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诲遭受革职处罚，范纯仁被逐出京城，标志着王安石变法中排除异己的开始，变法派与守旧派的争斗，逐步由暗转明，由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这种转变，是由一桩命案引起。
登州有一美妇人，出嫁前夕，得知未来的老公相貌很丑，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实在是心有不甘，于是起了谋杀亲夫之念。她暗藏利刃潜往夫家，企图谋杀亲夫。恰逢其夫耕作在田间小睡，当妇人举刀砍下的时候，其夫已经惊觉，慌忙间举手相挡，保得一命，只是举手遮挡的时候，被砍掉一指。夫家将妇人告官。知州见妇人长得漂亮，与其夫实在不般配，起了恻隐之心，欲开脱妇人。他叫妇人承认杀人之事，许诺按自首论罪，上报朝廷。
案子报到上来后，王安石认为州官的意见可行。
司马光则认为这是枉法，谋杀亲夫，怎么能够减罪呢？
王安石却说，既然是自首，就应该罪减一等。
司马光不同意王安石的意见。他说法律明文规定，因他罪而致杀伤，他罪是主罪，今妇人谋杀亲夫，只是事出有因而没有杀死，妇人犯的是谋杀罪。谋自谋，杀自杀，不能分开，也就是说不能别开谋杀罪而判以伤害罪。
王安石却坚持要按自首论处，如果自首而不按自首论处，那就是有违法律。
两人相持不下，案情报到皇上那里，赵顼竟赞同王安石的意见。
侍御史兼判刑官刘述认为王安石这是无视法律，皇上的命令也有问题，于是便封驳诏书。封驳诏书，就是御史拒不执行皇上的命令，在皇上的诏书上签上意见，退给皇上。御史台的御史们，有封驳诏书的权力。
王安石见刘述封驳了诏书，一怒之下，奏请赵顼，罢免了他的官职。
刘述因封驳诏书而遭贬，御史台群情鼎沸，刘述率刘琦、钱顗、孙昌龄等几名御史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免王安石的相职。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王安石没有丝毫退让之意，奏请皇上，把这几名不听话的御史全部逐出京城，流放到边远的小县当小吏去了。
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王安石正式颁布实施青苗法。
青苗法，实际上是一种农业借贷方法，春耕的时候，农民没有种子钱，政府贷款给农民，取二分息，农作物收割后，随夏税连本带利偿还。由于是在播种青苗时借贷，所以叫青苗法、或青苗钱。
王安石做太守时，曾实行过“贷谷以民，立息以偿”的办法，既解了农民无钱春耕的燃眉之急，政府也从中得到利息，一举两得。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一项新法，后世谈王安石变法，最先想到的就是青苗法。因为这一项新法影响到全国的每一个村庄，涉及到千家万户，上至富商大贾，下至平民百姓，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项新法，这是青苗法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本来，一个月之前，王安石就要颁行青苗法，但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改革班子里意见出现了分歧，吕惠卿极力附和王安石，苏辙却认为青苗法不可行。王安石问他理由，苏辙说，借钱给农民，本来是想帮助他们，但钱到了他们的手里，有些人就会乱用，还款的期限到了却无力偿还。这样，官府就要催讨、逼要，如此一来，不但没有救民，反而还要害民。
王安石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苏辙，只好暂缓执行。
大约一个月后，京东转运使王广渊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反映京东地区农民春耕缺少资金，只得向富户借贷，富户为富不仁，乘机提高借贷利息，农民不堪负重。他请求将本道的五十万钱帛以低于富户的借贷利息借贷给农民，这样，农民可以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政府也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息。
王安石看了王广渊的奏折，高兴地说，这就是青苗法呀，怎么说青苗法不可行呢？他立即以六百里快递传召王广渊进京，商量推行青苗法的事宜。
王广渊进京后，汇报了推行青苗法的一些想法，得到王安石的赞赏。
次日，王安石奏请赵顼，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青苗法，取得经验后，再逐渐向全国推广。
以点带面，逐步推广，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王安石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
苏辙是改革班子中的成员，一个月以前，由于他的反对，使得青苗法缓行，一个月以后，他的观点仍然没有变，尽管皇帝已经批准了，他的观点还是不变，仍然认为青苗法不可行，并且还极力阻止推行青苗法，为此还同吕惠卿争吵起来。
吕惠卿是新法的拥护者，但他又说服不了苏辙，只能向王安石汇报，说苏辙阻挠青苗法的实施。
王安石听后大怒，认为苏辙既然阻挠新法，就不宜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他准备将苏辙逐出改革的领导班子，并重罚他。幸亏陈升之从旁劝解，才使苏辙逃过一劫，罢为河南府推官。
王安石推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太子中允就是太子的授课老师，这是个有至高荣誉的职位，他日太子做了皇帝，太子中允就是名副其实的帝师。
司马光认为吕惠卿心术不正，朝野对他的呼声也不好，并说王安石误信奸人，建议赵顼不要重用此人。
赵顼并不听司马光的意见，仍然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任命吕惠卿为太子中允。从这里可以看出，赵顼对王安石简直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宰相富弼并不赞成变法，见王安石不可一世的模样，心里很不舒服，但皇上对王安石又是言听计从，料想自己不能与之争锋。惹不起，躲得起，他推说自己有病，请求辞去宰相之职。
赵顼很快就批准了富弼的请求，命他出判亳州。
富弼临去时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是为道义而争，小人则是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若如此下去，国家必将大乱。
富弼罢相后，赵顼提拔陈升之为同平章事。
陈升之就任宰相之后，赵顼曾向司马光打听朝野对这件事的反应。
司马光回答说：“闽人阴险狡诈，楚人善于交际，今二位宰相都是闽人（曾公亮是晋江人，陈升之是建阳人，都属于闽地）。二位参政都是楚人（王安石是临川人，赵抃是西安人，都属于楚地）。这几个人如果结成朋党，朝中就有好戏看了。”
赵顼说陈升之有才能，通晓民政。
司马光却说：“有才能当然可以用，但他的身边必须要有正直的人帮助他，监督他的言行，这样才能不出乱子。”
“王安石这个人怎么样？”赵顼转了个话题。
司马光不假思索地说：“外面的人说王安石虚伪，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他的性格太执拗，太固执，刚愎自用，有时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病。”
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政见不同，但对王安石的评语还是比较公正的。但他的意见，并没有改变赵顼的决定。
陈升之是王安石变法的同志，他同王安石一起创设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当了宰相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陈升之当了宰相，考虑到变法遭到绝大多数人反对的事实，想改变一下现状，做一些符合大众口味的东西以笼络众望。于是奏请罢免有众矢之的的三司条例司，以求在百官中得到一些赞成票。
陈升之当宰相后第一件事就是拿三司条例司开刀，出乎王安石的意料。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争吵。
陈升之知道，王安石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同他作对绝不会有好下场，很多人试图同他较劲，结果都很惨。他不糊涂，既然同王安石撕破了脸，自己就得卷铺盖走人，他选择了很多人都采用过的办法，请病假。
富弼是这么干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干的。称病不出，这是政府官员表示不满情绪的一种最好办法，从古到今，屡试不爽。
陈升之病休之后，王安石推荐枢密副使韩绛主持三司条例司的工作。
韩绛是王安石的忠实追随者，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奏请全面推行青苗法。他说青苗法是便民之法，民间都愿意向政府借贷，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效果很不错。
赵顼求变的心情也很迫切，接到三司条例司的奏报，下令在各路设置提举官，专门管理推行青苗法的借贷之事。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有三个目的，一是使富人不得乘农民之急高利盘剥，体现的是抑兼并、济困乏的思想；二是使农民“趋时趋事”，不误农时，发展农业生产；三是使国家财政收入得到增加。
各路提举官在执行的过程中，对第三条的认识似乎要深刻一些，这就是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最好办法就是多贷款，贷出的款越多，收回的利息就越多，收的利息越多，提举官的政绩就越大。由于一味追求财政收入，青苗法在实行的过程中就变了味。
很多地方为了多获取财政收入，便想方设法多贷青苗钱，不论贫富贵贱，按户头分配。实际的情况是，富户并不特别需要借贷，贫户急需借款，官府又怕他们还不起，有些地方的提举官便想了一个办法，按百姓的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按比例分摊，并规定贫困户借款由相邻的富户担保。
王广渊在京东，将那里的民户分为五等，上等户强行贷钱十五千，下等户强行贷钱一千，到期如果不能还款，便派衙役上门逼讨。王广渊进京汇报，反说百姓对政府是感恩戴德。
所有这些，当然逃不过御史们的眼睛。
谏官李常、御史程灏，上表弹劾王广渊在京东强行摊派，坑害百姓。河北转运使刘庠，根本就不发青苗钱，他的理由是百姓不愿借贷。
王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御史们说：“你们到底要怎么样？积极推行新法的能吏你们要弹劾，对新法消极对待的你们置之不理。朝廷的事情都是这样办，还能富国强兵吗？”
御史台并不归中书省管，王安石也捂不住这些人的嘴，该说的他们还是要说。
十一月，颁行农田水利法。
前参政张方平丁忧期满还朝，受命聘任地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省，这也是一个反对变法的人，如果留在京师，对变法将会形成一种阻力，因王安石排挤出判应天府。
熙宁三年(1070年)春，司马光主持对李清臣等人的考试，他在试卷里出了一道策问题：“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实际上是向应试者质询，示意他们做文章予以批驳。
试卷送呈皇上审批时，赵顼叫人“以纸贴其上”，并批示“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第二天，赵顼问王安石：“听到有三不足之说吗？”
“不知道！”王安石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当赵顼说起三不足的内容时，王安石便知道这是有人在搞鬼。他虽然没有高度概括出三不足，但类似的内容确实说过。他的脑子转得快，立即因势乘便，申明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道理，把司马光等人的攻击驳了回去。
王安石后来的变法，倒真的是按“三不足”精神，勇往直前，坚持到底。
从此以后，“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成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战斗口号，广为流传。
正在新法如火如荼地推行时，身居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的韩琦说话了，他上疏要求废除青苗法，指出青苗法危害百姓的情况。
韩琦当了多年宰相，是个重量级人物，他的话引起赵顼足够的重视。在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说：“韩琦是国家的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朝廷仍然是念念不忘，朕原以为青苗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想为害如此之烈。再说，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呢？”
王安石便说，都市的人如果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他们呢？
赵顼的思想开始动摇了，有意终止青苗法，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几位辅臣。
王安石知道皇上变法的信心动摇了，请了病假。
赵顼知道王安石得的是心病，心里也觉过意不去，便命吕惠卿去做他的工作。王安石干脆就卧床不起，拒不见客。
赵顼对参政赵抃说，朕听说青苗法弊多利少，才准备废除此法，并不是与王安石过不去，他怎么能称病不出呢？
赵抃当时还是拥护王安石，主张等王安石销假以后再议。
赵抃说得委婉，韩绛却是直截了当，他说圣如仲尼，贤如子产，他们刚刚主持国政的时候，也曾遭到众人非议，何况王安石呢？陛下如果决意要行新法，非要留用王安石不可！王安石如果留用，一定也会像仲尼、子产一样先抑后扬。
赵抃、韩绛的劝谏，又使赵顼犹豫起来。他决定派宦官张若水、蓝元振考察青苗法的执行情况，再作最后决定。
当天晚上，曾公亮派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况告诉了王安石，并说皇上派人出京巡察，叫他赶快销假。
王安石得知此密报，立即采取了行动。
张若水、蓝元振出京考察之前，王安石在京城最好的酒楼摆宴为他们饯行，他们在喝酒的时候说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不过，他们二人回京复命的时候，尽说青苗法的好话，说百姓都赞成新法。
赵顼废除青苗法的念头彻底打消了，推行新法的决心更大了。他命曾布起草文件，驳回韩琦的意见，并将这份文件颁行天下，让天下人都知道他变法的决心。
皇上的决定犹如一剂良药，王安石的病立即就好了，上班办事，毫无病容，变法的决心比以往更坚定。
文彦博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入朝质问赵顼，说韩琦是三朝宰相，难道不如两个宦官吗？他的话不信，居然要信两个宦官的话。
赵顼闻言后脸色大变，但碍于文彦博是先朝宗臣，不忍当面斥责他，只好还了他一个很难看的脸色，什么话也没有说。
文彦博自知自己的话皇上听不进去，只好悻悻退出。
在王安石病休期间，赵顼曾想让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谢绝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朝廷是否废止新政。并多次上奏折，请废止新法。
赵顼回答说：“朕曾命你为枢密使，主管军事，你为何多次拒而不受，而要不断地谈论一些与军事无关之事？”
司马光回答说，他并没有接受军职，只要他在门下省一天，就要提醒陛下留意这些事情。
王安石销假之后，地位得到了巩固，司马光被降为制诰，范镇却拒发新命。赵顼见范镇抗命不遵，亲手把诏书交给司马光。范镇因此辞去门下省的职务，赵顼照准。
稍后，司马光被派到陕西做外任官。司马光不愿去，以书信同王安石进行几次沟通后，知道两人的政见完全说不到一块儿去，便决定辞去一切职务，退隐山林。
从此以后，一直到赵顼驾崩，十六年时间，司马光闭门不出，倾其全力继续九年前就已经开始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编写。
韩琦得知原奏驳回，继续上书申辩，赵顼不加理会。韩琦便请求辞去河北安抚使，只领大名府一路，被当即批准。
反对青苗法的知审官院孙觉、御史中丞吕公著、知制诰兼直学士院陈襄都被贬官。
赵抃对王安石的变法本就不怎么赞同，但在赵顼对青苗法的实施出现动摇、王安石称病不出的时候，又鬼使神差地帮王安石说了话，使青苗法得以颁布实施。当他看到反对变法的人纷纷被逐出京城，肠子都悔青了，上表弹劾王安石，并请求辞去参政之职。因为他知道，弹劾王安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与其等着罢官，不如主动请辞，这样做才够爷们儿。很快，他便被贬到杭州去做了知州。
参知政事一职出缺，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韩绛上位，并推荐李定出任监察御史。正是由于这个李定，使御史们与王安石的争论更趋白热化。
李定曾任秀州判官，是王安石的学生、忠实追随者。他从秀州进京时遇见了右正言李常。李常向他打听南方百姓对青苗法的看法。
“好呀！”李定不假思索地说，“南方的百姓都说，青苗法使他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李常吃惊地说：“真的是这样吗？朝廷上下都在议论这件事，没有人说好呀！”
李定冲着李常说：“那就叫他们到下面去看看吧！不要坐在屋里说瞎话。”
李定将在路上遇见李常的情形告诉了王安石，并极力鼓吹青苗法是便民之策，百姓拍手称快，并对京城有人反对这项政策表示不理解。
王安石很高兴他的学生支持变法，说那些人是无理取闹，并叫他见皇上的时候，将百姓的呼声说给皇上听。
第二天，李定在皇上面前大力颂扬新法，并说南方的老百姓都支持青苗法。赵顼一时高兴，立即加封他为知谏院。
宰相曾公亮站出来反对，说李定只是一个州判官，突然提拔为知谏院，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赵顼只好改命李定为监察御史。
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相继上书，说李定只是说了几句话赞扬青苗法的话，并没有特殊贡献，如此任命，扰乱了官吏任命的成规。
赵顼、王安石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叫他们不要再纠缠这件事，三人还是不听。
王安石便以目无君上、违抗君命为由，上表弹劾他们。三人同时被罢免。当时人称他们三人为“熙宁三舍人”。
北宋的谏官都很尽职尽责，他们不怕丢乌纱帽，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熙宁三舍人遭贬，并没有封住御史们的嘴。监察御史陈荐继续上表弹劾李定，并掀开了李定的一段隐私：李定在泾县主簿任上，母亲仇氏去世，他没有上报丁忧。
中国古代有一项规定，不论是谁，做了什么官，双亲去世，都要辞官回家守丧三年。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不仅有违律法，而且败坏道德。不仅为士大夫所不齿，甚至连普通百姓也会骂他是一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下流坯子。
李定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说仇氏不是他的生母，所以没有上报丁忧。
原来，李定的父亲李问曾做过国子博士。他的生母仇氏曾嫁过人，相传与苏轼结交的佛印禅师就是她的儿子。后来，仇氏到李家做了李问的妾，生下一子，就是李定。李定出生不久，仇氏被逐出李家，改嫁给一个姓郜的人家。李定长大成人后，见生母改嫁，不愿相认。故仇氏去世，他没有上报丁忧。
古代有规定，父母去世，除了皇帝外，无论你当了什么官，都要向组织报告，并回家守丧三年，这叫丁忧。李定的母亲去世，他不报丁忧，道德上叫不孝，制度上是违法。
陈荐的弹劾状够厉害。
王安石有意袒护李定，斥责陈荐捕风捉影，并上表弹劾他，罢免陈荐监察御史，改任崇政殿说书。
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继续上表弹劾李定，并指责王安石袒护弟子。
王安石见几个御史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立即进宫面见赵顼，说他们三人狼狈为奸，这样的人留不得。
赵顼此时对王安石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只要是王安石说的，一律照准。林旦、薛昌朝、范肯很快就被罢官逐出京城。
李定见这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弹劾他，也觉不安，请求解职,改授检正中书吏房。
赵顼的抉择，支持王安石。
王安石的决心更大，为了一个李定，竟然罢免了七名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