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门敞开着，莫罗匆匆穿上外套，检查了一下包里的钥匙和手机，这时鲁瑟轻轻敲了敲门。
“班纳曼督察想请你去一趟他的办公室，探长。”
“谢谢，鲁瑟。”
他悄悄溜回走廊，莫罗叫他回来。
“任务下达会上你为什么迟到？”
鲁瑟永远也当不成间谍，因为他的脸是如此具有表现力，光通过他面部表情上的细微变化她已经可以看到整个故事了：他的两只眉毛聚拢，因为他之所以迟到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而且那不是他的错，然后他突然想起迟到不是件坏事，不会得到晋升是好事，于是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庆幸自己这么机灵敏锐。最后他编造道：“对不起，我睡过头了。”
“在下午5点，你睡过了头？”
他装出很糊涂的样子，“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
莫罗盯着他，看到他的脸一阵潮红，“出去。”
他很高兴地离开了。
莫罗沿着走廊来到班纳曼的办公室门口，门半开着，他正在和谁说话，“是的，是的”说个不停。她敲了敲门，走进去，发现他是在打电话，在对电话那端的人表示赞同。他看了一眼面前的椅子，示意她坐下，她坐下来，等着他，打量着他的办公桌。
当他们共用一间办公室时，他的桌子上总是摆得满满的，好像主人在大声宣告“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莫罗什么也不信，但是她觉得读起来很有趣，可以磨炼她识别表象背后的技能。班纳曼午餐时吃健康的条状食品不是因为他有健康意识，而是因为害怕发胖。她也没有被那个冲浪板镇纸蒙骗：他并不喜欢户外探险，只是偶尔晒个日光浴罢了。她讨厌他，因为她看到他是如何处心积虑从警员中脱颖而出的，知道他可以做到是因为他野心勃勃，而且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察，他知道游戏的规则。
得到提升后，班纳曼除了控制权以外什么事情都不关心。
他挂掉电话。
“这个案子我要亲自接管一部分工作，莫罗，”他毫无歉意地说，“因为那笔钱，很让人担心，不只是因为它出现在那个地方并且数额巨大，还因为是欧元。”
又一个谎言。钱是一部分，但他想要的不只是这部分荣誉。他想要别的东西。
“他们有没有检查过这笔钱是否涉嫌毒品？”她问。
“是的，检查过了，没发现任何迹象，很少或几乎没有。莫名其妙的一笔巨款，好像是直接从银行提出来的。至于说是哪家银行还不太确定，钱的序号并不是连续的。我们正在调查这个国家的大宗欧元提款，但是这些钱可能来自任何地方。”
“我猜是纽约。”
“是的，那里有足够多的欧元在流通，这是有可能的。”
她不知道如何提起那些警员不会为他好好干的事实，“督察：风纪，他们正在比赛看谁是最没用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班纳曼看了一下她身后，放低声音说：“我知道，我已经注意到了，明天上午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不，请不要——”
“风纪既是你的工作也是我的工作，如果他们不能自律，我将不得不动用铁拳。”
铁拳：老板用语，好像可以用铁拳打出这些人的热情似的。这些人年纪更大，更自信，不是刚刚从警校出来的。
“他们不是那种队员，督察。”
“我不想让哈里斯承担太多工作，”来了，他低垂的眼睛发出了重要信号，“你为什么不多用用怀尔德？”
“因为他是个混蛋。”
他瞪了她一眼，一个警告，“你要回家吗？”
“正想回家，”她把东西收拢，“我认为莎拉·埃罗尔给人的印象是，她只是一个英国上流社会的时髦女子，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讯问过她的律师，她——”
“我知道，我看见了。”
她停下来，看着他，他真的已经接管了，她什么也不能做了。
“那好吧，”她带着怒气说，“明天见。”
“晚安。”
伴着关门时的咔嗒声，她轻轻咒骂了一句。
鲁瑟又一次出现在走廊里，她正好把怒气发泄到他身上，“你打算整夜在走廊里晃悠吗，鲁瑟？”
看到莫罗竟然如此恼怒，鲁瑟很惊讶，结结巴巴起来，“不，我是……我是在等你，初步调查结果放在你桌上了，麦卡锡一直在查看莎拉的通话记录，她是一个出入高档场所的妓女。”
“噢，该死。”莫罗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把包甩到办公桌上，“开始干活。”
马克·麦卡锡的脸色像血友病患者一样难看，是莫罗在警员中遇到的看起来最不健康的典型。她总是感到很惊讶：他怎么没有被调派去缉毒组做卧底工作？
她走到他的桌前，他笑着说：“搞到一个好东西，头儿，这部手机上有你想要的一切。”
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给我。”
“好的，”他把手机从塑料包装袋中取出来，指尖上还沾着搜索指纹时染上的黑色粉尘，“首先，我们取得了正面的指纹，不是她的，但是非常完好。”
“是有犯罪记录的人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匹配的对象。”
“该死！”莫罗故意说得这么有力，她真正想得到的是一个有同样犯罪记录的人的家庭住址，这样她就可以马上回家了。
麦卡锡看上去很受伤，“这仍然是个好东西，不是吗？”
“噢，是的，是的，还有呢？”
“最后一次拨打的电话是……这是他们送来的。”
为了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已经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了：他来回移动鼠标，打开电脑屏幕上的一个音频文件，然后从菜单中选择“复制”，把它拖到U盘中，等着下载完成，最后点击退出U盘，递给她。忙碌了一天，看到太多人毫无掩饰的冷漠态度，此时的莫罗真的有些感动。
“你能听见莎拉的声音吗？”
“是的，还有……”麦卡锡点开电子邮件列表，每封邮件都以发件人的姓名打头，大多数来自一个叫斯科特的人，主题是“格莱纳沃”或“房产结算”，但随着鼠标继续往下滚动，一系列更老的电子邮件出现了，全都来自“萨宾”。
“看到这些邮件的标题了吗？全都有个‘回复’……这意味着这些邮件来自另一封电子邮件，而且讲的全是同样的事。”
麦卡锡打开一封。P会去伦敦出差，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过她，他知道比分和价钱，希望他们能聚到一起玩玩。他给出了自己的酒店名称和一个电话号码。他们是通过网络勾搭上的。
“她回复了吗？”莫罗问。
“不，如果侧边有一个小箭头，”他关上那封邮件返回到列表，“则说明这封信已经回复过了，这些信前面没有。她两个月前就不再回复邮件了。”
“自从她母亲去世后，”莫罗说，“她也不再需要支付护工费了，她母亲在家一天24小时都需要有人护理，非常昂贵。”
麦卡锡点点头，但她可以看出他是刚刚才意识到这一点的，她不在乎他之前是否知道，她只是想让他顺便把这一点告诉其他人。
“这部手机有照相功能吗？”
“有，”他回到主菜单，选择图片文件，“这是一部老款苹果手机，她一定很早就开始使用这种手机了：内存很小，只能存100张左右照片，我们正在查看她的笔记本电脑，”他指着桌上一台银色笔记本，“但她所有的东西都有密码，而且每个密码都不一样。”
手机里87张图片，有些是人，但不少是很奇怪的东西。他们打开照片，可以看到一些黄页内容，列着盖屋顶的工人和化粪池的工程技术人员，她之所以把这些东西拍下来，大概是因为这样就不必拿笔记下来吧，其余的东西是最近的，有许多是纽约的街景、公园，以及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乘船离开曼哈顿时胡乱拍的一些乘客。
“她定期下载照片吗？”
“是的，目前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我从不记得下载，我的手机快被老照片挤爆了。”她皱着眉头看着那部手机，这似乎很奇怪。
“给我看看那些在纽约拍的照片日期。”
麦卡锡移动鼠标到照片上，日期显示出来，是在过去的一周里拍的，“这些全都是新的。”
莫罗咬着嘴唇看着，“过去的一年里她去过那里七次，还要这么兴奋地拍照片，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就好像她在假装自己是一个游客。”
“也许她的确是个游客。”
“但是她在11个月内去过七次，在第七次后谁还会像这样拍照？”
“她在那里的确是在旅游观光，她正准备去博物馆，你看，”他指着陈列桌上的一只旅行箱，“她买了一本博物馆目录，她一定非常喜欢才购买的，因为这本书非常沉重，使她的行李重量增加了两倍。”
莫罗看着那只白色小旅行箱，它躺在那里，敞开着，里面是一小堆折叠整齐的衣服和一个透明的盥洗用品袋，旁边躺着一大本用玻璃纸包着的书。
她站起来，走到桌旁，查看箱里的东西。
现代艺术博物馆巨大的淡绿色目录册仍然密封在玻璃纸内，收据用透明胶带粘贴在上面。
购买日期正好在上一次旅行期，箱子里面还有换洗的内衣，一件蓝色的粉红蕾丝花边的连裤紧身内衣，与他们在莎拉家发现的那条内裤是一个系列的，一件银色连衣裙，各种面霜和乳液被转移到适宜飞行的小瓶子里，装在盥洗用品袋里，外面套上透明的塑料自封袋。莎拉一直在服药。
箱子里没有以防丢失的家庭地址，没有照片，没有杂志，没有备忘纸条，没有旧票据，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莫罗看着目录册，试图用一只手拿起它，太沉了，差点扭伤手腕。她抓住箱盖，盖上，看了看，然后又打开，然后又盖上。目录册几乎占据了箱子一半的空间，她再次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看着它。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玻璃纸略微有些松散，接缝不一致，被人动过。
她取出车钥匙，对准玻璃纸的边缘，割开一个口子，把包装扯掉，再用钥匙边缘翻开书。
莫罗笑了。书里面的中央，在一些粗糙的黑白立体拼贴画中间，有人剪出一个凹陷，放进一摞500面值的欧元，用两根橡皮带缠着，厚如砖头。莎拉可能反复携带同样的目录册，为了有一张日期吻合的收据而买一本新的，重新包装它。这解释了她办理行李托运的原因。如果她随身携带，目录册从肉眼来看可能是新的，但安全X射线扫描则会显示出一个灰色的长方形，以及纸张的不一致性。纽约的照片只是她装作普通游客掩入耳目的手段之一。
麦卡锡站在桌子的另一边，着迷地看着那摞钱，鲁瑟也凑了过来，一名年轻警探站在桌上，踮起脚尖看。
莫罗转身看看他们，他们一个个大张着嘴，眼睛盯在钱上，但他们的心思已游离到遥远的地方，在赛马会上，在汽车展示厅，在他们渴望所在的地方。夜班的分配情况不得不重新安排了，麦卡锡和鲁瑟必须看护现金，直到运钞车司机可以从床上被叫醒。尽管从这本册子上找到任何与谋杀案调查有关的痕迹似乎不太可能，班纳曼还是坚持要亲自把目录册带去实验室处理。莫罗独自一人留在办公室查看那部手机中的文件。
她在一堆照片中发现了一个银发男人的三张照片，她记下笔记，想看看它们是不是在格莱纳沃的什么地方拍的。再老些的照片是莎拉母亲的，一位个子矮小、行动迟缓的老妇人穿着过时的衣服，后来的那些照片显示她盯着摄像头，穿着崭新的睡衣，淡蓝色的、粉红色的，膝盖上搭着毯子，坐在厨房的扶手椅上，坐在床上，坐在窗户边。这些照片上的老人显得慈悲而温柔。莎拉不得不蹲伏着，与母亲的眼睛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所有照片的灯光都很柔和。一些在厨房里的照片，凯出现在背景中，微笑着回头看着己故的埃罗尔夫人，看起来充满母爱，莫罗摸着屏幕上凯的脸，笑了。
莎拉手机中的电子邮件几乎全是有关房子的。斯科特似乎决心要写信告诉她有关销售和地产结算的每一个细节，毫无疑问，每次都收费。这些邮件都经过精心措词，充满了阿谀谄媚的味道。她可以想象这种过分逢迎拍马的语气会让莎拉愈发瞧不起他，并感到一种欺骗戏弄他的欢愉。
另有许多电子邮件是写给萨宾的，要在某个时间在某家酒店共度美好时光，但是对于具体做什么却含糊不清。她做出这样的事真是不幸。警察对性工作者是毫无同情心的，无论他们受过多少次的培训教育。激发大多数警察同情心的唯一办法是把受害者定位为被骗的孩子们，称他们“女孩”和“男孩”，或者他们不慎成了瘾君子：他们为了药物才那么做。无论是哪种原因，他们都别无选择。
莫罗捂住脸，思考着莎拉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莎拉应该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她所做的工作使得那一刻的到来更加可怕。无论入侵者的罪行多么可怕，性工作者们总是自责。在做一个强奸案的报告或野蛮的殴打行为的细节时，有一半的努力是让她们承认自己是受害者。莫罗想象莎拉躺在地上，当一只脚朝她的脸踩过来时，她最后有意识的思考竟是自责。
莫罗坐回身子，揉了揉热胀的眼睛。天色己晚，房间里很暗，外面的走廊很静。她想回家，和布赖恩一起躺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作为最后一个苦差事，她戴上耳机，开始倾听拨打999的那个音频文件。
如果莎拉提前5秒钟开口说话，她是可能得救的，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莎拉拨完号到说话之间的那段停顿使接线员以为这是一个无声呼叫，把它接到了录音机上。无声呼叫通常是那些酒醉的青少年或爱出风头的白痴们干的，或者是5岁的小孩子在妈妈洗澡时玩电话，无意拨出来的。录音机是一个基于数据统计的实用系统，用于淘汰浪费时间的呼叫。几乎总是这样。
莫罗倾听着，她听到了莎拉站在远处发出的模糊不清的柔和声音。她看到了在任务下达会上那些警员们空洞而冷漠的眼睛，他们都急着想回到各自温暖而安全的家中。
她听完一遍后又听了一遍。她发现自己在黑暗中哭泣，不只是为莎拉·埃罗尔，也是为自己死去的父亲，为了JJ，为所有那些不被爱、不可爱的人。
听完第二遍后她擦干眼泪，听了听走廊外的声音，然后悄悄溜出警局大门。她绕过巨大的花圃，沿着墙根走到停在街道暗处的汽车旁。
她滑进驾驶座，锁上车门，坐在黑暗里，感觉到羞愧和疼痛，感觉自己不过是脆弱而愚蠢的孕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