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面求，臣下奏请，慈禧太后觉得再做作不但无味，而且可能弄巧成拙，因为居然有人以为“亲政关系綦重，请饬廷臣会议”，仿佛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大权授受，要由臣下来决定似地。这在慈禧太后认为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
于是又有一篇煌煌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发交内阁，颁行天下，说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以期妥善。既然王公大臣一再恳求，又“何敢固执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决定在皇帝亲政后，再训政三年。至于醇亲王曾有附片，在亲政期前交卸掌管神机营印钥差使，现在既已允许训政，醇王亦当以国事为重，略小节而顾大局，照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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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上谕，让恭王想起辛酉政变以后，两宫垂帘，他被封为议政王的诏旨，又是一笔你捧我、我抬你，彼此互利的交易，所不同者，交易的一方，由哥哥换作弟弟。二十五年前尘如梦，恭王揽镜自顾，须眉斑白，瘦骨嶙峋，自觉当年的英气，再也找不出来了。
相形之下，反不如八十岁的宝鋆，精神矍铄，恭王叹口气说：“我真羡慕你！”
“此山望着那山高。”宝鋆答道：“还有人羡慕你呐！而且此人是你想不到的。”
“谁啊！”
“七爷。”
恭王不作声。提起醇王，他总有种惘惘不甘之情，不管从那方面看，而且任凭他如何虚心自问，也找不出醇王有那件事胜过自己的？照旁观的冷眼，荣枯大不相同，都在羡慕醇王，而醇王羡慕自己的又是什么？
“七爷最近的身子不好，气喘、虚弱，每天还非上朝不可。从海军大兵轮伺候到三海的画舫，红是红极了，忙是忙极了，苦也苦极了！”说罢，宝鋆哈哈大笑。
“他是闲不住的人。”恭王意味深长地说：“经过这一两年的折腾，他大概知道了，闲即是福。”
“所以说，他要羡慕你。”宝鋆忽然问道：“六爷，你可曾听说，皇后已经定下了？”
“谁啊？”
“你想呢！”宝鋆又点了一句：“亲上加亲。”
“莫非是桂祥的女儿？”恭王问道：“是第几个？”
“自然是二格格。”
“对了！”恭王想起来，桂祥的大女儿跟小女儿，都由慈禧太后指婚，分别许配“老五太爷”绵愉的长孙辅国公载泽与孚王的嗣子贝勒载澍，自然是他的第二个女儿，才有入居中宫的资格。
“我记不起来了。”恭王问道：“长得怎么样？”
“长得不怎么样！不过听说是个脚色。这一来，皇上……。”
宝鋆回头看了一下，将话咽了回去。
“唉！”恭王摇头不语，想起穆宗的往事，恻然不欢。
“方家园快成凤凰窝了！”宝鋆又说，“亏得本朝家法好，如果是在前明，父子两国丈，还有亲王、贝勒、公爵之女婿，这门‘皇亲’的气焰还得了。”
“咱们大清的气数，现在都看方家园的风水了！”
“这话说得妙！”宝鋆抚掌称赏：“真是隽语。”
“算了吧！但愿我是瞎说。”
谈到这里，心情久如槁木的恭王，突然激动了，他说慈禧太后始而不准他在五十万寿时，随班祝嘏；继而又不准他随扈东陵，连代为求情的醇、惇两王都碰了钉子，看起来对他是深恶而痛绝之，好象认为连年遭受的外侮，都是他误国的罪过。持这种看法的，大有其人，亦不能说不对，但是太肤浅了。
“她为什么这样子不念亲亲之谊？说起来并不是她的本心，她是不得已而出此。”恭王问宝鋆：“你我在一起多年，你总应该有点与众不同的看法吧？”
这句话将宝鋆问住了，想了好半天答道：“我想是期许过深的缘故。”
“不是，不是！你莫非看到了不肯说？”恭王冷笑着说：“如果她心中还有惮忌之人，此人非别，就是区区。你懂了吧？
她为什么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一下宝鋆自然懂了。慈禧太后不是吝与予恭王以任何恩典，她虽跟恭王不和，到底饮水思源，要想到当年保全孤儿寡妇是谁的功劳？至今大公主的恩宠不替，就可以想见她跟恭王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私怨。而所以一再贬斥恭王，丝毫不假以词色，诚然如他所说，只是为了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因此，说穿了是慈禧太后有意装作深恶而痛绝之的态度，不让恭王有见她的机会。见她原不打紧，就怕一见了面，恭王有所诤谏，就很难处置了。宝鋆记得很清楚，有好几次，慈禧太后示意动工兴修离宫别苑，恭王只是大声答应，不接下文。不但土木之事，力加裁抑，在礼法上恭王尤其不肯让步。宝鋆印象最深的是，当穆宗亲政以后，慈禧太后曾经想在乾清宫召见群臣，宣示垂帘听政以来，平洪杨、剿捻子，使宗社危而复安的种种艰辛，恭王对此不表异议，只反对在乾清宫召见，因为乾清宫是天子正衙，皇太后不宜临御。
如今呢？慈禧太后不但大兴土木，修三海之不足，还要重兴清漪园，不但移驻太上皇颐养之处的宁寿宫，而且经常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这一切，在恭王当政之日，是不会有的事。
这样想到头来，宝鋆忍不住大声说道：“七爷平时侃侃而谈，总说别人不行，谁知他自己比旁人更不行。”
“这就是我说的，‘看人挑担不吃力。’如今老七知道吃力了，想找个人帮他，然而有人不许。我看，这副担子，越来越重，非把他压垮了不可！”
“唉！”宝鋆双手一摊，“爱莫能助。”
“话虽如此，你我也不可抱着看热闹的心，那怕了解他的苦衷，说一两句知甘苦的话，对他也是安慰。”
“六爷！”宝鋆真的感动了，“你的度量实在了不起。我不如你！有时候想起来不服气，还要说一两句风凉话。从今以后，倒真要跟你学一学才好。”
“也不光是对人！”恭王慨然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关切国事的心，却是不可少的。”
因为如此，宝鋆对朝政便常常在有意无意间要打听一下。他的故旧门生很多，交游亦仍然很广，平时来谒见的人，总以为他退归林下，是不得已的事，为了避免刺激，都有意避谈朝局。现在他自己热心于此，别人当然不须再有顾忌，因而朝中的举措与内幕，在宝鋆不断能够听到。
除了兴修三海和万寿山的消息以外，朝中当前的要政，便是理财，说得更明白些，是如何增加户部与内务府的收入。而在这方面，慈禧太后有她的一套主张，与善于理财闻名的阎敬铭的看法，格格不入，君臣之间，常有龃龉。
慈禧太后最热心的一件事是恢复制钱。京中原用大钱，恢复“一文钱”的制钱，便须办铜鼓铸。为此曾特地召见户部尚书翁同龢，面谕该筹三百万银子，采办洋铜。翁同龢自然面有难色，慈禧太后便又表示，预备将宫中数年节省下来的“交进银”发交户部，作为“铜本”，以示率先提倡。
这一来翁同龢只有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出宫就去看阎敬铭谈钱法。阎敬铭大不以为然，简单扼要地指出，行使制钱，必先收回大钱。私铸的大钱，分量极轻，尽以输入官府，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苦了小民？同时京师钱铺，以“四大恒”为支柱，维持市面，功不可没。收大钱、行制钱，造成动乱，“四大恒”恐怕支持不住，那时市面大乱，将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话是一针见血之论，然而醇王亦是打着如意算盘，满心以为三百万银子的洋铜，可以铸成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转手之间，凭空赚了三百万银子，修园就不须再动用海军经费，岂不大妙？
阎敬铭执持不可，说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发出去，钱多银少，必致钱贱银贵，用制钱的是升斗小民，用银子的是达官贵人，结果苦了小民，乐了贵人，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话说得太率直，醇王大起反感，认为制钱的使用，有各种方法，决不致引起市面混乱。
接着又提到王安石的变法，法并不乱，只是无谓的阻力太大，以致不能畅行其法，引经据典，论古证今，虽不能自圆其说，但要驳他却很困难。
反复研究，最后终于有了成议，筹款照筹，洋铜照购，购到以后，在天津、上海两地用机器鼓铸，铸成存库，三年以后，察看情形，再定行使之法。
这是个不彻底的办法，明明是敷衍公事。照此办法，不仅不能在制钱上生利，而且先要垫本三百万，三年以后，方有收回之望，这是什么算盘。
慈禧太后因此大为不悦，召见醇王，说他为户部堂官蒙蔽。同时又谈到不办洋铜，而整顿云南的铜矿。这个消息一传，有人替系狱的唐炯高兴，认为他的生路来了。
唐炯是因为中法战争中，在云南擅自退兵，被逮到京，定了斩监候的罪名。转眼冬至将至，如果“勾决”在内，便活得不多几日了。
唐炯系狱已经两年，去年不在勾决的名单之内，得以不死，但亦未蒙特赦，所以看样子这一年是逃不过的了。他本人倒还泰然，这年夏天在狱中，写了一部自己的年谱，一切后事亦早有交代。不过他的家族亲友，当然还要尽营救的全力，尤其是整顿钱法的诏旨一下，有了一线生路。因为唐炯在四川服官多年，久有干练的名声，以后为他的同乡前辈丁宝桢重用，整理川盐，颇著成效。再则，他又当过云南的藩司与巡抚，如果能用他去经理铜矿的开采与运输，可以说是人地相宜。而且云南采铜所下的本钱，一向是由四川盐税项下拨给，凡是这种“协款”，出钱的省分，总是万分不愿，想出种种理由来拖延短解，而如唐炯在云南，四川就很难耍什么花样去“赖债”了。
所苦的是贵州在朝中没有什么煊赫的大员，这番可为唐炯出死入生的建议，很难上达天听。他的故旧至好，只有另走门路，先是托阎敬铭，而阎敬铭慈眷在衰落之中，自觉建言碰个钉子，反使别人难以说话，所以指点转恳醇王。谁知醇王也怕碰钉子。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都曾为唐炯乞过恩，请弃瑕录用，结果这些奏折或附片都留中不发，可以想见慈禧太后对此人如何深恶痛绝！越来越小心谨慎的醇王，当然不肯插手管这个闲事，因为当初主张重惩唐炯、徐延旭的，就是醇王。
冬至将到，勾决期近，唐炯的同乡亲友，都已在替他备办后事，而他的家人还不死心。
唐炯的两个儿子唐我墉、唐我圻都在京里，每天钻头觅缝，想保住老父一条性命，却是到处碰壁，最后碰出一条路子来了。唐我圻经高人指点，备办了一份重礼，特地去拜访立山，磕头求援。
“不敢当，不敢当！”立山跪下还礼，扶起唐我圻说：“尊大人的罪名是判得重了些。
现在我可以替你托一个人去试试看。不过话说在前面，所托之人肯不肯管，以及管了以后，有何结果？都不敢说。万一不成，你不要怪我。”
“是，是！立大人这样帮忙，我们父子已经感激不荆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如果立大人尽了力，依旧无济于事，那就是再也不能挽回的了。家父果真不测，他老人家在泉台之下，亦是记着大恩的。”说着，流下泪来，又趴在地上，重重磕了两个响头，然后起身取出一个红封套，双手奉上。
立山不等他开口，便连连摇手：“此刻不必，此刻不必。”他说，“事情成功了，少不得跟老兄要个两三千银子，各处开销开销。事情不成，分文不敢领。”
唐我圻自是执意要送，而立山执意不收，最后表示，如果唐我圻一定要这样，他就不敢管这件事了。听得这话，唐我圻才不敢勉强。立山送客出门，约定两天以后听回音。
第三天所得到的回音是，所托的人，已经肯管了，但有何效验，不得而知。
到了勾决前一天，亦竟无恩旨。那就只有等到行刑那一天，看看能不能发生刀下留人的奇迹？倘或唐家祖宗有德，这年免死，就算多活两年。因为明年皇帝亲政，事同登极，可望大赦天下，停勾一年。如果后年大婚，则再停勾一年，便起码有三年可活了。
这天是十一月十六，天不亮就有人赶到刑部大狱去跟唐炯诀别。他虽是斩监候的重犯，却住的是刑部“火房”，自己出钱，整修得颇为清洁，左图右史，瓶花吐艳，身入其中，谈得久了会使人忘记是在狱中。然而这两间“精舍”能不能再住，已无法猜测。唐炯两年住下来，一几一榻都生了感情，所以不但对泪眼婆娑的客人，无以为怀，就是屋中一切，亦无不摩挲留连，不忍遽别。
到了天亮，提牢厅的司官来了。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虽跟唐炯不和，刑部的司官对他却很客气，一则是他原来的督抚身分，再则是逢年过节的红包，三则是两年“作客”，日久生情。因此，并未为他上绑，让他身穿大毛皮褂，头戴没有顶子的暖帽，坐上他家所预备的蓝呢后档车，直驶菜市口。
这天菜市口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因为自从杀过肃顺及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后，菜市口有二十多年没有杀过红顶子的大员了。前两年李鸿章、盛宣怀想卖招商局时，因为是马建忠出面跟旗昌洋行办的交涉，所以被指为“汉奸”，盛传将朝服斩于市，亦曾轰动九城，将菜市口挤得满坑满谷。结果大家扑了一场空，马建忠根本就没有被逮。而这天大概要杀唐炯，事决不假，并且要杀的大官不止唐炯一个，还有一个同案的赵沃，大家都要看看这个说尽了已经病故的广西巡抚徐延旭坏话的三品道员，跟戏台上言大而夸的马谡，可有些相象？
赵沃的待遇就远不如唐炯了，脖子上挂着“大如意头锁”，在北半截胡同的席棚下席地而坐，唐炯是坐在官厅一角。正面高坐堂皇的是军机大臣许庚身。他的本缺是刑部右侍郎，勾决行刑之日，照例由这位刑部堂官与刑科给事中监斩，此时正在等候京畿道御史赍来勾决的黄册，便好下令开刀。
将近正午时分，宣武门内来了一匹快马，却不是赍本的京畿道御史，而是个军机章京。
只见他直到官厅下马，疾趋上前，向许庚身请了个安，站起来说：“张中堂关照我来送信，唐某有恩旨。”
张中堂是指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张之万，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跟他亦算有葭莩之亲，所以于公于私，他都不能不派个人来送信。
“恩旨！喔，”许庚身问：“缓勾还是发往军台效力？”
官犯临刑而有恩旨的，不出这两途，谁知两者都不是，“是发往云南交岑制军差遣。”
那章京又说，“赵沃占了便宜，连带沾光，发往军台效力。”
“这……，”许庚身点点头说：“意外而非意外。你回去跟张中堂说，我知道了。”
接着许庚身便请司官过来商议，因为如何处置是一大难题。
因为向来秋决那云，所有在斩监候的人犯，一律绑到法场，静等京畿道御史赍到勾决的黄册，再定生死。不死的人，亦要在场，这就是俗语所说的“陪斩”。
陪斩以后的发落，不外乎两种，若是缓勾，依旧送监收押。倘有恩旨减罪，必是由死刑改为充军，那就是兵部武库司的事，直接由菜市口送交兵部点收发配。现在既非缓勾，亦非充军，该当如何处理？秋审处的坐办，云南司的郎中等等该管的司官，都拿不出办法。
“有律按律，无律循例。我想两百年来，类似情形，亦不见得独一无二，尤其是雍正、乾隆两朝，天威不测，常有格外的恩典。”许庚身向秋审处的坐办说：“薛大人律例精熟，一定知道。他住得也近，老兄辛苦一趟，登门求教吧！”
这是命他去向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请示。薛允升住在菜市口以北，教场口以西，称为老墙根的地方。秋审处坐办叩门入内，道明来意。薛允升始而诧异，继而摇头，淡淡地说了一句：“倒记不起有这样的例子。”
“那么，照大人看，应该怎么办才合适？”
“那就很难说了。”薛允升答道：“你们瞧着办吧！”
秋审处的坐办很不高兴，便又钉上一句：“现在人在菜市口，不知道该往那里送？”
“那要问右堂才是。”
“就是许大人叫司官来请示的。”
“你跟我请示，我又跟谁请示？”薛允升沉下脸来，接着将茶碗一举。
这是逐客的表示，廊上的听差，随即高喊一声：“送客！”
秋审处坐办碰了个大钉子，极其气恼，然而还得尽司官的礼节，起身请安告辞。薛允升送到滴水檐前，哈一哈腰就头也不回地往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