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招抚红胡子的计划，其实早就在袁世凯的支持之下，成为事实。
早在四月间，坂西就在朝阳密招红胡子冯麟阁、金寿山、杜立山所部，编成“正义军”三营。袁世凯一面电告外务部，一面却命驻守辽西维持中立的冯玉昆秘密支援，所以“正义军”的身分很微妙，既是日军的傭兵，又是官军的旁支。
其实日本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经安东进入奉天的陆军，已有十个师团之多，番号是第一、二、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二，以及近卫师团，陆续编为四个军，首先编成的是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桢，分布在九连城、凤凰城一带。
第二军由陆军大将奥保巩率领，在旅顺东北的不冻港貔子窝登陆，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占领普兰店，拒辽阳的俄军南下，一路直趋西南的金州，意在绝旅顺、大连的后路。
第三军司令官名叫乃木希典，专攻旅顺。别遣陆军中将野津道贯，自大东沟以西，哨子河口的孤山登陆，沿大路北进，克岫岩，与第一军合力攻占海城东南的析木城。而奥保巩以第一师团守金州，亲师第二、四两师团沿南满铁路逆击，进熊岳、破盖平，复败俄军于大石桥，于是营口、牛庄亦不复能守。整个辽东半岛，大致都归于日军的掌握了。
设立满洲总司令部即在此时，由儿玉策划，以第一军为右翼，出辽阳东北；第四军为左翼，西辽阳西北；而第二军为正面，三路齐进，攻占辽阳，日本兵死了一万七千多。
不过，这个胜仗不全是日本人自己的功劳，“正义军”亦颇有牵制之功。不过，俄军虽败，实力未损，俄国的远东军司令官克鲁巴特金，估量辽阳难守，一面抵御，一面全师而退，此时重新部署，以三个军团反攻辽阳，一个军团出辽阳东南，一个军团为预备队。其中出辽阳东南这一着最狠，企图是在绝日军的归路，包围聚歼。
这一来，日军自非出尽全力不可。因此，坂西跟袁世凯商量，要求格外支援。袁世凯便派了直隶督练公所的参谋处总办段芝责，随同坂西，到辽阳相机处理，同时冯玉昆亦奉到密令，要在暗中尽可能援助日军。
到得辽阳，商定派遣冯玉昆属下的队官，为日军充当间谍，哨探军情，入选有孟恩远、王怀庆、刘梦兰等等，约莫十来个人，虽都行伍出身，但受过新法军事训练，要他们去看俄军马、步、炮、工各营的情况，不致茫无所识。只是，笔下却没有一个人拿得起来的，刺探有所得，不能写报告回来，于事何补？
正好段芝贵的父亲，巡抚营统带段有恒，从沈阳以西的新民，到辽阳来看因公出关的儿子，知道了这一层难处，便向段芝贵说：“我带的一个马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他于这个差使倒合适。”
原来这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家贫有大志，十四岁那年，投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当学兵，操课勤务之暇，用功苦读，居然在光绪二十二年，应登州府院试，以第二十七名进学，便是“宰相根苗”的秀才了。
不想第二年在家闯祸，得罪了当地巨绅，不但被革了秀才，还被通缉。迫不得已，航海到天津，投效聂士成武卫前军，因为体质太弱，只补上一个杂役的名字。不久，庚子乱起，聂士成殉国，武卫全军溃散，吴佩孚辗转到了开平，考入武备学堂，其后武备学堂迁至保定，吴佩孚自觉年将而立，还受年纪与自己相仿，甚至比还来的小的教官呵斥，情所难堪。
因而，吴佩孚辗转投入段有恒部下，充当一名马弁。段有恒亦每以能有一名如斯养卒的秀才供驱遣为得意之事，兼以吴佩孚通文墨，到那里都方便，所以出入相随，渐成亲信。
有此一段渊源，自堪信任，段芝贵亦乐得仰承亲心，加以提拔，派在参谋处差遣，月支薪水五十大洋。
于是吴佩孚偕同孟恩达等人，或者肩挑担子，扮成小贩，或者牵猴携羊，装成变把戏的，分头接近俄军的营区，阵地，打探动静。
不久，书面报告源源而至。众人出力，一人执笔，负责这部分联络工作的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的参谋福岛，以及坂西，只知道吴佩孚一个人的名字，看他报告详尽间或附以地图，亦颇得要领，决定要提拔此人了。
段芝贵从辽阳回到天津，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见袁世凯，报告此行经过。
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行辕，已毁于庚子之乱，新址本来准备作为皇帝阅兵的行宫，戊戌政变，阅兵之礼不举，袁世凯估计皇帝亦永不会再到天津，因而奏请改为北洋大臣行辕。东面余屋，作为督练公所，将星云集，但没有几个人能见到袁世凯，即使是段芝贵，亦必得先经通报准许，方能进入袁世凯的签押房。
西面一带房屋，饶有花木之胜，是幕府所在，盛况已与李鸿章开府时不远，候补道有陈昭常、蔡汇沧、阮忠枢，都是两榜出身。翰林则除了北洋旧人于式枚以外，还有傅增湘、严修，此外还有好些“钦赐进士出身”的学生，总计二十多人，济济一堂，是袁世凯最阔的一堂“摆设”。
至于袁世凯最信任的一位幕宾，行辈最低，是个苏州人，名叫张一麟，是上年癸卯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出身，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为袁世凯罗致入幕，月送束修六十两银子。
幕府的身分，向例与东道主相等，所以北洋的幕府，往往连司道都不放在眼里，到处有人逢迎，肥马轻裘，轻易可致，很少有人着重那戋戋鹤俸。唯有张一麟不同，每天将自己分内之事做完，关在书房里用功，看的书不拘一格，大致以实用为主。好几个月的工夫，没有私下见过袁世凯一次，更不要说有所干求，因而提起北洋的“张师爷”来，都有肃然起敬之色。渐渐地袁世凯也发觉了，信任有加，举办新政的许多章程条款，以及奏折，大都托付了张一麟。
这天段芝贵入谒，袁世凯本已吩咐“请进来”！但以张一麟恰好应邀而至，便又关照且慢，待与张一麟谈完了再说。
“仲仁，”袁世凯唤着他的别号说：“今天有件事奉托。我知道你很忙，应酬笔墨，不该再劳你的神，想想还是拜托大笔为妙。”
“是的。”张一麟问道：“不知道是何应酬笔墨。”
“张香帅七十整寿，该送寿屏，想托你做一篇‘四六’。”
张一麟面有难色。象袁世凯与张之洞的身分，这篇寿屏该写成十六幅，两三千字的“四六”，那怕獭祭成章，也得好几天工夫。在他来说，抽出一整天的闲暇都难，何况好几天。
“仲仁，你勉为其难吧！”
听得府主这么说，张一麟只好答一声：“我勉力而赴就是。”
“拜托，拜托！”袁世凯说：“脱稿以后，亦不必送我看了，看了我亦不懂。请你直接交给张逊之去写吧！”
张逊之是直隶官报局的总办，素有善书之名，张一麟点点头说：“是的！”说完略等一下，如果袁世凯没有话，便待告辞。
“仲仁，请你再坐一坐，有件事顺便料理一下。”说着，袁世凯向听差吩咐：“请何总办。”
这何总办是督练公所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字春江，山东平阴县人，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但到差不久，跟张一麟两不相识。只是何宗莲觉得能在总督的签押房中，安坐自如，来头一定不小，所以向袁世凯行完礼后，亦向张一麟点一点头，表示敬意。
“这步兵操典，你怎么说？”袁世凯一面问，一面从案头取过厚厚的一部稿本，里面夹着许多参差不齐的签条。
“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以后，经过仔细推敲，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原签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
“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袁世凯沉下脸来说：“你们知道原签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仁先生！”
何宗莲大窘，急忙转身拱手，连声喊道：“老夫子，老夫子！”歉疚之情，溢于言表。
“不敢，不敢！”张一麟亦起身还礼，“这部稿子，是大帅交代，我不能不办。不过虽有改正，无非文字上的润饰，于原义并无出入。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
“你听见没有？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袁世凯毫不客气地开了教训：“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好好向张先生请教。”
“是！是！”何宗莲双手将稿子接过来，“叭嗒”一声，碰响了皮靴跟，接着转身问张一麟：“不知道老夫子什么时候有空？”
“那就难说。不过，我不大出门，你随时请过来，我们谈谈。”
“是！我下午去拜访老夫子。”
“好，我候驾。”
于是何宗莲又转身问：“大帅还有什么吩咐？”
“我想，新军应该举行一次大操，你倒不妨先筹划起来看。”
“是！”
停了一会，袁世凯不再有话，何宗莲便捧着步兵操典的手稿退了出去。张一麟等他背影消失，向袁世凯劝说：“大帅的词色似乎太严厉了。”
“没有法子！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自贻伊戚的一天。”
“武的不能压倒文的”，这句话给张一麟的启发很深，觉得袁世凯能有今天，也许就得力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