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职位最令人眼热，依据皇位继承法的规定，真正有资格做皇帝的人并不多。为了取得皇位继承权，许多宗室子弟相互争斗，甚至骨肉相残。唯独赵曙是个例外，他不愿做皇帝，而且态度还非常坚决。仁宗皇帝命他为太子，他百般推辞，就是不肯上任，在众人的劝说下勉强走马上任后，也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随时准备撂挑子。
仁宗皇帝死了，赵曙继承了皇位，但这不是他的本意，他是被人硬拽上去的。
赵祯是半夜死的，曹皇后痛哭一场后，即将宫门钥匙尽收在身旁，不准任何人进出。天亮之后，立即召皇太子赵曙进宫，并传召韩琦、欧阳修等大臣进宫，共同商量皇位继承的事情。哪知道赵曙痛哭一场后，起身欲走，好像皇位继承与他无关似的。
“太子不要走。”曹皇后见赵曙要走，立即喊住了他，正色说道，“大行皇帝遗诏，令皇太子嗣位，皇太子应承先继志，不得有违！”
赵曙推辞道：“曙不敢做皇帝，你们还是另请他人吧！”说罢，又要退出。
宰相韩琦见太子又要走，心里着急，顾不得君臣之礼，上前一把拽住赵曙的衣袖说：“先帝遗诏，圣母懿旨，岂可不遵？”
赵曙见推辞不掉，只得留下来，在曹皇后和大臣们的安排下，遵先帝的遗诏，勉强同意继承皇帝之位，举行即位大典后，正式做了皇帝，他就是英宗皇帝。
赵曙即位之后，尊曹皇后为皇太后，尊大行皇帝赵祯庙号仁宗。
赵曙欲依照古礼，守孝三年，命韩琦摄行冢宰。
冢宰是个官名，太宰的别称。太宰原为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的官。周武王死时，成王年少，周公曾以冢宰之职摄政。《论语?宪问》：“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冢宰为内朝主宰。在《周礼》作为天官，成为六卿的首位，总管全国大事。就是说，韩琦以冢宰的身份管理朝政。
韩琦说，古今时候不同，古时的制度，今天未必尽适宜，并坚决推辞，不敢奉诏。
赵曙见韩琦不奉诏，其他人也坚决不同意，只好坐上龙椅，正经八百地做起了皇帝，前几天处理朝政的思路相当敏捷，表现出相当的政治才干，赢得群臣的拥戴。不料好景不长，到了第四天，赵曙骤然患病，不能临朝，诏请皇太后权代为处理军国大事。曹太后不能推辞，便在东门小殿垂帘听政。
赵曙的病似乎不见好转，第八天，也就是为仁宗皇帝举行大殓的日子，赵曙的病突然加重，在先皇灵柩前号哭狂奔，在场的人不知所措，丧礼也无法进行，幸亏宰相韩琦反应敏捷，当机立断，拉下帏帘，一把抱住赵曙，又叫来几名宦官加意护持，实际上是死死地看住他，不让他乱说乱动，从而避免了更为尴尬的场面的发生。
曹太后是个很能干的女人，每天的内外章奏不下数十起，她看过之后，件件都能够提纲挈领，能提出处理意见，遇着有疑难的事情，让大臣们商量解决，从不独断专行。因此，赵曙虽然生病不能理政，朝廷的机构都能正常运转，国事也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不久，立高氏为皇后，高皇后是侍中高琼的曾孙女，母亲曹氏是太后的亲姐姐，小时候也养育于宫中，与赵曙同岁，两人可算是青梅竹马。长大出宫后，做了赵曙的王妃，封京兆郡君，至是册立为皇后，与太后情形同母女。
为了加强中枢机构的领导力量，太后重新提拔富弼为枢密使。
赵曙自得病后，情绪非常坏，对宫中的宦官、宫女、太监举手就打，开口就骂，这些人受虐不过，便向内都知任守忠泣诉。
任守忠当初被仁宗皇帝赵祯逐出宫，然后再召入宫，逐步升到内都知的职务，仁宗皇帝欲立赵曙为太子，任守忠知道赵曙聪明能干，想劝说仁宗立一个庸弱的人为太子，他可以从中谋攫内权，但阴谋没有得逞，未免有些失望。见内侍们向他投诉赵曙的言行，便乘机在太后面前说赵曙的坏话，转过来又在赵曙面前说太后不喜欢他。
太后虽然是一位贤母，赵曙也是一位睿智的皇帝，刚开始还不怎么样，经不住任守忠不停地两边嘀咕，惹得两宫逐渐起了疑心，由疑生怨，由怨成隙，好好的继母继子，几乎变成仇人。
赵曙虐待宦官、宫人，对太后、朝中大臣也甚为不恭。一次，宰相韩琦端着药送到赵曙的嘴边，赵曙只饮了一口便推开了，药汤洒了宰相一身，恰巧这件事被太后看到了，忙命人取来衣服给韩琦换上。韩琦非常谦恭，认为这是臣子应该做的事情，因而不敢劳驾太后。
赵曙对宫人、大臣如此，对太后的态度也很恶劣，不仅不予理睬，有时甚至还揶揄挖苦，使太后非常难堪。可见，赵曙的病是精神上的，病根在心里。
赵曙心病的根源不得而知，但与太后不和则是不争的事实，这很可能是赵曙致病的原因之一。虽然赵曙继位是仁宗皇帝的遗命，但也是太后决定的，由于太后听信了谗言，便有些不喜欢这个继子皇帝了。这样，赵曙继位之初，朝廷便出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赵曙不能主持政务的时候，群臣请太后垂帘听政，赵曙身体一旦好转，太后便应该还政。但是，由于曹太后与赵曙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太后迟迟不肯还政，甚至还起了废掉赵曙，另立新君的念头。
赵曙对太后也相当不满，他认为太后对他太刻薄，处处给他小鞋穿，一次，他直接对宰相韩琦说：“母后待朕少恩！”
为了稳定大局，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几位大臣在两宫之间做了不少的工作。
知谏院吕诲，上书两宫，开陈大义，言词恳切，说了一些常人不敢说的话，太后、赵曙两人看了他的奏表，虽然不无感动，究竟还是未能释然。
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两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一天，曹太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二人说，赵曙变态。
韩琦劝说，皇上是因为有病才弄到这样，病好了，肯定不会这样，儿子因为病了，有对母亲不到的地方，做母亲的难道不能容忍他吗？
曹太后两眼泪汪汪地看着欧阳修，一言不发。
欧阳修婉转地说，太后侍奉先帝数十年，仁德昭著，天下人有目共睹，当年仁宗皇帝的宠妃张氏那样骄恣，太后都能心平气和地容忍，如今母子之间怎么就不能相容呢？
曹太后听到这里，方才止住了哭声。
欧阳修见说的话起到了一点点效果，接着说，先帝在位日久，有恩于天下，故一旦逝去，天下人拥戴新帝，没有人敢反对的。太后虽然贤明，但终究是一个妇人，臣等也只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是先帝的遗嘱，谁又肯听从？
欧阳修的这番议论话中有话，绵里藏针，既对曹太后的美德大加赞赏，也明确地要求太后要遵从先帝遗嘱，不得有二心。
曹太后听了这番类似溜须拍马的肺腑之言，长时间沉默不语。这表明她的内心深处已有所触动。
作为顾命大臣，韩琦的话说得更为直率。他对曹太后说，臣等只能在外面见到皇上，后宫却必须仰仗太后，皇上如果有闪失，太后是脱离不了责任的。太后照顾好皇上，众人自然就拥护皇上。
韩琦这番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完全没有欧阳修的遮遮掩掩，明确表示要太后一心拥戴赵曙，甚至用警告和威胁的口气，迫使太后彻底放弃废掉赵曙的念头。
曹太后听了韩琦的这番话，气得脸色发青，但也只能一言不发。因为她知道，朝廷内外，无论是谁，都不希望看到再出现一个像当年刘太后一样垂帘听政、权倾朝野的女人。
在赵曙面前，大臣们的劝说则多是和颜悦色地引经据典，真心实意地谆谆教导。
司马光语重心长地对赵曙说，生育之恩大，养育之恩更大。他希望赵曙要像东汉章帝那样孝顺太后。
宰相韩琦的劝说，则更态度明确，他说，陛下能有今日，都是太后之力，这个恩不可以不报。自古圣帝明君不算少，但独舜皇帝为大孝，难道其余的尽是不孝吗？父母慈而子孝，这是常人都能做到的，无足称道，唯有父母不慈而子能够极尽孝道，这才值得称道。但恐陛下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父母岂有不爱护子女的吗？
韩琦的意思是说，赵曙身为人子，并没有尽到为子之道。虽然太后不是亲生母亲，或许也缺少慈爱，如果赵曙仍然能尽孝，那才是能与圣人相媲美的美德，天下人最敬仰的就是这样的圣明君主。
赵曙听了，大为感动，表示要与太后冰释前嫌。
七月，赵曙病愈，御紫宸殿，朝见百官。
这一天，开筵讲经。翰林学士刘敞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一句，拱手讲解说，舜出身贫贼，尧禅让他大位，天下归心，万民悦服，这并不是舜有什么特别的法术，而是因为他孝敬父母，亲善兄弟，德誉远近闻名，所以尧才禅让舜以天下。
赵曙听后不觉悚然，似乎彻悟。说一声知道了，便起身进宫去了。
赵曙进宫后，细心地询问太后的起居，并说自己生病的时候，神志昏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请母后原谅。
曹太后听后，备感欣慰，安慰地说：“病时小过，不足为罪，此后能善自调护，毋致违和，我已喜慰无穷，还有什么计较？况皇儿四岁入宫，我旦夕顾复，抚养成人，正为今日，难道反有异心吗？”
经过一番交谈，太后与赵曙相互谅解。自此母子欢好如初，嫌疑尽释。
韩琦等闻知此事，自然放心。
嘉祐八年（1063年）十月，安葬赵祯于永昭陵庙，庙号仁宗。
年底，赵曙封长子仲缄为光国公，不久又晋封他为淮阳郡王，改名顼。赵曙有四个儿子，都是高后所生，除淮阳郡王顼外，次子赵颢、三子赵颜、四子赵頵，三子赵颜生下来不久就死了。
第二年改元治平，即治平元年（1064年），到夏天的时候，赵曙的病基本好了。
赵曙与太后的关系经过韩琦等人的调停，虽然得到了缓和，赵曙的病也一天天地好转，但太后似乎没有还政的意思。
四月，赵曙在群臣的陪同下，乘车出皇城，到相国天清寺和醴泉观祈雨。由于这是新皇病愈后第一次出城，围观的百姓很多，道路两旁不断传来欢呼声。
赵曙这次出城，是在向太后传递一个信号，他的病好了，可以处理军国大事了。然而，太后似乎无动于衷。
韩琦想请太后还政于皇上，但又不好直说，这一天，他选了十件急办的公文送给赵曙批阅，赵曙很快就作出了正确批复。接着，韩琦拿着赵曙批复的十件公文去请示太后，问皇上的批复如何，当时的记载是“太后每事称善”，也就是说，所有的批复都恰到好处。
舆论上，朝野都认为赵曙的病已经好了，工作能力上也得到了太后的首肯。赵曙已经具备了亲政的条件，接下来，就是用什么样一个方式促使太后撤帘还政了。
这一天，太后垂帘听政，待同僚们的事情说完之后，宰相韩琦出班奏道：“太后，臣有本要奏。”
“相公有什么事，请说吧！”太后在帘后答道。
韩琦清了清嗓子说，“皇上的病已好，能独自处理朝政，臣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到地方上去做个小官，图个清闲。”
曹太后听后，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明白了韩琦的用意，便说道：“朝廷大事，全都仰仗相公，相公不可以求去，该退的是我，不是你。”
韩琦明知太后说的不是真心话，还是顺水推舟地说：“前代贤后，像马后、邓后，对于权势，都不免顾恋，太后现在便能还政，真是前代贤后所不及，不知太后决定哪一天撤帘？”
曹太后回答说：“说什么决定哪一天呢？我参政许多时，也是迫不得已，择日不如撞日，就在此时撤帘！”曹太后说罢，起身离座退入。
韩琦大声说道：“太后有旨，銮仪司撤帘！”
銮仪司听旨，急忙上前撤帘。
帏帘匆匆撤去，百官还能看到屏风后太后一闪而过的身影。
曹太后回宫之后，知道朝中大臣们执意要她还政于皇上，知道大势已去，当天便从宫中传出手书，表示还政于皇帝。
赵曙亲政之后，加韩琦为右仆射，每天前殿召见群臣，后殿批阅奏折。上太后宫殿名慈寿宫。
太后撤帘、赵曙亲政后，该是秋后算账的时候了。朝中大臣都知道，太后与皇上之所以矛盾重重，很大程度上是有人从中挑拨所致，而这个挑拨离间的人，就是内侍任守忠。
知谏院司马光率先上疏，说内侍任守忠谗言两宫之间，致使太后与皇上母子不和，如果不是太后贤明、皇上诚孝，几乎祸起萧墙。他请求皇上依照国法，将任守忠推出午门外斩首。
赵曙看了司马光的奏疏，虽然也为之动容，但并没有降旨惩罚任守忠。
韩琦见赵曙迟迟不发旨，他取出一道空头敕文，先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叫两个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签名。
欧阳修接敕后，毫不犹豫地就签了名，赵概却面有难色，因为这是假传圣旨，后果是很严重的，他怕承担责任。欧阳修说：“签吧！韩宰相总会有个说法的。”
赵概无奈之下勉强签了字。
韩琦做好这些事后，端坐政事堂，命人传召任守忠。
任守忠来后，韩琦大喝道：“任守忠，你可知罪？”
任守忠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法。
韩琦见任守忠装聋作哑，大声说道：“你身为内侍，不知报效皇恩，蓄意挑拨太后与皇上之间的矛盾，本当砍下你的人头，以正国法，因奉旨从宽处理，现把你安置到蕲州，你要感念圣恩，不可再怙恶不悛！”
说罢，取出空头敕文，亲自填写，交付与任守忠。立即命人将他押送出京都。
韩琦处置任守忠的手段是超常规的，但是处置这样的阉人，如果不采用特别手段，让他稍有喘息的机会，他就能兴风作浪，到时恐怕打狗不成，反要被狗咬了。
韩琦为相多年，如果没有奉密旨，一定不会如此专擅。随后，他又把任守忠的余党史昭锡一并贬出京城，流放到南方去了。
如此有目的地清君侧，赵曙事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如果没有得到他的默许，韩琦不会这样干，事情也不会这样顺利。
数月之后，赵曙忽然问韩琦，三司使蔡襄这个人品行如何。
韩琦不知赵曙的用意何在，回答说，蔡襄这个人颇为干练，可以任用。
赵曙当时没有说话。第二天，居然下诏命蔡襄出知杭州。
群臣见蔡襄被逐出京城，不知是何原因。有知道内情的人透露，说太后听政的时候，曾经对辅臣说，先帝既立皇子，不但宦妾生疑，就是著名的大臣也有异言，险些败坏大事，我不愿追究，已将章奏都毁去了。
有人怀疑，这些烧掉的奏折是蔡襄上奏的。究竟有无此事，无从证实。
蔡襄为人诙谐，说话有时可能不注意，这才引起了同僚们的怀疑。据说，蔡襄平日与陈亚关系很好，蔡襄曾以陈亚的名字为题，口占一句相戏：
陈亚有心终是恶。
陈亚立即回了一句：
蔡襄无口便成衰。
当时旁边有很多人，大家都说两人随便一句戏言竟是绝对。蔡襄欲想嘲人，反被人嘲，大家笑称这是诙谐的报应。
其实，蔡襄也算是一个能吏，遇有案件，谈笑剖决，没有人不服。只因说话有时口无遮挡，触犯了主忌。治平三年（1066年）丁母忧，归兴化原籍，次年卒于家，追赠礼部侍郎，后来赐谥忠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