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降生在濮王府，他的父亲赵曙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室成员，因为仁宗皇帝没有儿子，他被选为皇位的继承人，他便是英宗皇帝。从此以后，濮王子孙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宗赵曙有三个儿子，赵顼是长子，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他都是最棒的，英宗赵曙去世之后，皇帝就轮到他来做了。
英宗赵曙驾崩，皇太子赵顼即皇帝位。
赵顼即皇帝位后，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高皇后为皇太后，封皇弟赵颢为昌王，赵頵为乐安郡王。
命韩琦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行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文彦博行尚书左仆射、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富弼改武宁节度使，张升改河阳三城节度使，欧阳修、赵概并加尚书左丞，仍参知政事，陈升之为户部侍郎，吕公弼为刑部侍郎。
二月朔日，赵顼初御紫宸殿，朝见群臣，随即册立元妃向氏为皇后。
向氏是故相向敏中的曾孙女，父名向经，曾为定国军留后。向氏于治平三年(1066年)出嫁，封安国夫人，此时立为皇后。
一天，御史蒋之奇突然上书弹劾欧阳修，说欧阳修品行不正，行为不检点，乱搞男女关系，与自己的甥女淫乱。
赵顼看了蒋之奇的奏本，有些不相信，转问身边的老太监孙思恭。孙思恭极力为欧阳修辩解，说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事。赵顼便在蒋之奇的奏折上作了批语，命蒋之奇拿出证据，否则要治他的诬陷罪。
蒋之奇是道听途说，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见皇上要治他的罪，心里就慌了，无奈之下，只好交待是从中丞彭思永那里得到的消息。
原来，欧阳修的妻弟薛良孺对欧阳修有意见，便捏造蜚言，说欧阳修品行不正，乱搞男女关系，是一个淫贼。
欧阳修是朝中重臣，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如果这些蜚闻属实的话，对他的仕途、声誉将会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薛良孺的话恰好被中丞彭思永听到了，便转告蒋之奇，蒋之奇也不辨真伪，仅凭薛良孺的道听途说之辞便上章弹劾欧阳修。
蒋之奇是御史，有言权，但御史也不能乱说，他为何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便上本弹劾欧阳修呢？按说，蒋之奇的御史之职是欧阳修推荐的，欧阳修有恩于他，他为何要向自己的恩人下毒手呢？
事情的经过是：在濮议纷争的时候，欧阳修主张仁宗皇帝赵曙称他的生父濮王为皇考，吕诲等几名御史坚决反对，唯独蒋之奇赞同欧阳修的建议，欧阳修是宰臣，向皇上推荐了蒋之奇，蒋之奇便当上了御史。欧阳修的反对派们见蒋之奇做了御史，便对他冷嘲热讽，说他的御史之职是抱欧阳修的大腿得来的。蒋之奇受不了这些冷言冷语的讥讽，便想与欧阳修划清界限，借以塞住这些人的嘴。于是，当他从中丞彭思永那里得到欧阳修行为不检点的流言后，不问真假，急急忙忙便上本弹劾欧阳修，表示他与欧阳修划清界限。
欧阳修如果真的品行不正，蒋之奇上表弹劾，那也无可厚非，蒋之奇也算是个人物，因为这是大义灭亲，如果怀有什么目的，那就是恩将仇报，是个小人。
蒋之奇弹劾欧阳修，恰恰是有个人目的，他是一个小人。
赵顼听了蒋之奇的交待，责问彭思永，要他拿出证据来。彭思永只是道听途说，根本就拿不出真凭实据来，于是，赵顼便治了他们两人的诬告罪，一齐贬出京城。
蒋之奇遭贬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彭思永就有点冤了，虽然说传播流言蜚语不对，但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欧阳修自从蒋之奇上本弹劾时起，便闭门不出，请求皇上明察，如果自己真的行为不检，甘愿受罚，如果所言失实，请治有关人员的诬陷之罪。
事情弄清楚之后，欧阳修觉得在朝为官是非太多，便上表请求退位，赵顼见他去意已决，便罢他为观文殿学士，到亳州去做知州。
赵顼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继位的时候，赵宋统治已逾百年。宋初制定的许多政策、弊端已经渐渐显露出来，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辽、西夏在边境对宋虎视眈眈。面对现实，赵顼对“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面对前代遗留给自己的诸多难题，开始思索如何才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赵顼知道，朝廷数十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就如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不下一剂猛药，这个病是难以治好的。人体病了，就得求医问药，国体病了，就得谋求变革。他做太子时，就喜欢读《韩非子》，即位后觉得“天下时弊至多，不可不革”，很想有所作为，有所改革。他认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改革要以理财为先，从解决财政危机入手。
赵顼觉得，变革事关全局，必须有一个能臣来主持。他遍寻朝中大臣，似乎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他便把视野转向中下层官吏，他要从中挑选出一位杰出的人才来辅佐自己，实现他对朝政进行变革的远大抱负。
经过在全国范围内的排查，赵顼终于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员外郎王益的儿子。
王安石是个怪人，他的思想和人品都异乎寻常。
王安石从小喜欢读书，有过目不忘之能，在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下笔作文，洋洋洒洒几千言。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看过王安石的文章，夸王安石是位奇才，口吟一首诗赞叹：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意思是说，后来人是无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学成就的。如此之高的评价出自欧阳修之口，王安石因此而名声大噪。
王安石在二十岁以前，随父到过很多地方：韶关、汴梁、江宁等处，父亲死后在江宁落户，家境很清贫。庆历二年(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出任淮南判官。任期满后，调任鄞县知县。他在鄞县任职期间，修筑堤堰，开掘水塘，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体察民间疾苦，在饥荒的时候，他将官府征收的谷物借贷给百姓，并向借贷人收取一定的利息。这样，缺粮的百姓可以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官府也可从中得到一定的利息收益，一举两得。所以，任鄞县知县期间，王安石在百姓中的口碑极好。
王安石自己认为有治理天下的才能，他的能力也得到了人们称赞。后来，他又调到舒州任通判。
王安石踏进官场，对于仕途似乎就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按常规，绝大多数官员争着做京官。王安石似乎是一个异类，他屡次放弃做京官的机会，选择在地方做官。在舒州任上，朝中大臣文彦博极力举荐他，仁宗皇帝也下诏调他进京做官，他借故婉拒了。欧阳修又推荐他为谏官，他又以祖母年事已高，不便赴京为由，再次拒绝做京官。不久，改任常州知州，继而改任提点江东刑狱。
王安石屡次推辞不做京官，他的身上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一种神秘感。有人说他是做作，有人说他不屑于做京官，还有人说他有野心，另有一些人干脆就说王安石是个怪人。
褒也好，贬也罢，王安石的声名鹊起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皇帝正式下诏，召王安石至京师集贤院供职，王安石无法再推辞，才启程进京，次年五月，被任命为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称计省）度支判官。
王安石进京任职不久，针对时弊，将多年来的想法写成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以下简称《言事书》），他在《言事书》中指出，宋王朝内部潜伏很多矛盾和危机，并针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意见和看法，希望能够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
王安石的这份《言事书》，并没有引起仁宗皇帝和执政大臣的重视。仁宗皇帝对《言事书》的内容不置可否，对王安石的文笔却是大大地夸赞了几句，令王安石哭笑不得。
随之，仁宗皇帝命其为起居注。起居注是一个清要的官职，但晋升的机会比较大，王安石多次推辞，不肯受命，朝廷实在没办法，派人将任命书送到王安石的家里，王安石竟然躲在厕所里不见。最后，实在是推辞不掉，才出任起居注。
嘉祐六年（1061年），王安石升任知制诰，专门替皇帝起草诏书、命令和文告。这一次，王安石并没有推辞，欣然领命。
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皇帝去世，英宗赵曙继位。
这一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
按当时的规定，朝中大臣无论是谁，只要是父母去世，都要辞官回家为父母守丧，叫做丁忧。除非是皇上认为朝廷实在离不开你这个人，下诏命你不必丁忧，就可以继续留在岗位上工作，这叫做夺情。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他照例也要丁忧。于是，他借丁忧守制的老规矩，怀着失望的心情，怆然离开京城，辞官回江宁为母守丧去了。
丁忧期间，王安石在江宁开馆授徒，培养了不少人才，有些人成了他后来变法的帮手。
王安石当年所上的《言事书》虽然没有引起仁宗皇帝的重视，但引起了主张改革的士大夫们的广泛关注，使他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大家都把朝廷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身上。有人曾说：“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损失。”朝野上下议论得沸沸扬扬，王安石倒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人。
王安石在仁宗朝没有得到重用，据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王安石性格很怪，仁宗皇帝似乎不喜欢怪人王安石。
王安石是个怪人，性格执拗，人称“拗相公”，治学虽然严谨，但不修边幅，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的这种恶习是众所周知的。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王安石从来不换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寺院里的澡堂去洗澡，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地在外头留下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试他是否知道衣裳被换了。王安石洗完澡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们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还有一次，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胖太太不相信，她说王安石从来不择食，怎么突然就爱吃鹿肉丝呢？
大家说，朋友们会餐的时候，王安石什么菜都不吃，就吃那盘鹿肉丝，所以他们才知道王安石有这个嗜好。
胖太太问大家：“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什么地方？”
大家说就摆放在王安石的面前。胖太太笑了起来，说：“你们明天把别的菜放在他的面前，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朋友们果然把鹿肉丝摆放在离他最远的地方，大家都留意王安石吃什么菜，结果，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对于摆在稍远处的鹿肉丝，居然连看都不看一眼。
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件事做得有些过度，人们总是会怀疑他是沽名钓誉。仁宗皇帝对于王安石，似乎也有这种看法。
有一次，仁宗皇帝赐宴群臣。据说当时有个惯例，就是客人须在池中自己钓鱼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放在桌子上的金盘子里，其他人都拿着自己那一份鱼饵垂钓去了，王安石对钓鱼不感兴趣，坐在那里专心思考问题，忘形之间，竟然将盘子里的鱼饵吃光了。第二天，仁宗对宰相们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人也许会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把那么多鱼饵都吃完了。”正因为这个缘故，仁宗皇帝并不怎么喜欢王安石。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王安石是一个怪人，面相是“眼中多白”，即眼睛白多黑少，按相学上说，这是一个奸臣之相。
英宗朝也曾召用王安石，王安石仍然是推辞不就。
王安石这些怪习惯，再加上他不愿做京官的怪异行为，使他在人们的眼里，成了一个十足的怪人。
赵顼在继位之前，就曾看过王安石那篇《言事书》，对王安石的观点非常赞同，他身边的幕僚韩维也是王安石的朋友和崇拜者，在给他讲解史书时，每当他说好的时候，韩小维总是说：“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见解。”这样的话说多了，王安石在赵顼心目的形象就逐渐高大起来，由赞赏变为仰慕。
赵顼继位之后，很想见王安石这个人，于是下诏召王安石进京。
王安石高卧不起，不愿来京。
一天早朝，赵顼有些不解地问几位辅臣，说王安石自先帝朝以来屡召不至，大家说他为人不恭，现在召他进京，又不肯来，到底是有病呢，还是个人有什么要求？
曾公亮说，王安石有宰相之才，他绝不会欺君罔上的，陛下要信任他。
新任参知政事吴奎出班启奏，说他曾经与王安石共过事，这个人刚愎自用，所作所为不可理喻，如果重用他，必定给朝政带来混乱。
赵顼见吴奎贬损王安石，不高兴地说：“你也未免过于诋毁王安石了吧！”
吴奎申辩说：“臣蒙受皇恩，要做到知无不言，完全是出于公心，绝对没有偏见。”
赵顼并不理会吴奎的劝谏，见王安石不肯来京，便下诏命他出任江宁知府。
这一次，王安石没有推辞，欣然奉命赴任。
曾公亮力荐王安石，并非完全出于公心，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原来，曾公亮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韩琦素有嫌隙，两人相互嫉恨，互不买账。
韩琦曾在三朝担任宰相与枢密使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无论是资历还是声望，都远不及韩琦，韩琦为人独断专行，处事根本不与曾公亮商量，曾公亮的宰相之位形同虚设。他心里很不服气，企图找一个帮手结成同盟，动摇韩琦的势力，于是，他向赵顼保荐王安石，说他有宰相之才，荐进京，借以排斥韩琦。
赵顼对韩琦也很不满，因为韩琦自认是三朝元老，倚老卖老，处事独擅专横，不但不与宰臣们商量，就是他这个皇帝，有时似乎也不放在眼里，赵顼心里也很不舒服。学士邵元、中丞王陶，都是赵顼做太子时的旧臣，对韩琦的所作所为也看不顺眼，经常在赵顼身边嘀咕，说韩琦的坏话。
韩琦为官多年，官场经验非常丰富，内外受排挤的局面，他当然看得很清楚，于是，他主动上表，请求辞去宰相之职。
赵顼看了韩琦的请辞书，虽然很想马上就批准了，但考虑到他是三朝元老，如果立即就批准他辞职，面子上似乎有些过不去，便在请辞书上作了批示，除对他的政绩表扬一番外，就是挽留他。
韩琦处理完英宗的丧事后，再次请求辞职。
赵顼并没有立即答复，但下诏调王安石进京，升任翰林学士。
韩琦已经看出赵顼调王安石进京的用意，索性连上奏章请求辞职，每天一奏，一天也不间断。赵顼见韩琦去意已决，下诏授韩琦司徒兼侍中，出任武胜军节度使，兼判相州。
韩琦奉旨后向赵顼辞行。
赵顼心里虽然不想让韩琦呆在自己身边了，表面上却装做依依不舍的样子，流着泪说：“朕见侍中去意已决，不得已才下诏的，只是你走之后，谁来顶替宰相之职啊？”
韩琦有些酸楚地说：“陛下圣鉴，心中想必早就有了合适的人选了。”
“王安石何如？”赵顼终于说出了他心中的人选。
韩琦回答说：“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学问有余，如果要他进职宰臣，气量恐怕不足。
赵顼看了韩琦一眼，没有回话。韩琦知道赵顼的意思，也不再争论，告辞而去。
时过不久，吴奎调出京城，到青州去当了知州。次年，吴奎病死在青州。吴奎是北海人，为人正直。少时清贫，当官以后，效仿范文正，买田为义庄，所有俸禄，都接济了同族的穷人。死后，几个儿子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时人称为清白吏子孙。
韩琦、吴奎免职后，赵顼提拔张方平、赵禋为参知政事，吕公弼为枢密使，韩绛、邵元为枢密副使。
张方平出任参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马光提出反对意见，他说张方平不适宜当参知政事。赵顼不但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反而撤了他的中丞之职，改任翰林学士。
曾公亮再次建议提拔王安石，又遭到张方平的反对。不久，张方平因父亲去世丁忧回家守丧去了。
赵顼命唐介接替张方平的参知政事之职，但赵顼的心里还是惦记着王安石。
治平四年(1067年)末，赵顼下诏改元熙宁，次年即为熙宁元年（1068年）。
四月，王安石终于奉旨进京，受任翰林学士之职，并特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赵顼得知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立即召其进宫。君臣礼过之后，赵顼迫不及待地就同王安石讨论起国事来。他第一句就问：“朝政当务之急是什么？”
王安石并不客套，回答说：“以决定政策为要。”
赵顼接着又问：“你以为唐太宗这个人如何？”
“陛下当取尧舜为法，不仅唐太宗而已。”王安石看了赵顼一眼，继续说，“尧舜治天下之道简单易行，后世儒臣并不了解尧舜的治国之术，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赵顼听了颇觉称心，谦谢说：“你对朕的希望太高了，朕恐怕达不到那种高度。但愿你能尽心尽力地辅助朕，使得达到目的！”
王安石叩首说：“陛下如果采纳臣的建议，臣将誓死效忠于朝廷！”
君臣二人的第一次晤面，就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了广泛交流，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听讲座，在当时叫讲经度，是历代帝王的必修课，在这里讲课的人，不是朝中重臣，就是博学鸿儒之士，皇帝参加听讲，朝中大臣也要陪同听讲。
一天，讲座结束之后，群臣陆续散去，王安石正准备退班，被赵顼留住了，并且还特地在御座旁赐座，这对于臣子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赵顼留下王安石，是要与他讨论治国之道，他见王安石坐下后，便问道：“朕观古人，像唐太宗必然要得到魏征，汉昭烈帝必然要得到诸葛亮，然后才可以有为。魏征、诸葛亮两人，都是不世出的人才。”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如果能做尧舜之君，自然就有贤臣为陛下效力，陛下如果能做高宗那样的君王，自然有傅说这样的贤臣辅佐。陛下现在领导的是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承平百年之久，全国才智之士无数，难道没有贤德才智之臣供陛下驱使吗？究其原因，恐怕是陛下没有明确的用人政策以及用人不专。今天虽有非常之才，如同当年辅佐尧舜的贤臣，但如果受小人的排挤，贤才也会弃职而去。”
赵顼回答说：“哪个朝代没有小人呢？就是尧、舜时代，不是也有恶迹昭彰的四凶吗？”
王安石回答说：“诚如陛下所言，正因为尧舜知道四凶的劣迹而杀了四凶，尧舜才有其成就。如果四凶当道，贤良之臣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赵顼听了连连点头，表示赞同王安石的观点，他心中对时弊进行改革的愿望犹如一团火，逐渐地被王安石点燃了。
王安石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近，北宋的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