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醇王府是下午三点钟。虽说暮秋昼短，离天黑也还有两个钟头，醇王特地亲自带路，陪李鸿章一览楼台林木之胜。
这一座醇王府，已不是当年八旗女词人西林太清春，与贝子奕绘吟咏酬唱之地的太平湖醇王府了。旧邸为当今皇帝诞育之地，自然而然地成为所谓“龙潜于渊”的“潜郾，不宜再祝因此，醇王在光绪初年，物色到了一所巨宅，地址在伞子胡同，本来是乾隆朝权臣和珅的一个亲戚所有。一旦“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六亲同运，这家人家也就很快地败落下来。废宅荒园，地方太大，没有人敢买，因为买下来也修不起。
这对醇王来说正合适，他要的就是地方大，买下基址，只花了三千五百银子，但重新营建，却花了房价的十倍都不止。
兴工了两三年，直到光绪八年春天才落成题名“适园”。
适园的正厅，宏敞非凡，“颐寿堂”三字，出于恭王的手笔。其中供奉一方匾额：“宣赞七德”，是先帝穆宗的御笔，特地由太平湖府邸中，移奉于此。
颐寿堂两翼是两座洋楼，就称为“东楼”、“西楼”，西楼北窗之下，修竹万竿，绕以一弯流水，水边建一座亭子，叫做“修禊亭”。
沿着这一弯流水，曲折而东，是一带假山。山上有“问源亭”，山下有“风月双清楼”。绕过假山，一方极大的平地，多植长松，有一座茅檐的厅，题名“抚松草堂”。西面隔着一道小溪，渡过板桥，是一片梅林，中间隐着五楹精舍，名为“寒香馆”。
“寒香馆”后面有一条曲径，粉墙掩映，红楼一角，想来是内眷的住处。到得尽头，向东一转，有一道垂花门，推门进去，别有天地，是仿照西湖“三潭印月”构筑的一座水榭，九曲阑干，四面可通。进门之处悬一块醇王亲笔的横额，大书“退庵”二字，其实是醇王延见亲密僚属的一座“签押房”。
在退庵歇脚进茶。然后又回到寒香馆，再往西走，有一座“罨画轩”，轩西便是适园尽处，花绮石癯，别有幽趣，茅亭有一块匾，就题作“小幽趣处”。
此外还有题名“绚春”、“沁秋”、“梯云”、“揽霞”的楼台之胜，李鸿章腰肢虽健，到底也是花甲老翁了，只能匆匆而过，或者遥遥一望而已。
游罢全园，醇王在他的书斋“陶庐”设宴款待。这不是简慢，而是体恤，因为在正厅安席，则亲王仪制所关，少不得衣冠揖让，岂不是让客人受罪？书斋设座，只算便酌。陪客亦仅一位，是惠亲王奕绵的小儿子贝子奕谟。园中匾额，大半出自他的手笔，他是醇王最亲近的一个堂兄弟，特地邀了他来作陪，便有不拿李鸿章当外人的意思在内。
主客三人，围着一张大理石面的红木圆桌，成鼎峙之势，无上下之分，谈的自然是闲话，然而也不免月旦人物。醇王提到左宗棠，在惋惜中表示失望，李鸿章则是以直报怨，谈左宗棠如何与曾国藩结怨，又如何与他的至亲郭嵩焘结怨。左宗棠为了要争广东的地盘，不惜力攻广东巡抚郭嵩焘，保他的部将蒋益澧接任的始末。
“原来是这段恩怨！”醇王是如梦初醒似的神态，“我听人说，是湘阴文庙出了灵芝起的误会。原来不是！”
“怎么？”奕谟问道，“出灵芝是好事，怎么起了误会？”
“我怕说不完全了。”醇王说道，“少荃总知道这段公案？”
“是同治三年的事……。”
同治三年，湘阴文庙，忽然发现五色灵芝一本，轰动远近。不久郭嵩焘拜命受任为广东巡抚，喜讯一到，郭嵩焘的胞弟崐焘，作家书致贺，说：“文庙产芝，殆吾家之祥。”这本是一时的戏言，谁知正以平洪杨之功封了一等恪靖伯的左宗棠，听得这话，大为不悦。
他说：“湘阴果然有祥瑞，亦是因为我封爵之故。跟他郭家有何相干？”他不但这样发牢骚，还特为以一千两银子作润笔，请湖南的名士周寿昌写了一篇《瑞芝颂》，称述左宗棠的功绩。
“对了！我听到的就是如此。”醇王说道，“我当面问过左季高，他笑而不答，大有默认之意。”
“左季高常有英雄欺人的举动。不便明言而已。”李鸿章下了一个断语：“左郭交恶，其曲在左，是天下的公论。”
“为来为去为争饷！”酒量极宏的奕谟，陶然引杯，“究不如向此中讨生活为妙。”
“心泉贝子是福人，美禄琳琅，文酒自娱。这份清福，实在令人羡慕。”李鸿章转脸向醇王说道：“鸿章若是象左季高的性情，只怕十七省的督抚都得罪完了。”
“这话怎么说？”
“还不是为了饷！这瞒不过王爷，光绪元年户部奏定，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各二百万。其实呢，每年收不到四十万。明明奉旨派定的关税、厘金，各省偏要截留。咳！”李鸿章摇摇头不愿再说下去了。
提到这一层，醇王勾起无穷心事，要办海军，要加旗饷，要还洋债，还要兴修供太后颐养的御苑，处处都要大把的银子花出去。再过两年皇帝大婚，又得筹集百万银子办喜事，那里来？
他的性情比较率直诚朴，好胜心强而才具不免短绌，所以一想到这些棘手的事，立刻就会忧形于色，把杯闲话的兴致也就减低了不少。
“少荃！”醇王想沉着而沉着不下来，原来预备饭后从容细商的正事，不能不提前来谈：“万事莫如筹饷急！如今兴办海军，那怕就先办北洋一支，也得一笔巨款。以后分年陆续增添，经费愈支愈多，这理财方面，如果没有一个长治久安之策，可是件不得了事！”
“王爷见得是，鸿章也是这么想。理财之道，无非节流开源，阎丹初综核名实，力杜浮滥，节流这一层倒是付托有人了。至于开源之道，鸿章七月初二的那个折子上，说得很清楚了，想来王爷总还记得！”
醇王当能记得。这一个多月以来，所有关于海军方面的筹划，就拿李鸿章的奏议作为根据，醇王念念在兹，对原折几乎都背得出来了。
“你说，‘开源之道，当效西法，开煤铁、创铁路、兴商政。矿铁固多美富，铁路实有远利；但招商集股，官又无可助资；若以轻息借洋款为之，虽各国所恒有，为群情所骇诧。
若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这倒不要紧，只要有益于国，上头没有不许的。不过远水救不了近火，开矿、造铁路，收利总在十年八年之后，眼前如何得能筹个几百万银子？”
这一问，在李鸿章“正中下怀”，他想了一下，徐徐答道：“王爷总还记得原折上有印钞票一议。西洋各国，钞票不但通行本国，他国亦有兑换行市，我们大清国又何尝不可印？
如果由户部仿洋法精印钞票，每年以一百万为度，分年发交海防各省通用，最要紧的是出入如一，凡完粮纳税，都准照成数搭收，不折不扣，与现银无异。等到信用一立，四海通行，其利不可胜言！”
“这……，”醇王将信将疑地说，“这不就是历朝发宝钞的法子？这个法子，我跟好些人谈过，解说从来不曾成功过。”
“是的，历朝发宝钞，都没有成功过。然而，北方票号、南方钱庄的银票，又何以行得开？京师‘四恒’的票子，通都大邑，一律通行，其中的道理，就在我们的银票是实在的，发一千两银票，就有一千两现银子摆在那里。好比赌局中，先拿钱买筹码一样，筹码值多少就是多少，谁也不会疑心赌完了拿筹码换不到钱。发钞票，如果也有现银子摆在那里，信用自然就好了。”
“少荃！”奕谟笑道，“你这一说，我倒想起一个典故，好比王介甫想化洞庭湖为良田一样。”
李鸿章一愣，细想一想，才想起奕谟所说的典故，其实是刘贡父的故事。
这是宋人笔记中数数得见的故事，奕谟也误记了。原来记载：王安石爱谈为国家生利之事，有小人附和谄媚，说梁山泊八百里，决水成田，可生大利。王安石一听这个建议，大为高兴，但转念想想，又不无疑问，决水何地可容？其时东方朔一流人物的刘贡父，正在客座，回答王安石的话说：“在梁山泊旁边，另凿八百里大的一片水泊，可容已决之水。”王安石大笑，不再谈这个建议了。
奕谟引此典故的意思是说：既有现银子在那里，又何必再发钞票？李鸿章当然明白，欣赏地答道：“心泉贝子问得好！银行发钞票，自然不是别凿八百里泊以容梁山泊之水。发一万两银子的钞票，不必一万两银子的准备，其中尽有腾挪的余地。然而这又不是滥发钞票，是一个钱化作两个钱的用途，又是无息借债，于民无损，于国有益，最好不过的一把算盘。”
“少荃，”醇王很用心地，“你再说说！其中的道理，我还想不透彻。”
“王爷请想，发一两银子的钞票，收进一两现银，这一两现银，可以用来兑成英镑，跟外国订船购炮之用，岂不是一个钱变作两个钱用？这多出来的一个钱，等于是跟百姓借的，钞票就象借据一样，不过不必付利息。而百姓呢，拿这张钞票又可以完粮纳税，又可以买柴买米，一两银子还是一两银子，分文不短，岂不是于民无损，于国有益？”
“啊！这个法子好！”醇王大为兴奋，“如今借洋债很费周章，又要担保，又要付利息，倘或发一千万两的钞票，兑进一千万现银子，就是白白借到了一笔巨数，那太妙了。”
“是！”李鸿章说，“不过这一千万两银子，倘或浮支滥用，挥霍一尽，那就是欠下了一大笔债。若是拿来开矿造铁路，作生利的资本，赚出钱来，再添作资本，这样利上滚利，不消二三十年工夫，我大清国也就可以跟西洋各国一样富强了！”
醇王听得满心欢喜，决定好好来谈一谈这一套理财妙计。李鸿章原就有一份说帖，是总税务司赫德所拟，而且跟英国汇丰银行的总经理克米隆已经长谈过好几次，妙计都在锦囊中，这天说动醇王不过是第一步而已。
“少荃，”醇王最后作了一个结论：“我想邀军机跟总署诸同仁，来一次会议，所谈的就是三件大事：海军、铁路、银行。你看如何？”
“悉听王爷裁夺。”李鸿章说，“不过外商叫银行，咱们还是叫官银号好了。免得名称雷同，混淆不清。”
这是为了消除卫道之士的疑忌，有意不用洋人的名称，醇王会意，连声道“是”。接下来又问：“你这几天总要先拜客，军机跟总署也得预备预备。说不定上头还要召见一次。我看会议的日期，倒不必太迫促。二十八好不好？”
“是！二十八。”李鸿章说，“会议是王爷主持，自然听王爷定日子。”
等回到贤良寺，李鸿章不入卧室，径自来到幕府聚会办事的厅房，批阅文电。一面看，一面就作了裁决，幕府依照他的意旨，分头拟稿发出。最后才看明天开始拜客的单子，长长一张红笺，不下百人之多，李鸿章一见皱眉，提起笔来，大涂大抹，删减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