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这趟进京，多带银子多带人。多带银子是为了从军机到六部小京官，略略扯得上寅、年、乡、世谊的，都要致送红包，多带人是估计到待决的大事甚多，临时必有好些奏折文牍要办。
一进京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陛见。照定制，进了崇文门先驰往宫门请安。他穿的自是行装，但一路八抬大轿，缓缓而来，并无半点风尘之色，簇新的宝蓝贡缎长袍，外罩御赐的黄马褂，头上双眼花翎的貂檐暖帽，衬着他那清癯的身材，红润的气色和白多黑少的须眉，望之真如神仙中人。
疆臣入觐，未曾见驾以前，照例不会客亦不拜客，所以宫门请了安，随即回贤良寺行辕，早早歇息。半夜里起身，扎束停当，进宫不过卯正时分。醇王已经派了人在东华门守候，招呼到内务府朝房，开了醇王专用的一间房子，请他休息。
刚坐定下来，只听门外有人问道：“李中堂的请安折子递了没有？”
一听是醇王的声音，李鸿章急忙起身往外迎。苏拉掀开门帘，遇个正着，李鸿章便当门请了个安，醇王还以长揖，跨进门来，拉着他的手寒暄。
“你气色很好哇！”醇王侧着脸端详，“精神倒象比去年还健旺些。”
“托王爷的福！王爷也比去年丰腴得多了。”
“唉！”醇王叹口气，“去年下半年的日子，那是人过的？不死也剥层皮！”他又说道：“上头一直在盼望你，昨儿还问起。如今中法的交涉，总算了结了，往后任重道远，还得好好儿振刷一番。你这趟来，怕要多住些日子。”
“是！鸿章打算着半个月的工夫，跟王爷办事，要请王爷教诲。”
“别客气！咱们彼此商量着办。少荃，你总得要帮我的忙才好。”
“王爷言重！只要绵力所及，鸿章无不如命。”
醇王点点头，踌躇着欲言又止，最后吃力地说了句：“我的处境很难。我们慢慢儿再谈吧！”
李鸿章心里有数，醇王有些话，不便在这时候说，于是便谈些不相干的事。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御前侍卫来传懿旨：“皇太后召见。”
于是李鸿章随着御前侍卫进了养心门。这天由领侍卫内大臣“六额驸”景寿带班，领入养心殿东暖阁。朝阳满室，和煦如春，慈禧太后穿一件洋红缎子的旗袍，上罩玄缎小坎肩，两把儿头上簪一朵硕大无朋的绢花，丰容盛鬋，望去如三十许人，李鸿章觉得她比去年五旬万寿时所见，更显得后生了。
这也不过一瞥间事。数步行去，已近拜垫，下跪去冠，碰头请过圣安，慈禧太后照例有一番行程如何，稼穑丰歉，民生疾苦，以及起居是否安适之类的问答。当然，这番君臣之间的“寒暄”，因人因时因地而繁简不同。象丁宝桢远在西蜀，数年难得入觐，一旦见了面自然温言慰问，絮絮不休，李鸿章只不过十个月未见，而且京畿的情形，慈禧太后经常在打听，就不必说那么多的闲话了。
“这次找你来有好些大事要商量。”慈禧太后在谈入正题以前，先表白心愿，“皇帝快成年了，我的责任也可以卸一卸了。我时常在想，二十多年的辛苦，总要落点儿什么才好！
你们做官的，讲去思、讲遗爱，我也就是这个意思，撤帘以后，能有人常常念着，记住我的好处。这二十多年辛苦，才算不白吃了！”
“皇太后的用心，天高地厚！”李鸿章突然激动了，“臣今年已过六十，去日无多，半生戎马，从没有一天安闲的日子，如果定要求皇太后、皇上赐臣一个闲差使养老，想来皇太后、皇上念臣微劳，也会全臣一个体面。然而臣从不敢起这个念头，就因为皇太后亲自操劳，圣心睿虑，全在国富民强四个字，臣稍有人心，岂敢有此偷闲的想法？外面骂臣的很多，臣不敢说是付之一笑，只觉得与其为此生闲气，不如仰体圣心，多办些事，才是报答深恩之道。”
“原是如此！你的功劳不比别人，我是知道的。”慈禧太后又说：“长毛、捻子平了二十年了，现在一班后辈，那知道咱们君臣当年苦苦撑持的难处？昧着良心，信口胡说，实在可恨！前两年的言路太嚣张了，连王公大臣都不放在他们眼里，这还成什么体统，还讲什么纪纲？真非好好儿整顿不可！”
李鸿章明白，这是指的惩罚梁鼎芬一事，便碰个头说：“皇太后保全善类，臣唯有格外出力，勉图报称。”
“凡是实心出力的人，有我在就不必怕！”慈禧太后略停一下又说：“归政之前，我有几件大事要办，全靠醇亲王跟你帮着我，才能成功。”
“是！臣不敢不尽心。”
“第一件当然是大办海军。”慈禧太后问道：“各省的奏折，你想来都看过了？”
“是！醇亲王都抄给臣看过了。各省对设置海军的规模，应大应小，见仁见智，互有出入，只是应该设立专责衙门，特简亲藩，综揽全局这一层，大家的看法，并无不同。”李鸿章接下来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臣以为今日之事，第一要平息浮议，而要平息浮议，又非先归一事权不可。自古为政在人，上有皇太后、皇上的主持，下有沿海七省疆臣承旨办事，只要中间枢纽得人，那就如臂使指，通盘灵活了。”
这是保举醇王，综持全局。但醇王以近支亲贵而兼帝父之尊，或者耻于为人举荐。李鸿章做了几十年的官，什么人的阅历都比不上他深，揣摩入微，所以不肯冒昧。
慈禧太后当然听得出他的言外之意，却先不谈人而谈事，“张之洞的折子，前两天才到。”她问，“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臣看到了……”
原奏的抄件，是他在通州途次接到的。张之洞的奏折，向来是唯恐言无不尽，动辄数千言。这个奏折，自然更不会例外，“分条胪举”，共有分地、购船、计费、筹款、定银、养船、修船、练将、船厂、炮台、枪械十一大款，如立山所透露的，主张练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四支海军，而统辖于总理衙门。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在李鸿章看，纯为言大而夸的书生论兵。
不过，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大借洋债，接济各处军火，任事甚勇，是帘眷正隆的时候，李鸿章怕惹慈禧太后起反感，不敢批评得苛刻，只就计费、筹款两端来驳他。
“张之洞仰荷皇太后特达之知，出任封疆，他的才气是好的，锐意进取，颇能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期许。所惜者，境遇太顺，看事不免太轻易。就以计费、筹款两项来说，光是造船，每军四百万两，四军共需一千六百万两，如今库藏未裕，开口就是一千六百万，未免说得太容易了。”
提到钱，慈禧太后不由得叹口气：“中法开战，各省军需报销了三千多万，欠下许多洋债，怎么得了？”
“正就是为此。”李鸿章紧接着说，“且不论洋债要还本付息，就拿办海军来说，如果造船要一千六百多万银子，筑炮台、造械弹、设学堂，以及海军官兵伕役的粮饷供应，又该多少？照张之洞的筹款章程，拿五年洋药进口的关税、厘金之半来造船，还有一半如何抵得住各项开支。近年国家岁收，以洋药关税为大宗，指定这个税款作收入的，不知道有多少？
别的不说，光是左宗棠、张之洞借的洋债，就多拿洋药关税作担保，只怕要动用这笔款子，洋人先就不肯答应。”
“说得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张之洞办事，向来喜欢规模大，有点儿顾前不顾后。”
“借洋债决非谋国的善策。”李鸿章趁机说道：“总要自己开源才好。臣这一次进京，带了好几个条陈来，这会儿也没法子细奏。”
“我也听醇亲王说了，你的用心都是好的，只要能想法子多加收入，有钱来办正事，我无有不赞成的。”慈禧太后略停一下，拉回话题：“海军是无论如何要办的，不过总得有个先后次序，北洋是先有了规模的。我看先办一支，慢慢来扩充。
你的意思怎么样？”
“皇太后圣明。”李鸿章答说，“这才是可大可久之道。”
“练兵不光是费钱，还得要人。你素来肯留心人才，有能在海军效力的，尽管往里保。”慈禧太后又问一句：“你看，有好将材没有？”
李鸿章心想，慈禧太后此时物色人才，当然是预备大用，海军既打算请醇王主持，自己就不便有所保荐，但慈禧太后这样追着问，其势又不容闪避。念头多转一转，觉得有个两全的办法，保荐醇王的夹袋中人。
醇王在治兵方面最赞赏的人物，本来是荣禄，但其间一度发生误会，交谊几致不终。近年来醇王亦颇想修好，而荣禄不知如何，宁愿韬光养晦，其中或许有什么特殊的曲折，李鸿章不敢冒昧举荐。不得已而求其次，他想到了一个人。
“御前侍卫善庆，早年曾归臣节制，当时剿西捻的时候，善庆的马队，颇为得力。与刘铭传相处得亦很好。”李鸿章说，“臣素知其人，忠勇诚实，是好将材。”
“醇亲王也跟我提过，善庆是能带兵，会办事的。”慈禧太后又说：“左宗棠生前保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你看怎么样？”
“曾纪泽与臣是世交。明敏通达，是洋务好人才。不过，他不曾带过兵，臣亦不曾听他谈过军务。这一次电召回国，如何用其所长？出自圣裁，臣不敢妄议。”
话虽如此，不认为曾纪泽如左宗棠所奏的，能当海防重任的意思，已很明显。慈禧太后点点头，不置可否，将话题转到左宗棠身上。
“左宗棠可惜！朝廷原想用他的威望，坐镇南边，不想竟故在任上。”慈禧太后叹口气说：“他多年辛苦，我总想找个安闲的地方让他养老。在京里闲住，本来也很好，又那知道他的脾气倔，跟大家合不来。去年军机面奏，说派他到福建最好。我想，福建是他极熟的地方，也算人地相宜，就答应了，特为又将杨昌濬派了去，原意是叫他不用事事操心。不想他竟不能体会朝廷的苦心，年老多病，又是立了大功的，竟不能好好过几年舒服日子，说起来倒象是朝廷对不起他！”
“皇太后、皇王深仁厚泽，这样体恤老臣，左宗棠泉下有知，也一定感激涕零。不过左宗棠平生以诸葛亮自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今积劳病故任上，与疆场阵亡无异，在他亦可说是求仁得仁，死而无憾。”李鸿章要占自己的身分，便又说道：“臣与左宗棠平日在公事上的意见，不尽相合，然而臣知左宗棠报国之诚，谋国之忠，与臣无异。回想当年在曾国藩那里共事的光景，如在眼前，如今左宗棠已经去世，臣年逾六十，精力日衰，只怕犬马之劳，也效力不到几年了。”
“你不比他！精神健旺得很。”慈禧太后用乐观的语气劝慰，“朝廷着实还要靠你呢！”
“臣亦自知没有几年了，不敢一日偷闲，总想在有生之年替朝廷跟百姓多做点事。”
“只要你做，朝廷一定保全你。不过年纪大了，你也要节劳才好。”
李鸿章此来，有满腹经纶，想要倾吐，本来打算先征得醇王的同意，取得军机及总署诸大臣的支持，有了成议，再奏请裁可，颁旨施行。现在听得慈禧太后一再勉励，便改了主意，觉得此时把握机会，说动了慈禧太后，便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协商之际，方便不少，岂非是办事的一条捷径？
打定主意，再无迟疑，首先将阻碍最多的造铁路一事提了出来，“皇太后明见万里。臣这几年锐意兴利，颇遭人忌，若非慈恩保全，臣纵有三头六臂，亦必一事无成。”他一转接入本题：“就拿造铁路这件事来说，光绪六年刘铭传入觐，上奏请造铁路，他是看到铁路一开，东西南北，呼吸相通，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兵之用。这些话，实在是真知灼见。上年对法用兵，王师备多力分，腹地招募之勇，一时派不到边省御敌，迁延日久，自误戎机。加以军需转输不便，岂有不败之理？如果当时照刘铭传所奏，先造‘南路’，一由清江浦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都到京师，那时候调兵遣将，指挥如意，决不容法军如此猖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大办海军，固为抵御外患的海防根本，造铁路于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有九大利，真该急起直追！”
提到这件事，慈禧太后便记起言路上纷纷谏阻的奏议，皱着眉说：“都说开铁路破风水，这件事可得好好核计。”
这个答复，使得李鸿章有些气沮，但话既说出口，不能不争，“沧海桑田，那有千年不变的陵谷？西洋各国当年讲求各种新政，往往亦有教民反对，全在秉持毅力，不折不挠，才能克底于成。臣记得左宗棠亦曾上奏，赞成仿造铁路，说外国‘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穷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征。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这是阅历有得的话，实在透彻不过。”说到这里，他想起一个绝好的例子：“同治元年，臣由曾国藩保荐，蒙皇太后天恩，授为江苏巡抚，当时由安庆带淮勇九千，坐英国轮船到上海。臣记得是三月初由安庆下船，第四天就到了上海。如果没有轮船，间关千里，就不知道那一天才到得了？再如上年跟外国开仗，福建、云贵与京师相距万里，军报朝发夕至，边省将帅，得以禀承懿旨，迅赴事机。倘或未办电报，个把月不通消息，臣真不敢想象，今日之下会成怎么样一个局面？”
这番话说得慈禧太后悚然动容，“京官不明白外事的居多。铁路能办起来最好！”她作了一个概括的指示：“一切你都跟醇亲王仔细商量，只要于国有利，于民无害，不论怎么样都要办！”
奏对到此，时间已经不少，而且话也说到头了。于是景寿便做个手势，示意李鸿章跪安退下。
回到内务府朝房，正好醇王叫起，门前相遇，无暇深谈，醇王只说得一句：“咱们晚上细细儿地谈！”便随着御前侍卫，匆匆往北而去。
李鸿章便不再在朝房里坐了。为了自尊首辅的身分，他也不到军机处。军机处虽有礼王世铎在，李鸿章并不把这位王爷看在眼里，径自传轿出宫。
出宫却不回贤良寺，先去拜客。第一个拜的是惇王，他如今承继了当年大家叫惠亲王绵愉“老五太爷”的这个尊称，年纪大了，也想得开了，不似从前动辄脸红脖子粗地跟人抬杠。他的赋性向来简易坦率，这天轻车简从逛西山去了。李鸿章扑个空，反倒得其所哉，因为他实在有点畏惮这位“老五太爷”的口没遮拦，毫无忌讳，有时问出一句话来，令人啼笑皆非。
接下来便是拜谒恭王。李鸿章在轿中想起往事，感慨丛生，恻恻然为恭王难过。一年多以来，连遭拂逆，去年为了随班祝嘏，碰那么大一个钉子，已经难堪，今年又有丧明之痛，而且载澂之死，流言甚多，说他生的是杨梅恶疮，遍体溃烂，不可救药。还有一说，恭王久已弃绝这个长子，载澂病危之时，有人劝恭王去看他一次，以全父子之情。恭王听劝而去，一进屋子，望到病榻，入眼是一件绣满了花的黑绸长衫，当时掉头就走，从牙缝里挤出来两个字：“该死！”
他是六月初病故的。宗人府奏报入宫，慈禧太后倒掉了些眼泪，在所有的侄子之中，她最喜爱载澂，不仅因为他聪明英俊，而且也因为穆宗的缘故。十年的岁月，冲淡了爱子夭逝的悲痛，她只记得二十年前，他们“小哥儿俩”赛如一母所出的兄弟那样地亲爱。就因为这份又惆怅、又有味的记忆，使得她隐隐然视载澂如己所出，饰终之典，极其优隆，追加郡王衔、谥“果敏”。又因为恭王对长子深恶痛绝，怕他身后草草，特派内务府大臣巴克坦布替载澂经纪丧事，照郡王的仪制治丧，一切费用都由内务府开支。
这在李鸿章看，是件耐人寻味的事，是不是慈禧太后对恭王怀着疚歉，借此表示弥补？
而恭王又是不是领这份“盛情”？都难说得很。
就这样一路想着，不知不觉到了鉴园。招帖上门，护卫先到轿前请安声明：“王爷病了两天了，这会儿刚服了药睡下。是不是能见中堂，还不知道。中堂先请里面坐，我马上去回。”
“病了？不要紧吧？”
“是中了点儿暑。”
“那，我更得瞧瞧。”李鸿章说：“你跟王爷去回，请王爷不必起床，更不用换衣服，我到上房见好了。”
不一会，护卫传话：“王爷说：彼此至好，恭敬不如从命。
请中堂换了便衣，到上房里坐。”
于是李鸿章就在鉴园大厅上换上“福色”套一件玄色贡缎宁绸衬绒袍的马褂，由护卫领着上楼。恭王在楼梯口相迎，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行大礼。
李鸿章认为礼不可废，不是衣冠堂参，已觉简慢，何能不行大礼？主人谦让再三，却无奈客人的道理大。于是随行的跟班铺上红毡条，李鸿章下跪磕头。既然如此，恭王亦就照礼而行。亲王的仪制尊贵，跟唐朝宰相的“礼绝百僚”一样，所以他是站着受了李鸿章的头。
等他起身，恭王才尽主人的道理，坚持着让李鸿章坐在炕床上首。大理石面的炕几上，摆上四干四湿八个高脚果盘，另有一个长身玉立，辫子垂到腰际的丫头，献上金托盖碗茶，然后就捧着水烟袋，侍立在旁，预备装烟。
“一年不见，你倒发福了！”恭王摸着他的瘦削的下巴说。
“托王爷的福。”李鸿章欠身答道：“世子不幸，实在可惜，只有请王爷看开一点儿。”
“我早就看开了！”恭王摇摇头，“我惭愧得很。”
这是自道教子无方，李鸿章不知如何回答？就这微一僵持之际，善伺人意的那名青衣侍儿，将水烟袋伸了过来：“中堂请抽烟！”
等他“呼噜噜”吸完一袋水烟，恭王换了个话题：“见过上头了？”
“是！从宫里出来，先去见五王爷，说逛西山去了，跟着就来给王爷请安。”
“跟老七碰过面了？”
“就一早在朝房里匆匆谈了几句。”李鸿章照实而陈：“七王爷约我晚上详谈。”
“也亏你！我早说过，‘见人挑担不吃力’，他早就尝到滋味了。这副担子非你帮他挑不可。少荃，”恭王停了一下，拉长了声调说：“任重道远啊！”
“王爷明鉴！”李鸿章略带些惶恐的神态，“朝局如此，鸿章实在有苦难言，如今要办的几件事，也还是秉承王爷当年平定的大计而行。只是同样一件事，此刻办比从前办，要吃力得多。王爷现在虽不问事，王爷的卓识，鸿章是最佩服的，总要请王爷常常教诲！”
“你太谦虚了。我如今要避嫌疑，不便多说话，而且也隔阂了，没有话好说。”恭王忽生感慨，“清流一时俱尽，放言高论的人少了，能够放手办事，亦未始不佳。”
李鸿章一时不明他的用意何在，不敢附和，只答应一声：“是！”
“幼樵怎么样？常通信吧？”
提起张佩纶，是李鸿章一大心事。马江一役，张佩纶未获重谴，是因为军机上投鼠忌器，怕一论战败的责任，牵涉太广，难以收拾，但不办张佩纶又不能平天下之愤。因此，孙毓汶定计，借唐炯、徐延旭一案，一并收拾清流。唐、徐二人以丧师辱国之罪，定的斩监候的罪名，在罪名未定之先，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先后上疏救唐炯，都碰了钉子。罪名既定之后，追论举荐之非，荐唐炯的有张之洞、陈宝琚张佩纶，而结果不一样，张之洞因为在广东“颇著勤劳，从宽察议”。
其次是陈宝琛，因为他“力举唐、徐，贻误非轻”，落得个革职的处分。再下来就是张佩纶，加上马江一役，“调度乖方，弃师潜逃”的罪过，从重戍边。这就是所谓“侯官革职，丰润充军”。
张佩纶是这年四月里起解的，名为“充军”，其实是在张家口闭门读书。李鸿章不但常有接济，而且常有书信往来，谈论军国大计。但此时对恭王不必说实话，只这样回答：“偶尔通问而已！”
“幼樵可惜！”恭王微喟着说：“张香涛杂，陈伯潜庸，吴清卿轻，清流当中，论才气还是幼樵。”
李鸿章觉得恭王对张之洞、陈宝琚吴大澂所下的一字之评，十分贴切，而对张佩纶有怜才之意，更感欣慰。恭王罢黜，张佩纶不能脱干系，原以为他会记仇，不想反倒惋惜张佩纶的遭遇！既然如此，不妨稍说几句实话。
“王爷的知人之明，实在佩服。如今预备大办海军，原是幼樵的创议，鸿章忝为大臣，有为国家育才举贤之责，当初有个私底下的打算，如果海军办起来，保荐幼樵经纪其事，成效一定卓然可观。经此磋跌，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李鸿章的实话只说了一半。他对张佩纶的期望，不仅在于办海军，而是打算以衣钵相传，接管北洋。北洋的局面扯得甚大，他认为他“老师”曾国藩的话：“办大事以寻替手为第一！”实在是至理名言。自己位极人臣，将逾六十，在北洋也没有几年了，一旦交出了关防，论公，承先启后；论私，遮掩弥缝，都非得预先安排一个人在那里不可。
这个人很不容易物色，资格不够、才具不行、见解不同、关系不深，都难与其眩看来看去只有张佩纶最好，才具、见解、关系，样样合适，最难得的是翰苑班头，清流领袖，这个资格是北洋嫡系人物中没有一个够得上的。而不是翰林出身，想当北洋大臣就很难了。象张佩纶，以张之洞为例，积资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巡抚或者内转侍郎，立刻就可以大用。那时候奏调他会办北洋军务，历练个两三年，顺理成章地接了自己的关防，岂不是为公为私最顺心惬意的打算？
所以“经此磋跌，一切无从谈起”，也是违心之论。他的本心不但想设法将张佩纶弄回来，而且还想保他起复。不过眼前还“无从谈起”而已。
恭王当然猜不到李鸿章的心思。他这时由张佩纶的遭遇，联想到另一个人，“唐鄂生也可惜。”恭王说道：“相形之下，张幼樵还算是运气的。”
鄂生是唐炯的号。论丧师辱国之罪，唐炯不比张佩纶重，然而革职拿问，竟判了斩监候的罪。转眼冬至将到，如果“一笔勾销”，那就会使得菜市口在杀肃顺，杀何桂清以后，再一次水泄不通，轰动一时了。
“是！”李鸿章忍不住说了句：“薛云阶未免过分，听说是有私怨在内。”
薛云阶就是刑部左侍郎薛允升，恭王很注意地问：“喔，是何私怨？”
李鸿章颇悔失言，无端道人长短，传到薛允升耳中，自然会记恨，岂非平白得罪了一位有实权的京朝大员？就这沉吟未答之际，恭王却又好奇地催促了：“只当闲谈。
不妨事！”
不但催促，而且已看出他心中的为难，李鸿章不能不谈了，“原是误会，也是丁稚璜处事，稍欠周详。”他说，“传闻得之，不知其详，约略给王爷说一说吧！”
李鸿章是得自四川来客的传闻。唐薛结怨在七八年以前，那时的唐炯，在四川由捐班知县，升到道员，丁宝桢一见，大为赏识，许为“国士”，更因为同乡的关系，益加信任。说实在的，唐炯受命整理四川盐务，亦确有劳绩，无怪乎丁宝桢言听计从，成为四川官场中的红人。
就在这时候，薛允升由江西饶州知府，调升为四川成绵龙茂道，兴冲冲携眷到任，见过总督，谈得亦很融洽，那知第二天“挂牌”出来，薛允升变了调署建昌上南道。
这两个道缺，肥瘠大不相同。成绵龙茂道下辖成都、龙安两府，绵州、茂州两直隶州，衙门在成都，不但是四川的首道，而且因为兼管水利的缘故，入息甚厚。
建昌上南道下辖雅州、宁远、嘉定三府，邛州一个直隶州，衙门在雅州，地当川藏交界之处，专责是抚治土司。地方又苦，差使又麻烦，这还罢了，最令人不平的是，各省驻防将军都不管民政，与地方官只有体制上的尊卑，并无管辖上的统属关系，惟有成都将军可以管建昌道，这自是因为建昌道管土司，职掌特殊的缘故。
由于这一管，建昌道凭空多出来一个顶头上司，每趟进省公干，对将军衙门要另有一番打点。将军的“三节两寿”，其他地方官的贺仪，不过点到为止，建昌道却须比照孝敬总督的数目致送。因此薛允升万分不悦，认定是唐炯捣的鬼。
谈到这里，恭王插嘴问道：“我记得唐鄂生那时候是建昌道，是不是对调了呢？唐鄂生似乎没有当过成绵道啊！”
“是！王爷的记性好。那时候唐鄂生是建昌道，可也没有当过成绵道。成绵道后来挂牌由丁价藩署理，不过丁价藩是由建昌道调过来的。”
“慢慢！少荃，你这笔帐没有算错吧？”
“王爷是说唐鄂生既是建昌道，何以丁价藩又从建昌调过来？这里面有笔缠夹工的帐，我算给王爷听……。”
原来唐炯的本职是建昌道，但因督办盐务的缘故，经常驻在省城，因而又得另外派人署理建昌道。此人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丁价藩，名叫丁士彬，河南人，生得瘦小闪烁，以才能自负，而实在是儇薄小人，不知怎么亦为丁宝桢所赏识？“照此说来，唐鄂生无非占个实缺而已，谁来署理他的缺，与他根本不生关系。”
“正是这话。”李鸿章答道：“是丁价藩想改署成绵道，稚璜也要他在身边，所以硬作主张来了个对调。薛云阶不明内幕，张冠李戴，拿这笔帐记在唐鄂生头上，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是遇到了以直报怨的机会了。”
“恩怨难言！”恭王感叹着。接下来又问：“稚璜清风亮节，亦以能识人知名，这丁价藩必是能干的？”
“能干不能干不说，稚璜受他的累是真的。川人拿他跟稚璜并称，号为‘眼中双动。
又有‘四大天地’之说，诋毁稚璜，十分刻薄，当然也是丁价藩替他招的怨。”
“喔，”恭王问道：‘何谓‘四大天地’？”
“是骂稚璜的话：‘闻公之名，惊天动地；见公之来，欢天喜地；睹公之政，昏天黑地；望公之去，谢天谢地！’四川菜麻辣酸，出语亦复如此！”
“好恶难言！”恭王又一次感叹，“稚璜督川，是上头嘉惠四川的德政，想来清官必为地方爱戴，那知道亦有此恶声。说稚璜为政‘昏天黑地’，我终不服，莫非他官声也有可议之处吗？”
“稚璜为政，兴利除弊，致力唯恐不锐，自难免招人怨尤，以致横被恶声，幸亏朝廷保全。不过，用丁价藩，却是失策。”
“是非难言！”恭王问道，“稚璜用这姓丁的，必有他的道理，总不会假手于此人有所聚敛吧？”
“那是决不会的。稚璜真是一清如水，四川人都知道，总督常常穷得当当。”
“这，”恭王大为诧异，“只怕言过其实了吧？”
“确有其事，我不止听一个人说过。照例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