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毫无进展。法官、天气、调查，都让人心烦。甚至是勒冈都开始暴躁了。还有这个女孩，还是对她一无所知。卡米尔完成了他的报告，拖延了一阵不走。他从来不太爱回家。要不是嘟嘟湿在等他的话……
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他们每天记录十几份证词，再读十几份报告和违警笔录，校对信息，盘问详情，核实细节、时间，审问目击者。没别的，总是自我思忖。
路易先探出个脑袋，然后走了进来。看到办公桌上散乱的纸页，他示意卡米尔：我可以看吗？卡米尔表示：可以。路易转过这些文件，都是这个女孩的肖像画。身份鉴证组制作出的疑犯肖像画足以真实到让目击者可以认出她，但那只是一张机械的画像，而这里，卡米尔凭着记忆画下的这个女孩却是重新组织过的，有血有肉的。这个女孩没有名字，但在这些速写上，她却有了灵魂。卡米尔可能画了她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好像他和她已经非常熟悉了，比如这张，坐在桌子边上，可能在餐厅里，双手交叉放在下巴下面，像在听人讲一个奇闻异事，眼神明亮，带着笑意。这张，她在哭泣，她刚刚抬起脸，令人心碎，她像是有什么话难以启齿，嘴唇在颤抖。那张，在街上，她走着，回头时挺着胯，她刚刚看到橱窗里映出自己一张震惊的脸。在卡米尔的笔下，这个女孩生龙活虎得让人难以置信。
路易想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觉得这些画画得很好，但他没有说，因为他想起来卡米尔当时也是这么一直画伊琳娜，在他办公桌上，总会出现新的速写，他打电话时也会画，就像是他的思想在不经意间产出的。
所以路易什么都没说。他们互相聊了几句。路易没有待很久，他还有些事情没办完。卡米尔理解，他起身，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走了出去。
走廊上，他遇到了阿尔芒。他极少在这个时间出现在办公室，卡米尔很惊讶。阿尔芒两只耳朵上夹了两支烟，一支四种颜色的钢笔从他磨旧了的上衣口袋里露出来。这就说明，这一层有新人来报到了。这种情况，阿尔芒的嗅觉从来不会搞错。任何一个新人都不能在这栋楼里走两步而不撞上这个世界上最热情的老警察，他会带你熟悉迷宫一般的走廊，还有各种人情世故、流言蜚语。这家伙热情如火，还对年轻人了如指掌。卡米尔很佩服他。这就像是杂耍歌舞厅的表演，可怜的观众被请上了台，结果不知不觉被偷了手表和钱包。就在谈话过程中，新人就不知不觉被骗走了香烟、钢笔、本子、巴黎地图、地铁票、饭票、停车卡、零钱、当天报纸或字谜杂志，阿尔芒来者不拒，就在第一天。因为之后，就太迟了。
卡米尔和阿尔芒一起离开了警局。他可以白天和路易握手，但从来不是晚上。和阿尔芒，他们晚上握手却不说话。
说到底，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有人说出来，卡米尔的生活中充满条条框框的习惯，他把它们安置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还会不断增加新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习惯，这更是一些仪式。自我认知的一种方式。对他来说，生活是一场永恒的庆祝，只是大家不知道他在庆祝什么。还是一种语言。即便是戴眼镜，在卡米尔这里，不能只说：我戴上我的眼镜，而要根据情况说：我需要思考，让我静静，我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或者十年之后就老了。对于卡米尔来说，戴上眼镜就有点儿像路易捋他的头发，是一种标志。卡米尔这样可能是因为他个子太矮小了。他需要一种存在感。
阿尔芒握了握卡米尔的手，跑向了地铁站。卡米尔站在那里，有点儿无所事事。嘟嘟湿再怎么尽力表现得乖巧也无济于事，当他晚上回到家，而只有这些……
卡米尔在哪里读到过，只有当你什么都不再相信，才会有一些迹象发生，而这些迹象会拯救你。
就在这个时刻，这个迹象发生了。
刚才停了片刻的雨此刻又卷土重来了，甚至比先前更猛。卡米尔压住脑袋上的帽子，因为狂风开始打转，他朝出租车站走去，车站一片荒凉。他前面有两个男人，撑着一把黑伞，有点儿恼怒。他们往路面倾着身子，看向远处，像是旅客在焦急地等待晚点的火车。卡米尔看看手表、地铁。转身，走了几步，又转身。他停下来，观察出租车站附近的场地。一辆车缓缓开来，有点儿偏离预留车道，它开得很慢，以至于这更像一种接近，一种谨慎而悄然的邀请，车窗开着……突然之间，卡米尔很确定他找到了。不要问他为什么。可能仅仅是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公交车，因为时间关系已经是不可能了，地铁，太过冒险，到处都有摄像头，过了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又在有点儿荒僻的地方，总有人会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遍。出租车也不行。没有比出租车更好的地方，能够近距离地打量人。
所以……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不再多想，把帽子往脑袋上压了一下，赶超了前面走着的客人，嘴里嘟哝了一句抱歉，然后把脑袋伸进车窗。
“去瓦尔米河堤多少钱？”他问道。
“十五欧？”司机试探说。
东欧人，但哪个国家，他这口音……他打开后窗。车子发动了。司机重新摇上车窗。他穿了件羊毛坎肩，像是自己家里织的那种，还有拉链。自从他扔了他自己那件后，卡米尔至少十年没见过这种衣服了。几分钟过去了，卡米尔闭上眼睛，舒了口气。
“算了，”他说，“还是载我去奥尔菲伍赫河堤的巴黎警署总部吧。”
司机抬起眼从后视镜里看他。
后视镜完全反射出：卡米尔·范霍文警官身份卡。
当卡米尔带着他的猎物回来时，路易正穿上他的亚历山大·麦昆大衣，准备离开。路易吃了一惊。
“你不赶时间吧？”卡米尔问，但他不等路易回答，就把司机按在了审讯室里，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着他。
不会太久的。卡米尔是这么对这家伙解释的：“好的同伴总是可以互相理解，不是吗？”
“好的同伴”的概念，对于一个五十岁的立陶宛人来说，有点儿复杂。所以卡米尔就选择了更加准确的用词，更加基础的解释，所以也更有效：“我们，我想说，警察，我们可以立刻出动。我可以立马发动人马封锁北站、东站、蒙帕纳斯站、圣拉扎尔车站，甚至荣军院，阻拦一切去戴高乐机场的火车。我们不出一小时就可以消灭巴黎三分之二的黑车，剩下的三分之一两个月内也别想接活儿。我们抓住那些人，就把他们带来这里，专挑那些非法移民，身份造假的、证件过期的，根据他们车子的价格索要罚金，但是车子要扣下。是的，我们也没办法，这是法律，你懂的。然后，我们把你们中的一半送上飞机，飞回南斯拉夫的贝尔格拉德，苏联的塔林，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不用担心，我们会给你们订机票的！至于那些留下的，我们会把他们关上两年牢房的。你觉得怎么样，我的好兄弟？”
他法语不太好，这个立陶宛来的司机，但他听到了重点。他十分担心，看着自己的护照被扣在桌上，卡米尔用手的侧面磨着它，像是要把它切碎一般。
“我会保留这个，如果你想的话。就算纪念我们的相遇。我要给你这个。”
他把手机递给他。范霍文长官的脸突然变了，不再嬉笑。他一下把手机重重拍在铁桌上。
“现在，你给我在你们组织里好好搜查。我要找一个女孩儿，大概三十岁，长得不错但狼狈不堪。脏。你们黑车司机中的一个人载过她，十一日星期二，在教堂和庞坦门之间。我想知道他把她载去了哪里。我给你二十四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