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边的警讯只是一个插曲，朝廷君臣的注意力更多地则是放在朝政事务上，说得更白一些，就是集中在王安石的身上。
王安石进京之后，圣眷甚隆，锋芒渐露，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宣传变法的思想。朝野上下，围绕着王安石这个人，围绕他的政治主张，展开了一场争论。
朝廷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这就是少年皇帝赵顼所面临的难题，为了使朝廷走出困境，赵顼把富国强兵视为国策，视为他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
王安石也敏锐地觉察到，新天子与仁宗、英宗不同，在他的身上，有一股锐气，有一股蓬勃向上的精神，同时还透出一股隐约可见的忧虑。经过上次的单独奏对，王安石基本摸清了这位少年天子的思想脉络：他对现实很不满，却又很无奈，他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却又苦无良策。新天子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满怀心事的混合体。
王安石从赵顼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他心中所想的，正是自己为官二十多年苦苦追求的那种东西。正因为如此，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赵顼的面前大谈特谈朝政的积弊，大谈特谈他的理财理念。他说朝廷积重难返，就像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不下一剂猛药，不足以治好病。
王安石的言行举动，赵顼都看在眼里，他还没有下决心，是否要委王安石以重任。
一些大臣也将王安石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有的人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有的人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牙痒痒，似乎要咬王安石一口才解恨。
熙宁元年(1068年)，一场围绕财政问题的大争论终于爆发了。
这年八月，赵顼照例要率群臣到京城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历年惯例，参加祭天活动的百官都会得到皇帝赐给的一个大红包，也就是赏钱。宰相曾公亮等人认为，由于河朔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国家财政匮乏，所以建议今年的郊祭赏钱就免了。
赵顼似乎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也太窝囊了，刚刚做皇帝，第一次举行郊祭，就将百官的红包减掉了。面对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他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天早朝，赵顼将曾公亮提出的问题交给翰林学士们讨论。
赵顼的诏命，犹如一滴水掉进了热油锅里，立即沸腾了。
翰林学士司马光首先站出来表态，支持曾公亮等人的倡议，他说救灾需要很多的钱，要从近臣、贵官身上做起，该节省的要节省，辅臣们提出的意见非常好，请陛下诏令执行。
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意见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国家富有四海，皇上郊祭给百官发红包，只是几个小钱，用不着如此吝啬。再说，扣发这几个小钱，对于国家财政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还有伤国体，会使皇上很没面子，国用不足，也不是当前的急务。
赵顼坐在龙椅上，见两个翰林学士吵起来了，而且争吵的正是他最为关心的国家财政问题，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对群臣说，今天是廷议，各抒己见，言者无罪，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理不辩不明嘛！
司马光见皇上鼓励发言，立即质问王安石，他说：“自真庙（即真宗皇帝）末年起，国家财用不足的问题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怎么能说不是当务之急呢？”
其实，王安石的本意并不是不承认国用不足的问题不需要解决，而是认为第一位的、更急的治本之事在于开源、在于理财，他认为，国库空虚，完全是由于朝中大臣不懂理财之道，不知道怎样管理国家财政造成的，如果只知道节流，而不知道开源，那理财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视理财为敛财的司马光反驳说，什么叫善于理财？无非是变着法子从百姓身上弄钱罢了，苛捐杂税，狂征暴敛，这就是善于理财的人惯用的伎俩。
王安石却说，靠横征暴敛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不叫善于理财，真正善于理财的人不必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就能使国库充裕。
司马光立即反唇相讥，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天下之财，是一个定数，官府多一钱，民间便少一钱，如果想方设法从百姓手中把这笔钱夺过来，比增加赋税更可怕。西汉的桑弘羊，就是用这种理论欺骗了汉武帝，司马迁对这件事大书特书，显然就是指斥桑弘羊，讽刺汉武帝。
王安石并不服气，正要继续争论下去。赵顼发话了，他说，朕基本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是，郊祭大典给百官发红包只是几个小钱，不必吝啬。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朕就真的没面子了。
王安石、司马迁的这场激烈的辩论，成为两位名臣一辈子政治敌对的开端，也正式揭开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斗争的序幕。
赵顼表面上赞成司马光的意见，实际上却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朝中大臣似乎从中觉察到了一些什么。
年底，郑国公富弼自汝州进京觐见皇上。富弼是三朝元老，赵顼特准他可以坐车至殿门口下车，并命富弼的儿子搀扶着他进见，召见时，免行跪拜的君臣大礼，赐坐后再与他交谈。对于一个老臣来说，这可是莫大的荣耀。
赵顼待富弼坐定后，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富国强兵之道，想不到这位曾经与范仲淹一同推行“庆历新政”的老臣，身上全然没有了当年改革的豪情壮志，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地说，人主心中的好恶要做到深藏不露，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人窥视出人主心中的秘密，否则，他们就会揣摩人主的心思，投其所好，这样，就会让奸人钻空子。比如上天监督人，完全由人自作主张，最后同你算总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富弼哪里是在说治国之道，完全是兜售帝王的南面术。
赵顼接着又问：“宋北有辽国，西有西夏，边境一直得不到安宁，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富弼慢条斯理地说：“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赵顼踌躇了半天说：“你就留在京师吧！朕给你在中书省安排一个职位。”
富弼以年纪老了，不足以担当重任为由，婉拒了赵顼安排重做宰相的好意。辞行后，仍然回了汝州郡。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赵顼再召富弼进京，拜为司空兼侍中，同平章事。富弼在固辞不掉的情况下，只得奉旨进京。就在他进京的途中，京师一带发生了地震。
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当时，人们都以为这些自然灾害是由于人做了错事，上天对人的惩罚。赵顼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减少膳食，取消一切娱乐活动，以表示对上天的虔诚和忏悔。
王安石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地震是天灾，与人无关，该吃的还是要吃，该玩的还是要玩。
富弼听说王安石对地震的一番宏论，感叹地说，人君所畏惧的唯有天，王安石这个人连天都不畏，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是奸佞散布异端邪说，迷惑圣心。这样的人，不能不防啊！为了表明他的观点，当即给赵顼上了一本，洋洋数千言，说的都是选贤辨奸的大道理。到了京城之后，在与赵顼的奏对中，又把奸与贤大说一通，实际上都是针对王安石，影射王安石是一个奸佞之徒。
赵顼虽然任命富弼为同平章事，但他的心里还是不忘王安石，拟提拔他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这一天，恰好参知政事唐介进宫奏事，赵顼向他说了欲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想法。唐介说王安石不能胜任这样重要的职务。
赵顼不解地问道：“文学不可任呢？经术不可任呢？还是吏事不可任呢？”
唐介回答说：“王安石固是个好学的，但是拘泥成规或前人之语，所以议论很是迂阔。如果命他执政，必定多所变更，想治反乱了。”
赵顼没有回答。
唐介退出后，对宰相曾公亮说：“如果重用王安石，天下必然大乱，你们以后就会知道，我的预言一定不会错。”
王安石是曾公亮推荐的，他当然不听唐介的话。
时过不久，赵顼又征求侍读孙固的意见，问他王安石可不可以当宰相。
孙固回答说，王安石的文才很好，做一个台谏侍臣一定很称职。宰相肚里能撑船，做宰相全靠气度，王安石这个人气量狭小，难以容人，这样的人不能够当宰相。接着，他向赵顼推荐了三个宰相人选：司马光、吕公著、韩维。
赵顼不顾几位重臣的反对，更没有采纳孙固的意见，力排众议，下诏把他心仪已久的能人王安石提拔为参知政事……
王安石升了官，照例要入朝谢恩。这次谢恩，君臣二人有一番对话，正是这番对话，正式掀开了惊世骇俗的改革序幕。
赵顼对王安石说：“大臣们都说，你只知经术，不懂政务。”
王安石奏道：“只有知经术，才能通政务，这些人说我不通政务，实质上是他们自己不懂经术。”
“照你说来，从目前的形势看，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赵顼问道。
王安石不假思索地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这是当务之急。”
赵顼点头称善，表示同意。
王安石接着说：“立国之本，首要的任务在于理财，周朝设置泉府等官，专门管理国家的财政经济，后世唯西汉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粗通此道。如今要理财，迫切要求继承并修改泉府的一些好的政策、制度，针对时弊，制定出相应的政策颁布实施。”
赵顼两眼盯着王安石，点头表示赞同。
王安石继续说：“古人有言：‘为政在人’，但人才很难得，十个人理财，有一两个人不出力，便会使全盘计划泡汤。尧与众人推选一人治水，九年不得成功。何况这一次变法，选用的不止一人，选用人才，不可能征求所有人的意见，到时肯定会有人说三道四，陛下如果决意变法，就要有思想准备，不要为那些异议所迷惑。”
君臣二人的这番奏对，王安石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改变风俗，请求变法；二是变法需要人来执行；三是变法是一个新事物，肯定会有人反对，他告诫赵顼要有思想准备，不要听信谗言。
赵顼赞同王安石的意见，并叫他着手拟定新法规。
第二天，赵顼下令成立一个创立新法的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命王安石和他保举的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同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工作。所用人员，由王安石自行选调。
赵顼这叫做疑人不用，用人就不疑，该给的权力都给了。
王安石挑选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人组成一个改革的领导班子，分别负责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日常事务工作。
吕惠卿曾做过真州推官，任满后进京听调，同王安石谈经论文，很多观点不谋而合，王安石竟称他为大儒，大事小事，都要和他商议，凡是上奏赵顼的材料也都由他主笔，几乎一天也不能离开他。
曾布即曾巩的弟弟，事事迎合王安石的意旨，王安石也视为心腹。
新班子成立后，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拟定了八条新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
前面六法，旨在富国，后面二法，旨在强兵，合称富国强兵八法。
新法草案公布之后，就像一滴冷水掉进了热油锅，朝野立即热闹起来，除王安石的追随者外，朝中的老臣没有一个赞成新法，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在朝廷一次扩大会议上，唐介站出来反对新法。他认为，祖制不可改，新法太荒唐，指责王安石是在哗众取宠，完全不顾现实。他还说，文学与朝政是两回事，他叫王安石还是专心致志地去研究文学。
唐介的意思是说，王安石文才还可以，政务却是一个外行，叫他不要乱掺和。
王安石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立即反唇相讥，说唐介太没水平，读书太少，叫他回去多读点书。
王安石年轻气盛，说出的话更具有攻击性。
两人的争论充满了火药味，似乎带了一点人身攻击的味道。赵顼听王安石说唐介读书太少，坐在龙椅上差一点笑出声来。
唐介年老体弱，在百官中也有一定的声望，在朝堂之上受到一个年轻后辈的挖苦，而皇上明显带有庇护之意，气得两眼发直，一口气没有转过来，顿时晕厥过去。
廷议出现了意外，无法进行下去了。赵顼手一挥，宣布廷议结束。立即有人上前把唐介抬了出去。
第二天传来噩耗，唐介昨天抬回家后，一直没有醒过来，虽然有宫中御医前去诊疗，仍然无济于事。天刚黎明，唐介便撒手人寰，到阎罗王那里报到去了。
变法还没有开始，就气死了一个老臣，这似乎在昭示变法不会一帆风顺。
唐介的死，并没有影响赵顼、王安石君臣二人变法的决心，时过不久，赵顼便逐步推行新法。
新法规最先推行的是均输法。
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王安石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
为什么要急于实行均输法呢？这是因为当时北宋政府的贡输制度问题成堆，亟待解决。
北宋的都城在现开封，这里居住着几十万军队，一百多万居民，每年要消费的粮食、丝麻织物以及制造军器需用的竹木、皮革、筋角等物资不计其数。京城出产不了这些东西，需要外地调运。这些运抵开封的物资，都是百姓向政府缴纳的贡赋。
当时百姓的赋税缴纳是实物制，生产粮食的地方缴粮食，生产竹木的地方缴竹木，负责运输的机构将这些物资经汴水运送到开封。
负责运输的机构叫发运司，主持这项工作的官员叫发运使。
发运使只管运输，并不知道开封各种物资的需求情况，也不知道仓库里什么物资紧缺，什么物资过剩，长期以来，总是按部就班地一船一船地向京师发送。结果出现一部分物资多得没地方存放，一部分物资奇缺。有一些笨重价低的物资，从很远的地方运到开封，运费超过价值的几倍，造成很大浪费。
推行均输法，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
王安石委派办事能干的薛向为江、浙、荆、淮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财赋和茶、盐、矾、酒等收入，全权负责推行均输法。
均输法与旧的制度不同之处在于，中央财政拿出五百万贯钱和三百万石米交给发运司作为本钱，在六路范围内通盘筹划，调配物资；发运使有权了解京师各种物资的库存情况和当年的支用情况，再根据需要向京师发运物资。在做好物资供应的同时，保证京师的粮食供应是发运使的重要任务。
薛向很有理财经验，上任之后，对京师每年物资的供需情况进行了调查，京师需要什么物资，心里有了一本账，制订了一个详细的物资供应计划，对于京师不需要的物资，他便将这些物资在六路之间转运变卖，通过地区之间的贸易得到差价收益。
经过薛向的精心部署，开封国库积压的物资得以消化，不足的物资也能及时得到补充，通过在六路之间物资的转运变卖，从地区贸易差价还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均输法的好处很快就显现出来，薛向也因此而得到嘉奖。
尽管如此，均输法还是遭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知谏院范纯仁说薛向在处理同西夏的争端上获罪罢了官，不应该起用这样的人。
知制诰钱公铺说王安石重用在政治上受过处分的人，是徇情枉法。
王安石听了当然不高兴，便在皇上面前告了钱公铺一状。很快，钱公铺被贬往江宁任知府去了。
钱公铺遭贬，并没有让反对派们闭口，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翰林学士郑獬、知开封府滕元发也都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出京城。
御史中丞吕诲见反对变法的人一个一个地被贬出京城，知道这都是王安石在捣鬼，连夜写了一份奏折进宫面圣，半路上遇着司马光。司马光问他为何行色匆匆，他说要进宫弹劾王安石，请司马光帮他说话。
司马光惊讶地说，王安石正得到朝廷的重用，在朝中呼风唤雨、叫红不绿，这个时候弹劾他，不是找亏吃吗？
吕诲叹口气，说王安石好执偏见，排除异己，他日必败国家大事，这是国家的心腹大患，他身为言官，岂能坐视不理。
司马光顺水推舟地说，他是进宫给皇上讲课的，不妨一路同行。
两人进宫面见赵顼，君臣礼过之后，吕诲从袖子里取出弹劾奏章，送呈御览。
赵顼见是一份弹劾王安石的奏章，里面无非是指斥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奸臣当道，贤者尽去，祸乱将由此而生等等。他先还没在意，因为自变法以来，每天都听到了这样的话、看到这样的奏折。看着看着，赵顼的脸色突然大变，怒形于色，接着将奏折掷向吕诲，怒斥道：“简直一派胡言。”
原来，吕诲的奏折中有一句：“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吕诲的这句话名义上是指责王安石，却也伤了赵顼，因为变法虽然是王安石组织实施的，但都得到了赵顼的支持。说王安石误天下苍生，也就等于是说赵顼误天下苍生。身为皇帝，有人说他误天下苍生，他能不生气吗？而说这种话的人，能有好果子吃吗？
吕诲也是一个倔人，虽然皇上发火了，他却并无惧色，反而大声说：“陛下如果不看臣的奏折，臣也不愿与奸佞之徒同朝共事，请陛下撤了我的职吧！”
赵顼见吕诲撂挑子，冷着脸，什么话也不说，手一挥，示意吕诲滚出去。
司马光虽然目睹了这一幕，也不敢再说话了。
吕诲退出后刚回到家，圣旨随后就到了，命他立即出京，出知邓州。
范纯仁再次上表弹劾王安石，赵顼将他的弹劾奏章压而不发。范纯仁见奏章递上去如石沉大海，乞请辞官而去。
赵顼下诏撤了他谏官之职，改判国子监。
范纯仁继续上表，要求辞职，拟好了奏折，正准备送出去，王安石派一个人找他，对他说，已经改任他为知制诰，请他不要多说话了。
范纯仁听后勃然大怒，说王安石在收买他，即使拿一座金山来，也休想堵住他的嘴，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说罢，将奏稿交给来使带去。
次日，赵顼正在看范纯仁的奏折，王安石突然进来了，言辞激动，奏请立即罢黜范纯仁，将他逐出京师。
赵顼说，纯仁无罪，就是外调，也要安排一个好地方，就命他出知河中府吧！
王安石见皇上不愿重罚范纯仁，不便多言，只得悻悻退出。
范纯仁即范仲淹第二个儿子，以父荫得官，历任县令判官，官声颇好。后来升任侍御史，在议濮王典礼时遭到外谪，不久又召还京师，命知谏院，这次因不满王安石变法，再次贬出京城，出知河中府。范纯仁做人，不失其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