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史密斯大发脾气，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罗斯福建议的无非是要为挨饿的穷人想点办法而已。
罗斯福竞选总统，总部设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331号一所不大引人注目的办公楼里。竞选运动进行得并不顺利。他自竞选州长大获全胜以来，在民主党内一直领先，但是到党代表大会快要开幕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优势。他最忠实的竞选助理人是61岁的路易斯·麦克亨利·豪，此人当过记者，貌不惊人，小个子。他在回答电话时爱说：“这里说话的是中世纪的土地神。”在纽约州外，许多政界人士都讨厌他。不过，在某些论客看来，罗斯福出来竞选总统，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恭维之处。右派的伯纳德·巴鲁克美国金融界和政界巨头(1876～1965年)。——译者说罗斯福“软弱无力”；泽西城的民主党头子弗兰克·黑格预言罗斯福在11月的大选中，“不可能获胜”；支持艾尔·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各报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胡佛。”
当时纵观民主共和两党的头面人物，能提出进步的、解决国家困难的建议的惟有罗斯福一人。但是自由派对他的攻击却比别人更凶。海伍德·布龙、埃尔默·戴维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都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说他“绝非有高超见解和过人毅力的人”。《民族》周刊的编辑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在5月11日给罗斯福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美国人向来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领袖出现，使美国制度维持下去的，可是你却使我们感到失望。”翻一翻民主党代表大会前各期的《民族》周刊，人们就会看到如下种种的反罗斯福论调：“让他当总统候选人，事情难望改善。”“他这个候选人没有引起什么真正的热情。”“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人民拥护罗斯福当领袖。”“软弱无力，准备妥协。”“在这样的时刻让罗斯福这样软弱的人继赫伯特·胡佛之后当总统，后果势必十分严重，因为人们误信他是一个开明人物。”《民族》周刊还学着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腔调，这样说：“胡佛用另外一个名字还是胡佛。”
按1932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规则，想得到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需要2/3的票数。史密斯很快就成为反罗斯福联盟的领袖，4月底，他跟罗斯福都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预选，而且击败了罗斯福，赢得了本州所有36个代表的支持，投票总数是3∶1。5月，约翰·南斯·加纳(他是众议院议长，报阀赫斯特支持的候选人，素有给人乱扣“赤党”帽子的作风)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获胜，得到6万张票，其次是罗斯福，史密斯居第三，票数比罗斯福略少。现在罗斯福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在全国党代表大会获胜，那就是跟各州民主党头子讲条件。6月底，民主党人集中在芝加哥(早两个星期共和党人在这里提名胡佛连任总统，有一个代表想提名柯立芝，被芝加哥警察赶出了会议厅)，豪在国会饭店第1502号套间开始为罗斯福拉票。他问前弗吉尼亚州州长哈里·伯德说：“你有什么要求·”伯德说他想当参议员。这位“中世纪土地神”追问：“这就是你的要价吗·”伯德说是的。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但是豪说：“好吧，我们让格拉斯或者斯旺森改任内阁阁员吧。”那时搞政治的人，就是这样打开天窗说亮话的。
在芝加哥体育场主席台那里，约翰·麦克法官正在准备发表一篇平淡无奇的演说，提出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事先已经通过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政纲，保证把联邦政府的支出削减25%，平衡预算，维护金本位制，采取自由经济政策，只有一项是中听的，这就是废除禁酒法。这时支持罗斯福的人甚至连一首竞选主题歌也还没有选定。《纽约人行道》这首歌，史密斯已抢先采用了；罗斯福家乡海德公园是一个小镇，并无人行道，本来也用不上这首歌。为了颂扬罗斯福先前在海军部助理部长任内的贡献，豪决定用《起锚》这首歌。当麦克法官走向主席台时，豪的女秘书忽然跑进房间对豪说，《起锚》这首歌绝对不能用，因为有一家香烟公司的广播节目已经用过了。她建议改用证券市场大崩溃那年米高梅公司影片《追赶长虹》里的一首歌。这位小姐在第1502号套间的卧室里跳着走着，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打着响指来凑拍子。豪没奈何，只得表示同意换主题歌，抓起话筒说了一句：“告诉他们演奏《幸福的日子又来到》!”这样就给他们那一代的民主党人定下了党歌。麦克法官讲完了话，游行开始，劣质的管风琴就奏出这样的一首歌的调子：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天空乌云尽扫了!
让我们重唱一首欢乐之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这首歌固然起了鼓舞作用，但这还不够。经过三次投票，党代表大会仍然僵持不决。有些支持罗斯福的代表动摇了。根据全州统一投票规则，在密西西比州的党核心会议里，罗斯福只要少一票，就要失去全州的党代表票数。帮罗斯福竞选的人们听了长岛的政界人物吉姆·法利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32～1940年)。——译者的话，对加纳说，如果他支持罗斯福，就让他当副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担心，如果支持罗斯福的人分为两派，就会选出一个主张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人为总统候选人。加纳听了赫斯特的劝告，同意跟罗斯福做这一笔交易。加纳从华盛顿打电话通知他的竞选经理人萨姆·雷伯恩，加利福尼亚州代表便转而支持罗斯福。挤满看台的史密斯派看见这种情况，可气坏了。这一派的代表不肯让全党一致支持罗斯福，跑到各处撕毁罗斯福的竞选标语。幽默评论家威尔·罗杰斯说：“哈哈!他们今天可是真正的民主党人了。他们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一会儿携手，一会儿翻脸；他们闹得四分五裂，只好休会大吉。这才合乎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啊!”别的评论家却没有那么客气。海伍德·布龙讽刺罗斯福说：“党代表大会翻来覆去，好像螺纹；罗斯福见缝就钻，好像螺丝。”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写道，民主党人选出的是他们党内最软弱无能的总统候选人。《旧金山纪事报》同意这种看法。胡佛总统第二天早晨跟朋友们踢重皮球锻炼身体，也认为门肯说得对。有人对胡佛说，用不着担心，美国人还是倾向保守的；另一个又说，罗斯福是一个毫无办法的拐子罗斯福因患过小儿麻痹症，两条腿坏了。——译者，选民不会选他当总统的。就这样，好些闲言碎语开始流传起来了。
罗斯福坐上三引擎的福特机从奥尔巴尼飞往芝加哥，因为天气恶劣，中途停了两次，航程长达九小时。在飞机上，他写好了接受提名的演讲稿。候选人接受提名，从来没有谁的行动这样迅速。但是罗斯福认为，当前是大萧条时期，人们必须采取史无前例的行动。他把腿部的支撑套扣好，站在代表们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民主党应该打破“不合理的传统”。他大声说：“我为你们和我自己在这里表示决心，要为美国人民举办新政。”有些代表认为，“新政”(NewDeal)这个名词，是把过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公道政治”(SquareDeal)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新自由”(NewFreedoms)这两个口号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不过记者们随后发现，罗斯福是喜欢随便借用别人的话的。他用的“被遗忘的人”这个词出自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教授1883年的一篇演说。1932那年，作家斯图尔特·蔡斯美国经济学，社会学家(1888～〓)。——译者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也恰好就是《新政》。一个词、一个主意、一种计划出自何处，罗斯福是不大管的。他的大政方针已见于他在奥格尔索普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说。他说：“如果我对美国人的心思没有猜错的话，美国人非但需要，而且要求进行大胆的坚持不懈的试验……最紧要的是要有所作为。”他已经开始邀请一些教授来提建议。《纽约时报》詹姆斯·基兰把这些教授叫做brainstrust(智囊团)，后来所有的人，包括罗斯福自己，都用了这个名词，不过去掉了S这个字母，叫做braintrust。
如果所谓天才就是极其善于利用各种人才、各种事物的人，那么，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确可算得是一个。约翰·根室把他比做“万向节、配电盘、变压器”，因为通过他，别人的聪明才智就能够得到发挥。过后不到一年，他就变成一个传奇人物了，可是在他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大家觉得他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50岁，宽肩膀，大个子，两条腿瘫痪了，可是胳臂很长，两只手又大又多毛，满是斑点；他华发稀疏，肚皮略大，两只蓝色的眼睛靠得很近，眼底下老是有些褐色的阴影，嘴边拖着两条长长的皱纹，像是一对括弧。毫无疑问，他所接受的是乡绅式的教养，指导他思想的是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的旧道德观念，这给了他不少精神力量。在美国政界人物中，也许只有他把经济问题看做道德问题。罗斯福的自信心是惊人的(有人说“上帝一定是给他进行过精神分析治疗了”这是说去了他的思想障碍，因此他毫无顾虑。——译者)，记忆力也是惊人的。他幼年时代在意大利只见过一回的街道和建筑物，长大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条船在苏格兰附近沉没，不知是由于被鱼雷击中还是触礁。罗斯福说可能是触礁，接着就滔滔不绝背出当地海岸涨潮的高度，礁石在水下多深的地方。他最拿手的一个表演(他是爱表演的)是叫客人在美国草图有符号标志，没有文字的地图。——译者上随便画一条线，他便顺序说出这条线上有那几个县。他热心改革，一见撒哈拉大沙漠，就想引水灌溉。在当时那个停滞不前、无所作为的世界上，他早已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人物了。布鲁塞尔的《明天报》上有人给他占星算命说：他有许多特点，其中包括理想主义太强烈，主张改革太急切，以及“眼光十分远大”。还说：1941年以后，他将有遭遇意外的危险。
罗斯福再三告诫美国人：“要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讲实际，不能走极端。”这种话，理论家们是听不进去的。哈罗得·拉斯基英国政治学家(1893～1950年)。——译者嘲笑他说：罗斯福是“想用一颗药丸来解救一场地震”。李普曼说他太软弱，面面俱到，太想讨好。欧内斯特·林德利报道说：美国人渴望有个救世主，不过罗斯福先生“无论看起来听起来都不像救世主”。约翰·杜威美国哲学家(1859～1952年)。——译者说：人们认为提名罗斯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害了自己”。劳工组织那时每况愈下，无论是哪一个总统候选人他们都不支持。
人们对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不抱幻想了。威尔·罗杰斯的结论是：“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对所有候选人都投反对票。”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因为有个名叫约翰·“羊腺”·布林克利博士的第三党竞选人而岌岌可危；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的地方检察官厄尔·沃伦在竞选连任时，有五六个莫名其妙的人出来跟他竞争。在民主党内，休伊·朗格是否支持罗斯福还有问题，此人乃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霸，到处随身带着手枪。罗斯福认为他是国内两个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另一个是麦克阿瑟将军)。
李普曼说：他看不出，罗斯福与胡佛之间“有什么根本原则上的分歧”，左派人士纷纷离开民主党。路易斯·芒福德表示：“如果我投票的话，我就投共产党的。只有共产主义才一心以拯救文明为己任。”芝加哥大学保罗·道格拉斯教授(他后来是民主党中有声望的人物)那时宣称：如果民主党毁灭了，倒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喜事”。约翰·张伯伦在当年9月里写道：谈到进步思想，“不是指望诺曼·托马斯美国社会党领袖(1884～1968年)。——译者，便只能指望威廉·福斯特，尽管这两人谁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支持托马斯的人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斯图尔特·蔡斯、埃尔默·戴维斯、梅里斯·厄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民族》周刊的主笔。维拉德仍然在唱那些左派老调，关于罗斯福，他这样写道：“罗斯福谈到了‘被遗忘的人’，但是这些人究竟被剥夺了什么权利，应该为他们想些什么办法，他并没有认真、明确地加以说明。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领袖才能，也没有迹象证明他能应付当前这个非常局面。”
这种说法未免过分，但是TRB《新共和》周刊的一个专栏作者的笔名。——译者在《新共和》周刊上写道：“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所采取的是骑墙政策。”《时代》周刊也说：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的形象，是一个精力充沛，心地善良，出身名门，但是缺乏大胆改革的信心的人。”这却没有看错。罗斯福只是在9月23日向旧金山联邦俱乐部作过一次真正有激进意味的演说，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的思想主要还是保守的，他主张维持金本位制，平衡预算，让企业界自由竞争。何况他还必须保持本党的团结。民主党左翼有一个休伊·朗格，右翼就有十个像史密斯和加纳那样的人。史密斯说：“我们应该不再谈什么‘被遗忘了的人’和阶级差别了。”加纳还让人捎话给罗斯福说，如果他“思想”太激进了，有人会“踢我们，踢得我们屁滚尿流”的。罗斯福并没有太激进。他的演说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好些话似乎只反映出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他在匹兹堡市所作的演说更是十分错误。他的智囊团新成员里有一位休·“铁裤汉”·约翰逊将军，是巴鲁克的朋友，又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后来还在墨西哥边境上跟乔治·巴顿是战友。他在儿时爱唱这样一支歌：“别人都是坏家伙，只有休·约翰逊很不错。”目前，他仍然抱着这种态度。依他看来，智囊团里别人都是坏家伙。罗斯福坐火车到各处竞选，智囊团不在身边时，他说服了罗斯福，怂恿他接受了在民主党竞选纲领里写下一条，把联邦预算削减25%。四年以后，罗斯福又听到了这种意见。
但是，就听众来说，罗斯福在关税和动力工业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还不如他的风度那么值得注意。他们看到的是一位仪表堂堂的好领袖：狮子般的头昂起来，目光炯炯，烟嘴朝天翘起，海军大氅披在宽大的肩膀上，何等潇洒大方。他的风度极其热情、亲切、尊严；他总是微笑着，开口就是“我的朋友们”。他的演讲虽然没有充分阐明政府的政策，可是话说得很精彩。报刊的编辑们读到罗斯福这样的话，“在我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免不了要嘀咕一声。可是参加投票的人民却觉得罗斯福显然是满怀诚意的，因而深受感动。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话清楚具体，比喻通俗。罗斯福关心人民，这一点人民是感觉到的。参加这次竞选运动，对他自己和美国人民都有教育作用。他在横越大平原西进的路上第一次看清楚美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到了怎样危急的地步。他对一位朋友说：“我细看了几千个美国人的脸孔……他们的神色都像迷路的孩子那样彷徨。”
胡佛总统这时回到了白宫，他觉得精神振作起来了。罗斯福的演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文摘》杂志的民意测验预言罗斯福将获胜，这可能帮了罗斯福一点忙；打赌的人认为胡佛会输，赌注为七比一，这也可能提高了罗斯福的声望。但是，最大的意外却来自缅因州。这个州当时还是照例在9月里举行选举，结果选出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和两位民主党众议员。自国内战争以来，这是共和党第一次在缅因州失手。1928年竞选总统，胡佛曾在40个州获胜，如今在缅因州竟败于民主党，这使他大惑不解。他告诉秘书说：“我们必须斗争到底。”他以前说过，竞选运动进行四个月以后，罗斯福一定会失去工商界的信任，而在他的心目中，工商界是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左右选举的结果的。有些企业，例如福特汽车公司，事实上已经通知所有职工说：“为防止时局恶化，争取情况好转，你们一定要选胡佛当总统。”但是工人们显然不听老板的话。除此以外，共和党里还发生了惊人的叛党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竟都跑到对方去了。
于是，胡佛穿上短筒皮鞋，戴上硬胶领，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了。他能活着回来，算是走运。他是有心使用卑劣手法的，他曾向一位阁员说：美国人“恨”共和党政府当局，所以要取得胜利，惟一办法是“吓唬他们，让他们担心罗斯福会做坏事”。他在得梅因市谈到自己的关税政策时说：“如果保护关税取消了，成百上千的城镇就会变成一片荒芜，几百万个农庄就要长满野草。”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嘲笑，还推着“胡佛车”四处游行，车上写着这样的标语：“不管胡佛说什么，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这不是瞎吹。”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对听众说，罗斯福说的都是些“胡说八道……错话……空话……假话……破坏别人名誉的话……蠢话……血口喷人的话”，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嘘声。他在克利夫兰市保证，凡是“好”公民，他都要让他有饭吃，可是听众却轰他。在圣保罗市，他提到退伍军人请愿发补偿金被赶走这件事，说：“谢天谢地，我们在华盛顿还有一个好政府，懂得怎么对付乱民。”可是听众怒吼起来。最糟糕的是在底特律市，这是个有25万人需要救济的地方。他一到车站，等着他的人就嘘嘘作声，不断怪叫。骑警挥着警棍驱散了人群，但是在胡佛的轿车驶过时，沿途几万人挥着拳头，高呼“绞死胡佛!”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胡佛是杀害退伍军人的凶手!胡佛把几十亿元白白送给银行家，还开枪打死退伍军人!”后来有个特工人员告诉一位记者说：“从特迪·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特迪(Teddy)是西奥多(Theodore)的昵称。——译者时代起，我就跟随历任总统到处旅行，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嘘总统的，这样成群结队上街来对总统作蔑视的手势的。这太难看了。”在群众示威时，特工处长斯特林望了一下胡佛，只见他面无人色，几乎说不出话来。他那列火车在情景凄惨的地区开过时，人们把鸡蛋和番茄向火车扔去。胡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打电话请教前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
柯立芝回话说他嗓子不舒服，而且，“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他感觉为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那设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市的银行也要倒闭了。最后，他同意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去作一次演说。共和党人以为柯立芝是有号召力的，花园一定会挤满人。但是不然，有2/3以上的座位空着。气急败坏的招待员们跑到街上苦劝过路行人进去听听惟一活着的卸任总统柯立芝演说。会场里共和党的忠实党徒向他热烈地鼓掌两分钟。他拿出手表，暗示这样一鼓，不免浪费了340元的广播费，于是掌声停了下来。有人喊道：“卡尔的作风就是这样的嘛!”卡尔是对柯立芝的亲密称呼，他的全名是卡尔文·柯立芝。——译者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度，听众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种听众了。他说：“共和党认为，应该促进工商业。工商业有了收益，普通人民的福利也就跟着上去了。”他等人鼓掌，可是没有反应。他接着说，“我以前当总统的时候——”人们忽然哄然大笑。他晃晃脑袋，迷惑不解。以前演说的时候，可从来没有人这样嘲笑过他啊。他结结巴巴地把稿子念完，一回到家，就说自己已经“油干灯烬”了。15个星期以后，他真的死了。
这时执政党确实是在垂死挣扎，不择手段了。农业部长大骂罗斯福，说他是“典型的骗子宣传家”。海军部长预言，如果罗斯福当选，将有1亿人的身家性命难保。胡佛叫嚷说：“同胞们!我国今后100年往哪里走，关键在于是恪守美国传统，还是乱搞什么新花样。”胡佛的胸膛挺不起来了，眼睛周围的皱纹更深了，嘴角的线条更粗了。他在最后一次的广播里预先警告选民们，不要相信“那些乔装打扮，什么都说得到做得到的神仙”。威廉·艾伦·怀特指出，胡佛的声音“乏透了”，胡佛的讲话是“空虚、绝望的哀鸣”。
拿胡佛这副模样和罗斯福一比，真是有天渊之别。罗斯福在广播里对听众说：“你们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你们都对我挺好。”“因为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拧成一股绳，把我们从大萧条的泥坑里吊出来。”他豁达宽宏，自信必胜，从来竞选总统的人没有谁像他那样把握十足的。大选那晚，他身穿深蓝色背心，挂着大学生联谊会会员章，闪闪发光，坐在纽约市比尔的摩饭店的民主党总部里，收听民主党不断传来的捷报，直到凌晨零点17分，胡佛承认失败。罗斯福在48州中赢得了42州的选票，只有康涅狄格、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这几个州除外，共得472张选举人票；胡佛这个“被抛弃了的总统”(《时代》周刊这样挖苦他)，只得到59张。自林肯以212票对21票击败麦克莱伦以来，两党竞选史上还没有人得过这样大的胜利。不过也有人注意到，诺曼·托马斯得到的公民票数也从上次的267240张增加到728860张。为了庆祝胜利，路易斯·豪打开一瓶珍藏20年的雪利酒请大家喝。当晚有三个婴孩在布鲁克林区的贝思·艾尔医院呱呱坠地，都借用了罗斯福的名字，叫做富兰克林·德拉诺·梅布兰，富兰克林·德拉诺·芬克尔斯坦，富兰克林·德拉诺·拉金。
罗斯福回到了他市内的住宅东65街49号，他的母亲拥抱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可是罗斯福却好像有点失去了竞选时的信心。上楼之后，他儿子(25岁)把他扶上床，低头吻他，祝他晚安。罗斯福抬头对儿子说：“吉米，你知道我这辈子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失火。可是今天晚上，我好像为了一件别的事担起心来了。”年轻的儿子问他：“爸爸，你担心什么呢·”罗斯福答道：“我担心我干不了总统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他在床上倚枕而坐，看看全国各报的社论，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连《芝加哥论坛报》也说：罗斯福的“个性和主张都是人民所喜欢的。他们觉得他有善意，有诚心”。罗斯福是有这些品质的，但是别人不能以为这是弱点，可以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罗斯福的眼光不敏锐，看不出人家心里暗地在想什么，他是搞不到总统这个职位的。那天早上，他正好需要这种眼光。胡佛发来贺电，他必须回电。起先，他在来电背面批了几个字，说他准备在今后几个月里“与你合作”。但是他停了下来，把这句话勾掉，改写为：“我将尽力达到你我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对国家要有所贡献。”当时，新总统虽选上了，可是要到下一年3月4日才能就职，胡佛有四个月的过渡时期。罗斯福预感到胡佛是想把他缠住，使他摆不脱下台政府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他猜对了。
12月5日，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市已经陷于破产，卫生局没有经费，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饥民议论纷纷，想要采取暴力行动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市的60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先把军队派来吧。”
有钱人沉不住气了。各公司招工部门人员态度越来越粗暴无礼，银行出纳员们神经紧张，民选的市长县长动不动就出动警察，警察动不动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动嘴不动手的，现在也随身带枪了。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的私雇警卫慌慌张张，开枪打死了四个矿工。纽约市禁止苹果贩子在人行道上摆摊子。新任市长约翰·奥布赖恩还对市民夸口说：“你们的新市长是条硬汉子，赤党队伍休想侵入纽约市。”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联邦广场的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妇女尖声喊叫，男子头破血流。”俄克拉何马市的警察用催泪弹驱散开会的人。有人占据了西雅图市的市政大楼，警察就用救火水龙把他们赶走。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谈到“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说：“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只是要面包。”可是在有产阶级看来，要实行共产主义和要面包有什么区别，无须研究。罗伯特·舍伍德写得对：“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发几阵不祥的闪光，让人们看见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况。”既然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许多城市里的商人们生怕铁路切断，电话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组织起自卫委员会来。不少人囤积蜡烛和罐头食品。好莱坞有个导演随身带着一身旧衣服，准备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装“挤进人群去”。纽约市各大饭店发现，那些平时一到冷天就来市内租房过冬的阔气客人，现在都在乡村别墅里躲着了。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
此辈并非神经过敏。从各种事实来看，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尔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耶鲁评论》、《斯克里布纳》杂志、《哈泼斯》月刊、《美国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好些文章，对叛乱是否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诺曼·托马斯后来谈到“由普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个期间的情况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没听到过那么多公开挖苦民主政体和美国制度的话。”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这是当时人们意见很分歧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可是继黑衣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等组织。据说有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作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就动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对国会作证说，纽约某债券掮客出价1.8万元，想收买他为右派工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为了培养出一批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的人而准备牺牲立宪政体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有。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企图收买巴特勒将军的那个债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这是影射罗斯福，他两腿瘫痪。——译者1932年，纽约州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写信给当选总统罗斯福说：“不论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和共和党其他党员都准备给你。”艾尔·史密斯认为，应该把宪法收起来，“束之高阁”，直至危机过去为止。《浮华世界》周刊(这个杂志有几个副主编，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日后的卢斯夫人)竟发出这样的呼声：“任命一个独裁者吧!”沃尔特·李普曼要求削减国会权力，让总统全权处理国家大事。他说：“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爽性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
《纽约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维治村格林维治村在纽约市下曼哈顿区，是艺术家文学家聚居之处。——译者的酒会上对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男人说：“哦，这很简单嘛，只要我们小组把发电厂和电台夺过来就行了。”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是城里可能发生暴动。据说陆军部长赫尔利正把他手里为数有限的部队集结在大城市附近地区。但是造反的人总是叫当局防不胜防，暴动偏偏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认为农民是美国人当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党占优势的艾奥瓦州(胡佛总统的家乡)，晒得黑黝黝的本地农民就首先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他们终于用武力来反抗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脱牛奶，农民卖给分销商只得两分钱，可是分销商在苏城却卖八分啊!
在64岁的艾奥瓦州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们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才能通过。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号公路于是得了个新名，叫做邦克山20号公路。邦克山是美国波士顿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独立战争时美军在这里打败英军。——译者有个戴着一角钱一顶的草帽的老头子眼望着《哈泼斯》月刊编辑玛丽·希顿·沃尔斯，这样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说，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也不见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顿人民抗议英国征收重税，把东印度公司进口的342箱茶叶倒进海里，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奏。——译者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声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译者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
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
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在惠蒂尔学院三年级读书，主修历史，同时在自己家里开的商店里卖新鲜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赶到洛杉矶公共市场去跟菜农讲价钱买进蔬菜。他家里有饭吃(当时美国还有八千万人既不挨饿也不靠救济过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并无怨言。但是，他是大学生，这个身份又跟别人不同；因为当时18～22岁的青年，上大学的不到1/8，上过中学的也只有一半。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规教育仍然限于在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里读书，这样的小学在全国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们能回到1932年去，便会发现典型的中产阶级多半住在城市里；郊外住宅区已经开始形成，但只占18%的人口。那时，一个人带着家小舒舒服服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还是可能的。如果一个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区参观，他首先会发现街道上有好些东西不同于今日：“停车”的交通标志是黄的，邮箱是绿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旧。原来从1929年起，没有几所房子经过粉刷，有些房子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楼就没有完成，34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梁一直仰对着天空。
70年代的各种用具、轻巧装置和物质享受，多数还很少见。那时还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气调节装置和自动洗碟机；没有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没有保温玻璃窗、尼龙丝袜、易洗易干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没有自动咖啡锅、配干电池的电动剃刀；没有过滤嘴香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没有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口述录音机、静电印刷复制机；没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体声收音机、黏性胶带；没有家用电冰箱、盒式录音机、彩色的或瞬间印出的胶卷；没有玻璃纤维钓竿、垃圾处理装置、磁带录音机；没有扫雪机、电动手术刀；没有家用吹发暖风筒，没有电动罐头刀，没有公共场所的音乐播送装置。尽管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在《哈泼斯》杂志上曾预言过：“不久我们大概就会有简便廉价的机械装置(目前正在不断改进中)，把广播中心台发射的电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机旁边的小银幕上了。”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机，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中产阶级居然也度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整个30年代。简直像拓荒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