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绛罢相之后，王安石一人独揽宰相大权。
一人独大，这在北宋不多见。因为当时的同平章事一般都是两个人，即两人并列为宰相，主持朝政。
宋朝有几本通俗小说集，包括《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这几篇小说的问世，预示着中国小说的来临。其中，《拗相公》写的是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得民心的故事，反映了宋代反对新法一派的思想倾向。
“拗相公”是时人对王安石的别称。
拗，是不顺、不顺从的意思。如果用来形容人，则表现为这个人性格倔强，个性很强，不服输。王安石就是这种人：文学上独树一帜，造诣颇深，散文笔意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上，他不甘现状，锐意改革。
王安石推行新政，不容许任何人反对。朋友不行，反对他，朋友就变成了敌人；敌人更不行，反对他就会叫你靠边站。他能言善辩，能说服皇帝赵顼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把他的改革计划进行到底，当然，这还要取决于赵顼也有一颗求变之心。因为在仁宗皇帝时，王安石也曾上过万言书，请求变法，仁宗皇帝就不理会，王安石虽然雄心万丈，却无用武之地。
王安石当政后，赵顼给他配了两个助手，新任参知政事冯京、王珪。在这两名副手的协助下，他大举推行的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就是在这段时期内相继出台的。他是个文人，知道文人的影响力，为了控制天下的文人，在推行新法的同时，他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变革。
宋初沿用唐朝的旧制，以科举取士。所试科目是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仁宗时听从范仲淹的建议，取消了帖经墨义，考试的科目为：先考历史或政治，次考经典古籍。这两轮考试过关后，再在皇帝亲自监督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
王安石当国后，欲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一意兴学。赵顼命令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苏轼认为，仁宗朝立学已经是徒存虚名，但科举取士的制度还是可行的，没有必要进行变革。
赵顼也同意苏轼的意见。王安石却坚持认为现有科举制度有不尽完善之处，必须改革。后来经过调解，决定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
王安石为了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编写了一部名为《三经新义》的书，并将此书规定为官定标准，无论学校、科举，只准使用《三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一律废止。应试时，考生的意见如果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会名落孙山。
王安石虽然是文学大家，但《三经新义》毕竟是在两年内仓促写成，而且还是由他的儿子王雱和吕惠卿编写，学术价值并没有得到如欧阳修、苏轼等大家的认可，他是凭借宰相的权力，废止先儒们典籍而专用他的书。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种体现。
苏轼是文坛巨子，文学造诣不输王安石，而且更胜于他，他见王安石如此专横，实在是忍无可忍。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不满，他在一次进士考试中，给举子们拟了这样一道试题：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是在指桑骂槐讥讽他。借故把苏轼调到开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苏轼本来就很有名气，因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挤，更使他声名大震。
苏轼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其实，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过一道奏折，矛头直指青苗法。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苏轼知道，这一道奏折呈上去后，京城再也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立即上表请求外调。
其实，此时的苏轼，早已陷入纠纷之中。
当时有一个谣传，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谣言是王安石的亲信谢景温放出来的。
官方派人到苏氏运灵所经过的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轼也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收获。
司马光归隐之前，赵顼曾对他说，苏轼的人品欠佳，说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似乎过高。
司马光当时回答很巧妙，他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亲戚，控告是王安石的授意。再说，苏轼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比那个隐瞒母丧不报的畜生李定，要强百倍。”
按苏轼的政绩，应该官居太守，赵顼也有这个想法。但王安石和谢景温不同意，认为最多只能将他放到一个小县去当判官。
赵顼搞了个折中，将苏轼下放到风景秀丽的杭州为判官。
苏轼对外放早有心理准备，对于谢景温的弹劾置之不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接旨后，带上家眷到杭州上任去了。
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弟弟苏辙，字子由。父亲苏洵。父子三人并称“三苏”，占据唐宋八大古文家中的三席之地。
为示区别，后人称哥哥苏轼为大苏，弟弟苏辙为小苏。
苏轼的文章传自家学，博通经史，更擅长文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和父亲苏洵及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应礼部的考试。兄弟俩都以优等高中进士。
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欧阳修把苏轼的文章传给同辈们看，均赞不绝口。
欧阳修对苏轼的试卷备加赞赏，却产生了一个误会，他以为这份试卷是他的朋友曾巩的大作，为了避嫌，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轼那次考试，本来应该是头名状元，却列为第二名探花。
原来，当时应试，考生的试卷上交后，先由书记员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了考生的名字，另存档案。偏偏欧阳修认为，这样的好文章，只有他的好友曾巩才写得出来，故使苏轼阴差阳错从第一名变成了第二名。虽然是第二名，也足以让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的一个文人曾经说，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却怕欧阳修的意见。可见欧阳修在当时文坛上的分量。
欧阳修对苏轼有一个评价，他曾对人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欧阳修的这段话流传出去后，苏轼一时名声大震。
传说欧阳修还对他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论老夫。”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苏轼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议论的都是苏轼。
仁宗皇帝当年选用苏氏兄弟时也曾说过，朕为后代选了两个宰相。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王安石所不容，被逐出京城，出判杭州。
杭州在当年是江南的一个大都市，那里有山林湖海，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有句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除去审问案件，公务并不是很多。而他所审理的案件，多是一些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那又都是法律，他无权更改，不喜欢还得执行。因此，公务闲暇之余，他便寄情于山水。或与亲朋、名妓荡舟于杭州西湖，或与文人墨客游玩于名刹古寺。不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留下了很多喜闻乐道的故事。其中尤为让人乐道的是他与佛印的故事。
佛印出身富家，原本没有打算出家。传说他的生母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的母亲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一个儿子，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
在皇帝对佛教徒赐见时，苏轼便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上驾前力陈对佛教的信仰。皇上见他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就赐他一个度牒。度牒是僧人的一个资格证。当时，持有这个证件的僧人可以免除各种赋税和徭役。赐他一个度牒，是皇上对佛印的恩赐。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
佛印机智敏捷，他和苏轼交往，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次，他们两人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有两个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把守大门。
苏轼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进了内殿，又是一尊手持串念珠的观音菩萨。
苏轼指着观音菩萨问道：“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她向谁祷告？”苏轼再问。
佛印回答：“向她自己祷告。”
“这是为何呀？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苏轼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味道，实际上是在刁难佛印。
“你知道吗？”佛印笑着说，“求人难，求人不如求自己。”
两人一问一答，妙语连篇。
还有一次，苏轼想借一个“鸟”字开佛印的玩笑，他熬有介事地对佛印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比如‘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声）’，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夜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很显然，苏轼是在取笑佛印。不料佛印回答得更妙。他对苏轼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理由。”
一句妙答，令苏轼哭笑不得。
其实，这都是野史的记载，正史无从考察。至于苏轼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妹妹苏小妹，许配给秦观，新婚之夜拒绝新郎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她给出的一副对联才给他开门，由于上联出得很难对，秦观搜肠刮肚就是对不出来，苏轼助了他一臂之力，才对出下联的故事，实属是虚无之说，因为苏轼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妹妹，更没有秦观这个妹夫，苏轼与秦观虽然是好友，但并没有郎舅关系。
苏轼携眷离京去了杭州，欧阳修退隐于安徽富阳，张方平回了河南老家淮阳，司马光和吕公著隐居在西京洛阳，富弼也贬出了京城。当年仁宗皇帝在位时的名臣儒吏已被清除净尽。朝廷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
苏轼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暴乱。
前年冬天，保甲法便已实行，新兵在乡村接受军事训练，他们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要离开家乡，调到北方去与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城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游行。骚乱的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的官府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乡民们认为这是要远征了，父子、兄弟相拥而泣，有的人甚至断腕以躲避征调。
乡民的暴乱，实际上是抵抗离乡背井到边境去打仗，但表现出来的是反对新法，而且是以这种过激的方式。
韩维当时是开封府知府，在他的辖区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责任难逃。他立即将暴乱的经过向朝廷作了汇报，并请求将军训推延到冬天进行，因为那时是农闲季节。
王安石岂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韩维就因为这一份奏折，遭到罢免。
韩维是王安石的追随者，当年赵顼为太子的时候，韩维在他的面前替王安石说了不少的好话，从这种意义上说，韩维有恩于王安石。罢免了韩维，王安石也失去了他最后一个朋友。
宁州通判邓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极力赞颂新法，对王安石的吹捧也是用尽了溢美之词，大得王安石的欢心，被推荐为御史，并兼管农业。
邓绾是因拍王安石的马屁而升官，他的一些成都同乡瞧不起他，有骂他是阿谀奉承的小人，有人讥讽他是一名投机的政客。邓绾对此却怡然自得，不以为然地对人说：“笑骂由他人去，好官我自为之。”
王安石在邓绾与曾布的协助下，继续做着“毁”人不倦的工作。
老宰相富弼因不满王安石的所作所为，辞去宰相之职，降职为博州太守之后，仍然极力反对青苗法，置上司对他推销青苗贷款不力的指责于不顾，给皇上上了一本，他在奏折中说：“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邓绾见这是个讨好王安石的好机会，便向王安石建议，以阻碍新法之罪，把富弼宰相级别的待遇全部剥夺。王安石却欲置富弼于死地。幸亏赵顼念及富弼是位老臣，不忍加罪，才使富弼逃过一劫。
御史中丞杨绘，上本请求废止免役法，并奏请重新起用吕诲、范镇、欧阳修、富弼、司马光、吕陶等一批有能力而遭贬的大臣。杨绘被邓绾弹劾，逐出京城，下放到郑州去做了知州。
监察御史刘挚，上表陈述免役法有十害，也被谪为监衡州盐仓。
王安石命知谏院张璪撰文驳斥刘挚的建议，张璪不肯从命，也被逐出了京城。
在这段时期内，继被贬至邓州的吕诲病逝之后，一代文学大师欧阳修也客死颍州。
吕诲，开封人，是已故宰相吕端的孙子。
欧阳修本籍庐陵，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金石学家。一生经历了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朝代，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苏轼作序时对他的评价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初号醉翁，后号六一居士。死后赠太子太师，谥文忠。
王安石的儿子名叫王雱，从小聪明，有过目不忘之能，十五六岁时就写有数万言的著作，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旌德尉，睥睨自傲，不可一世。他做官不久，便因官职太小、俸禄太薄而辞官不做。在家里闲来无事，写了二十多篇策论，纵论天下大事。还写了数万字的《老子训解》《佛书义解》。
王雱虽然才华出众，议论惊人，但倜傥不羁、风流自赏，平时寻花问柳、选色征声，所有秦楼楚馆、诗妓舞女没有不知道王公子大名的。王安石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事事也容他三分。
王安石为参政时，一天，程灏拜访王安石，两人正在谈论时政，互相辩论，王安石的儿子头发散乱，手拿女人的头巾出现在客厅，他一直走到父亲面前，见了程灏也不打招呼，便问他们在议论什么。王安石说他们正在谈论新政，并说他们的新政总是受到其他大臣的批评。
“这也有必要多议论吗？”王雱大大咧咧地坐下来，大声说道，“将韩绛、富弼两人推出去斩首示众，看谁还敢反对新法。”
程灏是个道学先生，见王雱如此不懂礼节，大人说话还随便插嘴，有些不高兴地说：“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王雱听后气得青筋陡胀，双拳紧握，几乎要冲上去揍程灏一顿。幸巧王安石以目制止，他才怏怏退出。
王安石做了宰相后，任用了很多年轻的官吏。为了提拔儿子，特地让人把他写的《老子训解》刻印成书，廉价出售。经过一番安排，书流入宫中，流到皇上眼前。
赵顼看了《老子训解》，大为赞赏。邓绾、王曾乘机在皇上面前推荐王雱。赵顼便召见了王雱，王雱在皇上面前大谈新法。这样的话题很合赵顼的口味，当即便命他为太子中允及崇政殿说书。
王雱崇尚法家，特别崇拜先秦的法家人物商鞅，言谈举止常有一些法家的观点，他常说，如果不诛除异己，新法就不能顺利推行。因此，当他在崇政殿讲解经书时，也常将自己的观点渗透进去。
赵顼受到他的启发，便在京城设立京城巡卒。
京城巡卒，实际上是新政权的一个特务机构，这些巡卒，就是朝廷派到坊间的密探，只要发现有人谤议新政，不问贵贱，一律拘禁。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上至文武百官，下至普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说话都特别小心。
王安石奏请推行市易法，委任户部判官吕嘉问为提举。接着又推行保马法，让曾布确定具体条款，颁布各路实行。继而又推行方田均税法。
新法都是先在京东路试行，然后逐渐向全国推广。
反对新法的人仍然很多，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吴充上言说保马法不便施行，王安石并没有理会。
枢密都承旨李评，极力诋毁免役法，并奏罢閤门官吏。王安石上书，说他抵御新法，要求追究他的罪责。赵顼虽然口头上答应了他的请求，但一直没有下文。利州判官鲜于侁上书指陈时事，批评青苗法，影射王安石扰乱朝政，竟提拔为转运副使。
王安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是皇上对新法的兴趣在减退。于是他递上一份辞呈，请求辞去宰相之职，离开京师。其实，这是个以退为进的策略。
赵顼虽然对新法有所动摇，但还没有到否定新法的那一步，他当然不会放走王安石。经过一番劝慰，打消了王安石辞职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