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情报员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弄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乔治·史迈利开始道，说话的口气好象是在训练所给新招的学员上课。
“他们这样做，第一个目的是要使手下的情报员钦佩他们。后来他们想在同事的身上也这样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结果没有不出洋相的。有少数的人甚至要在自己的身上也这样试一下。这些人都是卖狗皮膏药的，得马上清洗掉，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传奇式的人物还是有，卡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他的年龄也是一个谜。很可能卡拉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几十年情况不明，也许永远搞不清楚了，因为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往往不是死了就是缄口不言。
“有的人说他的父亲曾经在沙皇的特务机关呆过，后来转到了契卡。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必可靠，但也有可能。还有人说他曾在东方对抗日本占领军的装甲列车上当过厨师下手。据说他是从伯格那里学到他的本领的，甚至是他的得意弟子，这等于是说由……随便说哪一个伟大的作曲家，教他的音乐。就我而论，他的生涯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的时候，因为至少这是有案可查的。他在佛朗哥一方伪装一个白俄新闻记者，收罗了一批德国情报员。这件工作非常复杂，由一个年轻人来做更是突出。接着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作为科涅夫手下的谍报官在苏联反攻斯摩棱斯克时出现。他的任务是指挥敌后游击队。他发现他的无线电报务员转了向，向敌人发报。他又把他转了过来，从此以后就搞起无线电来，从四面八方收报。”
乔治·史迈利说，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在耶尔尼亚，由于卡拉的捉弄，德军向自己的前沿阵地开炮。
“在这两次露面之间，”他继续说，“在一九三六年和四一年之间，卡拉来过英国，我们估计他来了六个月。但是即使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那是说我本人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名字或什么掩护。这并不是说杰拉德不知道。不过杰拉德不会告诉我们的，至少不会有意告诉我们的。”
乔治·史迈利以前从来没有同彼得·吉勒姆这样谈过话。他是不喜欢同人家讲心里话或者讲长篇大论的话的。彼得·吉勒姆知道他尽管很爱面子，却是个羞怯的人，不擅交际。
“一九四八年左右，在为国效劳了大半生以后，卡拉蹲了一个时期的监牢，后来又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不是因为他本人有问题。他所属的红军那个谍报单位正好受到清洗，不再存在。”
乔治·史迈利继续说，后来，在斯大林死后他复了职，便去了美国，这一点所以敢肯定，是因为在一九五五年夏天，他刚从加利福尼亚飞到德里，印度当局就以移民手续不周的含糊其词的罪名把他逮捕。圆场后来传说他同英国和美国的大叛国案有关。
乔治·史迈利了解到的情况却更可靠：“卡拉又失宠了。莫斯科要他的命，我们当时认为也许能够说服他倒戈过来。因此我坐飞机去了德里。要想同他谈一谈。”
那个倦怠的侍者俯过身来问他们吃得满意不满意，故事就中断了一会。乔治·史迈利极其客气地向他保证，一切都很满意。
“我同卡拉会面的经过，”他继续说，“是时势所促成的。五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中心处于瓦解状态。高级人员整批整批的不是被枪毙掉，就是被清洗掉了，下级人员惶惶不可终日。第一个结果就是驻外人员大批叛逃。新加坡、内罗毕、斯德哥尔摩、坎培拉、华盛顿，到处都有，我也记不清哪些地方了，我们不断地从常驻站收到这样的一些人员，不是什么大鱼，不过是跑腿的、司机、密码员、打字员。我们得有所表示——我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行业的通货膨胀是它自己造成的——我不久就成了个跑外的推销员，今天飞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明天飞到一个边境小岗哨，有次甚至飞到海上的一只船上，收罗叛逃的俄国人。选种、排队、谈判条件、听取汇报、最后加以处理。”
彼得·吉勒姆一直看着他，但即使在刺眼的霓虹灯光下，乔治·史迈利的表情除了略带焦虑情绪的专心致志以外，仍声色不露。
“对于那些可信的人，我们拟出了三种合同。如果对象能够接触的机密不多，我们就把他与别国交换，然后就把他置之脑后了。当作存货买下来，你会这么说，就象剥头皮组今天所做的那样。或者把他派回到俄国去：那是假定他的叛逃还没有被他们察觉。或者，要是他的运气好，我们就把他要了下来，把他所知道的情况都弄清楚了，让他在西方定居。一般都由伦敦来作决定。不是我。但是记住这一点。那个时候卡拉（他又自称格茨曼）不过是一个策反对象而已。我刚才是倒叙他的经历的；我不想对你扭扭捏捏，但是你现在得记住这一点，不管我们之间已经谈了一些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没有谈到什么，我到德里去时所知道的不过是，或者圆场里的人所知道的不过是，有一个自称格茨曼的人已为莫斯科中心的秘密电台头子鲁德涅夫和加利福尼亚在中心指挥下的一个谍报网建立了无线电的联系，那个谍报网过去由于缺乏通讯工具一直闲置未用。所知道的就是这一些。格茨曼越过加拿大边境偷运一台发报机进来，在旧金山潜伏了三个星期训练新报务员。这不过是个假定，不过有一大堆试发的电报可以作为证据。”
乔治·史迈利解释，莫斯科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试报用的是普通密码：“后来有一天莫斯科发来一个直接的命令——”
“仍用普通密码？”
“正是这样。问题正是在这里。由于鲁德涅夫的密码员一时失察，我们抢先了一步，破译了他们的密码，我们就是这样得到情报的。命令内容是要格茨曼立即离开旧金山到德里去见塔斯社记者，那人是个物色人才的，他碰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中国人，需要马上有人指导他怎么办。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把他老远从旧金山派到德里，为什么别人不行，非要卡拉不可，那是留待以后再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唯一具体的一点是，格茨曼在德里见到了那个塔斯社记者，那个记者给他一张飞机票，叫他直接回莫斯科。没有问题。那个命令是鲁德涅夫直接发来的。签的是鲁德涅夫的工作名字。即使用俄国标准来衡量，这件事也办得很粗暴。”
塔斯社记者马上溜了，把格茨曼扔在人行道上，这使他心中狐疑不定，当时离起飞时间还有二十四个小时。
“他站在那里没有多久，印度当局就应我们的要求把他逮捕了，送到德里监狱。我记得我们答应印度人把结果分一份给他们。我想条件就是这个，”他说，好象有的人暂时丧失记忆一样，突然沉默不语了，心不在焉地看着雾气弥漫的屋子的那一头。
“也可能是我们说，我们用完了他以后就把他交给他们。唉，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那没有关系。”彼得·吉勒姆说。
“我要说的是，卡拉一辈子中总算有一次给圆场抢在头里，”乔治·史迈利又说下去，他喝了一口洒，做了一个苦脸。“他当时不知道，他刚刚在旧金山建立的谍报网，就在他动身前往德里那一天，给破获得一干二净了。原来老总从破译员那里获得情报后，就马上同美国人做了交易，要他们放过格茨曼，交换条件是把鲁德涅夫在加利福尼亚的谍报网交给他们处理。格茨曼飞到德里去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在我到德里监牢向他兜售——就象老总所说的那样——保险单时，他也还不知道。他的选择是很简单的。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丝毫疑问，格茨曼的脑袋已经放在莫斯科的砧板上了。鲁德涅夫为了要保全自己的命，抢在前面告发他把旧金山的谍报网给泄露了。这件事在美国报上轰动一时，莫斯科对这样张扬很不高兴。我带了美国报上刊载的逮人照片；甚至还有缴获卡拉进口的收发报机和他在走以前藏起来的信号计划的照片。你知道，事情闹到报上去我们不管是谁，都是很恼火的。”
对此，彼得·吉勒姆是知道的。他不禁想起了他那天晚上交给孟德尔的作证计划档案。
“总之，卡拉成了俗话所谓的冷战的孤儿。他原来是出国去完成一项任务。这项任务给破获了，他却无家可归：家里比国外更加险恶。我们没有长期逮捕权，因此要由卡拉自己提出要求我们保护。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有比这更明白的叛逃理由了。我只要能使他相信旧金山谍报网被破获就行了——从我的公文皮包中掏出照片和新闻的剪报来给他瞧——同他稍微说两句鲁德涅夫老兄在莫斯科搞的恶意阴谋，然后把结果打电报给沙拉特那些过度疲劳的审讯员，如果运气好的话，周末就可以回伦敦了。我甚至想要去订沙德拉斯·威尔斯剧院的票。那一年是安恩看芭蕾舞入迷的一年。”
是啊，彼得·吉勒姆也听说了，一个二十岁的威尔士籍的太阳神，那一戏剧季的神童，在伦敦风靡一时已有好几个月。
乔治·史迈利又接下去说，“牢里热得要命。牢房中间有一张小铁桌，用铁环拴在墙上。他们把他双手铐着带了进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他这人很瘦小。我要他们松了他的手，他们松了以后，他把手放在桌上，看着手上慢慢恢复了血色。这一定很痛苦，但是他没有说话。他在那里已有一个星期了，穿的是一件布衬衫，红色的。我不知红色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囚衣。”他喝了一口酒，又做了一个苦脸，随着记忆的再次出现，他的苦脸又慢慢消失了。
“他给我的第一眼印象不深。我很难相信在我前面的这个小个子就是我们从伊林娜信中所了解到的那个诡计多端的大师。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遇到过很多次相似的事件，由于长途旅行的劳累，由于——唔，由于家里的事，神经末梢大大地迟钝了。”
彼得·吉勒姆自从与他相识以来，这是第一次听到乔治·史迈利谈到最接近于承认安恩不贞的话。
“不知什么缘故，这教人很难过。”他的眼睛仍旧张着，但是眼光凝视在一个内心世界上。他的眉头和双颊的皮肤好象由于苦苦思索过去的记忆而拉得很平，但是没有东西能够瞒过彼得·吉勒姆，使他不注意到这唯一的一句承认的话所引起的孤寂之感。
“我有一个理论，不过我认为这个理论有些不道德，”乔治·史迈利继续说，不过比刚才轻松一些了。“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定量的怜悯心。如果见到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猫就滥施怜悯，我们就永远办不成大事。你觉得对不对？”
“卡拉的外貌怎么样？”彼得·吉勒姆把他的问题当作是不需答复的，自己另外提了一个问题。
“很慈和。朴实，慈和。很象一个神父，在意大利小镇上常常遇到的那种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神父。又瘦又小，满头银发，目光炯炯，一脸皱纹。也象一个教书先生，不管怎么说都很坚强，在他自己的经历范围以内，可以说很精明，但仍不成大器。除了他的眼光从我们谈话一开始就直挺挺地盯着我以外，没有给我留下别的初步印象。不过这说不上是谈话，因为他一言不发。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声也不吭。而且牢房里热得发臭，我又累得要命。”
乔治·史迈利开始吃东西，与其说是有胃口，不如说是为了做样子，他没有味道地吃了几口以后又喃喃自语地说下去，“你不吃，厨子要不高兴的。老实说，我对格茨曼有一点先入之见。我们大家都有成见，我的成见就是搞无线电的。根据我的经验，搞无线电的都很讨厌，搞外勤的都不行，他们过分紧张，要他们真正干一些事情，往往很靠不住，非常丢人。在我看来，格茨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我这是寻找借口，为我对他做工作不够”——他犹豫地说——“小心，不够谨慎作辩护，现在回顾起来，这是不对的。”他突然坚决起来，“不过我想我不需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彼得·吉勒姆这时感到一阵异常的愤怒，那是乔治·史迈利苍白的嘴唇上的惨淡笑容感染给他的。“去他妈的，”乔治·史迈利喃喃自语。
彼得·吉勒姆奇怪地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我也记得，当时觉得关了七天监牢似乎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他的皮肤中有那种白色的尘土，身上不流汗。我却汗流如注。我提出了我的建议，这一年我已经提出过好几十次了。不过他可以放心，不会把他送回俄国去当我们的情报员。‘决定权在你手里。这是你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你如果到西方来，我们在合理范围以内给你过体面舒适的生活。我们希望你对我们的讯问进行合作，问过了以后，我们就帮助你隐姓埋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给你一笔钱。否则你就回国去，那么我估计他们会把你枪毙掉，或者送你到集中营里去。上个月他们把贝科夫、舒尔、穆拉诺夫都送去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姓名呢？’说了这样的一些话以后，我就往后一靠，坐在那里，抹掉脸上的汗珠，等待他说：‘好吧，谢谢你’，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是呆呆地坐在那儿，他的头顶上有一架不会转动的大电扇，使他显得个子更小了，他的褐色的有着笑意的眼睛看着我。双手伸在前面，尽是老茧。我记得当时要想问一问他到底在哪里干过这么多体力劳动。他这么把手伸出来放在桌上，手心朝上，手指有点弯曲，好象仍铐着手铐一样。”
那个侍者看到乔治·史迈利那个姿势以为他要什么东西，便走了过来，乔治·史迈利又对他说什么都很好，酒更是特别好，他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搞来的，于是那个侍者就带着笑容走开，心里暗暗好笑，把抹布在隔壁桌上拍掸了一下。
“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种特别的不安感觉。气温实在教我受不了。臭气熏天，我记得可以听到我自己的汗珠一滴一滴掉在铁桌上的啪嗒声。不仅仅是他的沉默，甚至他身体木然不动，也开始教我忍受不了。有的叛逃者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肯开口，这个我是知道的。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使一个一向受到保密训练，甚至对最亲密要好的朋友也不吐露秘密的人，开口向敌人吐露秘密。我也想到，监狱当局也许认为，为了对我表示礼貌，在把他带来见我以前要先收拾他一顿。他们叫我放心，他们没有收拾他，但是这谁也说不准。因此我开始以为他的沉默是由于受到了震荡。但是这种一动也不动的神情，这种紧张的、留神的一动也不动的神情，却是另外一回事。特别是我自己心里却心潮起伏，象翻了锅一样：安恩、我自己的心跳、炎热和旅途劳顿所造成的效果……”
“我可以理解。”彼得·吉勒姆轻轻地说。
“你可以理解吗？一个人的坐相是最富有表情的，随便哪个演员都会告诉你。每个人的坐相视各人的心情而异。有的人摊手摊脚，象拳击手在休息一样，有的人坐立不安，有的人侧着一半屁股，有的人一会儿叉起腿，一会儿又放下腿，失去了耐心，失去了持久力。但是格茨曼却一点也没有这种动作。他的姿势是永远不变的，他的小小的身躯象海岬上的一块岩石一样，他可以整天那样坐在那里，岿然不动。而我——”乔治·史迈利尴尬地、难为情地笑了一声，又喝一口酒，不过这酒并不比刚才好喝一些。“而我却希望手头有什么东西放在我前面，文件、书、报告，什么都行。我觉得我是个安定不下来的人：忙忙碌碌，心神不定。至少我在当时是那样想的。我觉得我缺少泰然自若的气度。也可以说缺少哲学家的气度。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的压力是那么重，我到现在才明白。可是在那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我真的感到委屈。我觉得这场冷战的全部重担都落到我的肩膀上来了。当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不过是疲劳过度，感到一点不舒服而已。”他又喝一口酒。
“我告诉你，”他坚持说，又对自己生起气来，“没有人有义务为我干的事道歉。”
“你干了什么啦？”彼得·吉勒姆笑一声道。
“反正不管怎么样，出现了冷场，”乔治·史迈利接着说下去，不理这个问题。“很难说是格茨曼造成的，因此他反正什么都没有说；那么，也不是我造成的。我已经说了我该说的话；我给他看了照片，不过他不理——也许应该说，他似乎是愿意相信我说的旧金山谍报网已遭破获的话。我接着又把这一点那一点重复说了一遍，每次略有不同，最后我把话说完了。坐在那里象一头猪似的黄汗直流。随便哪个笨蛋都知道，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你应该马上站起来就走，嘴上说些‘愿不愿意接受，悉听尊便。明天早上再见’等等这类的话，或者‘你现在下去吧，给你一小时的考虑时间’。
“结果却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说起安恩来了。”他没有让彼得·吉勒姆有时间轻声惊叹一声就接着说下去。“哦，可不是我的安恩，没有那么直说。是他的安恩。我估计他是有一个的。没有疑问，我一定是稀里糊涂地，心里暗问自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般人想的是什么呢？我如果处在这样情况，想的是什么呢？我的心里出现了一个主观的答案：他的女人。这叫以己度人还是设身处地？我不喜欢这种词儿，不过我想其中有一个是适用的。我把我的处境与他交换了一下，关键的一点就在这里。我现在才明白，我当时等于是开始对我自己进行讯问起来，他根本没有开腔，你能想象得到吗？不错，我当时采取这个办法，是有一些外部迹象作为依据的。他看上去象个有家室的人，他看上去象个有妻子的人，他看上去不象一辈子过光棍生活的。还有他的护照，上面写着：格茨曼，已婚；我们干这一行的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至少在这些方面把我们的掩护身份说得同实际情况近乎一致。”他又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我以前常常是那样想的。我甚至向老总提出，应该认真对待对手的掩护身份。一个人的身份越多，这些身份所要掩盖的人物的真正身份就暴露得越多。五十岁的人把年龄减去五岁。已婚的自称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说自己有两个子女……或者是，讯问者把自己设身处地摆在不肯开口的人的地位。很少人在编造故事的时候能够压抑表达自己爱好的冲动。”
他又岔开去了，彼得·吉勒姆耐心地等他言归正传。乔治·史迈利固然可能一心在想卡拉，彼得·吉勒姆一心想的可是乔治·史迈利；当时不论乔治·史迈利到哪里去，他都会跟着他去，寸步不离，留在他的身边，听他把故事讲完。
“我也从美国人的观察报告中知道格茨曼吸烟连续不断，吸的是骆驼牌香烟。我叫人去买几包来——美国人是说‘包’吧？——我还记得把钱给狱卒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你瞧，我有这样的印象，格茨曼认为我把钱交给那个印度人是有象征性的。那时我身上系了一条钱带。我得摸半天才能从一叠钞票中数出一张来。格茨曼的眼光使我感到是个第五流的帝国主义压迫者。”他微笑了一下，“我当然不是。也许比尔·海顿是。还有潘西·阿勒莱恩。可我不是。”他把侍者叫来，目的是把他打发掉：“可以给我们一些水喝吗？一壶水，两只杯子？谢谢你。”他又把故事说下去。“这样，我就问起他格茨曼太太来。”
“我问他：她在哪里？这个问题我真希望能为安恩回答。他没有回答，但眼光毫不动摇。他两旁都站着一个狱卒，同他相比，他们的眼睛似乎颜色很淡。我说，她一定另有新欢了；因为没有别的路。他没有朋友可以照顾她吗？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什么办法同她秘密联系？我向他说明，他回莫斯科去对她没有什么好处。我听着自己说下去，无法停住。也许我并不想停住。我真的想要同安恩分手，我觉得时候已经到了。我告诉他，回去是徒劳无益的姿态，对他妻子没有实际好处，不管对什么人都是如此，而且甚至相反。她会受到大家的排斥，至多他们只会让他在枪毙以前见她一眼。另一方面，如果他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可能用人同她交换，你知道我们那时存货很多，有些准备交换回俄国，至于为什么把这些存货都用在这个目的上，我也不明白。我对他说，肯定她是愿意知道他一切都好，在西方很安全，而且自已也很有可能同他团聚，她不会愿意被枪毙掉，或者送到西伯利亚去饿死。我真的在她的身上大作文章，因为他的眼光鼓励我。我十分有把握，认为自己已经打动了他，找到了他的盔甲上的漏洞。但是事实上当然是，我不过是让他看到了我自己盔甲上的漏洞。我提到西伯利亚的时候，我碰到了他的痛处。这一点我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好象我自己咽喉塞住了一样，我可以感到格茨曼一阵作呕，哆嗦了一下。当然，我碰到了他的痛处，”乔治·史迈利苦笑道。“因为他不久以前还在那里关过。最后，狱卒把香烟买来了，一大堆香烟，砰地扔在铁桌子上。我把找回来的钱数清以后，赏了他小费，这样做时又看到了格茨曼眼光里的神情。我觉得我看到了他好笑的神情，但是说实话，我无法弄清楚。我注意到那狱卒不要我的小费，他大概不喜欢英国人。我打开一包，给格茨曼一支烟。我说，‘抽吧，你是烟瘾很大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你最喜欢抽的牌子。’我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很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格茨曼却站了起来，有礼貌地向狱卒表示他要回到他的牢房里去。”
乔治·史迈利慢条斯理地把他吃剩一半的盘子推到一边去，上面的油脂已经凝成一层像是合乎时令的白霜。
“他临走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从桌上拿起了一包香烟和打火机，那是我的打火机，是安恩送我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我在平常的情况下从来没有想到会让他拿走的，但这不是平常的情况。而且我甚至想让他拿走她的打火机是完全合适的，我认为这是我们之间联系的象征。他把打火机和香烟放到红衬衫的胸口里，便伸出手让他们戴手铐。我说，‘你想抽的话，现在就点一支吧。’我吩咐狱卒：‘请你给他点一支。’但是他一动不动。我又补充一句：‘除非我们谈妥了，否则就送你上飞机，明天去莫斯科。’他很可能没有听到我的话。我看着狱卒把他带出去，然后回到我的旅馆，有人开车把我送去的，我至今也说不出是谁。我不再有什么知觉。我感到又胡涂又难受，这连我自己也不敢承认。我马马虎虎地吃了晚饭，喝多了酒，发了高烧。我躺在床上，全身出汗，做梦见到了格茨曼。我真想要他留下来。我尽管头重脚轻，却真的要想办法留住他，给他重新安排生活，只要办得到，便使他们夫妇两个团圆，过美满的日子。使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永远脱离战争。我拼命地不要他回去。”他抬头看一眼，带着一种自嘲的表情。“彼得，我说的其实是，那天晚上退出冲突的不是格茨曼，而是乔治·史迈利。”
“你当时病了。”彼得·吉勒姆坚持这么说。
“不如说是累了吧。不管是病，是累，通宵吃阿斯匹灵，奎宁，再就是格茨曼夫妇破镜重圆的甜蜜景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梦见格茨曼站在窗户旁，褐色的眼睛盯住下面的街道，我自己不断地对他说，‘留下，别跳，留下。’当然我没有想到我梦见的是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不是他岌岌可危的处境。第二天一早，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退烧。我本来应该就此罢手，发电报要求另外派人来接替我的。我本来应该等一等再到监牢里去的，但是我一心只想着格茨曼：我需要听他的回话。八点不到我就由他们派人护送到监牢里去了。他坐在板凳上，腰板直挺，象通条一样；我第一次觉察到了他身上的军人气质，而且我知道他象我一样通宵没有合眼。他没有刮脸，下巴上有一撮白胡子，这使他象个老头儿。别的凳子上睡着印度人，由于他的红衬衫和这银白色的胡须，他在他们中间显得非常白晰。他手中握着安恩的打火机，身边凳子上放着那包香烟，原封未动。我由此得出结论，他一宿未眠，又立意戒烟，来试一试自己究竟能不能视死如归，不怕坐牢和审讯。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已经认定自己是能够的。我没有再央求他，”乔治·史迈利一直说下去，“怎么哭哭啼啼也是不能动摇他的。他的飞机于上午起飞，我还有两个小时。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辩护师了，但是在这两个小时中我尽量搜索枯肠，把我认为他不该飞到莫斯科去的理由都提出来。你瞧，我以为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比单纯的教条高级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反映。我以为格茨曼最后是会被一个同他年龄相同，职业相同，而且耐力相同的人提出的普通人情所打动的。我没有答应给他金钱，女人，高级汽车和廉价的黄油。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他是没有用处的。我这时反倒聪明起来，避开不谈他的妻子。我没有向他长篇大论谈什么自由，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西方的善意，何况，这么说当时并不吃香。而且我自己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是态度明确的。我采取了同病相怜的方计。我说，‘你瞧，咱们都快成老头儿了，咱们一辈子都想在对方的制度上找弱点。你能够看穿我们西方的一套，我也能够看穿你们东方的一套。我相信，对这场倒霉的冷战，咱们俩都已倒足了胃口。现在你的自己人要枪毙你了。难道你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一方同我的一方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拼命的东西吗？你瞧，’我说，‘在咱们这一行里，咱们只有死路一条。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没有前途。咱们年轻的时候都怀抱着崇高的理想——’我又感到他心里一动——西伯利亚——我碰到了一个痛处——‘但现在却不再有什么理想了，是不是？’我要他只回答我这个问题：他有没有想到，他和我两人尽管走的路线不同，对于生活，到头来还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使我的结论在他说来是思想不解放的，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例如，难道他不相信，政治原则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只有生活中的具体东西对他才有价值？在政治家的手中，宏伟的设想只会以新的形式带来老的若难，除此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从无谓的枪毙中救出他的性命来，比什么责任感、义务感等等这种使他自找死路的空话，更为重要——在精神上，道德上更为重要？他拼死拼活地给他们干了一辈子，如今为了一个他所没有犯过的错误，他们竟硬着心肠要把他枪毙掉，对于这样一个制度是不是正确，难道他没有想到应该有所怀疑？我要求他是的，我的确有些死乞白赖地央求他。我们是在去飞机场的路上，他仍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我要求他考虑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信仰，在当时那个时候，他对他所效劳的那个制度，是不是真的可能有信仰。”
现在乔治·史迈利可沉默了很久。
“我把我所有的一点点心理学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间谍学也是如此。你可以想象老总是怎么说的。不过我把经过告诉他以后，他还是觉得很好玩。他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弱点。不知为什么缘故，尤其是我的弱点。”他又恢复了就事论事的态度。
“结果就是这样。飞机到了以后，我同他一起上了飞机，一起飞了一段路。当时，还没有全部用喷气飞机。眼看他就要从我手中滑走了，但我一点也没有办法来制止他。我已放弃劝说了，但还留在那里，以防万一他改变主意。但是他没有改变主意。他宁可死，也不愿满足我的要求，他宁可死，也不愿叛变他所献身的政治制度。我最后见到他的是他在飞机座舱的窗口中看着我走下舷梯的没有表情的脸。有两个粗汉，一眼望去就是俄国人，上了飞机，坐在他的背后，我再呆下去已没有意义了。我搭飞机回了国，老总说：‘但愿他们真的把他枪毙了。’说完给我喝了一杯茶恢复精神。是他喝的那种中国货，柠檬花茶之类的东西，他是派人到马路转角杂货铺去买的。我是说他过去常常这样。然后他让我去度三个月假期，没有选择余地。他说，‘我喜欢你有怀疑。这说明你站在那里。但不要死抱住不放，这样你就令人讨厌了。’这是个警告，我听从了它。他叫我不要再去多想美国人了，他对我说，他很少去想他们。”
彼得·吉勒姆看着他，等待结果。“但是你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要求道，他的口气使人觉得他对没有听到最后结果感到失望。“卡拉有没有真的想到过留下来不走？”
“我敢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乔治·史迈利厌恶地说，“我的一举一动完全象个软弱的傻瓜。一个虚弱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典型。但是尽管如此，我宁可做我那种傻瓜，也不做他那种傻瓜，我敢肯定地说，”乔治·史迈利有力地重复说，“不管是我的陈说，还是他自己在莫斯科中心的处境，对他最后都不起什么左右作用。我估计他那一夜通宵未睡，一直是在合计回国以后怎么制胜鲁德涅夫。附带说一句，一个月以后鲁德涅夫被枪决了。卡拉得到了鲁德涅夫的差使，着手恢复他原来的情报员的活动。其中无疑有杰拉德。现在回想起来使人感到很有意思，他在看着我的时候，心里可能一直是在想杰拉德。我想他们后来一定好好地笑了一场。”
乔治·史迈利说，这件事有一个另外的后果。卡拉吃了旧金山的亏以后，从此以后不再碰一下秘密电台了。他完全放弃了这个玩意儿，不再使用：“使馆的联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外面，他的手下是不许走近秘密电台的。而且，他仍保留着安恩的打火机。”
“你的打火机。”彼得·吉勒姆纠正他。
“是的，当然是我的。请你告诉我，”侍者拿走他的钱后，他又说，“里基·塔尔说到安恩的那句难听的话时，他是不是有所指的？”
“我想他是有所指的。”
“谣言已经传到了那样的程度？”乔治·史迈利问道，“传到那么远，连里基·塔尔也知道了？”
“是的。”
“究竟是怎么说的？”
“说比尔·海顿是安恩·史迈利的情人。”彼得·吉勒姆硬着心肠说，这是他在报告坏消息的时候给自己的保护，比如：你被破获了，你被撤职了，你快要死了。
“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谢谢你。”
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那么，过去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一个格茨曼太太呢？”彼得·吉勒姆问。
“卡拉曾经在列宁格勒同一个姑娘结过婚，那是一个大学生。他给送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她自杀了。”
“这样卡拉是保了险的，”彼得·吉勒姆最后说，“你不能收买他，你不能打败他。”
他们回到了汽车旁。
“我说，刚才我们吃的够费的，”乔治·史迈利说，“你是不是觉得侍者骗了我的钱？”
但是彼得·吉勒姆不想谈论英国蹩脚饭的价格。他开车以后，觉得这一天又仿佛是一场恶梦，莫名的危险和怀疑都搅在一起。
“那么谁是巫师来源呢？”他问道，“如果不是从俄国人那里直接弄到那个情报，潘西·阿勒莱恩可能从哪里弄到呢？”
“他是从俄国人那里弄到的，这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俄国人派里基·塔尔——”
“他们没有。里基·塔尔也没有用英国护照，是不是？俄国人弄错了。潘西·阿勒莱恩的情报证明，里基·塔尔骗过了他们。这是我们从这场小风波中所得到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那么潘西·阿勒莱恩说什么‘把池水搅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一定是在说伊林娜的。”
“还有杰拉德。”乔治·史迈利表示同意说。
他们又沉默不语地开着车，他们之间的鸿沟似乎突然不可逾越了。
“你瞧，彼得，我本人并不在那里，”乔治·史迈利安静地说，“但是我几乎同在那里一样。卡拉对圆场了若指掌。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你也明白。但是有一个最后的死结，我却解不开。虽然我想要解开它。如果你要听我讲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卡拉不是保险的，因为他是个狂热分子。有一天，如果我能起一些作用的话，他的缺乏自制就是他完蛋的原因。”
他们到斯特拉福地下铁道站口时，天在下雨。一批行人躲在天篷下面。
“彼得，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不要紧张。”
“三个月没有选择余地？”
“歇一歇再说。”
彼得·吉勒姆在乔治·史迈利下车后给他关上了车门，忽然感到冲动要向他道声晚安，甚至祝他好运，因此他俯身过来，降低了玻璃窗，吸一口气开口要叫他。但是这时乔治·史迈利已经走了。他从来不知道有一个人能象他那样快消失在人群中的。
那天夜里，艾莱旅馆巴拉克劳夫先生屋顶天窗里的灯光不熄。乔治·史迈利衣服不换，胡子不刮，仍旧趴在少校的桌子上阅读，比较，做摘记，做对照，其专心致志的程度，要是他自己看到了，肯定会使他想起老总在剑桥圆场五层楼上的最后几天。他把这些材料整理一下，参考了彼得·吉勒姆送来的一直到去年的休假名单和病假名单，把它们同文化参赞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的公开旅行规律、他去莫斯科、他离开伦敦到外地去（那是由特警处和移民局向外交部汇报的）作一比较，然后又把这些同巫师提供情报的日期作一比较。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他把巫术报告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收到的时候显然是热门的话题，一类是给巫师或他的指挥者搁置了一两个月的，目的是为了填补空档的，例如分析报告，对行政部门重要人物的性格研究，克里姆林宫的流言蜚语，这是随时随地都可听到，留在淡季使用的。他把热门话题的报告列成表后，把它们的日期开了一张单子，把其余部分都放在一边不用。这时他的情绪可以极为恰当地比作一个凭直觉感到快要得出重大发现的科学家，随时等待发生合乎逻辑的联系。他后来在与孟德尔谈话时说，这仿佛是“把什么都放在一个试管里等着看是否会爆炸。”他说，使他感到最着迷的，是彼得·吉勒姆说到潘西·阿勒莱恩所说的关于搅浑池水的话，换句话说，他是在寻找卡拉为了要掩饰伊林娜的信所引起的怀疑而打上的那个“最后的死结”。
他找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初步结果。首先是，巫师提出热门话题的报告时有几次波里雅科夫正好在伦敦，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正好到国外去很快的走了一遭。其次，今年里基·塔尔在香港遭到奇遇以后的这个重要时期里，波里雅科夫一直在莫斯科述职，商讨紧急的文化事务。接着不久，巫师就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提出了他的一些最耸人最热门的材料，其中包括对中心在美国的重要谍报对象的估计。
他往后回溯，又确定反过来也一样，有些报告由于同最近事件无关，他原先扔在一边的，一般都是波里雅科未在莫斯科述职或休假时发过来的报告。
他终于搞清楚了！
没有爆炸性的泄露，没有电光一闪，没有高呼“我找到了”，没有给彼得·吉勒姆或奥立佛·拉康打电话，“乔治·史迈利是世界冠军”。只不过是，在他的面前，在他研究过的纪录和积累的笔记中，证实了乔治·史迈利、彼得·吉勒姆、里基·塔尔那一天从各人不同的角度认为很明白的一个理论：在地鼠杰拉德和巫师来源之间有着一种不能再否认的相互关系；巫师的多才多艺使他既能作潘西·阿勒莱恩的工具又能作卡拉的工具。乔治·史迈利想，也许应该说作卡拉的情报员？这时他把一块毛巾扔在肩上，兴高采烈地走到走廊去痛快地洗个澡。这个阴谋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设想巧妙，不由得使他感到佩服。这个阴谋甚至有个具体的物质存在：在伦敦这里有一所房子，由财政部出资，花了六万英镑，而没有疑问，每天许多不走运的纳税人走过这所房子时都禁不住要羡慕这所房子，他们以为自己买不起这所房子，却不知道已经为这所房子付了钱。他再拿起偷来的作证计划档案时，心境愉快是多少月来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