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下午快四点钟的时候。彼得·吉勒姆看一看周围那个阴暗的公寓房间，心里想：“安全联络站我见过可不少了。”他能够像到处跑的推销员，用三言两语介绍旅馆那样介绍这种房子：从贝尔格拉维亚住宅区头等的明镜大厅、威基伍德式的壁柱和镀金的橡树叶，到剥头皮组在列克森姆花园这里租的两间破房，里面尽是积尘和淤水的气味，在黑黝黝的前厅里还有一个三尺高的灭火器。壁炉架上有骑士就着锡壶喝水的雕像。桌上放着贝壳做的烟灰缸。在灰色的厨房里，有无名氏贴的“随时关掉煤气大小两个开关”的纸条。他走过前厅时听到了门铃响，十分准时。他提起耳机，听到里面托比的失真的声音。他按了一下按钮，听到楼梯下面电锁启门声。他打开前门，但仍扣着门链，弄清楚托比是单独前来以后才松开门链。
“你好吗？”彼得·吉勒姆高兴地放他进来说。
“很好，彼得。”托比说，脱下大衣和手套。
茶盘上放好了茶杯，那是彼得·吉勒姆准备的，两个杯子。安全联络站都有一定的服务标准。原因不一。或者是因为你假装住在那里，或者是因为你能随遇而安，或者是因为你就是设想周到。彼得·吉勒姆认为干他们这一行，什么都要显得自然，这是一种艺术。这是卡米拉所认识不到的。
“这天气真是怪得厉害，”托比·伊斯特哈斯说，好象真的在分析气候一样。安全联络站的寒暄话总不脱这一套。“刚走几步就累垮了。你说，有个波兰人要来？”他坐下来说。“一个做皮货生意的波兰人，你认为可以替我们传送情报？”
“马上就到。”
“我们认识他吗？我让我的人查了一下他的名字，可没找到。”
我的人。彼得·吉勒姆想，我得记住学会使用这句话。“自由波兰人协会几个月前跟他接洽过，把他吓跑了。”他说，“后来卡尔·斯塔克在仓库那边碰到他，认为他可能对剥头皮组有用。”他耸一耸肩，“我倒喜欢他，但这有什么用？我们自己人都闲着没事。”
“彼得，你真大方。”托比·伊斯特哈斯尊敬地说，彼得·吉勒姆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是不是露了马脚。正好这时前门铃响，法恩在门外站岗。
“对不起，托比，”乔治·史迈利说，爬了楼梯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彼得，我的大衣挂在哪里？”
彼得·吉勒姆把托比往墙边一推，抓起了他没有抗拒的双手，叫他扶着墙，然后慢条斯理地搜查他的身上。托比没有带枪。
“他一个人来的吗？”彼得·吉勒姆问，“还是有个小朋友等在马路上？”
“我没有发现。”法恩说。
乔治·史迈利站在窗口，看着下面街上。
“把灯关上一会儿，好不好？”他说。
“等在外面。”彼得·吉勒姆命令道。法恩拿了乔治·史迈利的大衣退出去。“瞧见什么吗？”他也到窗口边去问乔治·史迈利。
伦敦的下午这时已经有了红里带黄的暮色。广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住宅区广场，中央有个围着栏杆的小花园，天已经黑了。“只是一个影子，我想。”乔治·史迈利咕哝一句，回过来面对着托比·伊斯特哈斯。壁炉上的钟敲了四下。法恩一定上过发条了。
“托比，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假设。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推想，行吗？”
托比·伊斯特哈斯眼睛眨也没眨。他小小的手放在椅子的木头扶手上。他坐得很舒服，但稍为有些正襟危坐，鞋子擦得很亮，双脚平放。
“行吧。”
“两年以前。潘西·阿勒莱恩想要谋得老总的职位，但他在圆场没有地位。老总不让他。老总有病，体力日衰，但潘西·阿勒莱恩搞不垮他。记得那时候吗？”
托比·伊斯特哈斯利落地点一下头。
“那是在淡季，”乔治·史迈利用他讲道理的口气说，“外面没有什么事情，因此我们里面就钩心斗角起来，互相侦察。有一天早晨，潘西·阿勒莱恩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事干。他有个挂名职务，是活动总指挥，但实际上是个地区组与老总之间的橡皮图章。潘西·阿勒莱恩的门开了，进来了一个人。我们暂且叫他杰拉德。‘潘西，’他说，‘我碰到了一个重要的俄国情报来源。很可能是个金矿。’也可能他什么也没有说，等到他们两人到了大楼外面以后再说，因为杰拉德是做惯外勤的，他不喜欢在室内有电话的地方说话。他们可能在公园里走一走，或者开着汽车。也可能在什么地方吃饭，在这个阶段，潘西·阿勒莱恩只有听对方说话的份儿。潘西·阿勒莱恩对欧洲方面没什么经验，更不了解捷克和巴尔干了。他是在南美洲出道的，后来一直在以前的地区活动：印度、中东。他对俄国人或捷克人知道得不多，他只知红就是红，如此而已。对不对？”
托比·伊斯特哈斯撅起了嘴，皱了一下眉头，好像是说他从来不议论上级。
“而杰拉德却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活动主要是在欧洲市场上东躲西遁。潘西·阿勒莱恩是外行，但有兴趣。杰拉德则是这方面的行家。杰拉德说，这个俄国来源可能是圆场多年来碰到的最丰富的来源。杰拉德不想多说，不过他估计过几天就可以拿到贸易样品，拿到后，他想请潘西·阿勒莱恩检查一下，鉴定价值。至于这个来源的详细情况，可以以后再说。‘但是为什么找我呢？’潘西·阿勒莱恩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杰拉德告诉他。‘潘西，’他说，‘对外活动损失这么大，我们地区组里的人感到很担心。看来这地方已经腐败了。圆场内内外外，口风都太松了。接触机密的人太多，在现场，我们的人碰了壁，我们的谍报网被破获了，有什么新花招总发生意外。我们希望你来帮助我们整顿一下。’杰拉德并不想谋乱叛上，他很小心，没有暗示圆场内部有个叛徒正在破坏一切活动，因为你我都明白，一旦这种话传开去，机器就要停转。反正杰拉德不想追查。但是他明确表示，这个地方有漏洞，上层领导不力是下层失败的原因。这在潘西·阿勒莱恩听来都是十分顺耳的东西。他列举最近的失败所引起的丑闻，但是他很小心不提潘西·阿勒莱恩自己在中东的冒险，这次冒险出了问题，几乎让潘西·阿勒莱恩丢了差使。接着他提出建议。他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么一些。你明白，这是我的假设，只不过是个假设。”
“是啊，乔治。”托比舔一下嘴唇说。
“另一个假设是潘西·阿勒莱恩自己就是杰拉德，你明白吗？不过我就是不相信。我不相信潘西·阿勒莱恩会自己出马，收买个高级俄国间谍回来，又自己掌舵。我相信他会把事情搞糟的。”
“是啊。”托比·伊斯特哈斯有绝对自信地说。
“因此，根据我的假设，杰拉德接着对潘西·阿勒莱恩说的是：‘我们——那是指我自己和有类似想法、与这方案有关的人——希望你出来担任头头，潘西。我们不过问政治，我们是实干家。我们不懂白厅里的纵横捭阖。但是你懂。你负责对付各种委员会，我们负责对付巫师。如果你当我们的挡箭牌，保护我们不受腐败的影响，也就是说把了解这件事的人数维持在最低限度，我们就提供货物。’他们又讨论了这样做的办法，然后杰拉德让潘西·阿勒莱恩去考虑一下。一个星期，一个月，我也不知道，反正有充裕时间可以让潘西·阿勒莱恩仔细考虑。有一天，杰拉德送了第一批货样来。当然很好，非常非常之好。正好是海军要的材料，没有比这更适合潘西·阿勒莱恩的要求了，因为他在海军部很吃得开，海军部里全是支持他的人。于是潘西·阿勒莱恩给他的海军朋友开了一下眼界，他们个个垂涎欲滴。‘这是从哪儿搞来的？以后还有吗？’以后还有很多。至于来源是谁——这在现阶段还得保密。如果我在什么地方说得不对，请原谅我，因为我所根据的只是那份档案。”
一提档案，是乔治·史迈利的行动可能具有官方身份的第一个表示，可以看得出来在托比·伊斯特哈斯身上引起了反应。他舔嘴唇的习惯又多了一个附带动作：脑袋向前一伸，脸上有了他一贯的精明表情，托比好象是要用这些信号表示他也读过这份档案，不论这份档案是什么，而且完全同意乔治·史迈利的结论。乔治·史迈利停下来喝口茶。
“托比，再喝一点茶吗？”他一边喝一边问。
“我来。”彼得·吉勒姆与其说是殷勤好客，不如说是态度坚决。
“茶，法恩。”他向门外叫道。门马上开了，法恩出现在门口，端着茶。
乔治·史迈利又回到窗边。他拉开一点窗帘，看着下面的广场。
“托比？”
“什么，乔治？”
“你带了把风的来吗？”
“没有。”
“一个也没有？”
“乔治，我是来跟彼得和一个可怜的波兰人见面的，我为什么要带把风的来？”
乔治·史迈利回到椅上。“巫师作为一个来源，”他说下去，“刚才我说到哪儿啦？对了，杰拉德后来逐步告诉潘西·阿勒莱恩和他后来拉进巫术圈子的另外两个人，不难设想，巫师不止是一个情报来源。不错，巫师是个苏联情报员，但是象潘西·阿勒莱恩一样，他也是一个不满上级集团的代言人。我们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情况也设想在别人身上发生，我相信潘西·阿勒莱恩从一开始就对巫师有好感。这个集团以巫师为领袖的核心，由十来个有类似想法的苏联官员组成，每人都位居要津。我猜测到了一定时候，杰拉德向他的副手和潘西·阿勒莱恩更加具体地介绍了其他来源，但是我没有把握。巫师的工作是把他们的谍报收集整理以后送到西方来，在过去几个月里，他做这项工作表现了多才多艺。他用了各种方法，圆场非常乐意提供设备给他。秘密通讯、在普通信件句号上的微点、西方首都的秘密信箱，如此等等，不知道是哪个大胆的俄国人送去的，由托比·伊斯特哈斯大胆的点路灯人收来。甚至有当面碰头，由托比的人安排和把风”——乔治·史迈利停了一会儿，又看一眼窗户——“有一两次是在莫斯科由当地常驻站投递，但是不让他们知道交付者是谁。但是没有秘密无线电通讯；巫师不喜欢秘密电台。有一次建议——甚至提到财政部——在芬兰设立一个长期的远距离无线电通讯，目的只是为他一人服务，但后来吹了，因为巫师说：‘绝对不要。’他大概是接受卡拉的教训，会不会是如此？你知道卡拉最讨厌无线电。重要的是，巫师有他的机动性，那是他最大的才干。可能他在莫斯科贸易部可以利用跑外务的推销员。反正，他有的是办法，而且有从俄国出来的渠道。因此他的同伙密谋分子要依靠他与杰拉德做交易，同意他商定的条件，金钱上的条件。因为他们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我早应提到这一点。在这方面，谍报机关和他们的客户跟常人一样。花钱最多，他们最重视，而巫师花钱最多。买过假画吗？”
“我曾经卖出过两张。”托比露出神经质的笑容说，但没有人笑。
“你付的钱越多，你越不怀疑它是假货。真傻，但我们都是这样。知道巫师贪财，大家就放心了。我们只懂这个动机，是不是，托比？特别是在财政部。每月在瑞士银行存两万法郎。为了这么多钱，谁不会牺牲一些平等主义的原则呢？因此白厅付了他一笔巨款，称他的情报是无价之宝。而且有一些的确不错，”乔治·史迈利承认，“我甚至觉得很好，而且也应该很好。接着有一天，杰拉德把最大的秘密告诉了潘西·阿勒莱恩。巫师集团在伦敦也有个人。我现在应该告诉你，这样就开始打了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巧结。”
托比放下茶杯，用手帕整洁地擦一擦嘴角。
“据杰拉德说，苏联驻伦敦这儿的大使馆有个人已准备好，而且他们有能力充当巫师在伦敦的代表。他甚至处于特殊地位，偶尔可以利用大使馆的设备和在莫斯科的巫师直接联络，收发电报。如果采取必要防范措施，有时甚至可以让杰拉德跟这个神通广大的人秘密会见，报告情况，接受指示，提出问题，在下趟邮件就可收到巫师的答复。我们暂且叫这个苏联官员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姑且假定他是苏联大使馆文化处的人员。你在听我说吗？”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托比·伊斯特哈斯说，“我聋了。”
“原来，他在伦敦使馆工作已经很久了——精确地说是九年——但是巫师最近才吸收他。也许是波里雅科夫在莫斯科休假的时候吧。”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波里雅科夫很快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不久杰拉德就让他做巫术计划中的关键人物和其他许多事件的关键人物。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情报秘密信箱，隐形墨水、微点，这都很有用，但是总差一点。有波里雅科夫就在门口，这样的方便条件可不能错过。巫师有些最精彩的资料是用外交部信封带到伦敦的。波里雅科夫只需把信封撕开递给圆场的对手就行了：不论是杰拉德或是杰拉德指定的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巫师这一部分的活动是绝对机密的事。巫术委员会本身当然也是机密，不过人很多。这是不可避免的。范围很大，收益也很大，光是加工和分配就需要大量工作人员：译码员，翻译员，打字员，鉴定员，天知道还有什么人员。杰拉德对此并不担心，他喜欢这样，因为要充当杰拉德，窍门就在要成为大伙儿的一分子。巫术委员会是受下层领导的？还是受中间领导的？还是受上层领导的？谁也说不好。我很欣赏卡拉对委员会的看法，你呢？还是中国人的看法？他说一个委员会是一个有四条后腿的动物。
“但是伦敦那一边——波里雅科夫的侧边——这一部分只限于原来巫术圈子的人知情。斯科尔德诺、德·西尔斯基等人，他们可以随时到国外去，为巫师奔跑。但是在伦敦这里，活动只牵涉到波里雅科夫老弟，绳结就是这样打的，这是个非常特殊的秘密，原因也非常特殊。你，潘西·阿勒莱恩，比尔·海顿和罗埃·布兰德。你们四个人是巫术圈子。对不对？现在来猜测一下这是怎么运作的，详细地来猜测一下。有一幢房子，这我们已经知道。尽管如此，碰面仍安排得极其周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谁跟他见面，托比？谁对付波里雅科夫？你？罗埃？比尔？”
乔治·史迈利把他领带宽的那头的绸衬里翻出来，开始擦眼镜。“谁都见。”他回答自己的问题说，“怎么会这样？有时潘西·阿勒莱恩见他。我猜想潘西·阿勒莱恩代表有关当局见他：‘你是不是该休假啦？你这星期收到你太太的信了吗？’搞这一套潘西·阿勒莱恩很在行。但是巫术委员会很少派潘西·阿勒莱恩上场。潘西·阿勒莱恩是头头，物以稀为贵。其次是比尔·海顿；比尔见他次数较多。比尔对俄国有好感，他有交际的本领。我觉得他和波里雅科夫一定很合得来。我觉得比尔去听汇报或提问题时，一定满面红光，你觉得是不是？把正确的信息送到莫斯科去。他有时带罗埃·布兰德一起去，有时派罗埃去。我想这是他们两人自己商量好的。罗埃是个经济专家，也是附庸国问题的头头。因此在那方面一定也有很多可以谈的。有时，托比，例如过生日、圣诞节，或者要特别送钱表示感谢——我发现花在招待上已用了一大笔钱，更不用说其他开销了——有时，为了搞得热闹些，你们四个都去，举杯向对方，向巫师，通过他的代表波里雅科夫，向他敬酒。最后，我想托比自己也有话要跟他的朋友波里雅科夫说。有如何联系的办法要讨论，大使馆里的情况也有不少有用的风言风语，对点路灯组监视常驻站的日常活动有帮助。因此托比也有单独去见他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波里雅科夫除了当巫师的伦敦代表以外在本地的作用。我们并不是每天能搞到一个听话的苏联外交官来领我们的津贴的。稍微训练一下如何使用照相机，波里雅科夫在使馆内部就非常有用。只要我们记住我们的首要目的。”
他的眼光没有离开过托比的脸。“我可以设想波里雅科夫可能已经拍了不少照片，是不是？不管是谁去见他，任务之一可能是补充他的存货：给他带去密封的小包裹。底片盒。当然没有曝过光，因为这是圆场来的。托比，请你告诉我，你听说过拉宾这个名宇吗？”
舔了一下嘴唇，皱了一下眉毛，露出一个笑容，脑袋向前一倾：“当然，乔治，我认识拉宾”
“谁命令把点路灯组关于拉宾的报告销毁的？”
“是我，乔治。”
“你自作主张？”
笑容宽了一些。“不瞒你说，乔治，我这些日子已经升了官。”
“谁决定把康妮·沙赫斯排挤出去的？”
“我想大概是潘西·阿勒莱恩。就算是潘西·阿勒莱恩吧，也许是比尔。你知道要完成一项大任务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要补一下鞋子、擦一下水壶，总归得做一件这样的事。”他耸一耸肩，“也可能是罗埃，嗳？”
“那么他们三个人的命令你都听。”乔治·史迈利轻松地说，“托比，你对他们真是一视同仁。你完全可以不必那样。”
这话，托比·伊斯特哈斯听了一点也不喜欢。
“托比，谁叫你把麦克斯打发掉的？也是这三个人吗？你瞧，我所以问你，只是因为我得向拉康报告。他目前追得很紧。他后面又有大臣在追。是谁？”
“乔治，你弄错对象了。”
“反正我们中间有一个，”乔治·史迈利愉快地说，“这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也想知道杰里·威斯特贝的事，是谁把他封住口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派你拿了一千英镑钞票到沙拉特去叫吉姆·普莱多不要担心的人？托比，我要弄清楚的只是事实，不是要剥谁的头皮。你了解我，我是不记恨的。顶多说你不够朋友，那有什么关系？看是对谁够朋友。”他又说：“只是他们非常想弄清楚。甚至有人扬言要请国安局插手进来。这谁都不希望吧？这就像你跟老婆吵嘴去找律师一样，这一步下去就不可挽救。谁叫你把忘掉锅匠、裁缝的话带给吉姆的？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你是不是直接从波里雅科夫那里得到的？”
“我的天，”彼得·吉勒姆咬牙切齿地说，“让我收拾那个婊子养的。”
乔治·史迈利不理他。“我们再来谈谈拉宾。他在这里的任务是什么？”
“他为波里雅科夫工作。”
“是他在文化处的秘书？”
“是他的跑腿的。”
“可是亲爱的托比，一个文化参事要一个跑腿的干什么？”
托比·伊斯特哈斯的眼睛始终盯着乔治·史迈利。彼得·吉勒姆想，他像一只狗，他不知道他们会踢他一脚，还是给他一根骨头。他的眼光从乔治·史迈利的脸上转到手上，又回到他脸上，不断地在窥测蛛丝马迹。
“别装糊涂了，乔治，”托比漫不经心地说，“波里雅科夫是为莫斯科中心工作的。这你跟我一样清楚。”他跷起他的短腿，又恢复了原来的傲慢，靠后一坐，喝了一口冷茶。
至于乔治·史迈利，彼得·吉勒姆觉得好象暂时受到了挫折。但是彼得·吉勒姆自己也搞胡涂了，又觉得乔治·史迈利好像感到很满意。也许是因为托比至少开腔了。
“唉，乔治，”托比说。“你又不是小孩子。你想一想，我们这样干已不知有多少次了。不错，我们收买了波里雅科夫。波里雅科夫既是莫斯科的间谍，又是我们的人。但是他得在他自己人面前装出他是在刺探我们的情报。除了那样以外，他有什么别的办法？他能一天到晚直进直出，不带猩猩，不带望风的，什么都一帆风顺吗？他既然到我们店里来，总得带些货色回去。因此我们给他一些货色。鸡毛蒜皮的东西，他可以送回国去，莫斯科的人就拍他肩膀，夸他好样的，这是很平常的事。”
如果说彼得·吉勒姆现在觉得很生气，乔治·史迈利的头脑现在却特别清醒。
“在四个元老中间，这样说是统一口径的吧？”
“我不敢说口径统一。”托比·伊斯特哈斯说，手势是典型匈牙利式的：把掌心一摊，两边摇晃了一下。
“那么谁是波里雅科夫的情报员呢？”
彼得·吉勒姆看到，这个问题对乔治·史迈利十分重要：他绕了半天的圈子，要得到的就是这个答案。彼得·吉勒姆在旁等着，他的眼光一会儿盯在托比·伊斯特哈斯身上，后者现在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么自信了，一会儿又盯在乔治·史迈利的高深莫测的脸上，他意识到，他自己也开始了解卡拉的巧结是怎么回事了，也了解他跟潘西·阿勒莱恩那次吃力的谈话是怎么回事了。
“我问你的问题很简单，”乔治·史迈利坚持说，“从理论上来说，谁是波里雅科夫在圆场里的情报员？我的天，托比，别装傻了。如果波里雅科夫和你们这些人见面的掩护是他在刺探圆场情报，那么他一定要有一个圆场的间谍，是不是？那么这人是谁？他跟你们这些人见了面后，带了成卷成卷的圆场鸡毛蒜皮回大使馆去说，‘我是从那些哥儿们那里搞来的’，他能那样吗？他必须要有一个说法，而且要够硬的说法，可以说明长期以来是怎么追踪、招募、秘密会见的，花了多少钱，动机是什么。是不是？老实说，这不仅仅是波里雅科夫的说法，而且是他的生命线。必须十分彻底。必须令人信服。我敢说，这是整个活动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人是谁？”乔治·史迈利愉快地问，“你吗？为了要使波里雅科夫能继续为我所用，托比·伊斯特哈斯伪装成圆场的一个叛徒？向你致敬，托比，这该颁发给你一大堆奖章。”
托比在思量，他们等着。
“你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乔治，”托比终于说，“要是你达不到最终目的，结果会怎样呢？”
“哪怕奥立佛·拉康做我的后盾也达不到最终目的？”
“你把奥立佛·拉康请来。还有潘西·阿勒莱恩，比尔。你为什么盯住一个小角色？找大人物去。”
“我还以为你已经成了大人物了呢。托比，你是个很好的人选。匈牙利血统，未得升迁，心怀不满，能接触机密，但不太多……脑筋快，贪钱……有你当他的情报员，波里雅科夫就有个说得通的说法。三巨头把鸡毛蒜皮的材料给你，你又转给波里雅科夫，中心以为托比是他们的人，人人都得到了好处，人人都感到满意。只有后来弄清楚你给波里雅科夫的是皇冠钻石，拿回来的才是俄国的鸡毛蒜皮，那才会有麻烦。要是发生那样情况，你就需要一些可靠的朋友。像我们那样的朋友。我的假设是这样的——最后拆穿来说，杰拉德是俄国的地鼠，受卡拉指挥。他把圆场的秘密都出卖了。”
托比·伊斯特哈斯看上去有点不舒服。“我说，乔治。要是你弄错了，我不想跟着也错，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要是他对，你也想跟着对，”彼得·吉勒姆难得插嘴提示道，“越早越好。”
“当然。”托比说，一点也不觉得话里有什么讽刺意味。“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乔治，你想得倒头头是道，但事情都有两面，特别是情报员，也许搞错的是你。我说：谁说过巫术是鸡毛蒜皮？没有人，从来没有人。这是最上等的。你找到个嘴快的人胡说八道，把伦敦全城都翻了一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是奉他们之命行事。明白吗？他们叫我假装当波里雅科夫的情报员，我就假装了。把这底片给他，我就给他。我的处境很危险，”他解释道，“对我，的确很危险。”
“我很抱歉，”乔治·史迈利在窗口边上说，他又从窗帘缝里向外窥看下面的广场。“一定叫你很担心。”
“非常非常担心，”托比同意，“我得了胄溃疡，吃不下东西。非常为难。”
使彼得·吉勒姆生气的是，他们三人都沉默不语，仿佛同情托比·伊斯特哈斯的为难的处境。
“托比，有没有望风的，你没有撒谎吧？”乔治·史迈利仍在窗边问。
“乔治，我画十字起誓。”
“你一般用什么？汽车？”
“街头监视者。用一辆大车子把他们送到飞机场那边，然后叫他们步行过来，分散布置。”
“多少？”
“八个，十个。每到年终这个时候，也许是六个。很多人病了。圣诞节。”他阴沉地说。
“有没有只派一个人？”
“从来不。你疯了。一个人！你以为我在开糖果店？”
乔治·史迈利离开窗边，又坐下来。
“我说，乔治，你说得真糟糕，你知道吗？我是爱国的。上帝。”托比重复说。
“波里雅科夫在伦敦常驻站里的职务是什么？”乔治·史迈利问。
“波里是单独行动的。”
“指挥他在圆场里的大间谍？”
“当然。他们让他脱离日常工作，可以放手应付大间谍托比。我们把这都想好了，我同他一起商量了很久。我说：‘你听好，比尔在怀疑我，我的老婆在怀疑我，我的孩子患了麻疹，我没有钱付给医生。’情报员给我的垃圾，我都给了波里，他又转给国内去当宝货。”
“谁是巫师？”
托比·伊斯特哈斯摇摇头。
“但是你至少听说过，他以莫斯科为基地，”乔治·史迈利说，“而且是苏联谍报界的一员，还有什么他不是？”
“这，他们告诉了我。”托比·伊斯特哈斯同意道。
“就是这样，波里雅科夫可以和他联系。当然是为了圆场的利益。秘密地，不让他们自己人生疑？”
“当然。”托比又诉苦起来，但是乔治·史迈利仿佛竖起耳朵在听屋子外面的声音。
“那么锅匠、裁缝？”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是听潘西·阿勒莱恩吩咐办事。”
“潘西·阿勒莱恩叫你去打发吉姆·普莱多？”
“当然。也许是比尔，也许是罗埃。是的，是罗埃。我得吃饭，乔治，明白吗？我不能两头得罪，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真是个难题。你也明白了，是不是，托比？”乔治·史迈利静静地说，仿佛人不在这里。“假定这是个难题。它使得对的人都成为错的人：康妮·萨克斯、杰里·威斯特贝……吉姆·普莱多……甚至老总。对起疑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说出来之前，就灭他们的口……一旦你的根本谎言给蒙混过去了，排列组合就是无穷无尽的。必须让莫斯科中心相信它在圆场搞到了一个重要的来源，但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白厅得到风声。其必然结果是杰拉德使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掐死在床上。要是换一种情况倒不错，”他几乎有些迷迷糊糊地说，“可怜的托比。是啊，我明白。你夹在他们中间奔跑，一定很难受。”
托比已经准备好了他一下的一番话：“自然，如果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你要我做，那么，乔治，你是了解我的，你尽管吩咐好了，我总是乐意出力的。我的手下受过很好的训练，你要借他们，我们可以商量。自然我得先跟奥立佛·拉康打招呼。我不过是要把这件事澄清一下。你知道，这是为了圆场的缘故。我的目的就是这个。为了组织的利益。我要求不高，我并不想为个人要什么好处，对不对？”
“你专门给波里雅科夫用的安全联络站在哪里？”
“康姆顿大街水闸花园五号。”
“有人看房子吗？”
“麦克雷格太太。”
“原来是搞窃听的吗？”
“是她。”
“有没有安置窃听器？”
“你说呢？”
“那么米莉·麦克雷格在看房子，管理录音设备。”
托比说，是的，他的头一低，十分警惕。
“等会我要你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要在那里过夜，我还要用那设备。告诉她，我被请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要她听我的吩咐。我大概在九点钟到那里。如果你要和波里雅科夫紧急见面，用什么办法？”
“我的手下在哈佛斯托克山有一间屋子。波里每天早上去大使馆时开车经过那里，每天晚上回家也经过那里。如果他们贴上一条抗议车辆噪音的黄色标语，就是暗号。”
“夜里呢？周末呢？”
“拨错号码的电话。不过大家都不喜欢用这个办法。”
“用过没有？”
“我不知道。”
“你是说你不接听他的电话？”
没有回答。
“我要你这个周末请假。这在圆场会不会引起怀疑？”托比·伊斯特哈斯热切地摇摇头。“我想你巴不得置身事外，是不是？”托比·伊斯特哈斯点点头。“你就说女朋友出了麻烦，或者不管什么事情。你要在这里过夜，可能两夜。法恩会照料你的，厨房里有吃的。你的老婆呢？”
在彼得·吉勒姆和乔治·史迈利的监视下，托比·伊斯特哈斯拨了圆场的电话，找菲尔·波特奥斯讲话。他的话说得恰到好处：带一点抱怨，一点噱头，一点玩笑。菲尔，我在北边有个女朋友对我不错，她说我如果不去抱抱她，她就要干出不可收拾的事来。
“你不用说，菲尔，我知道你每天遇到那样的事。嗨，你的那个漂亮的新秘书怎么啦？我说，菲尔，如果玛拉从家里打电话来，告诉她我有重要的任务，好吗？要炸掉克里姆林宫，星期一回来。要说得当真一些，好吗？再见，菲尔。”
他挂了以后又拨了个电话到伦敦北区。“麦太太，你好，我是你最要好的男朋友，听出声音来了吗？好吧。我说，今天晚上我有个客人到你那里去，一个很老很老的老朋友，你猜也猜不到的。她恨我，”他的手蒙在话筒上对他们解释。“他想要检查一下线路。”他继续说，“检查一下，看看是否运作正常，没有毛病，好不好？”
“如果他不安分，”他们走时彼得·吉勒姆狠狠地对法恩说，“把他手脚绑起来。”
在楼梯上，乔治·史迈利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胳膊。“彼得，我要你在我背后把风。好不好？给我几分钟时间，然后到马罗斯路转角接我，向北走。沿着西边人行道。”
彼得·吉勒姆等着，然后走到街上。空中飘着毛毛细雨，象融雪一样有种奇怪的暖意。在有灯光的地方，湿气转变成云气，但在阴暗处，他看不见也感觉不到。那只是因为眼前有一片薄雾，使他的眼睛半睁半闭。他在花园里转完了一圈，然后走进碰头地方：南面的一条幽静的小巷。到马罗斯路时，他越过马路到西边人行道，买了一份晚报，开始悠闲地在一排排花园别墅前走过去。他正在数着行人、摩托车、汽车的数目，这时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他看到了乔治·史迈利，一个典型的在赶回家的伦敦人。“是一组人吗？”彼得·吉勒姆问，乔治·史迈利说不确定。“快到阿平顿别墅的时候，我会越过马路，”他说，“注意单枪匹马的。瞧！”
彼得·吉勒姆看过去的时候，乔治·史迈利突然停住，好象记起了什么东西似的，不顾危险地走到行驶间的车辆缝里去，东钻西窜，引起了开车人的愤怒，接着马上钻进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酒店门里面去了。他东钻西窜的时候，彼得·吉勒姆看到，或者自以为看到，一个驼背的高个子，穿着黑色大衣出来追他，但这时有辆公共汽车停下来，把乔治·史迈利和那个追逐者挡住了。公共汽车开走后，那个追逐者也不见了，一定是搭车走了，因为留在人行道上的只有一个穿着黑色塑料雨衣、戴着软帽、年纪大一些的人站在车站上，在低头看晚报，当乔治·史迈利从那家酒店中拿着棕色袋子出来时，那个人仍在看着运动消息，连头也不抬。彼得·吉勒姆接着又跟着乔治·史迈利穿过维多利亚时代的肯辛顿广场比较热闹的地段，乔治·史迈利不断地在一个个安静广场之间，一条条小巷之间进进出出，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只有一次，当彼得·吉勒姆忘掉了乔治·史迈利，而出于本能回头看自己的背后时，才怀疑到有第三者跟着他们走：投在阗无一人的街道上的一个人影，但是他一追过去，就不见了。
在这以后，那一夜发生的事情接二连三，快得使他目不暇接。在好多天以后他才意识到，那个人，或者说那个人的影子，使他觉得似曾相识。即使到那个时候，他一时也想不起他到底是谁来。接着有一个清晨，他蓦然醒来时，他心中就明白了这是谁：军人一样吆喝的声音，貌似粗鲁其实很文雅的态度，在布里克斯顿他的办公室保险柜后面，插着曾使他不动感情的秘书掉泪的球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