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从被告席和原告席背后走过，经过陪审席走上证人席，审判室里静得如同死人的心。宣誓之后，他报出全名，书记员让他拼出来。
“H-I-E-R-O-N-Y-M-U-S B-O-S-C-H。”
然后法官把时间交给了贝尔克。
“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博斯警探，说说你的工作。”
“我当警察将近二十年，目前被委派到好莱坞分局的凶杀案调查组工作。在那之前——”
“为什么叫组？”
我的天，这都问的什么傻问题，博斯心想。“因为就像一个小组，用六张办公桌拼成一张大桌，每侧坐三名警探。一桌人从来就叫‘组’。”
“好吧，继续。”
“在被派去之前，我在抢劫凶杀调查处的凶杀案特别调查组工作了八年。在那之前，我在北好莱坞的凶杀案调查组和凡奈斯的抢劫盗窃调查组工作过。我还干过大概五年的巡警，基本上在好莱坞和威尔夏分局。”
贝尔克慢慢引导博斯回顾了他的工作经历，一直说到他加入人偶师专案组。讯问进行得缓慢又无聊——连博斯都觉得沉闷，虽然说的还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回答问题时，他不时地瞥向陪审席，似乎只有少数几位陪审员在看他，注意力在他这儿。博斯有些紧张，掌心冒汗。他曾出庭作证不下于一百次，可都与这次不同，这次是为自己辩护。虽然审判室的冷气开得很足，他还是觉得燥热。
“那么专案组的办公地点在哪儿？”
“我们借用了好莱坞分局二楼的一间储藏室，那儿曾是放证物和卷宗的地方。我们租了一辆拖车，把东西临时挪到车上，就在那间屋子里办公。帕克中心还有一间办公室。我在值夜班的组，我们一般待在好莱坞分局。”
“你们离案发地点更近，是这样吧？”
“没错，我们觉得是。大多数受害者是在好莱坞的街上失踪的，大部分尸体最后也在这片区域被发现。”
“所以你们为了能对线索快速做出反应，才把办公地点设在案发区域的中心位置，是这样吗？”
“没错。”
“迪克西·麦奎因打电话报案的当晚，你怎么会接到电话？”
“她打了九一一，接线员向她了解了情况，然后把电话转到了好莱坞分局的专案组。”
“谁接的电话？”
“是我。”
“为什么是你？我记得你说过，你是夜班组的组长，难道没有接电话的专员吗？”
“有，我们有专员，但是那个电话打来时已经很晚了，所有人都下班了。我之所以在那儿，是因为我要上交最新的调查日志——每个周末都要上交。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接了电话。”
“你去见那个女人时，为什么没叫后援？”
“她在电话里说得不够详细，让我觉得可能与案子无关。当时我们每天能接到十几个电话，没有一个是有用的。我必须承认，当我接到报案去见她时，并没抱什么希望。”
“好吧，警探，既然你是这么想的，那为什么还要去见她？记录一下她的报案信息不就好了？”
“主要原因是她说她不知道那个男人的地址，说如果我开车带她去海珀利安街，她就能认出来。还有，从她的报案电话能听出一些真切的东西，明白吗？听上去的确有什么东西吓到了她，让她害怕。反正我要回家，所以我想不妨顺路验证一下。”
“说说你到海珀利安街之后发生了什么。”
“到了那儿，我们看见车库上方的公寓亮着灯，还看见一道人影从一扇窗户后面闪过，所以知道那个家伙还在里面。麦奎因女士就在那个时候告诉我，她在洗脸池下面的柜子里看见了化妆品。”
“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很多东西。我马上警觉起来，因为我们从没在媒体上公布凶手拿走了受害者化妆品的细节。媒体只透露了凶手用受害者的化妆品给她们化妆，并没提到凶手还拿走了化妆品。所以当她说看到了男人收藏的化妆品，和案情完全吻合，我马上觉得她的报案有几分可信。”
博斯拿起纸杯喝了点水，那是之前法警帮他倒的。
“好吧，后来你是怎么做的？”贝尔克问。
“我忽然想到，从麦奎因报案到我接警后开车来到海珀利安街的这段时间，那个男人可能已经俘获了另一名受害者，我认为当时公寓里很可能有另一名受害者处在危险之中。于是我上去了，冲了进去。”
“你为什么不叫后援？”
“首先，我认为当时没工夫呼叫后援，连五分钟都不能等。如果那个男人俘获了另一个女人，五分钟后她可能已经没命了。其次，我没带对讲机，哪怕我想叫后援，也没法——”
“对讲机？”
“就是便携式无线电设备，警探执行任务时一般用它来联络，问题是对讲机数量有限，无法给所有人都配备。当时我是想回家，就没想着带，因为我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接班时才回警察局，要是我拿走一部，第二天白天执勤的警察就会少一部对讲机用。”
“你无法用对讲机呼叫后援，那怎么不用电话？”
“那儿是个住宅区，我倒是可以开车去找公用电话，或者敲邻居的门。可当时已是凌晨一点，我觉得没有人会马上给一个自称是警察的男人开门。时间才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我没有时间，不得不独自上去。”
“后来发生了什么？”
“想到有人可能有危险，我没有敲门就举着枪闯了进去。”
“踢开了门？”
“是的。”
“你看到了什么？”
“首先，我自报身份，喊了一声‘警察’，往屋里走了几步。那是一个单间小公寓，我看见一名男子站在床边，后来确认他就是丘奇。那张床是一张展开的沙发床。”
“他在干什么？”
“他站在床边，没穿衣服。”
“你有没有看见其他人？”
“没有。”
“后来呢？”
“我大喊了几声‘别动’‘不许动’之类的话，又往屋里走了几步。起初他没动，接着他突然把手伸向床，在枕头下面摸索。我大喊‘别动’，可他还在继续。我看他胳膊的动作就像手里抓住了什么东西，而且开始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我开了一枪，击毙了他。”
“你觉得你离他有多远？”
“我离他二十英尺。房间很大，我们分别站在两头。”
“他马上就死了吗？”
“很快就死了。他倒在床上。后来的尸检证明，子弹从他的右臂下方射入——也就是他伸向枕头的那条胳膊——钻进胸腔，击中了心脏和两肺。”
“他倒下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靠近床边，检查他是否还活着。当时他还活着，所以我铐住了他。过了一会儿他死了，我拿起枕头，下面没有枪。”
“下面有什么？”
博斯转过头，直勾勾地盯着钱德勒，说：“真是个生命中的难解之谜，他伸手要拿的是一顶假发。”
钱德勒正在低头奋笔疾书，听到博斯的话马上停下来，抬起头，两人的眼神短暂地交会，钱德勒说：“法官大人，我反对。”
法官支持了钱德勒，宣布博斯“生命中的难解之谜”这一说法无效。贝尔克又问了几个跟枪击现场有关的问题，接着讯问转向对丘奇的调查。“你不再参与案件调查，是这样吗？”
“是的，按照惯例，他们安排我做些办公室工作，同时调查我在枪击事件中的行为。”
“那么，专案组对丘奇身份的调查结果你是否知情？”
“知道个大概。因为调查也有我的功劳，所以他们把结果告诉了我。”
“你知道些什么？”
“卫生间柜子里的化妆品属于九名受害者。”
“诺曼·丘奇杀害了那些女人，对此你可曾有过怀疑，或者听到其他调查员质疑？”
“对于其中九名受害者？我坚信不疑，从未怀疑过。”
“那么，博斯警探，你听过维乔雷克先生的证词，他说第十一名受害者雪琳·肯普遇害时，他正和丘奇先生在一起，作为证物展示的录像带你也看过，有没有引起你的怀疑？”
“的确引起了对案子的怀疑，但是雪琳·肯普不属于那九名受害者之列，丘奇的公寓里没有她的化妆品。我和专案组所有人都坚信杀害那九个女子的凶手就是丘奇。”
钱德勒反对博斯为专案组其他成员代言，法官认为反对有效。贝尔克换了个话题，他不想贸然谈论更多关于第七和第十一名受害者的事。他的策略是避免提及第二个杀人犯，把这个问题留给钱德勒，如果她想揪住这一点，会在交叉讯问时提出来。
“因为没有呼叫后援，你受到了处罚。你有没有觉得警察局处理不当？”
“不觉得。”
“为什么？”
“我解释过，我认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那么做。哪怕要我再来一遍，哪怕知道结果是被调走，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一定会。要是公寓里有另一个女子，另一名受害者，我能救她一命，也许还会晋升。”贝尔克没有马上问下一个问题，博斯继续说了下去。“我认为对我的调动是政治形势所迫。最后的结果是，我击毙了一个没有武器的人。至于他是不是连环杀手、是不是杀人狂，变得一点也不重要。更何况我还有过和上司——”
“你的回答已经够了——”
“争执的前科——”
“博斯警探！”
博斯打住了，他的观点已经说清楚了。
“所以你是说，对于发生在那间公寓里的事，你一点也不后悔，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这样。”
这个回答显然让贝尔克吃了一惊，他低头看了看笔记。博斯的回答和他所期待的完全不同，他意识到讯问还得继续下去。“你后悔什么？”
“丘奇做了动作，引发了枪击。我除了做出反应，没有别的选择。我想阻止凶杀案，可也不想通过杀人来完成。最后演变成这个结果，是他耍的把戏。”
贝尔克对着麦克风长舒一口气，以示解脱，然后表示问完了。
凯斯法官宣布先休息十分钟，再进行交叉讯问。博斯回到被告席，贝尔克低声说进展不错。博斯没有回话。
“一会儿她交叉讯问时，一切顺其自然就可以了。只要你不出大的差错，我想我们就能赢。”
“她要是牵扯出模仿犯，展示字条，该怎么办？”
“我觉得她不会。她要真那么做，就是盲目行动。”
“不对，她不会盲目行动。警察局里有她的线人。有人向她透露过字条的事。”
“要是她提到字条，我就要求私下商议。”
这条对策看起来并不怎么高明。博斯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计算时间够不够出去抽一根。他决定还是算了，于是回到证人席。走过钱德勒身边时，她正在拍纸簿上写东西。“生命中的难解之谜。”她连头都没抬。
“是啊。”博斯也没回头看她。
他坐在证人席上等候，看见布雷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每日新闻》的一个家伙和两个通讯社的记者。看来有人放出了消息，好戏即将上演。联邦法庭里不准带摄像机进入，于是有家电视台派来了一名素描画师。
博斯坐在证人席上看着钱德勒工作，心想她一定是在写问他的问题。德博拉·丘奇坐在她身旁，双臂交叉撑在桌上，始终回避博斯的目光。过了一分钟，休息室的门开了，陪审员陆续就座。接着凯斯法官走了出来。博斯做了个深呼吸，准备接受讯问，钱德勒拿着黄色拍纸簿走上讲台。“博斯先生。”她说，“你杀过几个人？”
贝尔克马上反对，提出私下商议。两位律师和法庭书记员聚到法官席后面，低声讨论了五分钟。博斯断断续续听到了几句，大部分是贝尔克的话，他的声音最大。他争辩说只有一次枪击存在争议——就是击毙丘奇——其他的枪击事件与本案无关。钱德勒说有关，因为能反映被告的心理状态。博斯听不见法官的回复，不过两位律师和书记员回到座位之后，法官宣布：“被告应回答这个问题。”
“我回答不了。”博斯说。
“博斯警探，法庭命令你回答。”
“我回答不了，法官。我不知道自己杀过多少人。”
“你参加过越战？”钱德勒问。
“是的。”
“当时你的职责是什么？”
“地道老鼠。我钻进敌军的隧道，有时会正面遭遇敌人，有时用炸药炸毁整个地道。我不可能知道地道里有多少人。”
“好吧，警探，在你服完兵役成为警察之后，你杀过多少人？”
“三个，算上诺曼·丘奇。”
“你能说说枪杀丘奇之外的两次事件吗？概括一下。”
“可以，一次在丘奇之前，一次在之后。第一次是在调查一桩凶杀案时，我去讯问一名证人，结果他正是凶手。我敲了门，他朝门开了一枪，没打中我。我踢开门闯了进去，听见他跑向屋后，就跟着来到后院，看见他正在往围墙上爬。他在快翻过去时又扭头朝我开枪，我先开了枪，将他击落。另一次是在丘奇之后，我参与了联邦调查局的一桩抢劫凶杀案的调查。当时我和搭档一起行动，他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我们与两个嫌疑人在街头展开枪战，我击毙了一个嫌疑人。”
“所以，在那两起案件中，你枪杀的都是持有武器的人？”
“是的。”
“三起致死的枪击事件，挺多了，哪怕是对一名从业二十年的老警察而言，对不对？”
博斯没有马上回答，他在等待贝尔克提出反对，可那个肥胖的队友正忙着写东西，没注意到。
“呃，我认识二十年来从未开过一枪的警察，也认识击毙过七人的警察。这取决于你办的是什么案子，跟运气有关。”
“好运还是噩运？”
这一次贝尔克提出了反对，法官宣布反对有效。钱德勒马上接着提问。“在你枪杀没有武器的丘奇先生之后，你有没有感到难过？”
“不怎么难过。直到后来被起诉，得知原告律师是你时我才难过。”
审判室里响起一阵笑声，就连霍尼·钱德勒也笑了。法官敲响了小木槌，要求全体肃静，然后严厉批评了博斯，要他好好回答问题，不要答非所问。
“不难过。”博斯说，“正如之前所说，我也想活捉丘奇，不想他死。但我更想阻止他杀人，不管用什么办法。”
“是你精心策划了一切，就是为了除掉他，对吧？”
“不是，我没有。我没策划任何事情，事情就那么发生了。”
博斯知道根本没必要把怒气撒向钱德勒。以他的经验来判断，回答问题时与其气冲冲地谴责钱德勒，不如把她当作一个误会自己的人。
“丘奇先生手无寸铁，赤身裸体，毫无防备，你杀了他之后竟感到满足？”
“我没有丝毫满足。”
“法官大人，”钱德勒说，“我能向证人展示一份证物吗？是编号为3A的证物。”
她拿出几张复印的文件，递给贝尔克和法官的书记员，由书记员转交给法官。法官还在看证物时，贝尔克连忙冲上讲台提出反对。“法官大人，如果她要以这份文件作为指控理由，我不认为有法律效力。写这份文件的是一位心理医生，不是我的委托人。”
钱德勒凑近麦克风说：“法官大人，请看看文件的总结部分，我想让证人读一下最后一段话。你可能也看到了，文件底部有被告的签名。”
凯斯法官又看了一段，用手背擦了擦嘴，说：“我同意。你可以将它拿给证人。”
钱德勒拿着一份复印件放到博斯面前，没有正眼看他，接着回到讲台。“你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吗，博斯警探？”
“这是一份保密的授权书。我要指出，这本该是一份保密文件。”
“是的，这份文件是关于什么的？”
“是在我击毙丘奇之后，批准我重返工作岗位的授权书。警察在开枪之后都会接受一名心理医生的评估，这是警察局的惯例，然后由他批准复职。”
“你跟他一定很熟吧？”
“你说什么？”
“钱德勒女士，你没必要这么说。”不等贝尔克起身，凯斯法官就指出。
“的确没必要，法官大人，我收回这句话。博斯警探，经过评估，你被批准复职——调往好莱坞的新岗位，是这样吗？”
“没错。”
“难道心理评估不就是走过场而已吗？那个心理医生从未以心理问题为由阻止警察复职，对吧？”
“不是走过场，第二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好吧，我换个问法。你有没有听说过哪位警官在心理评估之后未曾复职？”
“没有，没听说过。评估结果本来也是保密的，即使有，我也无从得知。”
“你能读一下授权书上面的结论部分吗？”
“可以。”
博斯拿起文件开始看，法庭里静悄悄的。
“大声念出来，博斯警探。”钱德勒不耐烦地说，“我想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抱歉。上面写着：‘从他从军和从警的经历来看，此人对暴力已经习以为常，上述枪击致死事件尤其能说明这一点。他的言语中充满了暴力和有暴力倾向的词汇，似乎已然接受暴力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因此，当他再次遭遇必须使用致命暴力的情况时，此前的人生经历不太可能成为他行动的阻碍。我相信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主动扣住扳机。实际上，从他的言语可以看出，他对开枪行为没有任何负疚感。此外，对于事件的结果，即嫌疑人的死亡，他所表露出的满足感，应视为不恰当的。’”
博斯放下了文件，他注意到此刻所有陪审员都盯着他。他不知道这份报告对自己而言是极具破坏力还是大有帮助。
“报告所写的对象是你，没错吧？”钱德勒问。
“没错，是我。”
“你刚才说你没有满足感，可心理医生的报告又说你对事件的结果有一种满足感，到底谁说的对？”
“那是报告上的话，不是我的话。我想我没那么说。”
“你是怎么说的？”
“记不得了，但绝没说那些话。”
“那你为什么在授权书上签字？”
“因为我想回去工作，要是和他争论措辞，我永远没法复职。”
“警探，请问对你进行评估并撰写报告的那位心理医生是否知道你母亲的事？”
博斯犹豫了一下。“我不知道。”他回答，“我没告诉他。至于他之前是否了解，我就不得而知了。”博斯几乎无法专心组织语言，他心乱如麻。
“你的母亲怎么了？”
博斯直勾勾地瞪着钱德勒，过了许久才回答。钱德勒没有避开他的目光。“此前说过，我的母亲被人杀害。当时我才十一岁。事情发生在好莱坞。”
“而且没有抓到凶手，对吧？”
“是这样的。我们能说点别的吗？这些已经说过了。”
博斯望向贝尔克。贝尔克领会了他的意思，连忙起身反对，指出钱德勒是在重复提问。
“博斯警探，你想休息一会儿吗？”凯斯法官问，“好让你冷静一下。”
“不用，法官，我没事。”
“好的，抱歉，我不能限制正常的交叉讯问。反对无效。”法官示意钱德勒继续。
“我很抱歉问到涉及隐私的问题，不过在她死后，是你的父亲把你养大的吗？”
“你抱歉个鬼，你——”
“博斯警探！”法官喝道，“你不能这样。你必须回答对你提出的问题，不准说别的，只准回答问题。”
“不是。我从没见过我父亲。我先被送进收容所，后来被人收养。”
“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
“所以勒死你母亲的那个人，当时不仅夺走了你的至亲，还毁了你大部分的人生，是这样吧？”
“可以这么说。”
“你选择当警察与母亲惨遭杀害有什么联系？”
博斯再也无法直视陪审团。他知道自己脸红了，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面放大镜之下，奄奄一息。“我不知道。我从未这样剖析过自己。”
“母亲的死和你枪杀丘奇先生所得到的满足感有关系吗？”
“我已经说过，即使有什么满足感——你一直揪着这个词不放——也是因为结案而满足。用你的话说，丘奇是个怪物，他是凶手，能阻止他杀人，我感到满足，难道你不这么想吗？”
“回答我的问题，博斯警探。”钱德勒说，“现在我的问题是，你真的阻止了凶案吗？所有凶案？”
贝尔克一跃而起，要求私下商议。法官对陪审团说：“我们不如现在休庭。等我们准备好了，再请各位入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