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身在西北前线的范仲淹、韩琦突然收到朝廷的调令，皇上要调他们回京师，进入朝廷中枢中书省和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任职。
范仲淹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留在西北镇守边关，朝廷一直不批准。六月中旬，他们两人办完了交接手续，极不情愿地离开泾州，回京城就任新的工作。
范仲淹、韩琦回京的时候，宋与西夏的和约只是草签，还没有盖上国印互换和约。赵祯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将他们二人从西北前线召回来呢？这要从当时的国情说起。
当时的宋，已经是积弊如山，危机四伏，国家财政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财用不足的原因在于“三冗”，即冗兵、冗吏、冗费。
冗兵。宋代采取终身兵役制，无复员一说，致使军队总数逐年增加。太祖皇帝开国时军队总数为二十万，太宗皇帝统一中国时达到六十余万，至赵祯庆历年间（1041—1048年）已达一百二十五万。
冗官。官吏的增多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取仕，科举制度创立初年，每年取进士不过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中进士多达七百余人，而且成为惯例执行，到淳化二年（991年），全国的进士累计多达一万七千三百余人。至此，进士应试才改为三年一次。几十年来，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二是世袭。宋代选拔官吏，除科举外还有“侥幸法”，即世袭。例如宋代规定“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推恩之广甚至达到了多及异姓宗亲甚至以门客充数的地步。
冗兵冗吏，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赵祯朝中央财政收入虽然是太宗朝的六倍，但财政状况从太宗时的盈余大半恶化到了财政赤字的地步。加之西北战事，宋疲于用兵，国家财政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赵祯急召范仲淹、韩琦二人进京，是要借助他们二人在抵御西夏入侵的声望和才智，组建一个新的中枢机构，以“振兴起弊”，刷新朝政。
在范仲淹、韩琦奏请留任、滞留西北办理交接手续的过程中，国内又出现了一次暴乱。京东禁军士卒王伦在沂州结伙四五十人，杀掉巡检使，揭竿造反的事情发生。王伦南下江淮，“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
王伦作乱，朝野震动，以欧阳修为首的年轻官员们纷纷上表，要求朝廷开放言路，揭露腐败之政，呼吁进行改革以挽救朝政危机。
赵祯也有志改革，便应欧阳修等人的请求，亲自提拔王素、欧阳修为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蔡襄为秘书中丞知谏院。这四大谏官中，欧阳修、余靖、蔡襄三人在景祐年间，被吕夷简视为范仲淹朋党，现在身为谏官，言权在握，他们大张旗鼓地相互配合，不仅揭露弊政、荐举贤才，而且对保守无为的中枢班子展开攻击，呼吁范仲淹、韩琦进入中枢班子，对朝政进行改革。
赵祯听从了谏官们的建议，从四月到七月，三次改组中枢班子：罢吕夷简首相之职，夏竦刚被提拔为枢密使即被免职，罢王举正首相职，其中夏竦被黜，完全是欧阳修几个言官给拉下来的。
欧阳修他们弹劾夏竦的理由是：夏竦在西北战场上损兵折将，无所作为，且为人奸诈，这样的人，实在不能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至七月，朝廷中枢班子组建完成：章得象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晏殊为枢密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兼陕西安抚使，韩琦为枢密副使代范仲淹宣抚陕西、富弼为枢密副使。
范仲淹就是在这种乱哄哄、毫无准备的情势下，卷进了这场政治改革之中。
范仲淹回京后，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范仲淹、富弼入内，赐座、赐纸笔，以最高、最隆重的礼遇，要求他们将朝廷当前的急务写出来，不要有顾虑，也不得回避。
这是一种近乎于囚禁逼索的行为，但也反映了赵祯心情的急迫和对他们两人的信任。
范仲淹是一位儒将，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多年，常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平时对朝政很是留意，虽然事先没有准备，经过一番思考，对积存在脑海里多年的关于刷新政治、振衰除弊的想法略作梳理，当场疾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呈献于赵祯。富弼也上陈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和安边十三策。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十条措施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新政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改革力度很大。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
改革是否能成功，范仲淹本人也没有信心，他常具忧国忧民之心，心中早有蓝本，但并没有公开提出来，这是在赵祯的逼迫下才将其写出来列奏。
赵祯对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深有同感，全盘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这次改革，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宋廷从整顿吏治出发，由中书与枢密院开联席会议，选拔各路的转运使。
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人就一笔勾去，推荐讨论的都是一些德才兼备的精锐之士。富弼看到范仲淹提出的人选，笑着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
范仲淹同样报之以笑地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呀！”
新政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很多人的官位、前程、利益和朝制朝规，犹如抡起的大铁锤，锤锤砸在官场那些贪渎者、不法者、狡诈者、懒惰者、昏庸者的头上，使他们寝食不安。而“择宫长”择出的数百名都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带着刑狱之剑，勘察审问，囚禁抄家，更使他们心惊胆战。
范仲淹的改革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八个月，在这期间，他重定了《三班审官院流内铨条贯》，通令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派出数百名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查处撤掉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昏庸无为的官员，按新法保举了一批清正廉洁的人士，颁布新规，取消公费宴会、赐宴、聚书和补贴膳食制度，以消除奢侈之风。
新政给天下带来了一股新颖之风，给天下百姓带来了希望。可蛰伏于新政背后的旧势力们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伺机而动，图谋卷土重来，给新政、给倡导新政的人以致命的一击。
新政对于积弱的宋室，与其说是一剂良药，不如说是一剂猛药。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枢密副使富弼掌管宦员的升迁权，他订立新章，规定宗邑局务任期三年，不许谋求连任。宦官对这个规定非常不满，怀恨在心。
被罢去宰相职位的吕夷简看准了这个机会，动员其党羽，再次掀起朋党谣言。
被罢去枢密使的夏竦乘机出来配合，说“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吕夷简更是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密告朋党之危，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就是人们说的四贤，他们这几个人拉帮结派，结为朋党，致使五六十人相互提挈，占据了朝廷的要害部门，握持朝政，误国迷朝，假公济私，胡作非为，没有人与其争锋。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景祐年间，吕夷简就是以朋党为错口，将范仲淹逐出京城的。
宦官是皇帝的心腹，他们时刻呆在皇帝的身边，说话方便，做小动作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蓝元震的奏疏递上去后，立即引起了赵祯的疑心。他立即召见范仲淹，问道：“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朋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他在边疆带兵打仗的时候，勇敢作战的人自结为党，共同杀敌。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这就要靠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是没有害处的。
范仲淹的奏言，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
正在这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对范仲淹的支持。
赵祯一直对朋党存有戒心，他对欧阳修呈上的《朋党论》似乎很不满意，在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在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的情况下，赵祯对更革弊事的迫切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夏竦是一个政坛上的老油条，他敏锐地觉察到皇上对范仲淹改革的热情降温了，差的就是没有下诏停止改革。他欲置改革派于死地，精心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石介富弼政变案”。
石介是兖州人，时年三十九岁，任太子中允，在集贤院当值。曾作《庆历圣德诗》，公开颂扬新政人物，指斥夏竦是一个大奸臣。一个偶然的机会，夏辣得到了石介写给枢密副使富弼的一填充书信，信中在“行伊、周之事”之句。意思是说，愿意共同做周朝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辅佐皇帝，做一番大事业。
夏竦有一个家奴叫萧娘，此人是位才女，夏竦命她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致富弼的密信，信中改“行伊、周之事”为“行伊、霍之事”。一字之差，性质完全变了。霍指的是西汉权臣霍光，意即要像西汉权臣霍光那样任意废立皇帝，同时还伪造了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好的废立皇帝的诏书。
夏竦及其党羽拿着伪造的书信到处张扬，诬陷富弼和石介；吕夷简及其党羽发起了对富弼的声讨，并诬陷范仲淹不忠。
宦官们将伪书上呈赵祯，并以石介的亲笔与伪书相对照，笔迹完全相同。赵祯虽然连说不相信，但心中的疑虑更深了。
范仲淹到此时才预感到处境的险恶。他虽然知道这是有人捣鬼，但又拿不出证据。如果这件案子坐实了，他自己、富弼、石介都是灭九族之罪。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夏竦、吕夷简等人的阴险、诡诈、凶狠和残忍，为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改革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皇上已经起了疑心，要想使改革继续进行下去，恐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他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更斗不过吕夷简、夏竦一伙人。他的改革之心彻底死了。
正在这时，西夏与契丹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范仲淹自请以河东、陕西安抚使的身份离开京师，重返西北边境。
赵祯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富弼以河北宣抚使离开京师；欧阳修早已奉使去了河东，余靖也自请放外任。改革派被迫退却了。
范仲淹等人虽然被贬出了京城，京城的那帮人似乎还不想放过他们。
庆历五年（1045年）初，罢范仲淹参知政事，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同时宣布废除新法。十一月，罢范仲淹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流放邓州。
“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积弊难返的北宋，咽不下一剂猛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