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官吏选拔制度，文官属审官院，武选属枢密院。此时，枢密使是文彦博。
文彦博反对变法，为了剥夺文彦博的权力，王安石提出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建议将审官院分为东西两院，东院负责文官选拔，西院负责武官选拔。如按这样实行，文彦博就被架空。
文彦博找赵顼理论，审官院兼选文武官员，枢密院还有什么用？如果剥夺他委任武官的职权，那就让他退休。
赵顼虽然安慰、挽留文彦博，但仍然将审官院分成了两部分。
知谏院胡宗愈反对分审官院的做法，并反对李定的任命，也被逐出京城，贬为通判真州。
正在这个时候，京兆守钱明逸向朝廷奏报，说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竟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老母，其“孝行可嘉”，“亟待旌扬”。
朱寿昌弃官寻母，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朱寿昌是扬州人，父名朱巽，曾做过京兆守。朱寿昌的生母不是正室，是他父亲的妾，在朱寿昌三岁的时候，被父亲逐出家门，改嫁到一个党姓人家。朱寿昌长大以后，他的父亲病故，他思母心切，到处访求，一直没有打听到母亲的消息。
朱寿昌曾到几个州县任职，除公务外，就是委托同事们帮助打探生母的消息，但一直杳无音信。为了表示他寻母的诚心，他吃素、戒欲，灼背烧顶，求神拜佛。
熙宁初年，授知广德军，上任数月之后，对于寻找生母的事一直放不下，他对人说，“我已经五十岁了，还没有见过生母，如何做人？古人说得好：‘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我还没有尽孝，怎么能够尽忠呢？孝且未尽，怎好言忠？”于是，他弃官不做，辞别家人，踏上了寻找生母的道路。
他跋山涉水，暑去寒来，只要有一点线索，无论路有多远，都要前去探个虚实。也许是他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给他提供一个信息，说党姓人家可能在关中同州一带。
朱寿昌赶到关中同州地区，逐村挨户的查问。这一天，在一个小山村遇到一个老妇人倚门张望，他便上前打听生母刘氏的下落。
老妇见问，似有所动，将他让进屋，仔细盘问。朱寿昌便将情况向老妇人作了介绍。忽见老妇人流出了眼泪，颤抖着说：“你是朱巽的儿子朱寿昌吗？”
朱寿昌满怀期待地点点头。老妇说她就是刘氏，将当年逐出朱家之后，改嫁党氏，后举家搬到同州的经过说了一遍。与朱寿昌所了解的完全吻合。母子相认，抱头大哭。
后来的情况是，朱寿昌将生母以及她在党家所生的几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一同接回家。
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上报到朝廷，一班老成持重的大臣都说他孝行卓绝，应破格提拔重用，以示对大孝之人的嘉奖。
朱寿昌弃官寻母，李定不认生母、不报丁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朝中百官对这两件事议论纷纷，都说朱寿昌要嘉奖，李定要惩处。
王安石袒护李定，他知道奖了朱寿昌，李定在朝中就站不住脚了。因此，他奏请赵顼，说朱寿昌弃官不做，已是违纪，命他官复原职，就是表示嘉奖。
王安石的建议，总是一奏一个准，赵顼当然是同意他的意见。朱寿昌以赡养生母为由，请求通判河中府，王安石格外开恩，奏请皇上照准。
朱寿昌虽然只是官复原职，没有得到嘉奖，但士大夫们都对这件事极力赞颂，纷纷赋诗相赠。监官告院苏轼也赠朱寿昌诗，他在诗序中明褒朱寿昌，隐损李定。
李定看过苏轼的诗和序，怀恨在心。苏轼赠的这首诗，也为他日后遭诬陷埋下了祸根。
御史们为反对新法，可谓是前赴后继。下一个该轮到谁呢？他便是监察御史程灏。
程灏是河南人，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初，他曾与王安石合作，后来，逐渐转变为新法的反对者，多次上表奏请废除青苗法，撤销提举官。王安石敬重他的为人，没有为难他。
这一次，程灏就朝廷重用李定以及青苗法再次上疏，说滥行青苗法触犯了苍天，近来各地发生自然灾害，就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他请求废除青苗法。并说李定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下流坯子，他既不是进士及第，而且还道德败坏，朝廷重用这样的人，有伤风化。
赵顼在他的奏折批示，有想法，直接到中书省去反映。
程灏遵旨到中书省反映问题，这一天恰好是王安石与陈升之当班。王安石见程灏进来，已知来意，怒目而视，并不让座。
程灏颇有风度地说：“老朋友，我今天是奉旨而来，同你讨论的，也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而是国家大事，难道你就不能平心静气地听我说吗？可行，你就采纳；不可行，你就否定。何必要这样盛气凌人呢？”
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程灏的这一番话，使王安石很没面子。王安石知道自己失态，也有些不好意思，尴尬地欠身给程灏让座。
程灏刚坐下，正准备说话，忽然他的同事张戬来了。
王安石见张戬进来，脸色微变。
原来，张戬与台官王子韶联名上疏，说王安石乱法，弹劾曾公亮、陈升之、韩绛、吕惠卿、李定等人。王安石把他的奏疏压住没有上报。他知道张戬一定是为此事而来。冷笑一声，算是打了招呼。
张戬站立当场，愤然说道：“我这个人太直了，受你的冷笑并不意外，但笑我的不过仅你们两三人而已，但笑你的人，恐怕就遍天下了。”
销病假上班不久的陈升之插言说：“是是非非，自有公论，张御史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何必又要到这里来争吵呢？”
张戬似乎是来吵架的，不等陈升之说完，怒声斥道：“王安石乱法，难道说你就没有罪吗？”
陈升之听罢一愣，正欲发作，王安石立即说：“不要和他一般见识，这是一个疯子，由他狂吠去吧！”
张戬自知无理可讲，朝地上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转身愤然而去。
程灏本来就是为新法而来，见张戬同王安石撕破了脸，知道再说也是徒劳，什么话也没有说，起身告辞。接下来便是上表请求辞官。
第二天，命令下来了，程灏逐出京城，贬到江西为提刑官。程灏坚决不去，于是改授签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
张戬与王子韶也上表求去。
王安石正要收拾他们，既然主动请辞，那是再好不过了。他奏请赵顼，把张戬贬到公安为知县，王子韶贬到上元为知县。右正言李常，也因驳斥均输、青苗等法，贬到滑州为通判。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前前后后，因反对变法而遭罢免的御史就有十一人之多，还有皇宫中的三名谏官。
宋朝的御史，都是一些硬骨头，对于朝廷的军国大事敢直言，即使丢掉乌纱帽，也在所不惜。
王安石将制置三司条例司合并到中书省，条例司大小官员都各自授予官职。他推荐姻亲谢景温为侍御史。吕惠卿兼判司农寺，管领新法事宜。
枢密使吕公弼写奏章弹劾王安石，奏章还没有送出去，就被他的侄孙吕嘉问偷走送给了王安石。王安石先下手为强，奏请皇上，将吕公弼贬出京城，出任太原府知府。
反对变法者，犹如绊脚石，一个一个都被踢出局了。
宰相曾公亮也以年老有病为由，请求辞去相职，赵顼免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命为司空兼侍中，并集禧观使。
熙宁初年，赵顼任命的五位相臣：王安石、曾公亮、唐介、富弼、赵抃，时人戏称五人为“生老病死苦”。“生”指王安石，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老”指曾公亮，年近古稀；“病”指富弼，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指唐介，变法刚开始就被气死了；“苦”指赵抃，心里很不赞成变法，但又无力阻止，成天叫苦不迭。
虽是诙谐之词，却也说得贴切。
王安石正在排除异己，大力推行新法，忽然，西部边陲传来警报。
夏主秉常率兵大举入宋，环庆路烽烟遍地，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往汴梁，直达中书省，摆上了皇上的御案。
王安石请求到边塞督战。
韩绛上奏说，朝廷离不开王安石，不能让他丢下朝廷的事务到边陲去打仗。请求由他到西陲督战。
西夏入侵，两位重臣抢着前去御敌，赵顼当然高兴。他也觉得离不开王安石，便命韩绛为陕西宣抚使，还给了他几份盖了印的空白任命书，让他自己任命手下的官吏。赵顼这也算是用人不疑，对韩绛格外地信任了。
赵顼继位之初，西夏王谅祚就曾侵扰宋的边境。后来谅祚病死，他的儿子秉常继位，赵顼仍然册封秉常为夏国王，两国才算相安无事。
这次宋、夏两国发生的军事冲突，缘于一个名叫王韶的人。
王韶是建昌军司理，曾到陕西了解边境的情况，回京后写了一篇名为《平戎三策》的调查报告，这篇《平戎三策》对赵顼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他在《平戎三策》中提出一个大胆的主张——建议朝廷先收复河湟，使西夏腹背受敌,再控制吐蕃与羌族各部；然后再攻打西夏。这样，就可一举收复西夏。
王韶认为，自武威（甘肃武威）以南，至洮、河、兰、鄯（青海乐都）等州，都是汉族政权原有的统治区，那里有大片可耕的土地，大批可供役使的百姓。然而，这些地区都被羌族部落瓜分，四分五裂。他建议朝廷采取行动，收复被羌族部落瓜分的土地，西夏李氏也就在宋的掌控之中。
他还建议恩结羌族，命他们团结族党，为我所用。因为羌族是角厮罗的子孙，在太宗朝曾协助宋攻打李秉常的祖上李继先，西夏人最怕这一族，将他们收为己用，我得强援，夏失劲旅，这就是平戎的上策。
赵顼很重视王韶的《平戎三策》，立即征求王安石的同意。
王安石看了《平戎三策》之后，立即投了赞成票。
赵顼命王韶为当地经略，又封角厮罗的儿子董毡为太保，承袭保顺军节度使。
王韶到了秦州，请求修筑泾、渭上下两城，屯兵以抚纳洮河诸部落。
秦凤经略使李师中反对王韶的建议。王安石便以阻挠王韶经略边境之罪，削夺了李师中的兵权。
王韶又上书，请求设置市易司进行边境贸易，盈利作为垦荒的经费。
王安石正要推行市易法，哪有不从之理？即请旨：命李师中拨付资金作为买办货物的本金，并命王韶管理市易之事。
李师中再次上书，说这样搞下去，一定是得不偿失，并说王韶所说的良田实际上是士兵们训练场地，沙石地，根本就不能垦殖。他说在古渭设市易司，实在是扰民之举，秦州的百姓从此恐怕就不得安宁了。
王安石见李师中两次持异议，心下大怒，便参了李师中一本，说他故意阻挠变法。
变法在当时是头等大事，谁阻挠变法，谁就得倒霉。李师中也不例外，一纸调令马上就到了，罢李师中秦凤经略使职权，降职到舒州去做了个知州。
李师中免职后，窦舜卿出知秦州，赵顼命他与宦官李若愚查勘荒田。
窦舜卿、李若愚经过实地勘察，得出可开垦的土地仅一亩，并且还是有主之地。他们将勘察情况如实向朝廷作了报告。
王安石说他们隐蔽实情，奏请赵顼，将窦舜卿贬谪，命韩缜前去接替他的职务。
韩缜到了秦州，经勘察发现，窦舜卿说的都是真话。
韩缜知道，窦舜卿因为说了真话而招祸，自己如果说真话，下场可能比他更惨。为了保住乌纱帽，他只得顺着王安石的意思，以无为有，附会王韶的说法，做了一份假报告上报朝廷。
赵顼收到韩缜报告后，立即提拔王韶为太子中允。
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西夏修筑闹讹堡，在宋夏边境屯兵。
庆州知州李复圭听说朝廷要进攻西夏，想立头功，派裨将李信、刘甫率领三千番、汉士兵进攻闹讹堡，被夏兵杀得大败而归。
李信、刘甫率残兵逃回之后，李复圭不作自我检讨，反将战败的责任推到二人身上，将他们推出营外斩首示众。并率领大兵追袭夏人，杀了老弱病残的夏兵二百名，随即上书朝廷，报称庆州大捷。
西夏人本来就桀骜不驯，他们与宋对峙，只想占便宜，从来没有想过要吃亏。他不到宋境内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哪轮到他们吃亏呢？这一次，是宋军先挑起祸端，而且还杀了他们的人，他们岂能善罢甘休？
西夏大举兴兵来犯，也就理所当然了。
韩绛受命为陕西安抚命，到西线督战，日夜兼程赶到陕西前线时，钤辖郭庆、高敏都已先后战死沙场。韩绛便在延安开设幕府，选番兵为七军。
韩绛是个文人，对军事并不在行，他任命种谔为鄜延钤辖，知青涧城，众将都归种谔指挥。
种谔就是宋朝大将种世衡的儿子，他承袭父荫当上军官，熙宁初年，赵顼刚即位时，他因轻开边衅挑起西夏与宋战祸，获罪罢官，贬到随州。
陕西前线的将士们对种谔知根知底，现在却要听他的指挥，心里当然不服气，很多人都口出怨言。
韩绛与种谔计划进攻横山。
安抚使郭逵坚决反对攻打横山，他说种谔只是一个狂生，根本就不会打仗，他是靠种氏的家世，赐荫子孙才当上军官，这样的人带兵打仗，一定会误大事。
韩绛不以为然，仍然是我行我素。
十月，宰相陈升之母亲去位，辞职丁忧。此前，另一位宰相曾公亮已经辞职，陈升之再丁忧，宰相之位出缺。
十二月，赵顼提拔王安石和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安石终于修成正果，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国者。
韩绛人还在陕西前线。当他得知自己晋升为同平章事时，兴奋异常，准备在战场上再大显身手，使自己成为一代儒将而名垂青史。他上表弹劾郭逵，使郭逵被召回京师。因为郭逵瞧不起种谔，也反对攻打横山的作战计划，拔去这个眼中钉，便少了一个掣肘。
郭逵虽被召回京师，却也是因祸得福，因为此后战场上的一些烂事，与他毫无关系。
韩绛逐走了郭逵，便命种谔率兵二万占领了罗兀，并在罗兀修筑城堡驻守，又修筑永乐川、赏逮岭二寨。分派都监赵璞、燕达修葺抚宁老城，在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各建立一处军寨，每寨相隔四十余里，在边境集聚了雄厚的兵力。
韩绛还在那里厉兵秣马，西夏军队已经攻陷顺宁寨，包围了抚宁。
种谔在绥德，得知夏军长驱直入，吓得魂飞魄散，不知如何应敌。运判李南公在旁，见种谔如此模样，劝慰说，大不了放弃罗兀，何必害怕呢？
种谔此时完全没了主张，一言不发，竟然抱头痛哭起来。仗才刚刚开打，种谔竟然吓成这样，可见郭逵骂他是一个狂人，根本不会带兵打仗，绝非虚言。
李南公见种谔毫无主张，叹了一口气，悄悄地退了出去。
接着，警报纷至沓来，所有新筑的城堡、军寨陆续被夏军攻陷，数千名将士成了夏军的刀下冤魂，种谔仍然是束手无策。
韩绛知道大局已去，想隐讳已无可能，只得上书弹劾种谔。他也知道自己罪责难逃，自请惩处。
朝廷的命令很快就下达了，放弃罗兀城，贬种谔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
罢免韩绛的相职，降为邓州知州。
韩绛当同平章事才几个月，还没有正式在京城平章事的官署坐一会儿，便被罢免了。这都是他错用种谔惹的祸。
西夏收回了罗兀城，也自收兵退去。
宋、夏这一场争端，以宋灰头土脸地收场而告终。
先有王安石赞许王韶的《平戎三策》，后有韩绛误用种谔。韩绛、种谔因战败而遭贬，王安石却逍遥法外，一人独大，坐上了宰相那把交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