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的战火在燃烧，北边的盗贼又来打劫了，这个强盗就是契丹人。
宋朝和契丹自澶州议和以后，两国各守疆界，互不相侵犯，北方的牧民放心地漫山遍野地放牧，南方的农民安心地出来种地。两国的边境还设立了贸易市场，北方的牧民将他们的畜产品拿到市场里，交换南方百姓的农副产品，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老百姓们过上了较为安定的日子。
这就是宋真宗赵恒当年拿钱买和平、签订澶渊之盟所想得到的结果。
澶渊盟约签订之后，宋朝把对契丹的赔款列入了财政预算，每年如约按期拨款，或派使臣送过去，或契丹派人来取款，相互之间是一团和气。两国的皇室有什么红白喜事，彼此还要派遣使臣前往，或庆贺、或吊丧，像走亲戚一样。宋与契丹两国，真正成了兄弟之邦。
澶渊之盟是景德二年（1005年）一月签订的。此后不久，萧太后燕燕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二月去世。（签订日期为公元1005年一月，因此与景德元年不同。）
萧太后虽是女流之辈，却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她的智慧和谋略丝毫不输于男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在感情上却相当不幸，老公过早地去世，使她寡居宫中，白天忙于国事倒不觉得怎么样，晚上守着一盏孤灯，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姣容，未免是顾影自怜，备感孤独。
正当萧太后形单影只之时，有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线，他就是东京留守韩匡的儿子韩德让。韩德让貌似潘安，才同宋玉，算得上一个人才，这一天站列于朝班，一下子就引起了萧太后的注意。为了猎取韩德让，萧太后也算是下了血本，授韩德让政事令，禁军总头领之职。
韩德让本是契丹大将韩延徽的后裔，虽然是将门之后，但突然沐此厚恩，实在是有些受宠若惊，对萧太后感激涕零。
萧太后做好这些前期工作后，直接召韩德让进宫。韩德让进宫之后，萧太后什么也没有说，赐给他一碟禁脔，脔就是小肉片，禁脔就是宫中特制的小肉片。
韩德让也是一个情场老手，立即体会到萧太后的用意，同时也明白了自己突然青云直上的原因。高官厚禄，再奉上一个投怀送抱的美人，这样的好事，是任何男人都难以拒绝的。当夜便留在宫中，对萧太后是极力奉承。萧太后是久旱逢甘露，乐得心花怒放，两人大有“相亲恨晚”的感觉。不久，萧太后又赐韩德让姓名为耶律隆运，拜大宰相，加封晋王。
契丹主耶律隆绪还是一个孩子，管不了萧太后这些风流韵事，后来逐渐长大了，却已经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所以，萧太后和韩相，不啻伉俪一般。等到萧太后病逝以后，韩德让也无疾而终，与萧太后同赴了黄泉路，一对同命鸳鸯，到阴司地府做合法夫妻去了。
契丹主似乎对韩德让心存感激，因为他给母后带来了快乐，韩德让死了以后，他竟将韩德让安葬在萧太后的坟墓旁。
萧太后是澶渊和约的当事人，活着的时候，也信守盟约，与宋友好往来。
萧太后死了以后，事情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乾兴元年（1022年），赵宋真宗皇帝去世，赵祯即位的时候，契丹主耶律隆绪派使臣到汴梁祝贺、吊祭。宋、辽两国仍然是兄弟之邦。
宋的丧期刚过，契丹主竟在两国边境举行大阅兵，声言要到幽州狩猎，其实，这是对宋采取的一种试探行动。他想看看，赵宋这个没有长大的皇帝怎样处理这件事情。
赵宋当时是刘太后垂帘听政，军国大事经刘太后裁夺之后，再由皇帝赵祯签字画押发布执行。宋廷见契丹屯兵边境，担心他们乘机入侵。有人建议调动军队去边境加强守备。时任宰相的张知白是个明白人，他似乎看出了契丹人的用心，他认为，宋与契丹订立了盟约，两国互不开兵。契丹人的这次行动，可能是试探行为，如果宋向边境派兵，宋就有挑衅的嫌疑。这样，契丹人就有了借口。为了防止万一，张知白出了一个主意，就以那里的河道阻塞，朝廷以疏通河道为名，征调民工到那里去。实际上，这些征调的民工都是士兵。太后与赵祯采纳了这个建议，那些脱掉戎装的士兵，装扮成疏通河道的民工上了前线。
契丹人似乎也闻到了什么味道，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阅兵仪式后，草草地收兵了。这是澶渊和约签订之后宋、辽之间的一次不见硝烟的较量。
天圣九年（1031年）六月，耶律隆绪死了。
耶律隆绪临死之时，遗诏太子宗真继位，他嘱咐宗真说，一定要信守同宋的盟约，不得毁约。宗真含泪受命。
宗真即位后，改元景福，尊耶律隆绪为圣宗。
七月，派遣使臣到宋报丧，宋廷派遣龙图阁待制孔道辅前往契丹庆贺、吊丧。宋、辽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好。
宋真宗皇帝去世，赵祯即位之时，契丹主也派使臣到汴梁祝贺、吊祭。两国真正体现了一种兄弟之邦的友谊。数十年来，宋、辽之间没有发生战祸。
但是，在此期间曾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尽管最终没有导致两国开战，但两国间的角力，倒是很有趣味，不得不提。
宗真逐渐长大了，人大了，心理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父皇临终时的遗嘱似乎也淡忘了。庆历初年，他见国内无事，人口日增，国内的经济状况也不怎么好，而宋又在西边同西夏的元昊打得不可开交，他突然萌发了一种敲诈一下宋想法，夺取宋廷瓦桥关以南十县的土地。
契丹主宗真的动议，在群臣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南院枢密使萧惠为首，他认为，大宋同西夏征战多年，已经是兵疲民敝，正是进攻宋的好机会。另一种以北院枢密使萧李穆为首，他坚决反对南侵。他认为，契丹与宋订立盟约，两国多年互不开兵，现在突然兴兵伐宋，这是违背盟约。再说，即使开战，胜负也难料。
宗真不顾萧李穆等人的反对，决定采取行动，在宋那里捞一把。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他派遣南院宣慰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出使宋，要求宋归还关南的土地，并质问宋兴兵伐夏及在沿边以疏浚河道为名，征调大批民工，实际上是增加戍兵的理由。
契丹使臣来到汴梁后，宰相吕夷简奏请赵祯，命富弼为接待使，与中使官到郊外迎接契丹使臣。
萧特末等人推说身体有病，不肯下车行拜见之礼。
富弼见契丹使臣如此傲慢，非常愤怒，他说他也曾出使北方，当时也是卧病车中，听到契丹国主的命令，立即抱病下车行拜见之礼。想不到契丹使臣竟然如此狂妄，我朝天子派中使到这里来迎接你们，你们竟然托病不见，到底是没有见过世面，才作出有辱君命的事情。
萧特末自知失礼，连忙下车行拜见之礼。富弼便将他们迎到驿馆，双方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萧特末见富弼襟怀坦白，便对富弼说明了来意。并对富弼说，契丹主的要求，宋可从便从，不可从，可另外想办法，或增赔款，或许婚姻；只要搪塞得住，两国便可相安无事。
富弼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奏明了赵祯。
赵祯闻奏，立即传召宰相吕夷简，商量如何回答契丹使臣提出的要求。
吕夷简认为，西夏战祸未平，契丹乘机求地，明显是敲竹杠。割地肯定不行，但我们正在与西夏打仗，如果再与契丹开兵，很难同时应付两个战场。来使萧特末透露，割地不成，可以和亲或给一笔钱也可，不如就从这两件事中选择一项来满足契丹人的要求。赵祯也有这个意思，但他还没想好，派谁出使契丹。吕夷简建议派富弼去，他说，富弼去年曾出使契丹，再次前往，可就是熟手，派他去，料想不至于有辱君命。
赵祯也觉得富弼去比较合适，便命富弼出使契丹，商谈解决契丹人提出的要求。
赵祯的诏令下达之后，文武百官都为富弼担忧，认为富弼此去，一定是凶多吉少。集贤院校理欧阳修引用唐颜真卿出使李希烈故事，奏请赵祯不要派富弼出这趟差。
唐颜真卿出使李希烈故事，指的是唐朝德宗年间，李希烈举兵叛乱，颜真卿以社稷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敌营，晓以大义，劝说李希烈投降，李希烈不但不听，反而还缢杀了颜真卿。
欧阳修的奏章被吕夷简扣压了，并没有送到赵祯的御案上。
一时间，群臣议论纷纷，都说吕夷简与富弼有嫌隙，举存富弼出使契丹，纯属陷害。谁知富弼奉诏后，没有半点犹豫，欣然答应前往。他知道此去定是凶多吉少，陛辞时对赵祯说，自古以来，主忧臣辱，臣此次出使契丹，并没有打算活着回来，此去谈判，除了增加钱帛外，绝不答应契丹人的其他要求。
赵祯闻言，也不禁动容，面授富弼为枢密直学士。赵祯此时除了升富弼的官职外，似乎没有其他办法来抚慰眼前这位忠臣。
富弼却说，国家有急事，臣子理当不辞劳苦，如果先受爵禄，倒好像是奔官爵去的。赵祯见富弼固辞拒受，也就没有再坚持，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富弼便陛辞而去。
富弼出使契丹，还在路途行走的时候，契丹主又导演了一场好戏。他在两国边境的幽州、蓟州屯兵数十万，声言要发兵南下。
契丹人并不是真的要出兵攻打宋，而是虚张声势，增加他们的谈判筹码，意思是说，宋廷如果不能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随时都可以出兵南下。
契丹屯兵边境的情报很快传到了汴梁，赵祯马上将大臣们召集在一起开会，商讨对策。有人建议在洛阳筑城，吕夷简却说，与其在洛阳筑城，不如在大名建都，这样可以耀威河北，表现出一种御驾亲征的态势，对契丹人是一种威慑。
赵祯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改大名府为北京。并命王德用判定州，兼朔方三路都部署。王德用到任后，日夜操练兵马，并大张旗鼓地举行阅兵仪式。
宋的这些行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做给契丹人看的，意思是说，你契丹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宋军也不是吃素的，只要你敢来，我们一定会好好招待。
宋、辽双方在暗暗较劲，比的是实力，比的是底气。
契丹主宗真得知宋军在北京操练兵马，有御驾亲征之意，有些不放心，派人到北京打探消息。契丹的探子潜入北京，见王德用部下人强马壮，军威雄壮，连忙返回契丹向宗真作了汇报。
契丹主宗真听了探子的报告，心中颇感不安。看来，宋廷君臣并没有被自己放出去的风声吓住。恰在此时，出使南朝的使臣回来了，并带来了南朝皇帝派来的使臣。
富弼抵达契丹，立即拜见了契丹主宗真，他毫不客气地质问，宋、辽两国自缔盟以来，父子继好，已经有四十余年，怎么突然要求南朝割地呢？
宗真认为，南朝关闭雁门关，增塘水，修城墙，招集民兵，是违约行为。北朝的大臣们都建议出兵南下，但他不想用兵，便派使臣前往南朝询问原因，并索关南故地，如果索地不得，他就要考虑出兵了。
富弼解释说，关闭雁门关，是为了防御西夏；增塘水，在南北通好以前就开始了的，现在不过是继续以往工作；城墙倒塌了，进行正常的维修，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招民兵，是因为老兵退伍回家种田去了，有人走了，空下来的位子必须有人补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算是违约。
宗真不顾富弼的解释，仍然坚持要南朝割还关南的土地。否则，他就依大臣们的建议，发兵南下，以武力解决问题。
富弼立即说契丹主是忘恩负义之人。当年澶渊一役，南朝占绝对优势，将士们力主将战争进行到底，南朝先帝如果听从将士们之言，恐怕北朝的将士没有多少能够活着回去了。但是，南朝先帝并没有这样做，为了南、北朝的百姓，同意了萧太后的请求，息兵谈判，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如今，北朝欲毁约再战，想是北朝的臣子，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就不管主子的祸福了。
宗真不理解富弼的意思。问北朝的臣子为什么不管主子的祸福。
富弼解释说，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地狭小，上下离叛，所以北朝进攻中原。然而，得到金币尽归臣下私有，国家耗费了无数的粮饷兵械，弄得府库一空。现在的南朝，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说到这里，他反问道：“北朝想出兵南下，有必胜的把握吗？”
宗真犹豫再三，觉得富弼说得有理，但还是不甘心，认为关南的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故土，应该归还给他们。
富弼说，晋把卢龙的地方送与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的土地，这都是先代的事情，与本朝不相干的。如果都要求归还故地，那么幽、蓟实际上是南朝前代的土地，也要还给南朝。
宗真被问得无话可说，但也没有放弃要求。首次会谈，没有取得统一意见，但也没有翻脸。
第二天，宗真邀富弼一同去打猎，他坐在马上对富弼说：“我朝如果收回故地，与南朝和好的日子就可以持久，不然，今日纵然和好了，这个仗总有一天还是要打起来的。”
富弼说，北朝定要得地，当然是以得地为荣了。北朝既以得地为荣，那么南朝也必以失地为辱。他反问道：“南朝与北朝相约为兄弟之国，既然是兄弟之国，可使一荣一辱吗？”
宗真默然无语。富弼见宗真的语气不再那么强硬，进一步说，他出发时，皇上对他说，为祖宗守国，不敢以尺地与人。北朝想得到的，不过是钱财罢了，朕不忍两朝的百姓罹难兵祸，所以委曲求全，可以适当增加一些钱币，取代土地。如果北朝定要索取关南十县，那就是欲以此为借口，有意毁约。澶渊盟誓，天地共鉴，北朝若执意毁约，挑起兵端，曲不在南朝。
宗真答应考虑一下再说。
打猎之后，刘六符找到富弼，说宗真听了他的荣辱论，很有感悟。土地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不谈，但许婚的要求，请南朝考虑。
富弼说，对于北朝来说，增加常年赔款肯定要比许婚好，因为许婚，一来容易产生嫌隙，二来我朝公主出嫁，送嫁妆不过是区区十万缗，还是一次性的。如果增加常年赔款，北朝可享无穷的利益。
刘六符将富弼的意见转告给宗真。宗真即召见富弼，命他还国取了誓约来。他再从这两件事中择定一件。
富弼返回汴梁，将与契丹主谈判的情况向赵祯作了汇报。赵祯同意和亲与增款两事，由契丹主任选一件进行谈判。并命富弼带上增款、和亲两项草拟的盟约再往契丹进行谈判，务求和议成功。然后召见吕夷简，口授了和约的内容，叮嘱他办好后交由富弼。
富弼带上国书和随从人员再往契丹，临出发时，觉得有一件什么事没有做，心里总感到不踏实，但又想不起来是什么事。走到乐寿时，突然想起，他身为使者，竟然还没有看一眼国书，虽然国书的内容是皇上当着他的面口授的，但起草国书的人会不会出错呢？万一里面的内容与皇上的口授有出入，不仅他们这些人的性命不保，和谈也一定要失败。他把自己的担心对副使张茂实说了，并取出国书两人同看。富弼惊讶地发现，国书所写的，果然与皇上的口授有出入。他即命大家停止前进，就地休息，他自己立即返回京城。
富弼抵京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也顾不得这些，立即敲宫门求见。
赵祯得知富弼突然返回，知道一定有大事，立即召见。富弼进宫后，说吕夷简有意陷害他，故意使国书的内容与陛下的口传不同，呈上国书请赵祯过目，并愤愤地说，自己死了事小，和谈不成，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
赵祯见国书的内容果然与自己的口授不同，立即召见晏殊，问是怎么回事。晏殊与吕夷简的关系非常密切，连忙说，这不关吕宰相的事，可能是抄录的人写错了。
富弼当即指责晏殊是个奸臣，帮助吕夷简欺蒙皇上，并强烈要求赵祯追究责任。
按理说，篡改国书内容，有可能使宋、辽之间的谈判破裂，挑起两国的战争。吕夷简为了陷害他人，竟然弃国家利益于不顾，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谁知赵祯并没有追究下去的意思，劝说富弼以出使契丹谈判之事为重，暂时不要提追究谁的责任这件事。
富弼见赵祯要息事宁人，也不好再坚持，只得带上重新写好的国书出了京城。率领使团重新上路，谈判。
富弼到达契丹后，不提和亲，只就增加赔款之事提出与契丹主谈判。
宗真似乎是有意刁难，说南朝增加常年赔款，应将“赔款”改为“献款”。
富弼当然不同意，他说，两国相约，本来是南朝为兄，北朝为弟，没有兄献与弟的道理。
宗真却说，称“献”不可，那就改为“纳”。富弼还是不同意。
宗真仍坚持他的意见，说赔款既然可以增加，为何区区一个字就不可改呢？并威胁富弼说，如果为了一个字而引发了战争，到时可不要后悔。
富弼不卑不亢地说，宋廷为了不使南北的百姓生灵涂炭，才委曲求全地答应增加常年赔款，并不是害怕北朝，万一因此而引发战争，那就要看道理在哪一方。
宗真劝富弼不要太固执，说古时就有这样的先例。
富弼声色俱厉地说：“古时唯有唐高祖借兵突厥，当日赠遗粟帛，或称做献纳，但是后来颉利被唐太宗李世民活捉了，除此之外，哪里还有这个例呢？”
宗真知道富弼不会屈服，说他派人到汴梁去南朝皇帝商谈，于是留下增款誓约，派北院枢密副使耶律仁先和刘六符，持盟约与富弼一同赴汴梁，就献、纳二字进行谈判。
富弼回京之后，先求见赵祯，说为献、纳二个字双方争执不下，并说契丹主不过乘宋与西夏交战之机，乘机敲竹杠，想搞几个钱罢了。请赵祯不要答应契丹的无理要求。赵祯也同意富弼的意见。
后来，晏殊从中调解，竟然同意了契丹人的要求，同意将“赔”改用“纳”字。宋、辽两国再签订一新和约：宋每年向契丹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契丹人敲竹杠，如愿以偿，宋廷拿钱买和平，保得宋、辽边境平安无事。
其实，契丹主宗真上无萧太后燕燕的雄才大略，下无耶律休哥的将才，富弼只是一个文人，据理力争，便煽灭了宗真的嚣张气焰，何必还要费那么多的钱财，低声下气地与他们讲和，其至连献、纳两个带有羞辱性的措辞也不能幸免。宋朝君臣的懦弱、宋朝国势的衰落，也就可见一斑了。
和议达成之后，赵祯再次命富弼为枢密直学士。富弼恳切地说，增加赔款，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因为本朝正在征讨元昊，无暇与契丹人打仗，所以才不得已而为之，实在是有愧于朝廷，使朝廷被契丹人勒索了一大笔钱，有损国格，不敢受赏。
过了不久，赵祯又授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仍然固辞不受，并且上表，奏请赵祯卧薪尝胆，不忘修政。赵祯赞叹富弼的忠心，改授他为资政殿学士。这也算是对有功之臣的一个交待。只是，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佞臣，却又是姑息养奸，实在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