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家庭的责任，邓钟祥比以前更加勤奋，他种地的同时，还去市里的小厂打零工，虽然经济条件只能达到温饱，但对邓钟祥来说，已经实属不易。
按照年龄算，邓传伟应该是1990年腊月出生，是个标准的90后。人们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虽然90后一直以来都被很多人贴上了“叛逆”的标签，可从邓传伟身上，却丝毫看不出一丁点儿对家庭的逆反。当别的小朋友都在父母的羽翼下茁壮成长时，刚上一年级的邓传伟就已经跟着父亲走大街串小巷地捡破烂儿。对他来说，一天之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父亲每次卖完废品后给他5毛零用钱。
他知道钱来得不易，从来不敢乱花，他有一个捡来的存钱罐，每次他都会把钱悄悄地塞进去。他从小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早早地把存钱罐装满，这样他就能给母亲买一个收音机，好让她一个人在家时不再那么寂寞。
一枚枚黄铜色的硬币，寄托着邓传伟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愿望，每每愿望实现时，他总是能感觉到莫大的幸福和甜蜜。
虽然邓传伟很懂事，但一心始终不能二用，他顾得了家庭，就顾不上学校，他的成绩一直很不理想。
“上学本来就是有钱人做的事，我还是不要给家里添负担了吧。”邓传伟给自己找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理由。
家庭的经济情况，确实无法负担邓传伟的学业，于是邓钟祥也同意了他中断学业的想法。
初中辍学，16岁的邓传伟，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没有技能，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像他这种“三无”的年轻人，去了大城市也不会有太大的出路，除了出苦力，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愿意接收像他这样的人。
做工地小工、蜘蛛人，贴广告，发传单，这种杂活儿几乎成了他打工生涯的主业。虽然收入不高，但总比出去收破烂儿来得要强。邓传伟很积极向上，也很容易满足，他觉得生活虽然不易，但要懂得感恩。虽然他没有钱，但遇到路边行乞者，他还会扔上一两块钱。
有的人说：“你就是个傻子，那些都是骗人的，那些乞丐比你有钱多了。”
邓传伟也会乐呵呵地回：“不管他骗没骗我，至少我心里安稳。帮一把，总比不帮强。”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大街小巷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不管是谁，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自豪。邓传伟是个草民，他从来不去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唯一让他担心的就是每天那50元的收入是否有着落。
北京奥运会如火如荼，可邓传伟的小广告却再也没有了市场，他几乎一个多月没有再接到活儿，没有了收入的他已经做好了继续出苦力的准备。可祸不单行，家里传来噩耗，他的父亲在收破烂儿的过程中惨遭车祸，永远失去了右腿。肇事司机逃逸，至今没有下落，邓传伟几乎花完了所有积蓄，才勉强给父亲做了截肢手术。从那以后，他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母亲疯疯癫癫，父亲行动不便，为了这个家，他已经放弃了远行的打算，经朋友介绍，他在家附近的鸿泰配件厂当了一名切割工。
这个工种说白了也是个体力活儿，每天保底1000个元件，没有一定的耐力，还真难有人可以坚持下来，他所在的车间，几乎月月都有新面孔。邓传伟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没的选，辞掉这个工作，他就断了经济来源，就算再苦，他也得咬牙坚持。
工厂的上班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中午有一个小时休息时间，这就是在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很多工人都苦不堪言。你们爱干不干，反正对工厂来说，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
邓传伟痛恨工厂老板的自私和蛮横，可回头想来，若不是在工厂里上班，他也不会遇到一生的至爱。
工厂为了能保证统一的上班时间，中午这顿饭工人必须在工厂的食堂用餐，起先工人每顿还要付5元的伙食费，后来经过联名抗议之后，工厂只能做出妥协，免费提供午餐。
免费的午餐简直惨不忍睹，菜品几乎见不到一滴油花，就连平常人家懒得看上一眼的肥膘肉，食堂都不舍得放上几块。时间一长，工人们只好自己从家里带上点儿咸菜疙瘩、臭酱豆，用来下饭。
邓传伟从小就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回到家里还要帮着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别看他是个男人，却有着一手好厨艺。尤其是腌制黄泥咸鸭蛋，那叫一绝。蛋黄浓郁流油不说，就连蛋白都爽嫩弹牙。
他就是用那一枚枚用心腌制的咸鸭蛋，获得了邵丽的芳心。
邵丽不是本地人，她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云南，她之所以能和邓传伟在云汐市“郎有情，妾有意”，完全要归功于他们当地的一所每月7号、17号、27号开学的技工学校。邵丽轻信了招生简章上“100％推荐就业”的广告语，于是她从家里拿出仅有的1000块钱，报名上了三个月。可没承想，毕业之后就被送上了绿皮火车，来到了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
工厂的生活对刚满20岁的邵丽来说，简直是与世隔绝，每天站完流水线，就是回宿舍睡觉，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早就让她有些麻木。再加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她在这个年龄所向往的爱情，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痴人说梦。
有句话说得好，婚姻这东西，就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上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