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裹挟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吹打着斯拉维扬斯基广场，每年的11月下旬都会下雪，预示着寒冬即将来临。
胖神父弓着头迎着寒风匆匆穿过外边的大门，跨过小院子，进入了库利斯基的全圣教堂，里面很温暖，还有一股湿衣服和熏香的气味。
他再次受到了停在外面的一辆轿车的监视。在确认没人跟踪后，格里辛上校下车跟在他后面进入了教堂。
“你打电话了。”他说。他们并肩站在远离几个祈祷者的地方，装作是在研究墙上的圣像。
“昨天夜晚。有一位客人。是从英国来的。”
“不是美国来的？你确定不是美国的？”
“不是，上校。刚过十点钟，圣座要我去接待一个来自英国的先生，让他进来。他与翻译一起来的，后者比他年轻许多。我让他们进来，陪同他们进了书房。然后，我端去了咖啡。”
“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在房间里时，年长的英国人正在为说不好俄语而道歉。年轻人把所有的话都翻译过来。后来，大主教让我把咖啡放下，打发了我。”
“你在门口偷听了？”
“我是想偷听。但那个年轻的英国人似乎把围巾挂在门把手上。它挡住了我的视线，大部分的谈话我都没能听到。后来有人过来了，是哥萨克卫兵在巡逻，所以我只得离开了。”
“他说过他叫什么名字吗，那个年长的英国人？”
“没有，我在的时候没有说过。或许我在外面准备咖啡的时候说了。由于那条围巾，我什么也看不见，听到的也很少。我听到的话也没什么意义。”
“你听到什么了，马克西姆神父？”
“大主教只有一次提高了嗓门。我听到他说：‘请回沙皇？’他似乎很惊奇。然后他们放低了声音。”
格里辛上校站在那里，凝视着圣母玛利亚怀抱婴儿的壁画，他感觉好像挨了一记耳光。他听到的话对于这个愚蠢的教士来说也许没什么意义，但对他来说就意义重大了。
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君主就是国家元首，总统这个职位是没有的。政府的首脑是首相，虽然是组成政府的多数党领袖，但还得听从议会，即国家杜马。这与伊戈尔·科马罗夫一党专制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
“他的长相？”他平静地问道。
“中等身高，瘦瘦的，一头银发，七十岁出头一点。”
“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吗？”
“哦，他与美国年轻人不同。他是坐轿车来的，汽车在外边等候。我送他们出去时，车还停在门口。不是出租车，是豪华轿车。汽车开走时，我记下了车号。”
他递给上校一张纸条。
“你干得很好，马克西姆神父。这事我们会记住的。”
阿纳托利·格里辛的侦探们没花多长时间就搞清楚了。他们给交管局打了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内就得到了汽车的号牌。该汽车是民族大酒店的。
宣传部长库兹涅佐夫去跑腿了。他那几近完美的美国英语，能使俄罗斯职员以为他确实是美国人。刚过午饭时间，他出现在民族大酒店，朝礼宾部的门卫走了过去。
“嗨，对不起，你说英语吗？”
“是的，先生。”
“太好了。你看，昨天晚上我在离这里不远的一家饭店吃饭，隔壁一桌有一个英国人。我们聊了起来。他离开的时候，把这个忘在桌子上了。”
他举起一只打火机。是卡地亚，镀金的，很贵重。门卫迷惑了。
“是吗，先生？”
“我去后面追他，但来不及了。他已经坐车离去了……是一辆黑色的大奔驰。但饭店的保安认为那也许是你们的车。我就记下了车号。”
他把一张纸条递了过去。
“哦，是的，先生。是我们的车，对不起。”
门卫在本子上查看了一下昨天晚上的记录。
“那肯定是特拉肖先生。要我把打火机转交给他吗？”
“不用了。我会交给服务台的，他们可以把它放在他的房间钥匙存放格子里。”
库兹涅佐夫愉快地挥挥手，信步走向服务台。他把打火机装进了自己的衣服口袋。
“嗨，你好。能告诉我特拉肖先生的房间号吗？”
服务台后面的俄罗斯女孩皮肤微黑，长得很漂亮，偶尔为外国人做一些兼职工作赚点外快。她绽出了微笑。
“请等一下，先生。”
她把名字输入桌子上的电脑，然后摇了摇头。
“对不起，特拉肖先生和他的同伴今天上午已经离开了。”
“哎哟，真讨厌。我希望能够赶上他。你知不知道他离开了莫斯科没有？”
她输入了更多的数字。
“是的，先生，上午我们确认了他的航班。他坐中午的飞机返回伦敦去了。”
库兹涅佐夫并不知道格里辛为什么让他去查询神秘的特拉肖先生的下落，但他还是把发现的情况作了汇报。他离去后，格里辛动用了他在内务部移民局签证申请处的联系人。申请人的详细资料用传真发给了他，申请表上的照片是从伦敦肯辛顿花园的俄罗斯使馆搞到的，由信使给他送了过来。
“把照片放大到八乘十英寸。”他告诉工作人员。这张英国老头的面孔，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但他认为对某个人来说也许是有意义的。
顺着特维尔大街走三英里，有一条已经两次改名的通往明斯克的公路，附近有一座凯旋门，它的一边是马罗塞卡大街。这里有两栋公寓大楼，专供退休的克格勃高级情报官居住，他们领取国家退休金，在那里过着安逸的晚年生活。
1999年冬天，公寓的居民中有一位令人敬畏的年老的间谍头子——尤里·德罗兹多夫将军。在冷战的高峰时期，他组织过克格勃在美国东海岸的所有行动，后来被召回莫斯科，出任极为秘密的“非法特工”局局长。
“非法特工”是指那些没有外交官身份掩护，而进入敌国领土活动的间谍。他们以商人、学者或其他身份蜷缩在陌生的环境里，去管理已经招募的本土间谍。这些特工一旦被抓，面临的不是被驱逐，而是逮捕和受审。多年来，德罗兹多夫一直在培训和派遣克格勃的“非法特工”。
格里辛曾经与他见过短暂的一面，德罗兹多夫在退休前的最后日子里，曾在亚谢涅沃领导过一个秘密的小组，专门分析研究由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提供过来的潮水般的情报资料。格里辛当时是主审官，审讯被埃姆斯出卖的间谍。
这两个人都不喜欢对方。德罗兹多夫欣赏的是技巧和精明，而不是残忍的暴力。格里辛除了一次短暂而不光彩的东柏林之行外，从来没有离开过苏联，他鄙视第一总局那些在西方工作过多年的人，认为他们已经受到了外国人言谈举止的感染。但德罗兹多夫同意在马罗塞卡大街的公寓里见他。格里辛把一张放大的照片放在了他面前。
“你以前见过他吗？”他问道。
使他惊恐的是，克格勃老间谍头子脑袋一扬哈哈大笑起来。
“见过他？没有，当面倒是没见过。但这张面孔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在亚谢涅沃工作的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不然我就不会来这里了。”
“嗯，他叫奈杰尔·欧文，我们称他为‘狐狸’。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他针对我们搞过多年的谍报活动。后来，他担任了六年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职务。”
“一个间谍？”
“间谍头子，间谍的管理员，”德罗兹多夫纠正他的说法，“这不是一回事。他是最优秀的间谍头子之一，你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昨天他来莫斯科了。”
“天哪，你知道他来干什么？”
“不知道。”格里辛撒谎了。德罗兹多夫专注地盯着他。他不相信这个“不知道”的回答。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已经退出了。你现在是在为科马罗夫管理那些黑色制服的暴徒，对吗？”
“我是爱国力量联盟的安全部长。”格里辛僵硬地说。
“没什么区别。”老将军喃喃地说。他把格里辛送到了门口。
“如果他回来了，告诉他，到我这里来喝一杯。”他朝正在离去的格里辛背影大声说。然后，他又咕哝了一声“讨厌”，并关上了门。
格里辛告诫他在移民局的线人，他要知道奈杰尔·欧文爵士，或者特拉肖先生，是否想再次进入莫斯科。
第二天，尼古拉·尼古拉耶夫陆军上将接受了俄罗斯著名报纸《消息报》的专访。该报社把这事当作独家新闻看待，因为老将军从来不接受采访。
表面上，这次采访是为了庆祝老将军即将来临的七十四岁寿辰，所以询问是从他的健康问题开始的。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军官俱乐部的一间密室里，老将军身板笔挺地坐在一把皮背椅子里，告诉记者他的身体很健康。
“我的牙齿还是我自己的，”他大声说，“我不需要戴眼镜。我走路的速度，你们这个年龄自以为是的年轻人还赶不上我。”
记者四十岁刚出头，他相信他的话。摄影师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女士，她敬畏地凝视着他。她听爷爷讲起过五十四年前，跟随这位年轻的坦克指挥官攻克柏林的故事。
采访的话题转到了国家的现状。
“可悲，”柯利亚大叔厉声说，“一团糟。”
“我想，”记者提示他，“在1月份的总统大选中，您是准备把选票投向爱国力量联盟和科马罗夫吧？”
“决不会，”将军厉声说，“他们全都是一伙法西斯分子。我讨厌他们。”
“我不明白，”记者的声音有点颤抖，“我还以为……”
“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对科马罗夫那些虚假的爱国主义宣传信以为真。我见过爱国主义，小伙子。我看到过人们为之流血，看到过好人为之牺牲。要分清真假，明白吗？科马罗夫这个人根本不是爱国者，他的话全都是一派胡言。”
“我明白了，”记者说，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明白，完全是一片茫然，“但肯定有许多人认为他为俄罗斯制订的计划……”
“他为俄罗斯制订的计划是血腥的，”柯利亚大叔咆哮了，“想想看，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血腥事件难道还少吗？我是经历够腥风血雨了，再也不想见到了。那人是法西斯分子。听着，年轻人，我一生都在与法西斯做斗争。在库尔斯克与他们作战，在巴格拉季昂与他们作战，直至跨越维斯瓦河，最后攻克柏林，直捣纳粹德国总理府地下室。不管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法西斯就是法西斯，他们都是……”
他本想使用俄语里关于人体私处四十个词语中的某一个，但因为有女人在场，他使用了“恶棍”一词。
“但是，”记者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他争辩说，“俄罗斯需要清除所有的污秽。”
“哦，是有污秽。但其中许多并不是种族的污秽，而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污秽。灵魂扭曲的政治家和贪污腐败的官僚，与歹徒手拉着手呢，这个你是怎么看的？”
“但科马罗夫先生准备清除歹徒。”
“这个讨厌的科马罗夫先生就是由歹徒提供资金的，你难道不知道吗？你以为他那潮水般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是牙仙送来的吗？在他当政之后，这个国家就由歹徒来随意买卖了。我告诉你，年轻人，任何正直的军人都不会允许他那帮黑色制服的暴徒来管理我们的祖国。”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老将军伸手取出一份当天的报纸，朝后面的版面做了一个手势。
“昨晚的电视节目里，你看到这位教士了吗？”
“格雷戈尔神父，那个传教士？没有。怎么啦？”
“我认为他也许说对了。这些年来，我们也许都迷糊了。把上帝和沙皇请回来吧。”
这场访谈引起了轰动，倒不是因为采访的内容，而是因为被采访者。俄罗斯最著名的老战士强烈谴责了科马罗夫，俄罗斯国土上现役的军人，还有两千万老兵的大多数都会读到这条消息。
这次采访的内容，通过报业辛迪加，全文发表在《红星》杂志的继任刊物《我们的军队》周刊，由此传遍了每一个军营。电视台的国内新闻播报了摘要，电台也重复广播了。此后，老将军谢绝了进一步的采访。
在基赛尔尼大街旁的别墅里，面对脸色铁青的伊戈尔·科马罗夫，库兹涅佐夫几乎掉下了眼泪。
“我不明白，总统先生。我真的是不明白。我认为在这个国家，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最坚定地支持爱国力量联盟和您本人，那么这个人肯定是尼古拉耶夫将军。”
伊戈尔·科马罗夫，和站在旁边凝视着窗外院子里积雪的阿纳托利·格里辛，都默默地听到他出去了。然后，这位年轻的宣传部长返回自己办公室，继续拨打新闻媒体的电话，努力减少负面影响。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很难去谴责柯利亚大叔是丧失理智的老糊涂，因为那显然是不真实的。他唯一的托辞是，将军把事情全搞错了。但关于爱国力量联盟的资金来源问题，则是越来越难以应付了。
要全面恢复爱国力量联盟的地位，就得在下一期的《觉醒》周刊和《祖国》月刊上，发表针对性的评论文章。不幸的是，这两份刊物都变成哑巴了，新的印刷机才刚刚从美国巴尔的摩港口启运。
在爱国力量联盟总裁办公室里，沉默最终被科马罗夫打破了。
“他看过我的宣言了，对吗？”
“我相信是的。”格里辛说。
“首先是印刷厂爆炸，接着是与大主教的秘密会面，现在又是这事。到底是怎么啦？”
“我们在被人捣乱，总统先生。”
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声音表面上依然平静，太平静了。但他脸色惨白，两边的脸颊上各出现了一个鲜亮的红点。与已经去世的秘书阿科波夫一样，阿纳托利·格里辛也见过这位法西斯领袖发狂的情景，即使是他也感到恐惧。科马罗夫再次说话时，他的声音降低到了耳语的程度。
“你是我身边的人，阿纳托利，是与我最亲近的人，是注定要成为除我之外俄罗斯最有权势的人，你要保护我免受破坏。是谁在搞这些破坏活动？”
“一个叫欧文的英国人和一个叫蒙克的美国人。”
“他们两个？就两个人？”
“显然他们是得到了支持，总统先生。而且，他们手里有那份宣言。他们在四处宣扬。”
科马罗夫从书桌后面站起身来，拿起一把圆柱形的黑檀木尺子，开始敲击自己的左手掌心。他说话的声音提高了。
“那就去找到他们，制止他们，阿纳托利。搞清楚他们下步行动，加以预防。现在仔细听着：到1月16日，也就是再过几个星期，一亿一千万俄罗斯选民将有权投票选举产生俄罗斯下一届总统。我要求他们投我的票。
“按照百分之七十的投票率，就有七千七百万张选票。我想要其中的四千万张。我想获得第一轮的胜利，不想再有什么第二轮。一个星期之前，我还指望能够得到六千万张。那个愚蠢的将军，让我减少了至少一千万。”
“一千万”的词语，几乎是一次愤怒的尖叫。那把尺子正在上下起落，但科马罗夫现在是用尺子敲打桌面。毫无预兆地，他开始把怒火洒向他的迫害者，用木尺猛击他自己的电话机，直到塑料外壳开裂和破碎。格里辛僵硬地站在旁边。走廊里一片静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吓坏了，一动不动地待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
“现在，某个精神错乱的神父已经开始了一项新的动作，呼吁请回沙皇。除了我，这片土地上是不允许有沙皇存在的，在我执政以后，他们会明白纪律的意思，即使像伊凡雷帝那样残暴的人，看上去也会像唱诗班男童一般温顺。”
他叫喊时，不停地用檀木尺子反复敲打电话机的残骸，眼睛瞪着塑料碎片，好像这个曾经有用的通讯工具就是那些不服从管教的俄罗斯刁民，正在明白皮鞭下遵守纪律的含义。
“唱诗班男童”的最后一声尖叫消失了，科马罗夫把尺子扔回到自己的书桌上。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恢复了自我控制。他的话声回归正常了，但双手在颤抖，因此他把十根手指都按在书桌上，努力平复下来。
“今天晚上我要在弗拉基米尔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是整个竞选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明天会有全国性的广播电视转播。此后，我每天晚上都要发表讲话，直至选举之日。资金已经筹备好了。这是我的事情。宣传的事情由库兹涅佐夫负责。”
他从书桌后面伸出了一条胳膊，食指指向了格里辛的脸。
“你的工作，阿纳托利·格里辛，有一件，只有一件。阻止破坏活动。”
最后一句话也是一声叫喊。科马罗夫一屁股坐进了椅子里，挥手示意退下。格里辛一言未发，静静地跨过地毯走到门边，闪身出去了。
在共产党执政时期，苏联只有一家银行，即人民银行。苏联解体后，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俄罗斯的兴起，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总数已经达到了八千多家。
许多银行很快就消失了，卷走了储户的存款。另一些在一夜之间蒸发了，也带走了客户的储蓄款。那些幸存下来的银行则在边做边学，因为共产党时期缺乏银行工作的经验。
银行也不是一个安全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有四百多个银行家遭到了暗杀，通常是因为在无担保贷款或其他形式的非法合作业务中，与歹徒闹矛盾了。
到九十年代末，金融业基本上剩下了四百家声誉较好的银行，其中前五十家是西方准备与之交往的。
银行大多集中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主要是在后者。讽刺的是，银行业也借鉴黑帮的做法，进行了合并，其中所谓的前十强业务量占了整个行业的百分之八十。对于投资巨大的项目，往往由两家或三家银行组成一个联合体来进行操作。
1999年冬天，大银行的前几位有莫斯特银行、斯莫棱斯基银行，最大的是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
12月的第一周，杰森·蒙克到了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的总部。那里的安保工作可与诺克斯堡相媲美。
由于有生命危险，各大银行的董事长都设有私人卫队，其安保阵容能让美国总统逊色。至少有三位董事长已经分别在伦敦、巴黎和维也纳安了家，然后乘坐私人喷气飞机来办公室上班。在俄罗斯境内，他们的私人保镖有几百个。另有几千名保安负责保护银行的各个分支机构。
没有至少提前几天的预约，想与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的董事长进行私人面谈，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但蒙克做到了。他带来了一件同样是闻所未闻的东西。
在大楼的底层接受了搜身和公文包的检查后，他在银行人员的陪同下，走进了位于董事长办公套房下面三层楼的贵宾接待室。
在那里，他出示了一封信函，由一位办事精干、英语流利的俄罗斯年轻人做了检查。他请蒙克等一下，然后消失在一扇结实的电子密码大门后面。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两名武装卫兵监视着蒙克。使办公桌后面一位女接待员感到惊奇的是，董事长的助理回来了，让蒙克跟他走。进门之后，他被再次搜身，一台电子仪器把他上上下下扫描了一遍，年轻的俄罗斯人表示了歉意。
“我能理解，”蒙克说，“世道艰难嘛。”
又上了两层，他进入另一间接待室，然后被引到了列昂尼德·格里戈里耶维奇·伯恩斯坦的办公室里。
他带来的信件就放在办公桌上。银行家伯恩斯坦个子不高，身材宽阔，灰色卷发，目光敏锐，穿了一身做工精细的炭灰色西服，是在伦敦萨维尔街定制的。他站起身，与蒙克握了手。然后他挥手示意蒙克入座。蒙克注意到那位办事精干的年轻人坐在了房间的后面。他也许是牛津大学的留学生，但伯恩斯坦肯定也让他在昆亭可靶场接受过武器射击的训练。
银行家朝信函做了一下手势。“嗯，伦敦情况怎么样？你是刚到的吗，蒙克先生？”
“前几天到的。”蒙克说。
信件是用非常昂贵的奶油色亚麻布编织而成，顶部印有五支箭的徽标，使人回想起法兰克福的梅耶·阿姆谢尔·罗思柴尔德的五个儿子。信纸是完全真实的。只是末尾伊夫林·罗思柴尔德爵士的签名是伪造的。但这是由伦敦市圣斯温辛街的罗思柴尔德父子公司派来的特使，哪位银行家会拒绝接待呢？
“伊夫林爵士最近好吗？”伯恩斯坦问道。蒙克改用俄语说话了。
“据我所知很好，”蒙克说，“但这信件不是他签的名。”蒙克听到身后有一阵轻微的沙沙声。“请您那位年轻的朋友不要在我背后开冷枪。我没穿防弹背心，我不想死。而且我也没有携带什么危险品，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伤害您。”
“那你来干什么？”
蒙克解释了7月15日以来发生的事件。
“胡说八道，”伯恩斯坦最后说，“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我了解科马罗夫，是在做生意中了解的。他极端右倾，不合我的口味，但如果你认为侮辱犹太人是新鲜事，那你就太不了解俄罗斯了。他们全都那么做，但他们全都需要银行。”
“侮辱只是一个方面，伯恩斯坦先生。我文件包里的东西，要比侮辱严重得多了。”
伯恩斯坦紧紧地盯着他看了好长时间。
“那份宣言，你带来了？”
“是的。”
“如果科马罗夫和他那帮歹徒知道你在这里，他会怎么办？”
“他会把我杀了。现在他们那帮人正在市内到处找我。”
“你胆子够大的。”
“我同意做这份工作。在我看了宣言之后，我认为值得去做这工作。”
伯恩斯坦伸出手去。
“给我看。”
蒙克先给了他论证报告。银行家习惯以极快的速度阅读复杂的文件，他用了十分钟就看完了。
“死了三个人，嗯？”
“老清洁工、秘书阿科波夫，他愚蠢地把文件放在书桌上，结果被偷走了。还有英国记者杰斐逊，科马罗夫误认为他看过了宣言。”
伯恩斯坦按下了内部通讯系统的按钮。
“柳德米拉，进入7月底8月初的剪报档案系统，看看当地报纸上是否有关于两个人的报道，一个是俄罗斯人，名叫阿科波夫，另一个是英国记者，叫杰斐逊。按名字查询，也查看一下讣告。”
他凝视着桌上的电脑显示器，缩微资料显示出来了。他咕哝了一声。
“是的，他们都死了。现在你，蒙克先生，如果他们抓住了你。”
“我希望他们抓不到我。”
“好吧，既然你已经为我们冒了险，那我就看看科马罗夫先生对我们大家有什么企图。”
他又伸出手去。蒙克把薄薄的黑色文件递给了他。伯恩斯坦开始阅读。其中一页他看了好几遍，在阅读里面内容时，他的手指头来回轻弹着。他说话了，但没有抬头：
“伊利亚，你出去好了。这里没你的事了，小伙子，你走吧。”
蒙克听到了身后那位助手离去的关门声。最后，银行家抬起头来，盯住了蒙克。
“他不能那么做。”
“彻底清除？这事以前也尝试过的，先生。”
“俄罗斯有一百万犹太人呢，蒙克先生。”
“我知道，百分之十的人有能力离开。”
伯恩斯坦站起来走到窗边，去看莫斯科建筑物顶上的积雪。窗户的玻璃呈现一种微微发绿的颜色，它有五英寸厚，可以阻止反坦克炮弹。
“他不是认真的。”
“我们相信他是认真的。”
“我们？”
“派我来这里的人，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但都很担心这个人。”
“你是犹太人吗，蒙克先生？”
“不是，先生。”
“你很幸运。他会获得胜利，对吗？民意测验表明，他是不可阻止的。”
“事情也许在发生变化。前几天，他遭到尼古拉耶夫将军的谴责。这也许起到了效果。我希望东正教会能扮演好角色。或许，他是能够被阻止的。”
“哼，教会。那可不是犹太人的朋友啊，蒙克先生。”
“你说得对。但科马罗夫对教会也有企图。”
“那么，你是想建立一个联盟？”
“差不多。教会、部队、银行、少数民族，都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你看过那位云游教士的报告了吗？呼吁恢复沙皇？”
“看过了。我个人认为，这是愚蠢的。但沙皇还是比纳粹好。你要我干什么呢，蒙克先生？”
“我？没想法。由你自己来做出选择。你是四家银行联合体的主席，控制着两个独立的电视频道。你的格鲁曼飞机停在机场吗？”
“是的。”
“坐飞机去基辅只需要两个小时。”
“去基辅干什么？”
“你可以去参观巴比亚尔山谷。”
列昂尼德·伯恩斯坦猛地从窗户边转过身来。
“你可以走了，蒙克先生。”
蒙克把桌子上的两份文件收起来，放进来了他带来的皮包里。
他知道他太过分了。巴比亚尔是基辅郊外的一条山谷。1941年至1943年期间，有十万平民在沟壑的边沿上被机关枪射死，尸体落入了山沟里。被害人当中，有些是人民委员和共产党官员，但百分之九十五是乌克兰犹太人。蒙克已经走到了门边，这时候列昂尼德·伯恩斯坦又说话了。
“你去过那里吗，蒙克先生？”
“没有，先生。”
“你听说过有关它的什么事情？”
“我听说那是一个凄凉的地方。”
“我去过巴比亚尔山谷。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再见，蒙克先生。”
在伦敦维多利亚女王大街纹章学院的总部，兰斯洛特·普罗宾博士的办公室又小又乱。每个平面空间都堆满了成捆的资料，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次序，但在这位宗谱学家看来，这样的堆放自有其道理。
当奈杰尔·欧文爵士走进来时，普罗宾博士跳了起来，把整个格里马迪王室的资料扫到地上，招呼客人坐到由此腾出来的椅子上。
“嗯，继任的事情进展如何？”欧文问道。
“罗曼诺夫王位的继任人？如同我所预料的，情况不太好。有一个人可以提出要求，但自己不想要。一个想要的人因为两个原因已被排除在外。有个美国人还没有接触，但已经没戏了。”
“有那么糟糕吗？”欧文说。普罗宾博士跳了一下，眨了眨眼睛。他在这个专业领域如鱼得水，沉迷于血缘、通婚和奇异规则的学术世界里。
“先从骗子人物开始吧，”他说，“你记得安娜·安德森吧？她一生都声称自己是安娜斯塔西娅公主，在叶卡捷琳堡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全是谎言。她现在死了，DNA测试结果证明她是一个假冒的骗子。
“几年前，另一个人在马德里去世了，他生前自称是阿列克谢大公，结果是卢森堡的一个骗子。那就剩下了新闻媒体偶尔提及的三个人，通常是很不确切的。听说过格奥尔基王子吗？”
“对不起，没听说过，普罗宾博士。”
“嗯，他是一个年轻人，多年来一直被他那野心勃勃的母亲派往欧洲和俄罗斯兜售。他母亲是玛丽亚女大公，是已故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女儿。
“弗拉基米尔本人，倒可以声称是在位皇帝的曾孙，但理由不是很充分，因为在他出生时，他母亲不是东正教的教徒，这不符合其中的一个条件。
“不管怎么样，他的女儿玛丽亚不是他的合格继任人，尽管他不断声称她是。你知道《保罗法》吗？”
“这是……”
“沙皇保罗一世制定的。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只有男系才能具备继任权。女儿不算。性别歧视，但当时就是那样的，现在也一样。因此，玛丽亚女大公就是玛丽亚公主，她的儿子格奥尔基不是直系的。《保罗法》还规定，即使是女儿的儿子也不能算。”
“那么，他们只是希望能发生最好的事情？”
“完全正确。雄心勃勃，但申诉无效。”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美国人，普罗宾博士？”
“这是个离奇的故事。十月革命前，沙皇尼古拉二世有一位叔叔，叫保罗大公，是他父亲最小的弟弟。
“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谋杀了沙皇、他的哥哥和他的叔叔保罗。但保罗有个儿子，是沙皇的堂弟。这个狂野的年轻人德米特里大公碰巧卷入了拉斯普京的谋杀案。于是，在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的时候，他已经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这使他幸免于难。他逃跑了，经由上海最后到了美国。”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事，”欧文说，“说下去。”
“嗯，德米特里活下来了，在美国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叫保罗，是美军少校，参加过朝鲜战争。保罗也结婚了，并有了两个儿子。”
“我觉得这是一条直接的男系血缘。你的意思是，沙皇真正的继任人也许是一个美国人？”欧文问道。
“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但他们自己把事情搞砸了，”普罗宾说，“德米特里娶了美国的一个平民女子，他的儿子保罗也一样。根据皇室第一八八条规定，婚姻要门当户对，不然就不能指望子女的继任权。这条规定后来虽然有所放松，但对大公还是一样。因此，德米特里的婚姻属于贵贱通婚，所以他在朝鲜打过仗的儿子不能继任，他的两个孙子由于也是与平民结婚所生的，也不能继任。”
“那么，他们都没戏了。”
“恐怕是这样。其实他们自己兴趣也不大。我认为，他们现在应该是住在佛罗里达州。”
“还剩下什么人？”
“最后一个，其血缘关系呼声很高。谢苗·罗曼诺夫王子。”
“他与被谋杀的沙皇有血缘关系吗？不是女儿生的，不是与平民生的？”欧文问道。
“是的，但说来话长。其间有四个沙皇。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父亲是亚历山大三世，祖父是亚历山大二世，曾祖父是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有一个小儿子，即尼古拉大公，他当然没能成为沙皇。他的儿子叫彼得，彼得的儿子是基里尔，基里尔的儿子就是谢苗。”
“因此，从被谋杀的沙皇开始，上溯三代人到他的太公，然后到一个旁系的小儿子，再经过四代人就是谢苗。”
“完全正确。”
“在我看来，这条线似乎拉得长了一些，普罗宾博士。”
“确实是很长，但这是他们的家谱。从技术上说，谢苗是我们能得到的最近的直系血缘。但这仅仅是学术上的。实际上还有好多难度。”
“什么难度？”
“首先是，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所以，即使能够即位，他也不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其次，他没有子女，因此在他之后也会断线，俄罗斯将回到出发点。第三，他已经反复声明自己对此事没有兴趣，即使给他这个位子，他也不会接受。”
“希望不大。”奈杰尔爵士承认说。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他一直生活放荡，吃喝玩乐，钟情于飙车和里维埃拉，喜欢玩年轻女子，通常是女仆。这个习惯已经导致了他的三次婚姻破裂。最糟糕的是，我听到传言说，他下棋时要作弊。”
“天哪。”
奈杰尔·欧文爵士真的震惊了。与员工偷情或许还能得到原谅，但下棋作弊……
“他住在哪里？”
“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苹果园里，种植苹果，酿制苹果白兰地。”
奈杰尔·欧文爵士沉思了一会儿。普罗宾博士同情地看着他。
“如果谢苗公开声明，他愿意放弃恢复沙皇的继任权，那是不是法律上的弃权？”
普罗宾博士鼓起腮帮子。
“我认为是的。除非真的恢复沙皇。那时候他也许会改变主意。想想有那么多的豪车和女佣。”
“但没有谢苗，情况会怎么样？如同我们美国朋友说的，底线是什么？”
“老朋友，底线是如果俄罗斯人民愿意，他们可以选择任何他们喜欢的人作为他们的君主。事情就这么简单。”
“选择一个外国人，这有先例吗？”
“有，太多了。历史上多次有过。你看，我们英格兰就有过三次这样的经历。伊丽莎白一世去世时是独身的，我们请来了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使之成为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经过四代国王，我们赶走了詹姆士二世，邀请奥兰治的荷兰人威廉来接替王位。安妮女王驾崩时，没有留下幸存的子女，我们邀请了德国汉诺威王朝的乔治来作为我们的乔治一世。他几乎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欧洲大陆也有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有。希腊就有过两次。1833年，希腊人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赢得自由后，他们邀请巴伐利亚的奥托来担任希腊国王。他表现欠佳，因此他们在1862年把他废黜了，另外请了丹麦的威廉王子来接替。他成为乔治一世国王。然后，他们于1924年宣布共和制，1935年恢复君主制，1973年又废除君主制。老是拿不定主意。
“两百年前，瑞典人不知所措，因此他们四处寻觅，邀请拿破仑部下的贝纳多特将军担任他们的国王。他干得很好，他的后代还在位。
“最后是丹麦的查尔斯王子，在1905年，他应邀成为挪威的哈康七世，他的后代也还在位。如果王位发生空缺，而且想要一个君主，那么在国外找一个好的，肯定是胜过当地的窝囊废。”
奈杰尔爵士又沉默了，陷入了沉思。现在，普罗宾博士已经怀疑，他询问的事情已经不完全是学术性的了。
“我可以问一下吗？”纹章学家说。
“当然可以。”
“如果俄罗斯真的恢复了沙皇，美国人会有什么反应？我的意思是，他们控制着钱袋子，是这个世界留下来的唯一超级大国。”
“美国人传统上是反对君主制的，”欧文承认说，“但是他们也不是傻瓜。1918年美国协助流放了德国皇帝，从而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动乱和权力真空，填补这个真空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1945年，山姆大叔专门留下了日本的皇室，没去废除。五十年来，日本是亚洲最稳定的民主和反共国家，是美国的盟友。我认为华盛顿的观点是，如果俄罗斯人民决定走那条道路，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但这要由全体俄罗斯人民决定，通过全民投票？”
奈杰尔爵士点点头。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仅仅靠杜马是不够的，腐败的指控太多了。必须是整个国家的决定。”
“那么你心目中有什么人选？”
“这就是问题，普罗宾博士。没有人选。根据你介绍的情况来看，花花公子和江湖骗子都是不行的。现在我们设想，一个要复位的沙皇，都需要具备哪些资格和条件。你认为呢？”
纹章学家兴奋得两眼放光。
“比平常的工作有趣得多了。年龄怎么样？”
“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你说呢？十几岁的孩子和上了年纪的人都不合适。成熟，但不能太老。下一个条件呢？”
“必须是当政王室的王子，言行举止符合王室礼仪。”普罗宾说。
“是欧洲的王室吗？”
“噢，当然了。我认为俄罗斯人是不会喜欢非洲人、阿拉伯人或亚洲人的。”
“你说得对。那么应该是白人，博士。”
“他必须有一个活着的合法儿子，而且他们都必须皈依东正教。”
“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但还有一个难题，”普罗宾说，“在他出生时，他母亲必须是东正教的教徒。”
“哦。还有什么条件？”
“他的父母双方都必须有王室血统，最好至少一方是俄罗斯的。”
“他应该是现役或退役的高级军官。俄罗斯军方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一个会计师，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
“你忘了一件事，”普罗宾说，“他还必须能说流利的俄语。乔治一世来任职时只会说德语，贝纳多特只会说法语。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君主要对自己的人民讲话。俄罗斯人民不喜欢听到叽里呱啦的外国话。”
奈杰尔·欧文爵士站起来，从衣服的胸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条。那是一张支票，数额不小。
“这个，你这么客气啊。”纹章学家说。
“我知道学院里是有各种开支的。我亲爱的博士。听着，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如果我能帮得上。”
“睁大眼睛去找找。跑跑欧洲的各个当政王室。看看是否有人能够满足所有的条件。”
在克里姆林宫往北五英里的卡什金卢格郊区，有一个巨大的电视中心，所有的电视节目信号，都是从那里向俄罗斯各地发射出去的。
阿卡德米卡·科罗廖娃大街的两边是国家电视中心和国际电视中心。三百码以外，奥斯坦基诺电视塔的尖顶直插蓝天，是首都的最高建筑。政府控制的国立电视是从这里转播的，还有其他两家独立的商业电视台，靠播放广告维持生计。大楼是几家电视台合用的，但楼层不同。
爱国力量联盟的一辆奔驰汽车由司机驾驶着开到了这里，鲍里斯·库兹涅佐夫下了车。他带来了前一天伊戈尔·科马罗夫在弗拉基米尔大型集会上所拍摄的录像带。
经过年轻的天才导演利特维诺夫的剪辑和编辑，这盘录像搞得很成功。面对欢呼的人群，科马罗夫谴责了要求恢复沙皇的巡回传教士，其口气略带讽刺，对唠唠叨叨的老将军则表示遗憾。
“昨天的人有昨天的希望，”他对支持者大声吼叫，“但我们，我的朋友们，你们和我，必须考虑明天，因为明天是属于我们的。”
集会有五千人参加，但经过利特维诺夫的剪接处理，在场的人数看上去多了两倍。集会的场面将向全国进行电视广播，虽然费用很高，但他们已经购买了整整一个小时转播权，这样，观众就不是五千，而是五千万，或者相当于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一人口。
库兹涅佐夫被直接引到了大型商业电视台节目总编辑的办公室，安东·古罗夫总编是他的私人朋友，也是伊戈尔·科马罗夫和爱国力量联盟的支持者。他把录像带放到了古罗夫的办公桌上。
“集会相当成功，”他热情地说，“我去参加了。你会喜欢的。”
古罗夫把玩着手里的钢笔。
“我还给你带来了更好的消息呢。一份大合同，是现金支付。从现在起到大选日之前的每个晚上，科马罗夫总裁希望对全国发表演说。想一想，安东，这是你们商业电视台有史以来所签的单笔最大金额的合同。还有给你的好处费呢，呃？”
“鲍里斯，你能亲自来这里，我感到很高兴。但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
“哦，不是技术问题吧。你们解决不了吗？”
“不，不完全是技术问题。你知道，我是全力支持科马罗夫总裁的，对吧？”
作为电视节目高级策划人，古罗夫十分清楚电视广播的功能，在现代社会里，电视是最有说服力的媒体，能对即将到来的大选起到助跑的作用。
只有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一直通过国家电视频道转播不偏不倚的政治评论。在所有的东欧和西欧国家，多年来，执政的当届政府都利用国家电视业务，支持目前的政权。
在俄罗斯，政府的电视网络一再报道代总统伊凡·马尔科夫的竞选活动，只有在缺少新闻素材的情况下，才偶尔提及其他两个候选人的存在。
那两个溜边的候选人，一个是新共产党社会主义联盟的根纳季·久加诺夫，另一个是爱国力量联盟的伊戈尔·科马罗夫。
前者显然存在竞选活动资金缺乏的问题，后者好像资金相当充足。科马罗夫利用那些资金，仿照美国的模式，在两家商业电视台购买了每天数小时的电视转播权，为其竞选开展宣传活动。购买这段时间，可以确保他的节目不会遭到裁剪、编辑或屏蔽。古罗夫一直十分乐意地安排黄金时间播放科马罗夫的演讲和集会。他不是傻瓜，他知道如果科马罗夫获胜，国家电视台将会有大量裁员。许多大人物将会离开，科马罗夫肯定会那么做。那些站对了阵线的人，将会获得调动和晋升。
但现在事情不对头了。库兹涅佐夫疑惑地凝视着古罗夫。
“事实是，鲍里斯，出现了某种策略转移。是董事会层面的，与我无关，你要理解。我只是个跑腿的。这事是上头的决定，是最高层的。”
“什么策略转移，安东？你在说些什么？”
古罗夫很不自在地蠕动着身子，心底里再次咒骂交给他这个任务的总经理。
“你很可能知道，鲍里斯，与所有大企业一样，我们电视台也是由银行财团紧密控制的。如果来干涉，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他们有支配权。通常他们是不会来管我们的。利润回报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现在来釜底抽薪了。”
库兹涅佐夫惊得目瞪口呆。
“啊，安东，很遗憾。你肯定是很难受的。”
“我倒还好，鲍里斯。”
“但如果电视台破产了，那一切都付诸东流了……”
“是的，嗯，但他们好像不是那么说的。电视台可以存活，但有一个代价。”
“什么代价？”
“听着，朋友，此事与我无关。如果我能做出决定，那么我会每天二十四小时播放伊戈尔·科马罗夫，但是……”
“但是什么？快说呀。”
“好吧。电视台不会再播放科马罗夫先生的讲演或集会了。这是命令。”
库兹涅佐夫跳了起来，因为愤怒，他的脸涨得通红。
“你们疯了！别忘了，我们已经买下了这个时段。我们是付钱的。这是商业电视台。你们不可以拒绝我们的钱。”
“显然，我们可以拒绝。”
“但这个钱已经预付了。”
“我们可以退还。”
“我找另一家。你们又不是市内唯一的商业电视台。我可是一直照顾你的，安东。嗯，以后恐怕就没有了。”
“鲍里斯，他们也是那些银行拥有的。”
库兹涅佐夫又坐下了。他的膝盖在颤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鲍里斯，我只能说，他们盯上了某个人。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董事会昨天下达的命令。要求我们在三十天内不准播放科马罗夫先生，否则银行将撤回资金。”
库兹涅佐夫凝视着他。
“你们拒绝了那么多的屏幕时间，打算用什么节目来填补呢？哥萨克舞蹈？”
“不，事情有点怪异。电视台打算整个频道转播那个教士安排的集会。”
“哪个教士？”
“你知道的，就是鼓吹宗教复兴运动的那个传教士。老是敦促人们去信仰上帝。”
“上帝和沙皇。”库兹涅佐夫咕哝着。
“就是他。”
“格雷戈尔神父。”
“是的。我自己也不明白……”
“你们疯了。他能拿出几个卢布？”
“问题就在这里。资金似乎已经到位了。所以我们在新闻和专栏节目里安排了播放他的消息。他把时间表都排满了。想看看吗？”
“不，我才不想看他的时间表呢。”
说完，库兹涅佐夫就冲出去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的偶像、该怎么去报告这个消息。但三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他心底的一个疑问，现在终于确信了。当他汇报印刷厂，然后是老将军的消息时，科马罗夫和格里辛的神色不对。他们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但有一件事情他是知道的：灾难正在降临。
那天晚上，在欧洲另一边的英国伦敦，奈杰尔·欧文爵士的晚餐被打断了。俱乐部服务员把电话递给了他。
“是一位普罗宾博士来电，奈杰尔爵士。”
电话线路里传来了纹章学家快乐的声音，他还在办公室，显然在加班。
“我找到了你想要的人。”
“明天上午十点钟在你的办公室见面？好极了。”
奈杰尔爵士把电话递回给在旁边徘徊的服务员。
“我认为应该来点波特葡萄酒，特拉肖。请给我来一瓶俱乐部佳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