩滚球，清晨3点钟给朋友打个歌唱电报，让那个送报人唱给他听，在新婚夫妇的弹簧褥上缚些小铜铃，然后在门外偷听，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腔调说：“我绝不要打仗，埃莉诺也绝不要打仗”；星期日穿上罗伯特·霍特牌套服，在收音机天线扎上一根狗尾草，在汽车的望后镜上吊着一双婴儿的鞋子，每星期六上午一定把汽车洗得干干净净，彼此见面打招呼时说“Longtimenosee”(“好久不见”)这样的中国式英语，结了婚的少妇头戴着卷发夹就去上市场，口里老是嚼着口香糖；她们会把全家带去看《吉普车上四女郎》和《硫黄岛战役》之类的电影，但绝对不看《维尔杜先生》，因为《行列》杂志揭露主角却利·卓别林是个赤党。
小家伙们现在已是十几岁了(teenage这个词最初出现在《纽约时报杂志》1945年1月7日那一期里)，越来越露头角。有些家庭不欢喜孩子们在外乱闯，还可以使他们循规蹈矩留在家里。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忆录《纪念品》一书中写道，人们还管她叫“‘那个杜鲁门的小女孩’——我像一般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对这种称谓很讨厌。”然而在白宫外面，这种“青年的力量”正在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往往不是吵闹过头，就是趣味低级，使老一代的美国人嘟嘟囔囔。至于再小一些的孩子，把盛橙子的木箱条板加上溜冰鞋的轮子制成踏板车，踏在上面溜着玩，乐此不倦。
这时流行歌曲比30年代多了十倍，全国自动选唱机已有50万部，给它的主人们每年赚2.5亿美元，不过都是镍币。这些歌曲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歌词也容易忘掉，但自动选唱机这种玩意却很受欢迎。青年人简直是崇拜这种机器。位于哈得孙河谷的一所名为斯卡巴勒的中学，有一班1947年的毕业班，就把一部自动选唱机作为礼物送给学校，家长和教师带笑在一旁看着。
正是在杜鲁门执政那些年，美国开始不可挽回地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1941年圣诞节，气候阴冷，丘吉尔到白宫做客，某日夜半，罗斯福灵机一动，想出了“联合国”这个名称。《时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那期里说，“联合国这个新词”已悄悄窜入世界词汇中了。在那一年前，按照《财富》杂志的调查，美国选民只有63%赞成美国加入国际组织。到1944年3月，赞成的就有68%。同年，在大学生中进行一次全面调查，赞成美国派出代表团常驻联合国的，比例为50∶1。萨姆纳·韦尔斯也赞成这样做，他写了一本颇有说服力的书，名为《抉择的时刻》，主张要组织一个世界政府。每月一书协会把它推荐出来，作为1944年8月的名著，共销售了近50万册。阿肯色州众议员富布赖特建议，支持“创立一个适当的国际机构，使之拥有适当权力，以确保和维持各国间的公正与持久和平……而美利坚合众国亦应参与这种机构”。这个议案以360∶20在众院通过。到了参院，这个议案亦得到两党一致支持。
费城、大西洋城、芝加哥市、旧金山市和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市都想和纽约市竞争，要把联合国设在自己市内，并免税提供地段以供它使用。只有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威治市汹汹然投了反对票，不欢迎这个新的世界组织到那里去，但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当地人反对威尔基，反对他写的那本《天下一家》，借此发泄一下怨气。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他的华德曼公园现在叫谢拉顿公园。仍然在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转弯的街角。现仍是一些著名议员的住宅区。寓所认真思考了几个月，终于改变看法，认为只有通过国际相互依存，这个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对他来说，这是个历史性的转变。战时他有一次在伦敦的地下室躲空袭，德国飞弹腾空而来，震撼大地，他对他的陪同人员说：“人类有了这样的武器，怎么还谈得上置身事外或保持孤立呢·”范登堡打破了党内孤立派的顽抗，他对鸦雀无声的参院发言说：“我一向公开表示，认为要依靠自己力量来保护美国的。我仍然相信，不管有无其他国家的合作，我们永远也不能再让我们国防力量下降到无能的程度。但我不相信今后有哪个国家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安全。我认为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和世界各国合作……我认为国际公法要具有它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限。我认为我们切身利益要求这样做。”
两党参议员全体起立，热烈向范登堡鼓掌。报章赞扬他的演说，认为“毫无疑问是篇伟大的演说”，是“参院八十年来最重要的演说”，是“用武力对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证不再出现慕尼黑的诺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在一片兴高采烈声中，世界的另一头打响的一炮，华盛顿却听而不闻。原来胡志明抑制着满腔怒火从巴黎回国，宣布越南独立，自己当总统，上山打游击。但国务院远东司对驻在当地的外交官员并无发出特别指示。叛乱者毕竟只是当地人，算不了什么，必要时几个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可以把它击溃。但估计亦无此必要，因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有法国外籍军团在，要是真有麻烦的话，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动镇压的。
这里有个词义问题，不易弄明确。但要理解战后世界政局，对这词义就必须有一定的了解。25年前，所谓“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联合国”，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甚至1950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提出那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计划时，从他的演说措辞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谓“世界”，还是局限于北美、西欧及其盟国和属国。那时还未有“第三世界”，或诸如此类的概念。你可能会感到惊异，但是1942年用“联合国”名义发表的元旦宣言只有26个国家签署：那就是美国、联合王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五个英国自治领；八个当时还受纳粹德国奴役的国家和九个南美共和国。总之，一个所谓参加联合的国家就是保证要打败希特勒的国家。1945年，非洲只有四个独立国：即英国势力仍很大的埃及、美国的奇怪傀儡利比亚、刚从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的埃塞俄比亚和过去到现在都是在白人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南非。到了战胜日本时，联合国的成员国增加到51个，那是多了一些刚解放的欧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还有分散在各洲的小国。但是联合国还是像个上等人的俱乐部，你在那里可以拍拍手叫声“仆欧”，侍役便会应声而来，听候吩咐。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充分权利，说一句“我是自主的，是白种人，又已年满21岁”也不会得罪其他会员，包括皮肤是黑色的会员。换句话说，周围的邻居还没有开始因为黑人增多而迁走。
在纽约市那个五光十色的曼哈顿岛，有不少繁华异常的区域，其中之一就是那豪华的东区第七十几条街。战后在这里举行宴会，通常是以鸡尾酒开始。当时最流行的是“海风”，是杜松子酒和柑橘汁的混合。你一边要酒，一边表明：第一，你从来不看电视的；第二，你认为克里斯琴·迪奥尔一定是发疯了。谈到第一点，你可能说的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但第二点，你是完全错了。克里斯琴·迪奥尔的神经至少和你一样正常。战争结束时他不过是个默默无闻、已到中年的巴黎服装设计师，但他很精明，估计到美国女人对巴黎时装还是盲目崇拜，而且恨不得早日撤消华盛顿那个令人讨厌的政府关于战时服装的第L-85号条例的规定，即她们的衣服折边不得超过二英寸，衬衫只能钉一个口袋，上衣袖口不能翻边，腰带宽度不能超过二英寸，外套不得缝上兜帽或围巾，裙部不得宽于72英寸。自从巴黎陷落以后，这五年来许许多多美国姑娘已经穿惯了没有口袋和没有打褶的衬衫，简朴的套服和短裙子了，不过最后一点使男人们可以一饱眼福。但迪奥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1945年底，这个出色的服装设计师设计出离地不到12英寸的宽阔的大裙，肩部不贴垫，乳罩则加垫(一般人称为“假奶”)，鞋和帽的设计，也使男人们倒抽一口凉气。如果女人们流行他的服式，她们就得花一笔钱，把所有衣服重新购置。举手之间，他就把每年营业额达30亿元的服装行业和那些专供妇女阅读的杂志争取过来，赞成他的设计。《哈泼斯市场》、《时髦》和《漂亮》等杂志简直是着了狂一样。有个作家欢呼：“你的胸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是圆圆的，你的腰部细细的，裙子这样宽大，意味着你有一双娇嫩的美腿。你这样才像是你呢!”它们在印刷精美的篇幅中大吹大擂，反对过去那些贫乏、简朴、单调的式样，提倡迪奥尔那种丰满、奢侈、多彩(当然也就是昂贵的)的“新式样”。
“新式样”，这已成了1946年时装界的战斗口号。对美国的丈夫们说来，除了再也看不见女人的裸腿而大失所望外，看来还有一个前景，就是要为老婆的新衣服付账：一件塔夫绸的下午服在阿肯色州只花17.95元，如果买巴黎制的原装货，要450元。对太太们来说，所牵涉的问题更加复杂。大多数人也觉得价钱太贵。许多人还认为，这样V形衣领、窄腰身，垂下来的肩膀、半长不短的裙，从紧扣着的裙腰上突然散开来的轻薄的蝉翼纱罩衫，实在是难看得很。不但如此，那些推销口号简直就把她们当做笨蛋。这些时装杂志中的文字本身就是狗屁不通：《时髦》傻笑着说：“在这一期里，稳重的人的优点丢了。”简直不成句子。如果她们买这种荒唐的新装，就无异于承认自己是个傻瓜，是弱者，是神经质的小笨蛋。这种人管家也靠不住，让她出门那就更危险了。
其实，妇女们又有她们的困难，她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社会还是受各种禁忌所束缚，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受自制所束缚。她们的妈妈从小就教她们处世接物总要谦谨温和，因此她们一气之下，也做了在当时时代条件的局限下能够做到的事。肯塔基州有676个职业妇女签名发表了一个反对新式样的宣言，特别攻击裙的长度，因为女孩子欢喜把腿部多露出来，不管缝纫机神通如何广大，也不能把短裙改放长。于是“刚过膝”俱乐部就在几个城市应运而生；达拉斯市有1300名“刚过膝”会员穿着刚过膝盖的短裙，在商业区游行，高举标语牌，反对跟着法国屁股后面走。迪奥尔在巴黎大声叫屈：“我的天哪，我做了什么错事呀·”——似乎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机于1946～1947年出现。有几百万码印花雪纺纱和花边堆积在曼哈顿区服装工业的仓库，等待着小石市、丹佛市和西雅图市的人们做出选择。顾客们也受到很大压力。姑娘们在人行道上碰上另一个姑娘时，彼此都拼命考虑究竟在服式上何去何从。有些人采取战后第三世界那种态度，搞些不完全是“新式样”的新式样，暂时把问题回避一下。比如说，英国还得处处紧缩，还在实行物资配给制。鞋跟不得高过二英寸，而贝露港路的聪明女服饰商却造出价廉美观的鞋面结实的平底高跟鞋。1946年间，美国的服装设计师又再搞裸露中腰的服装，还新设计一种无直带的横扣式的乳罩。快要到复活节时——那年是在1947年4月6日——双方的斗争还是胜负未分。不久，女人们似乎一下子就软化了。你可以说她们是软骨头，是笨蛋，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妇女，凡是有现款或可以挂账的，谁都不愿在复活节那个星期天里穿着古老的服装，怪里怪气。当她们鱼贯走进教堂通道时，她们也就向全国——也就是说向她们叫苦连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谓“上流社会”(hautmonde)的风尚这问题上，她们仍是惟外国之命是从。而“上流社会”这个词来源于法国，绝不是偶然的。
这场斗争过去后，女人们不但挂白旗投降了，还好像是没有斗争过似的。她们甚至穿着帆布鞋、木底鞋、软靴、尖跟“凉鞋”，戴上有面纱、羽毛、甚至鸟笼子装饰的土耳其式帽，到处走来走去。鞋匠搞这样光怪离奇的产品，倒还有道理，因为妇女们穿上那种长裙，腿部裸露有限，这样，小腿修长的妇女，就想用古里古怪的鞋、五颜六色的尼龙袜和各种各样的鞋带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那些帽子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不切实用的手套和奇形怪状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如果说这样搞有什么社会意义的话，那只能说是表现了女性的直觉，表现了女人有做不对的事、无聊的事、变换花样的事的权利。
在曼哈顿区的晚宴席上，客人们在浅斟细酌海风或马提尼鸡尾酒的时候就可能谈及下列话题：拉里·麦克费尔用300万元收买了扬基棒球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默里·巴特勒退休了；罗马教皇新封了四个美国人当红衣主教；丹佛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报告说，有36%的美国人预料25年内美国又会再打仗，另外有23%则预料50年内会再打仗，但只有20%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世界大战，这时谈兴就低沉了一些。这次民意测验是在1945年末进行的，那时美国公众还不知道美国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不稳到怎样程度。
在那些年头里，在东区第七十几街一带举行的宴会都是正规的，穿什么衣服也不能随便。男的要打黑领带，女的要穿晚礼服。客人们在铺着雪白台布的餐桌上找到自己的座位。主宾坐在男主人右边，男女交错着坐，旁边那个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规矩，你和左右两边的客人讲话应酬，都要一视同仁。最后喝完了酒，蜡烛将尽，男女才起座分开。男客都和男主人在一起喝白兰地酒，抽哈瓦那雪茄，女客们则到楼上去，做她们在这种场合下要做的事情去。一般她们总会有些时间谈谈有特殊兴趣的流行话题。比如说，耶鲁大学的儿科专家阿诺德·格塞尔那本《生命的头五年》，当时还很畅销，在化妆室里通常会引起议论。(还有两本书《长袍》和《心情的平静》更是畅销，但在这些女客面前谈及这两本书，那等于在社交上自杀。)那时女人们都爱把手袋、帽子和服装配套，还爱把黑绸制的美人斑贴在脸上，把本人的大型半身像印在花布新衣上。女人对科技革命非常注意，和农庄里的女人一样非常感激。合成纤维的出现，使她们生活改变了，无论在曼哈顿或在艾奥瓦州都是如此。仆人几乎已经绝迹，雇佣仆人的需要也同样消失了。战胜日本后不到一年，电器商店已出现了电力干衣机。而且在40年代后期，主妇们每年买进22.5万部自动洗碟机和75万部垃圾处理机。1947年，冰冻鲜橙汁也上市了。当然，有些新玩意儿是荒唐的。比如芝加哥一位年轻的工业设计师让·奥蒂斯·赖内克领了一种电气吉他的专利权，这种吉他可以把音调提高到耳鼓吃不消的程度。人们议论说：毕竟，我们是个自由国家呀，我们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是确有些人真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