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柄双刃剑，在把宋朝切割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也把西夏弄得鲜血淋漓。
西夏人在元昊的带下，手执刀枪嗷嗷叫地杀进宋境，虽然也抢到了不少的东西，但他们发现，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没有人想到，假如他们骑着马，在草原上安心地放牧牛羊，和宋公平交易，日子会过得比烧杀抢掠舒心得多。但人性的贪婪使他们听信了元昊的话，以流血牺牲为代价去攻打宋，虽说抢了些财物，分到他们手里的实在有限得很。
打仗，使西夏的土地荒芜了，畜牧业萎缩了，由于同宋撕破了脸，宋停止了对西夏的银、帛、茶的供应，两国边境的贸易也中断了。加之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旱灾，全国闹起了饥荒。天灾加战祸，西夏的经济出现了危机。
元昊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的办法。当他得知契丹人在西夏与宋交战期间，在宋、辽边境装腔作势地搞了一次军事演习，扬言要打过黄河去，宋马上派人与他们谈判，签订了新的协议。契丹人没怎么费力，就从宋廷那里弄到了一大笔钱财。他动心了，有了仿效契丹人的想法，向大宋索款。
元昊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为了能在谈判桌上得到更大的好处，他一面放出风声，欲与宋讲和，一面准备再搞一次军事行动，以增加谈判的资本。
延州主帅庞籍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飞马将情报报告了朝廷。
赵祯得知元昊有讲和的意图，心里当然很高兴，因为此时的赵祯已经很厌战了，巴不得边廷熄了战火，能过上几天安定的日子，加之几年来忙于打仗，国内的问题堆积如山，他想腾出手来，很好地对朝政进行一番改革。于是，他命知保安军刘拯传话给元昊的亲信大臣刚浪陵、遇乞兄弟，让他们投诚。只要西夏不与宋为敌，其他一切都好商量。
刚浪陵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接到刘拯的传话后，立即派浪埋、赏乞、媚娘三人到鄜州向种世衡行诈降之计。种世衡觉得这三个人来得很突然，有诈降之嫌，决定将计就计，将他们留在营中，表面上委以重任，暗地里派人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过了不久，刚浪陵又派部将李文贵前往种世衡营中报告投降时间，种世衡又将李文贵留在营中，同样是委以重任。
奇怪的是，刚浪陵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向他的主子元昊报告，大概是想给元昊一个惊喜吧！可惜的是，刚浪陵的惊喜没有制造出来，自己却因此而丢了老命。因为他遇上了一个比他更善于用计的人。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率领十万精兵，大举进犯宋，他将进攻地点选择在渭州的镇戎军。
从元昊选择攻宋的突破口来看，他确实算得上是一代枭雄。
宋靠西夏边境有秦州、渭州、庆州、延州等地。元昊为何不将突破口选在其他地方，而独选渭州呢？看看这几个地方的守将是谁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秦州的守将是韩琦，庆州的守将是范仲淹，延州的守将是庞籍，渭州的守将是王沿，这四个人当中，韩琦、范仲淹、庞籍三人都有很强的作战经验，特别是韩琦、范仲淹，元昊已领教过他们的手段，唯独王沿既无作战经验，知名度也很低。
王沿是一个书生，颇似战国时期的赵括，虽然没有实战经验，理论上很有一套，常常上书朝廷，谈论一些军事问题，给人一种军事理论家的感觉。被委以渭州的军事长官，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元昊将进攻点选在渭州，绝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碰运气，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选择的进攻点，是宋军防务最弱的地方，看来，他不但深通兵法，而且情报工作也做得相当到位，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元昊生长在西陲荒凉之地，没知识，没文化，仅凭一股蛮力同宋较劲那么简单。当然，这里面也有狗头军师张元、吴昊两人的功劳。
元昊进攻渭州，集中了十万精兵，而渭州守军不足三万，且还要分散在不同的隘口，能够投入战斗的机动部队大概只有一万多人。在人数上，西夏军占绝对优势。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攻打宋军防御最薄弱的地方，仗还没有打，元昊就已经稳操胜券了。
王沿得知夏兵来犯，并没有足够重视，只是命副将葛怀敏率兵御敌。葛怀敏率军走到定州寨，被夏军断了后路，宋军腹背受敌，顿时乱作一团，葛怀敏率军欲向长城靠拢，无奈通道也被夏军切断了，宋军陷入了夏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一场混战，葛怀敏与率领的十四名将校先后战死，九千六百名士兵非死即俘。此战，葛怀敏所率部队全军覆没。
元昊乘胜追击，直抵渭州，放火焚烧村庄，屠掠民畜，将泾、汾以东闹得烽火连天、哭声震野。
幸亏范仲淹从庆州率兵前来增援，才没有使渭州被元昊洗劫一空。元昊对范仲淹有所忌惮，见范仲淹率兵前来支援，便率兵退回了西夏境内。
定州寨一战，元昊既抢掠到了大批财物，也对宋廷起到了震慑作用，使他在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宋军在定州寨之战中惨败，震惊了朝野，赵祯立即对镇守边关的几名主帅的防地进行了调整，命韩琦管辖泾原，让范仲淹与王沿换防，王沿去守庆州，范仲淹改守渭州。
范仲淹接到调令后，以王沿只能纸上谈兵，难以胜任镇守边关重任为由，上书朝廷，请求与韩琦联手驻守泾州，统一部署西北防御，并将他的防御计划向朝廷作了详细汇报。
赵祯批准了范仲淹的请求，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同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府治设在京兆府（今西安），将王沿调回京师。又命文彦博守秦州，滕宗谅守庆州，张亢守渭州。
韩琦、范仲淹共同经略边疆，同心协力，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善待当地的各族人民，深得百姓们的拥戴。边境当时流传四句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可见韩琦、范仲淹两人接受镇守西北边疆的重任后，对抵御西夏的入侵，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形势造就人，边寨的危情和残酷的战争，使一介儒生范仲淹成了宋代抵御西夏入侵的一位帅才，为天下的文人争了光，正是范仲淹的努力改变了宋夏边境的力量对比，使永兴军成了一支纪律严明、敢于征战的劲旅，使西北边境得到了巩固和安定。
元昊虽然多次率兵前来骚扰，但在韩琦、范仲淹的严防固守下，总是无功而返，因为西夏的骑兵打游击战是他们的强项，攻城拔寨他们就没有什么好办法。
看来，宋军在西北战场上屡吃败仗，并不是西夏的军队有多么强，宋有多么弱，而实在是宋军无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将军不会带兵打仗，士兵只是一群没头苍蝇，虽然他们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但最终也只能落得个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悲壮下场。
再说种世衡，因刚浪陵派人行诈降计，欲施反间计除掉刚浪陵，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人选来实施反间计。
有个僧人叫王光信，足智多谋。种世衡将他招至帐下，对他说了西夏大将刚浪陵施诈降计已经投在宋营中，自己欲施反间计除掉刚浪陵，只是苦于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王光信虽然是一个僧人，却有一颗爱国心，立即向种世衡请战。
种世衡对他说，这个计划风险很大，自己并不强求，如果不愿意或者没有把握，可以另找他人。种世衡说的话，虽然有点激将法的味道，但也是真话。
王光信并不推却，欣然答应前入夏营行反间计。种世衡封了王光信一个官职，命他改名王嵩，给刚浪陵、遇乞写了一封招降书让他带上，并嘱咐他遇事随机应变，小心从事。
种世衡在信中说朝廷知道刚浪陵有归顺之心，特地授他为夏州节度使，请他尽快归顺大宋。并在信的后面画了一颗枣、一只龟。刚浪陵不知其意，询问王嵩是什么意思。
王嵩回答说，枣、早同音，龟、归同声，意思是请他早归宋朝。
刚浪陵非常狡猾，认为王嵩这是诱敌之计，冷笑着说，种使君也是一个大人了，为何使用这种小孩子的把戏，当我是三岁小孩吗？他命人将王嵩绑了，连同招降书一同献给元昊。
元昊看罢招降信，命人将王嵩推出去斩首。
王嵩本是个有胆识的人，见元昊要杀他，不但不惊慌，反而大笑着说：“人说夏人多诈，我却不信，谁知果然名不虚传。”
元昊拍案而起，大喝道：“明明是你宋人奸诈，欲用反间计，反说夏人多诈，真是岂有此理！”看来，元昊确实有过人之处，一眼就识破了王嵩的计谋。
王嵩冷笑着说，刚浪大王先派浪埋等人投降宋军，种使君才有这封回信。他派去的人还在鄜州，李文贵还得到重用，我朝已授刚浪大王为夏州节度使。现在竟然出尔反尔，不是夏人多诈又是什么？王嵩说罢，两眼望天，自言自语地说：“我死了，有李文贵等四人偿命，不亏！”
元昊听了王嵩之言，吃惊不小，转问刚浪陵是怎么回事。
刚浪陵施用诈降计，并没有向元昊报告，这时王嵩突然说起这件事，一时难以说清楚，回答起来未免有些结结巴巴。
元昊不免起了疑心，命人先将王嵩押下去，然后让刚浪陵将事情的经过说清楚。刚浪陵便将他的诈降计向元昊作了详细汇报。
元昊将信将疑，将刚浪陵留住帐中，实际上是软禁起来。然后暗地派人冒充刚浪陵的信使去见种世衡。
种世衡预料这个信使是元昊派来的，故意把他当成是刚浪陵的人，招待得格外殷勤，并装模作样地与来人约定刚浪陵、遇乞两人投宋的时间。
信使以为这些都是真的，回去后如实地向元昊作了汇报。
元昊以为刚浪陵真的背叛了他，召来刚浪陵与信使对质。到了这个时候，刚浪陵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了。元昊见刚浪陵吞吞吐吐、面露惊慌之色，怒从心头起，拔剑出鞘，手起剑落，把刚浪陵斩为两段。并下令把遇乞关进狱中，等候处理。
种世衡得知刚浪陵被杀，知反间计已经奏效，连忙写了一篇祭文，命人暗地里送到西夏境内。他在信祭文中说，刚浪陵大王兄弟，有意本朝，忽遭惨变，实在是令人痛心，字里行间，充满了哀伤之情。
夏人拾得这篇祭文，献给了元昊。元昊又命人把遇乞也杀了。
有人要问，元昊乃一代枭雄，阴险狡诈，难道就不识宋人的反间计？为何要轻意地杀掉两个宠臣呢？如果了解个中隐情，元昊杀掉这两个人，就可以得到合理的理由了。
原来，刚浪陵、遇乞是元昊第五个老婆的兄弟，遇乞的老婆没藏氏与元昊的第五个老婆是姑嫂关系，常进出于夏宫。
没藏氏生得貌美如花、风情万种，是一个天生尤物，进出夏宫，并不回避元昊。元昊本就性好色，见没藏氏秀色可餐，起了占有之心，但碍于遇乞手握兵权，未免有投鼠忌器之感，没奈何，只得将一腔相思之情强埋在心里。正在这个时候，种世衡投书给刚浪陵、遇乞，劝他们投降宋廷。虽然其中颇有疑点，但他并不给刚浪陵、遇乞解释的机会，假公济私，乘机除掉了遇乞。
元昊杀了遇乞，将没藏氏拘进宫中，一哄二骗三恐吓，很快就俘虏了这个刚死了男人的寡妇，元昊的枕边又添了一个尤物。元昊如愿以偿地搂得美人归，索性把王嵩放出来，厚礼相待，请王嵩回去转告种世衡，说他愿与宋讲和。
种世衡的反间计，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种世衡得知元昊有求和的意图，立即报告给延州主帅庞籍。
国与国之间议和，是国家大事，边关将帅无权做主。庞籍一面将西夏元昊求和的意图飞报朝廷，一面派人随同西夏使臣从勖赴汴梁和谈。
赵祯这个时候已经很厌战了，从内心讲，他很想同西夏达成和议的，但又忍受不了西夏的那种态度。因为西夏使臣从勖到达汴梁后，态度相当傲慢，只说奉命前来和谈，并不肯向宋称臣，其实，西夏是模仿契丹人，想敲竹杠弄一笔钱。
早在此之前，元昊在三川口之战后，就曾表示要同宋讲和，那时他打了胜仗，态度强硬，拒绝宋提出的取消帝号和称臣的条件，致使和谈破裂。这一次，元昊仍然不肯称臣，谈判再次卡壳了。
西夏使臣从勖见宋不肯让步，说可以把宋皇帝的意见带回去向国主汇报，请求国主定夺，不过，他又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宋廷要给西夏一些恩赐，只有这样，他才能回去向他的主子汇报。
赵祯说只要西夏称臣，其他事情好商量。于是，他命邵良佐、张士元、张子奭、王正伦四人随西夏使臣从勖一同西行，赴西夏与元昊谈判。
邵良佐等四人到了西夏后，同元昊展开了第二轮谈判。
元昊原则上同意称臣，但狮子大开口，索要的岁币远远超出了邵良佐西行时赵祯给他们的底线，他们四个人做不了主，只能报请赵祯定夺了。
元昊再命如定聿舍、张延寿两人为使，随宋廷使臣再赴汴梁，与宋举行第三轮谈判，商谈宋朝每年给西夏的钱物数量，名义是“赐”。
经过反复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达成协议：西夏取消帝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仍保持名义上称臣，奉正朔；宋朝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在双方的节日再“赐”银两万两千两，绢、帛、衣着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重开边疆榷场，恢复民间贸易往来，但西夏青盐不得远销宋境；双方以前所俘军民各不归还，今后如有边人逃亡，不得越界追逐；两国边境划中为界，界内停筑城堡。
这个和约，元昊占尽了便宜，宋朝花费重金买了个“主子”的虚名，表面上西夏对宋称臣、奉正朔，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只不过是心理上虚幻的安慰罢了。元昊在自己的地盘里照样当自己的皇帝，照样任命自己的官员，不仅不向“主子”缴纳贡赋，“主子”每年还得给他一大笔的钱财。
这份和约同契丹那份和约除银、绢等钱物的数量不同外，就一个字不同，契丹那份和约是“纳”，西夏这份和约是“赐”，“纳”字令宋廷颜面尽失，“赐”字，似乎有一点主子的味道。
赵祯花钱买了个主子的身份，实在是有些惨不忍睹。
和谈成功，签订了停战协议，赵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不认为这个协议有什么不妥，毕竟西夏承认了他这个主子的身份，而且边廷不会再有战争，尽管花了不少钱，但能买到一个边境无硝烟，倒还是很值得的。
其实，元昊已经落入种世衡反间计的圈套，自剪羽翼，杀了刚浪陵和遇乞，诱得没藏氏之后，又贪于女色，生活已逐渐走入荒淫之途，加之西夏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糟糕，元昊也无心再战了。另外宋有韩琦、范仲淹、庞籍三人御边，经过一番筑城修寨，边关已近无懈可击，元昊即使再战，也占不到丝毫的便宜。元昊请求修和，西夏向宋纳贡才是正道。赵祯不但不要求元昊向宋廷纳贡，反而每年还要赐其大量的白银、绢和茶。
宋朝君臣的懦弱，志在于苟安，毫无振作之气，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这个“停战协议”执行得并不好，宋、夏之间断断续续又打了数十年，直到北宋灭亡才算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