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即位时，年仅十三岁，还是一个孩子。皇帝没有长大，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军国大事。刘太后便成了宋朝第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
刘太后的垂帘听政，是从争吵中开始的。在起草遗诏时，宰相丁谓和参知政事王曾为了遗诏中的一个字，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赵恒驾崩之后，刘太后召丁谓、王曾进宫商议先皇遗诏，并说奉大行皇帝之命，由皇后处分军国重事，辅太子听政。命王曾入殿庐起草遗诏。
王曾起草诏书，于“皇后处分军国事”一句，在“处分”二字前面加了个“权”字，这句话就变成了“皇后权处分军国事”，意为“权且”由皇太后处理朝政。
丁谓为了讨好皇太后，看了诏书后说，“刚才太后懿旨，明明是说‘处分军国事’，你怎么随意增加一个字，改为‘权处分军国事’呢？这个‘权’字必须删去。”
王曾显然是有备而来，正色说道：“我朝从来就没有母后垂帘听政的先例，如今皇帝年幼，太后临朝，这已经是国运不佳了；加入个‘权’字，是为了昭示后人，况且，增减制书内容，是相臣分内之事，这也是祖制特许的。你身为首辅，难道不知道这个吗？”
丁谓见王曾拿祖制压他，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言词来进行反驳。王曾似乎是得理不让人，继续追问道：“难道你是想扰乱祖宗家法吗？”
王曾说得理直气壮，丁谓也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诏书送进宫里，刘太后虽然有些不满足，但并没有生气，她觉得王曾是自己人，考虑问题很周到，没有提出异议，便将诏书颁发中外，昭示天下。
诏书颁发之后，即在赵恒灵柩奉太子赵祯即皇帝位，就是仁宗皇帝。
赵祯即位后，葬先考大行皇帝赵恒于永定陵，尊庙号真宗。
尊刘皇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
太后垂帘听政，在宋朝是第一次，中书、枢密两府在辅政形式上又发生了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将中书、枢密两个部门的官员召集在一起，集体议定仪制。
会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王曾说要像东汉太后辅政那样，皇帝坐在大殿的左面，请太后坐在右面垂帘听政，五天召见一次大臣。
丁谓却主张皇帝每月只要初一、十五两天接见群臣，意思一下就行了，要是有了重大事件，就由太后召集宰辅们解决，一般的事就由太监首领传奏转达就行了。
王曾不同意，他说这样做是取祸之道。因为皇帝和太后不在一起议事，平时太监上传下达，很容易使宦官弄虚作假、操纵朝政，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丁谓却不以为然，群臣也是议论纷纷，终因中书省、枢密院两个部门的头头意见相持不下，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会议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散会之后，丁谓又搞起了小动作，他不等第二次复议，避开王曾，暗中与太监雷允恭商定，将按他的意见拟定的一个仪制秘密送进宫里，交给刘太后。
雷允恭是赵恒身边的太监首领，因为揭发周怀政而得宠。他与刘皇后、丁谓的关系十分密切，是两人之间的联络人。
刘太后没有觉察到丁谓是因为自己要弄权，还以为他对自己很忠心。收到雷允恭递上来的仪制，看了后觉得很满意，就依丁谓私拟的仪制，下了一道手谕，昭示群臣遵照执行。她在手敕中说：
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则令允恭传奏禁中，划可以下。
王曾知道又是丁谓从中捣鬼，无奈地说，两宫不在一处，把权柄归宿在一个宦官手里，祸患无穷啊！于是他暗中戒备，防止丁谓一伙宦官、佞臣扰乱朝纲。
群臣见了太后的手谕，更是不敢反对。
丁谓见自己的阴谋得逞，当然是得意得很。他早已和太监首领雷允恭串通一气，这样，今后不论什么事，都得经过他们两个人的手，上下其手，实在是太方便了。别说是擅权谋私，就算架空小皇帝和太后也是有可能的。
丁谓有些飘飘然起来，追求了多年的目标似乎已经到手。雷允恭也是恃势专恣，两人的气焰格外嚣张，幸亏有刚直不阿的王曾位居枢密使，时刻监督着宦官、佞臣的一举一动，两人还有所忌惮，才使朝廷没有出现大的事件。
接着，加封皇族，封太宗第八子、泾王元俨为定王。元俨性情严整，刚毅不可犯，内外崇惮丰采，称他为八大王，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俗小说中称德昭为八大王，那只是一种误传。
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赵恒在病逝前最后一刻，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又伸出三个指头，以示意叩榻问疾的各位大臣。后来有人臆测，当时赵恒是想让自己的弟弟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皇后就此事派人向大臣们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
元俨听说此事后，发现自己成为刘皇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受刘皇后残酷的政治迫害，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皇后去世、赵祯亲政为止。
然而，传闻毕竟不是事实。实际的情况是，赵恒病危时，唯一不放心的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大臣，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赵恒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皇位的准备，臣等一定会尽心辅佐幼主。更何况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顺服，臣等如果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是朝廷的罪人。这实际上是向赵恒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赵恒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点点头，表示满意。
事实上，赵恒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赵恒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赵恒临终时留下遗诏，要“皇太后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接着又命丁谓为司徒，兼侍中尚书左仆射；冯拯为司空，兼侍中枢密尚书右仆射；曹利用为尚书左仆射，兼侍中。三人朋比为奸，继续扰乱朝纲，其中丁谓最为猖狂。
赵恒临终的时候，曾对刘皇后说，唯寇准、李迪两人可托大事。刘皇后当时只是含糊答应。垂帘听政之后，刘太后由于对李迪当日谏阻赵恒不要立她为后之事怀恨在心，丁谓对寇准在赵恒面前说他是佞臣之事也是耿耿于怀，所以，她不但没有遵从赵恒的遗命重用寇准、李迪两人，反而与丁谓合谋，诬陷两人是朋党，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李迪为衡州团练副使。连曹玮也谪知莱州。
王曾实在有些看不过去了，对丁谓说，罪轻罚重，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丁谓手捻胡须，微笑着说：“居停主人，恐怕也不能幸免吧！”
原来，寇准在京的时候曾借住在王曾家里，故此，丁谓就称他为居停主人。实际是暗示王曾，如果继续保寇准，恐怕自己也要套进去。
王曾见丁谓说出这样的话，强压住一腔怒火，也不再争。
朝中虽然有很多人替寇准、李迪两人呼冤，但事实无法挽回。京城百姓也为寇准鸣不平，因而迁怒丁谓，编了四句俚语：
欲得天下宁，须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不如召寇老。
丁谓并不畏人言，他怕二人东山再起，又使了一个阴招，收买了传旨的太监，让他在马前悬挂一个装着宝剑的锦囊，还故意让剑显露在外，造成是降旨赐死的阵势。
李迪是个质朴君子，一见这个架势，以为是圣上赐死，真的不想活了，幸亏他的儿子和追随他的幕僚赶紧救护，他才没有糊里糊涂地冤死。
寇准正在道州衙门与郡官宴饮，忽听衙役来报，说朝廷的使臣到了，马悬锦囊、宝剑外露，悬剑示威，情况恐不大好。郡官不禁大惊失色，寇准却很冷静，明白地向传旨的太监要赐死的诏书，太监傻眼了，他哪有这样的诏书？寇准冷笑一声，跪拜接过贬职诏书，又和同事官员喝酒去了，至晚方才散席。
传旨的太监走了以后，寇准便前往雷州。
丁谓挤走了寇准、李迪这两个眼中钉，倚仗着与刘太后的联盟，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了，他与太监相勾结，把持朝纲，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为所欲为。
其实，丁谓与刘太后的联盟是非常脆弱的，此后发生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
赵恒驾崩后，陵寝还没有建成，尸体还未下葬。刘太后命丁谓兼山陵使，雷允恭为都监，共同操办赵恒的葬事。
判司天监邢中和对雷允恭道：“山陵上百步的地方，实是个好地穴，照地理法则判断，一定宜子孙，像汝州秦王坟一样，但下面有石头，可能有水。”
雷允恭说：“先帝只得一个子嗣，如果能够像秦王坟墓那样使后世多子孙，不妨将原来选定的地穴改动一下，上移百步如何？”
邢中和说，山陵是一个重大的事情，要重新踏勘，还要上报批准，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赶不及七月的葬期。
雷允恭叫邢中和先改动原建计划，将墓地向上移百步，他自己去向太后奏明。
雷允恭是小人得志，气焰嚣张，没有人敢违拗他的意思，邢中和只得按他的意见办，在没有得到朝廷正式批文的情况下，擅自改动原建计划，将墓地位置向上移了百步。
雷允恭赶回京城，向刘太后奏明改筑陵穴的事。刘太后吃惊地说：“这是一桩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轻易更改呢？”
雷允恭讨好地说，能够使先帝宜子孙，这是件大好事，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
刘太后没有当场表态，叫雷允恭去与山陵使丁谓商议后再确定。雷允恭出宫后找到丁谓，向他说了改动真宗寝陵位置的事情。
丁谓正想讨好雷允恭，连忙称赞地说：“都监说可以，当然是可以的。”
雷允恭又进宫去奏复刘太后，说山陵使丁谓也赞同改动寝陵位置。
刘太后这才批准了。
雷允恭命监工夏守恩领工徒数万人开始挖山，前两天，挖出的都是一些石头，到了第三天，突然挖出了一个泉眼，清清的泉水哗地一下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地穴顿时变成了大池塘。
夏守恩见了，知道这个地方再也不能作为地穴了。因为没有人会把墓地选在一个大水塘里，何况是皇帝的陵寝呢？他命令立即停工，赶紧向雷允恭汇报，请他定夺。
雷允恭立即找丁谓商量，说陵寝挖到泉眼上，地穴变成了大水塘，娄子捅大了。
丁谓有心庇护雷允恭，有些犹豫不决，没有及时向太后报告这件事。丁谓也是奸诈一世、糊涂一时，这样的大事情是蒙混得过去的吗？
恰好内使毛昌达从陵墓的工地上回来，见丁谓还没有把墓基透水的事故奏报太后，便直接向刘太后奏明了墓基透水的事情。
刘太后立即召见丁谓，责问他陵墓透水为何不上奏。丁谓不能再隐瞒了，奏请太后派人去踏勘，重新选址。
刘太后派人前去勘察，派去的人回来说，还是原先勘定的墓地最好。刘太后不放心，诏命王曾亲自去一趟。
王曾是位忠臣，对丁谓把持朝政、陷害忠良、扰乱朝纲的作为，一直不满，早就想除掉丁谓这个奸佞，只是苦于丁谓权势太重，加之又深得太后的信任，没有办法击倒他。他一直在等机会，除掉这大奸之臣。
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王曾的机会来了。他奉命去了一趟墓地，回来请求单独见太后，在刘太后面前狠狠地参了丁谓一本。他对太后说，他奉旨到山陵去勘察后发现，原先选定的陵墓地穴位置本来就很好，是不能改动的，改动后的墓穴正在泉眼上，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水坑，根本就不能作为墓地了。他指控丁谓包藏祸心，指使雷允恭把先皇墓穴移入绝地，是怀有险恶的用心。
刘太后听后大怒，立即传召冯拯，命他即刻捕拿丁谓、雷允恭等一众更改先皇陵墓建造图纸的人，一并交大理寺治罪。
冯拯听谕后吓得目瞪口呆，有心要庇护丁谓，不由得迟疑起来。刘太后怒斥道：“怎么这等迟疑！你也想与丁谓同谋吗？”
冯拯脑子转得快，连忙说道：“臣怎敢与丁谓同谋呢？只是以为，皇上初承大统，先帝尚未入土为安，现诛除大臣，恐天下震动，故此稍有犹豫，想筹得个较宽大的办法。”
刘太后怒意稍解，便叫冯拯先拘捕雷允恭等人再说。
冯拯遵旨退出，立即派发兵丁逮捕了雷允恭、邢中和等人。
皇帝的陵寝事关祖庙，事关国体，陵寝出了问题，是惊天大案。案情重大，情况也不复杂，审理案件也只是走过场。一审过后，雷允恭、邢中和便判了极刑：杖死，没收家产。
丁谓的好运估计要到头了，他正在为改动陵寝建造计划躲过一劫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另一项罪行又爆发了。
刑部在查抄雷允恭的家产时，竟然抄出丁谓委托雷允恭命后苑工匠打造金酒器的密书，以及雷允恭请丁谓荐保管辖皇城司暨三司衙门的书信。抄家的人抄出了这些来往书信后，直接送进宫中。
刘太后见了这些证据，暴跳如雷，立即召见王曾，将丁谓、雷允恭两人的来往书信交给他看。
王曾看过书信后，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常听群臣议论，说丁谓与太监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扰乱朝纲，臣尚且不信，今天看了这几封书信，果然所言非虚。”他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外臣与太监相勾结，狼狈为奸，祸起萧墙，祸国殃民啊！丁谓视群臣于无物，将太后玩弄于股掌，欺辱皇上，欺辱太后啊！”
刘太后听了王曾的说辞，决然地道：“丁谓实在是个乱臣贼子。如果正直忠纯，怎肯交结宦官，做此等不法的事呢？如果不立即重办，怎么能整肃朝纲呢？”
次日，皇上临朝，太后垂帘听政，只听太后在帘后对群臣说：“丁谓身为宰相，与宦官相勾结，人格卑污至极。他以前同雷允恭向中宫奏事，都说已与大臣们讨论过了，所以本宫一概诏允，现在对证起来，竟都是他一人所为。营办先帝陵寝、擅自改动陵墓的建造计划，如果不是枢密使王曾前去察看明白，几乎误了大事。这样的乱臣贼子，真是罪不容诛！”
刘太后的口谕，给群臣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丁谓要倒霉了。
冯拯、曹利用等人过去是丁谓的铁哥们，这时候担心丁谓的案子牵连到自己，立即站出来与丁谓划清界限，跪下表态，说自先帝仙逝以后，所有的政事都是由丁谓、雷允恭两人议定的，但对群臣都说是宫中的决定，臣等也分辨不清，到底是宫中的意见，还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所以，只要是他说的，我们都遵照执行。幸亏太后圣明，察觉到丁谓胡作非为，这是社稷的幸福啊！
任中正仍然想保丁谓，站出来说：“丁谓虽然有罪，但是受着先帝顾托的重任，还是要请求依律议功才是。”
王曾冷笑一声，驳斥道：“丁谓真忠，就不应该得罪宗庙，这样的人还能议功吗？”
王曾这是步步紧逼，下定决心要将丁谓这个奸佞从宰相之位拉下来。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太后传下口谕，命中书舍人草谕，罢免丁谓的宰相之职，降为太子少保，撵到西京洛阳去了。任中正也没有幸免，逐出京城，出知郓州。
提拔王曾同平章事，吕夷简、鲁宗道参知政事，钱惟演枢密使。
吕夷简是吕蒙正的侄子，从前赵恒封岱祀汾，两过洛阳，都住在吕蒙正的家里，当时他就问吕蒙正，他的几个儿子中是否有可堪大用之人。吕蒙正答说，几个儿子都是庸才，唯侄子吕夷简有宰相之才。赵恒回京之后，即召吕夷简进京做官，直至提拔为知开封府，颇有政声。
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之子，博学能文，与杨亿、刘筠齐名，曾任翰林学士兼枢密副使。
鲁宗道曾为右正言，刚直无私，赵恒常称他为鲁直。
王曾即请太后匡辅新君，每日垂帘听政，太后也同意了。自此，朝廷进入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