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一个很熟悉的朋友，某一天，他近在咫尺，你却看不见他的脸，你还会像以往一样跟他袒露心扉、畅所欲言吗？
你可能会说上网聊天不就是这样吗？兴许看不见对方的脸，聊得才更尽兴、更游刃有余呢。
那就按你的逻辑走。你在网上聊天，和你看不到的好朋友。突然，又有一个陌生ID发来信息，说他才是你的好朋友，那个人是冒充的。你会怎么办？你相信谁？
向这两个人核实你们本应共晓的信息？比如你的生日、毕业学校、家庭住址……不太现实。如果第一个人能轻易和你聊上路，那他未必不知道这些。如果第二个人能自信满满地质疑第一个人，那么他就更有信息渠道。
你说，还是约出来见见真人吧。见了真人，一目了然。
两个人都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崩溃地发现，两个人全都毁容了！
这个下午我就以“工作交流”的名义来到了刑侦支队三队。分队长名叫薛仲凯，不到40岁，大麦秆子一样的身板儿，看上去还有点儿驼背，和我心目中的刑警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薛队官比谢队小，人却比他严肃，说话从来是目不斜视、笑不露齿。他向我一一介绍了几位跟我搭档的队员：白面书生苏玉甫，比我还小一岁，特长是搞电脑；猛男宋琦，一身腱子肉，据说除了他媳妇，打遍天下无敌手；另外两个都是女的，一个是廖洁，跟着出外勤，一个是王姐，负责内勤。
有领导在场，各位都有点儿拘谨，客套几句，匆匆退去。之前谢队也跟我打好了招呼，据说包括薛队在内，没谁知道我是从纪委抽调过来的。所以让我禁止“三瞎”：瞎问、瞎聊和瞎打听。我也不是傻子，既然搞得如此神秘，背地里又挂了块纪委的牌子，那肯定和纪律作风有关系，说不定是要我来挖什么惊天内幕的。
整个儿一无间道啊！
也许搞无间道的，都是按这个套路选人。所谓卧底，既要卧得住，又得来自底层。自然就是我这号的了。但凡有点儿关系和背景，能让人起疑的，那绝对不叫卧底，那就成内奸了。
整个下午我在幻想中开展自己的神秘任务。我用以前抓贼的功力瞄着屋里这几个人：他们正在给一起伤害案收尾，虽然忙，但井井有条。宋琦从法医中心取回了被害人的鉴定意见后，苏玉甫和廖洁给被害人做了告知笔录，王姐则在电脑前敲敲打打。整个办公室键盘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虽然各自忙碌着，但依旧有人见缝插针地开玩笑、扯闲篇。相比之下，里屋的薛队倒始终未露面，整个下午都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好像在汇报什么事情。
一个下午很正常地过去了。鱼不惊水不跳。
到了晚上，宋琦等人押着嫌疑人走了，王姐也拎起包跟我说了拜拜。薛队终于出屋了，告诉我今晚要值班，明天开始正式接触案件。我愣在了原地一会儿，回过神来才发现他已回屋了。竟然第一晚就让我值班！真是不人道。反正我什么也不会，值就值吧，反抗也是徒劳。我抬手看表，将近晚饭时间，于是下楼去食堂。好像来到刑侦支队的意义就剩这一日三餐了。
我心里边骂边下楼梯，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竟是谢队。
我颠颠地跑进去，准备好好倒倒苦水。谢队问我：“这一下午感觉怎么样？还适应吗？”
“谢队，没我什么事儿啊！你们到底叫我来干什么？”我弄出一脸苦相。
“没跟你说吗，现阶段赶紧融入三队。只有你尽快融入进去，能够协助处理案件，才有能力和机会完成这个任务！”看来他又准备跟我唱高调了。
我准备开溜，他却一把抓住我的后脖领子：“嘿，你小子，真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
我恭敬地等着他启蒙，他愣了愣，带我走到旁边的一处阴影里，用同样阴暗的声音问我：“你之前说有个同学在三队，那个同学你还有联系吗？”
真是奇怪。我那个同学叫李出阳，按说以前也是他谢队的兵，怎么给我的感觉他对这个名字讳莫如深呢？
我说：“李出阳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在警院四年一直都是一个宿舍的。后来分到一个分局，头两年联系得还挺频繁；后来他总说工作忙，一直没机会出来坐坐，就基本失去联系了。他从刑侦支队调走我还是听别的同学说的呢，不过具体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您知道吗？”
谢队直眉瞪眼地看着我：“他不是调走了。他是辞职了。”
“辞职？”我眼睛瞪得比他还大，“你的意思是他离开公安队伍了？不当警察了？”
谢队点点头，仿佛那也是他不愿接受的现实。
“为什么？”
他又开始打马虎眼儿：“你不是总是问你的任务是什么吗？好，既然你说你在三队没事儿干，那你就在这几天给我想办法联系上李出阳。但是你记住，”他在我脸前晃悠着食指，“你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你可以告诉他你来到了刑侦支队，但绝不能告诉他你是赵书记介绍过来的。至于见面的方式，你自己做主，可以是叙旧，也可以随便找个事由。我相信这点智商你还是有的吧！”
“那我见到他之后有什么要问的吗？”
“问他当初为什么辞职啊！你不是很好奇吗？就让他自己给你答案。”谢队整了整衣服，快步走向楼下自己的车，“当然，尽管有可能他说的不是实话。”说罢他开了车，扬长而去。
吃了饭回到办公室，薛队不知去了哪里。我在屋子里转悠了一会儿，想着谢队跟我说的那些奇怪的话，始终觉得莫名其妙。想当年李出阳在学校也有一号。他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才貌双全的人。人帅，脑袋机灵，做个实验、搞个现场模拟什么的，那些仪器在他手中就像玩具一样，被他摆弄得既听话又利落，从来都是一遍就过。不像我，用老师的话说就是看似挺灵，实际拙得要命；用铅粉扫个指纹都能把自己弄黑。
最难能可贵的是，李出阳不仅头脑聪明、身手敏捷，人还非常低调。这家伙出身书香世家，虽算不上博学多才，但斯文的气质还挺极致。遇事沉着冷静，吃了亏也能格外隐忍。所以在学校里追他的女生海了去了，排成队比食堂打饭还热闹呢。这家伙天生就是给别人当情敌的料。
当时我们一个宿舍四个人，另外两个是外地生，一毕业就回原籍工作了。只剩我和李出阳偶尔能见个面。不过这也是前两年的事，后来就因为他太忙基本上也碰不着了。
他辞职？难道说是攀了什么高枝，挣大钱去了？从性格上分析，不像。难道说是出了什么事儿，被清出公安队伍了？更不可能。连我这样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人都战战兢兢过来了，李出阳城府那么深，更不会到这步田地。
这个谢队和赵书记，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我自己在办公室里瞎琢磨的工夫竟然睡着了。知道自己睡着，还是因为电台大叫一声，给惊醒了。我肿着眼睛一听，好像说的是哪里失火了，让相关人员到现场。我还没听完呢，电话就响了，是薛队打来的，让我赶紧到楼下等他，说去出那个现场。宋琦他们送审还没回来，办公室里没人，只能带我充数了。
我抬眼一看墙上的表，已经凌晨5点，天都露出鱼肚白了。果然是第二天就开始正式接触案件，没见过这么精确的部署！
我下了楼，薛队已经备好车，正闪着警灯等我呢。看他那架势，我就知道八成是硬仗。于是问他去哪儿，他说：“玉川！那里的精神病院着火了，得赶快过去看一眼。”
我跳上了车后，他又不放心地问我：“你胆儿不小吧？”
我一愣：“不小啊。小能干这行吗？”
然后就是一路无话。玉川是古城边上的一处山区，白天看是美丽的环山，环山中间，万物生长、花香鸟语，甚至有一些外省的游客还爱到那里游玩采风。但是一到晚上，那里的闭塞和幽静就凸显无遗，因为是环山，所以地势不平、层峦叠嶂，总是发生很惨烈的车祸。
这种地方往往也有优势。不久前有人在那里建了一所精神病院，接收那些老病号或者被社会遣送过去的、在外流离失所的疑似精神病的患者。没想到昨晚这家医院竟然失火了，而且烧得很彻底，三个小时才完全被扑灭。
医院成了一堆黑胡椒似的断壁残垣。所有的病人资料都没了，所有的监控设备都毁了，一切几乎都不复存在。本身就残缺和神秘的一座建筑，像团夭折的秘密一样，正随着浓烟渐渐淡去。
一片与外界隔绝的废墟，一群生前就胡言乱语的亡魂。这样的调查，怕是电视剧里也不多见吧！
当时刚刚破晓，我们驱车到达现场，那座乌黑得没了形状的建筑蹲坐在山脚下，灰白色的烟气从砖缝、地皮中吐出来，好像童话故事里的黑暗城堡一样。还没下车，一股股刺鼻的煳味和化学味道就向我们袭来，我的嗓子忽然像连续嘶喊了好几个小时一样痛哑。薛队扔给我一只口罩：“赶紧的，听说有三个幸存者刚被送到医院，再看看里面还有没有！”
跳下车，我们才发现正门已经被烧坏，铝合金变了形，我上去就要撞门，没想到刚一碰到门我就大叫起来。那哪是门啊，简直就是一块铁板烧，烫得我手指头瞬间红成了胡萝卜头。而且这是密码门，即使知道密码现在也无济于事了。
绕到被砸开的侧门，我们先上到二楼。二楼是生活区，也是防护措施最密集的区域。从门厅到走廊有两道密码门，所有窗户都上了护栏，所有楼梯间都安了护网。但此刻这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了无形无状的黑色物质，有的粘在墙上，有的脱落在地。我们拿着设备边走边拍，步步为营，生怕把某具化作灰烬的尸体漏掉。
我终于明白薛队为什么在车上问我胆大胆小了。那个场面我就是再抓十年贼可能也遇不上：尸体多数呈焦炭状，惨不忍睹。人体和其他物质一样，被烧后都会水分尽失、大幅度萎缩。不是亲眼所见的人是不会体会到那种惨烈的：蜷在角落里的连四肢躯干都难以辨别，像一团团风干的沥青；能看出人形的，模样更是可怖，粘在地板上，扭曲、狰狞，全是常人根本无法摆出的姿势。
他们当时一定经历了莫大的痛苦。尽管他们都是精神病患者，尽管他们多数人都早已注定要孤独终老，但这样的死法，还是让人唏嘘不已。
废墟里一共发现七具被烧焦的尸体，全在二楼的生活区。几个先期勘查现场的同事把我和薛队叫过去，其中一个人指着身边的一扇被烧得漆黑一片的门说：“这间看上去像是药房。里面找到了一些酒精之类的痕迹，很有可能是起火点。”
踏进门去，我们发现这是个套间。外间比较宽敞，有椅子、桌子和电脑，里间像是休息室，有单人床和电视机。这里果然比其他地点损毁更严重。墙皮几乎全部脱落，房间里几乎不剩什么完整的物具。外间的外墙上有一扇窗子，又小又高，抬眼望去只能看见灰蒙蒙的天空。
窗子下面有一只倒地的架子，看上去像是摆放器具和药物的。玻璃瓶和各种器皿碎了满地，像一片黑压压的蚂蚁。俯身闻去，果然还残留着一丝酒精味。
薛队让我拿着相机对窗子和药架子反复照相，又对别人说：“把这间屋子看好，仔细提取足迹和指纹。”
看完现场回到队里，领导们对这件事也是莫衷一是：精神病院是民办的，而且刚刚成立没多久，很有可能是管理不善、设备不全导致发生火灾。那么这就应该算是安全事故，得追究医院法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但也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为纵火，同样不能小觑。可是别忘了，那间医院都是精神病人，如果是患者纵火，即使纵火者还活着，也无法追究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说到底，还是出在医院自身上。一条玩忽职守罪就能给管理者定性。
正在开会，薛队接到电话：医院法人已经逃逸。看来那位老兄已经心虚了。
依照薛队的指示，宋琦和我下午一直在医院附近走访，希望可以遇到目击者。我这也是新媳妇出嫁——头一遭，虽然有猛将宋琦带队，但基本也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在路上我就问他：“这玉川白天人就不多，晚上就更难找到什么目击者了吧？我看还是以调医院外的监控为主吧。”
“你懂什么？”宋琦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医院外面马路上即使有摄像头，也都是交通探头，录的全是马路，能照到什么？”
我说：“那就算咱们绕着山路开上半天，估计也碰不上几个活人，怎么取证啊？”
我还真错了。虽然医院地处偏远，游人稀少，但一路这么开车过来，我才发现医院门口的主路是连接市区和郊区的干道，而且道边有一些农家院餐馆和小工厂。宋琦带着我挨家挨户地进去走访，刚开始的几户都表示当晚没有人出去或者没有路过那家医院，所以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在折腾了一下午后，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让我在一个洗车店里找到了两个当晚路过医院的工人，而且他们的话让我们眼睛一亮！
他们说，昨天他们去市里进车蜡，回来路过医院时大概晚上10点，那时候他们特地往医院大楼瞥了一眼，发现里面漆黑一片！
漆黑一片至少说明存在一种可能性：停电。
之前说过，医院设备不完善，供电经常出现问题。那么停电之后发生火灾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我跟薛队汇报后，他沉吟片刻，说：“还是先去医院走访一下那几个幸存者吧。听说他们的状态都稳定了。”
我们驱车去了医院。路上我心里毛得不行，心想现场那些格外瘆人的尸体已经让我够呛了，这重伤员指不定恐怖成什么样呢。看来我这处女任务是相当严峻啊。
不过这位幸存者的状况没我想的那么严重，虽说也基本毁容了，脸被纱布和绷带紧紧包着，只露出双眼和双唇，但肢体还是完好的，被裹得像个粽子，四肢吊在病床上，鼻子上还插着好些管子。医生说他除了面部大部分烧伤外，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医生。”
我扭头冲薛队笑着：“这回好办了，这是大夫！我以为会碰见个胡说八道的病人呢！”
薛队牛眼一瞪：“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我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刘挚友。我是西北大学毕业的，37岁，你们可以去查。”他的声音沙哑缓顿，毫无音色可言，好在医院病房格外寂静，我支棱着耳朵才得以勉强听清。
然后他又报了身份证号和户籍地址。但他又说：“我的老家没人了，要不我也不会一个人在外面漂着。”
薛队问：“你还有什么能证明身份的物品吗？”
他指指床头柜上的一只手表：“那是我入院时戴的手表。别的东西就没有了，都被烧光了吧。”
据刘挚友说，当晚着火是意外。他们医院刚刚建立，再加上是私人医院，病人不多，设备也不齐全，停电是常事儿。当时恰逢停电，他和另一名叫方涛的医生安排所有的十个病人睡下，然后两个人轮流值夜。轮到刘挚友休息时，他就在药房里间的宿舍里睡觉，衣服都脱了，后来有个叫赵一多的病人非让给他开安眠药，否则睡不着觉。他就给他开了少量安定，不料赵一多大喊“不够”，两人起了争执，赵一多碰倒了药架子，酒精瓶被摔碎，酒精溅到蜡烛上，就发生了火灾。
我如实记录。又问：“后来你见过方涛医生吗？”
他摇摇头，显得很落寞：“我一醒来就在这里了。有他的消息吗？我的其他病人还好吗？”
回来的路上，薛队问我怎么看待这个人。我说：“思路清晰，情感自然，倒不像精神病。您怎么看？”
薛队点了一支烟：“你说得有道理，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不过如果真像刘挚友说得这么轻巧，这案子就完全是一起事故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想：你是职业病犯了吧？
这会儿苏玉甫过来说：“刚才内勤联系西北大学和刘挚友的原籍了，确实有这么个人。不过因为伤者面部包扎得太严实，所以比对不了照片。”
薛队说：“不过，刘挚友的话倒是次要。主要是那块手表。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身上是不允许携带金属物或者饰品的。所以大概能判定他就是刘挚友。当然还要看接下来对另外两个幸存者的访问。”
第二个伤者比刘挚友严重些。全身45%二度烧伤，虽然生命暂无危险，但恐怕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康复治疗。他的整个头部也被包着，身上比刘挚友多插了一些管子。见我们进来，他显得有些惊恐，眼睛睁得很大，五官都挤在了一起，加上脸上的纱布跟管子，有点儿像外星人。
薛队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不说话。眨了一下眼睛，倒真像是外星人面对地球人的表情。
我大声说：“嘿，问你叫什么呢！”
旁边一个护士手里的瓶瓶罐罐在地上开了花。她尖叫着：“哎哟，你瞎嚷嚷什么？这是病房！没素质！”
“你有素质，动静一大连个盘子都端不住！”
薛队说：“行了！孙小圣，你给我闭嘴！”
病床上那位竟哆嗦了起来：“我叫刘挚友，是那家医院的医生。”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问：“你再说一遍？”
薛队暗示我别露相。我又正色道：“你把你的证件号和家里的电话号码说一下。”
对方报了身份证号，又说：“我叫刘挚友，安徽人，西北大学的。怎么……有什么问题吗？”他吃力地抬了抬头。这时，那个护士又要给他打针，半天没找到血管，搞得他咬牙切齿。完事后，他对护士说：“姑娘，你这扎针手法不对啊。我建议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用针头扎点滴管练习练习！”
“老家的电话呢？”
“我老家没电话。老家……没人了。”
“这里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除了方涛就没有了。他怎么样了？”
我知道此刻不能像之前一样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反问：“你把当时着火的经过跟我说一下？”
“当时着火？”对方好像呛了一下，气喘吁吁，“我早就跟院长说过，跟上面协调协调，老这么停电不是办法，有时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说说，病人晚上吃药、换药是常事，再说每个病人服药的时间都不一样，服的药物也不一样，有的要吃齐拉西酮，有的要吃氯丙嗪和利培酮。万一弄错了怎么办？有可能要出人命的！”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我不知道！当时我在值班室值夜，方涛在药房休息。后来我打了个盹儿睡着了，火就烧起来了。”
忽然他一脸惊恐，絮絮叨叨：“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
我和薛队对视了一眼，问：“你们那里晚上给不给病人吃安定一类的药？”
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当然不。我们医院从来没有安定。我们是以康复和救助为主的，那些药只有正规的大的治疗医院才有。进那些药是需要批文的！”
这就怪了，难道说医院里有两个医生都叫刘挚友？显然不太可能。那么他们两个至少有一个人在说瞎话。为什么说谎？是因为说谎者是精神病，还是因为这起着火事件有更深的阴谋？我感觉黑暗里好像打开了一扇门，但推门一看，里面仍旧是一片漆黑。
从医院出来，我和薛队一路无话。然后他接了个电话，告诉我：“医院院长可能跑了。现在网上正在给挂逃犯。只剩下最后一个幸存者了！”
我说：“不会又是一个刘挚友吧？”
“但愿是赵一多！”
除了轻微的烧伤外，第三个幸存者行动基本自如，是在民警的陪伴下来到队里的。这个人30岁上下，方头大耳，目光有神。他的第一句话令我们精神一振：“我叫方涛，是医生！”
但我马上冷静下来，问他：“你的证件呢？”
“证件？”此人忽然激动起来，“你们家着火了你还能什么东西都齐全吗？别把我当犯人审！”
薛队挡在前面，语气缓和：“我们的意思是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你们爱信不信！”
“有没有你家人的联系方式？”
“没有！”
“你要配合工作，我们是公安机关的！”
这个自称方涛的人呆窘起来。几秒过后，忽然蜷身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主，想硬硬不起来，想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时手足无措了。
薛队拿出两张照片，分别是刚刚洗出来的之前两位伤者的照片。他敲敲他：“认得他们吗？”
对方鼻涕眼泪地仔细看着，指着第一位伤者的照片说：“这是几天前救助站送来的病人。”然后又仔细看着第二位伤者的照片，破涕为笑：“这是刘挚友！太棒了，他还活着！”
然后他就小孩子一样攥着第二张照片不撒手。
“包得这么严实，你怎么认出来的？”我很纳闷儿。“那你就不要问我！”他唰地把照片扔到地上。这倒是有几分精神病患者的意思了。旋即，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有些失态，又问：“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他们都说自己是刘挚友！”
“那多简单。刘挚友是医生，你们可以问问他医学常识，谁说得出来当然谁就是了！”我想起之前第二位伤者向我们侃侃而谈说起给病人换药的细节和与护士的对话，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你还是给我们说说当晚着火的过程吧。”
“当晚……”对方只是重复我的话，然后忽然从椅子上跌倒在地，浑身缩成一团瑟瑟抖动，口中不知所云，“着火……火光冲天，惨叫……跑……”他竟然开始吐白沫了。我记着笔录，正琢磨措辞呢，一见这架势，还以为他模仿当时患者们的反应呢，还笑哈哈地说：“行了行了，你不用学这么生动，说主要的！”
“癫痫！”有人说。
我们一伙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控制住，让他缓病。癫痫俗称羊角风，是种很麻烦但不要命的病症。犯起病来哭天抢地、要死要活，但症状一过去基本又和正常人无异了，这位“方涛”同志也一样。可只要恢复过来，再一提着火的事儿，他马上又会发病。好像是孙悟空听到了紧箍咒，没几句就大口地吐白沫。薛队赶紧嚷嚷：“先不提着火的事儿了，别刺激他！”我会意，愣了一会儿赶忙道：“那你说着火以后的事儿？”没想到这老兄抽得更厉害了，一巴掌拍到薛队脸上，薛队揉着脸上的“五指山”冲我吼道：“孙小圣你闭嘴！”折腾了一个下午，我们一屋子人满头大汗。最后薛队头晕眼花地说：“把他带走，去市里的精神病院给他做鉴定！我觉得这位是最不靠谱的！”
宋琦和王姐他们一直在当地派出所和区政府负责联系死者的家属。但让人感慨和吃惊的是，这几天竟然没有一名死者家属前来认尸。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全市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很多都是靠社会救助在疗养，很多在医院里待了多年都没有家属来探望，他们自己也没有回家的意识。有的人在里面病死、老死，家里人要么联系不上，就算联系上了也是听凭医院处理，连面都不会露。这些生前就被冷落在医院的人，死后仍是孤魂野鬼，颇让人唏嘘。
谈到尸体，薛队说：“第一个自称刘挚友的人说医院里有十个病人、两个医生，全是男性。如果除去那三个生还者，应该是九具尸体，可迄今为止只发现七具。那两个人失踪了？”
“失踪”往往能给人希望的错觉。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但凡有“失踪”，就是凶多吉少。尤其是这种火灾案件，尸体八成是炭化在哪个角落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叹了口气。
我们又去医院找到之前那两个患者，分别给他们看了第三个人的照片。这次他们两人倒都给出了同样的答复：“他不是方涛，是个老病号，狂躁症，一直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
我把第二位伤者的照片拿给第一位看，对方说：“虽然包得比较严实，但看身段和脑瓜的形状能认出这是前几天救助站送来的病人。因为行为像精神病，又没确诊，所以先到我们这里进行观察，准备几天后送到大医院。”
第一位看着第二位的照片也差不多这么说。
我们只能联系救助站的人员。他们来到医院后看了看，都说：“实在认不出来了。”
我问：“当时你们送的那个人是什么状况？”
工作人员回忆：“具体情况我也记不清了。我们是接到地铁站站务员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人在地铁里晃悠，不出站也不乘车，问他什么他也不答话，衣衫褴褛的，身体也很虚弱，感觉像是拾荒的。后来我们把他接到站里，发现他精神也不太正常，总是胡言乱语，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却从来不说。我们怕再让他待下去会在站里惹出事儿来，就送到了医院想让他们观察和确诊一下。”
救助站的人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正常，但好像又什么都没说，什么都很可疑。可人家办事一切都符合程序，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将第三个幸存者的照片登报，看看全城有没有认识他的人。
登报第二天就有人上门。该人称是第三个伤者的朋友。据他说，这个人确实是医院的医生方涛。我仔细观察这个人，身形高挑，五官清秀，眉间有颗痣；看样子很像知识分子。我问他：“你怎么称呼？”
“我叫沈京。”他话语铿锵，掷地有声。
“你是方涛的什么人？”
“我是他以前的房东。他没找到工作之前租过我的房子。虽然他没什么朋友，却是个挺好的人。据说他出来打工时，和老家的父母闹翻了，所以从没听他说过亲人的事儿，也没有他老家的电话。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
薛队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他租过你的房子，那你那儿一定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吧？把复印件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得对比一下。”
“警察同志，一看你就没租过房子，”沈京说得慢条斯理，“你要是当房东，还留着以前房客的身份证复印件？现在这人的法律意识这么强，就算我想留，人家也不干啊。一般是退房时就还给人家了。人家怕你冒用这玩意儿开信用卡办业务！”沈京飞出一个白眼儿。
我登记了沈京的证件，又听他说：“方涛有癫痫症，受刺激了会发病，你们不要过度刺激他。”
沈京走后，我们开了案件分析会，把此案的怪圈摆到桌面上：第一个人自称医生刘挚友，戴着病人不可能有的手表；第二个人自称刘挚友，熟知医学药理；第三个人自称医生方涛，虽然情绪不太正常，但有第四个人沈京出来证明。
与此同时，第一个人称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是病人；第二个人称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是病人；第三个人称第一个人是病人，第二个人是刘挚友。
如果第一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他就是刘挚友，第二个人、第三个人都是病人。沈京对警察撒了谎。如果第二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就是病人，沈京依旧在撒谎。
沈京是正常人，没有理由撒谎。所以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都应该在撒谎。
如果沈京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三个人说的就是实话，他就是方涛，第二个人就是刘挚友。
但第二个人推翻了第三个人是方涛的理论。逻辑又不通了。
薛队忽然扭头问我：“孙小圣，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照实说。
宋琦在边上反问：“关键是，一个有癫痫病的人，能当医生吗？而且是精神病院的。如果病人发了病，他又犯了癫痫，怎么办？”
“再通知沈京来队里，让那个自称方涛的认一认！”薛队交代。
不料此时联系不上沈京了。他留下的手机号，打过去永远是关机。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地址找过去，那里已经拆迁了，户籍还没来得及更改。线索又断了。
当天我们又去了一趟医院的遗址。我特意又仔细观察了药房，发现一个特点：只有这里的窗户和别的窗户不一样，位置比较高，面积比较小，最重要的是没安防护栏。在三名伤者的叙述中，只有第一个人正确描述了起火位置，而且有一个听起来很自然的理由。当然，不包括那个安眠药的疑点。
我和宋琦等人在薛队的带领下在现场待了一上午，到了饭点刚要吃饭，就接到王姐的电话，她告诉我们市精神病院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让我们去一趟。薛队接过电话听了一听，马上眉开眼笑，赶猪似的把我们轰上车：“快快，有人要现出原形了！”
市精神病院坐落在古城中心，有方圆几百里最大最权威的精神病鉴定机构。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好像跟薛队很熟的样子，亲自把我们迎进办公室。薛队屁股没坐热就直奔主题：“我说徐大夫，那家伙到底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你就给我下个结论吧，我们这案子要多怪有多怪，就靠他打开突破口呢！”
徐大夫是个女的，戴个大厚眼镜片，跟《蜡笔小新》里的上尾老师似的。她扶着眼镜先笑笑，说：“老薛，不瞒你说，这个人你们送来时，一没有以前医院的介绍信和病历，二没有他的直系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的陪同，所以仅仅靠短时间的观察，我是不敢给你出鉴定意见的。”
“什么？”薛队唰地拉下脸来，“那你让我风风火火赶过来干什么啊？我以为你都手拿把掐了呢！”“你急什么？”徐大夫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你们都跟我来，小点儿声！”
我们跟她出了屋，来到走廊里的一个小门前，看她把门上的小铁窗拨开一个缝。顺着缝隙望去，里面坐的正是那个自称方涛的家伙。那家伙正对着桌子上的一只鱼缸使劲儿摆弄着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儿？”薛队问。
徐大夫说：“来的第一天，我们在装满水的鱼缸里放了几张金鱼的画片。问他这是什么。他的回答很正常，说是纸片。可是我们告诉他，这不是玩具，这是真的金鱼，能用钓竿钓上来的。你猜他怎么说？”
“他就信了。这不他正拿着小钓竿钓呢嘛。”听廖洁这么说，我才看清原来“方涛”手里拿的是一支玩具钓竿，正不厌其烦地对着鱼缸口往里伸呢。
“他没信。他说我们骗他。”徐大夫耸耸肩膀。
我们大家面面相觑。
徐大夫又说：“不过我后来告诉他里面确实是真的金鱼，只不过是一种非洲少见的品种，类似比目鱼。然后我拿出了一把香蕉，说如果他能用小钓竿从缸里钓上一条来，就给他一根香蕉吃；钓上两条给两根。于是他就一上午在这儿钓鱼，虽然一条还没钓上来，但玩得别提多开心了。”
我们还是不解其意。宋琦沉不住气了：“徐大夫，您有什么话就别绕弯子了，这家伙是不是还是精神病？要不能干这种傻事儿？”
徐大夫把我们领回办公室，说：“从这个案例来看，他属于典型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且幻觉妄想感很强烈。虽然他有自己的客观性，但只要外界给他一些影响或刺激，他就会执拗地把一件物品幻想成另一样物品、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事……”
“我明白了！这就说明……”我先大声叫道。
“我也明白了！”廖洁跟我抢答。
“孙小圣你先说！这说明什么？”薛队指指我。
“这就说明，我们要想让他说真话，也要给他香蕉吃！”
连徐大夫在内都傻了。他们呆怔几秒，集体大笑了起来。
我刚要辩白什么，廖洁就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当你有什么高见呢，闹了半天就这个。我来说吧，既然这个病人能把一样物品幻想成另一样，把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那他就很有可能把一个人当成另一个人。那也就是说，他不是方涛，他所谓的刘挚友，也不可能是刘挚友！”廖洁在结尾处还拍了一下巴掌。
“我就说嘛，一个癫痫病患者，碰到精神病患者犯了病，人家还没怎么样，他倒先抽了。这样的人怎么当医生！”宋琦咬着笔杆子。
“那不是还是要给他好吃的才管用吗？我说的也没错啊。”我一脸不服。
薛队拿起桌上一根香蕉，深深地闻了闻，慢条斯理地剥开皮，然后……猛地塞到了我嘴里。
我们千恩万谢辞别了徐大夫，顾不上吃午饭，火速赶到了医院。在病房里，第二个幸存者正饶有兴致地看着闭路电视。见我们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进来，吓得又哆嗦起来。
这回是薛队亲自出马，为稳妥起见，他特地从医院精神科借来一名大夫助阵，问道：“刘挚友，说说你当年学医时的经历吧。怎么选择的专业，又是怎么来到玉川精神病院工作的？”
“你们不相信我？”他气息虽弱，但掷地有声。
“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一个精神科的大夫，可不仅仅要掌握几个药品名称和扎针的手法。如果你能告诉我平时你是怎么工作的，我就相信你。”
“我……我每天早上给病人测体温、量血压，饭前安排他们吃药，如果碰到有人犯病发狂，就给他们上约束带……”
“除了这些呢？”
“除了这些……”他开始左顾右盼，眼珠子来回乱转，“除了这些，我还给他们打针，带他们放风……”
“那我问你，你们医院的病人都来自哪里？”
他眼珠转得更厉害了，嘴却像封了胶，半天不动。
“如果是公安局送来的病人，你们都需要走什么程序？你怎么和病人的原籍联系？如果是救助站或福利院送来的病人，你们怎么接收？如果是家属送来的患者，又需要什么手续？”薛队像连珠炮一样发问，我感觉对方挨不了多少枪了。
“我就是刘挚友！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们这群笨警察、庸医！”忽然他一改之前的虚弱无力，嗓门儿大得震天。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中度烧伤的患者竟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我是刘挚友，我2000年大学毕业，我只身一人来到玉川，在这间破医院里，成天跟那群精神病病人打交道，你们可不知道那帮人有多难伺候……”
医院的精神科大夫后来对我们说：“这个人应该是典型的妄想症。他幻想自己是刘挚友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从对这个人的了解来看，他原来应该是学医的。后来可能受了什么刺激，精神不正常了，被送到那里治疗，碰到刘挚友，让他产生了跟对方互换身份的妄想。这在精神疾病里是很常见的。”
从病房里出来，我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亢奋地探讨起来。两个精神病病人现了身，案件似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宋琦从外面买来了盒饭，我们一边吃一边分析：“方涛”是假的，那么刚才那个刘挚友也是假的。现在又有了一个问题：沈京到底何许人也？他为什么突然冒出来做了伪证？难道说这起着火事件背后，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现在找不到沈京了。他就像是水里的蛤蟆，冒了一下头，咕叽了两声，就缩回去了。这可不行，甭管他是故意捣乱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做伪证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薛队边嚼着米饭边部署：“继续给我找那个沈京，必须找到这家伙。我老是觉得这起着火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苏玉甫说：“队长，第一个幸存者的病房就在隔壁，咱们过去看看吗？”
薛队扔了饭盒，说：“去看看，去看看。我还真有话想跟他聊聊。”
第一个幸存者还在输液，见我们进来，很恭敬地跟薛队打了招呼，并从容地称呼我为“孙警官”。他的记性还不错。
薛队说：“刘挚友，你仔细想想，之前给你看的那张严重烧伤的患者的照片，也就是你说被救助站送到医院的那个病人，还有没有其他特征？他为什么疑似精神病？”
这个刘挚友瞧着天花板想了一下，说：“您要是这么问，我倒是想起一点儿……我跟他聊过，他以前好像是学医的，在读博士时压力太大，落下了病根儿，从业后没两年就彻底发病了，然后就一直接受治疗。好像是妄想症，在医院他和我接触最多，也愿意跟我探讨医学常识，所以可能会把自己幻想成是病院的大夫吧。”
这么一理似乎什么都顺理成章了。薛队坐着半天没言语，自顾自想着什么，下意识要点烟，被护士制止了。护士满脸怨气，一边给刘挚友拔针一边说：“警察同志，你们不会跟刚才在隔壁似的，又弄出那么大动静吧？病人需要休息，你们总这样可不行！”
听她这么一说，薛队立马站了起来。护士以为薛队怒了，正愣着，没想到薛队上前握着她的手说：“谢谢你，护士！”护士干笑半天，挤出一句：“知……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我们一伙人云山雾罩地跟着薛队出来，问什么他都不说。他在走廊尽头打了两个电话，又对苏玉甫耳语了几句；苏玉甫点着头，对宋琦和廖洁说：“走吧，跟我回队里一趟！”
他们三个脚下生风地走了，剩下我和薛队在走廊里傻坐着。我问薛队我干什么，薛队说：“咱们在这儿等着就行。”
我说：“这案子不基本能结了吗？很简单的一起意外啊，哪个是正常人，哪个是精神病患者也一目了然了。咱们还在这儿等什么？”
薛队的牛脾气又上来了：“让你等着就等着，哪儿那么多废话！”然后他就不再理我，自顾自玩儿上手机了。那样子整个儿一老小孩儿。
我小时候得过多动症，天生坐不住，在椅子上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尤其是思想一空闲，嘴就更不老实了，问薛队：“薛队，原来李出阳是不是在咱们队啊？”
薛队姿势没变，眼珠子朝我滑过来：“是啊。怎么了？你小子还认识他？”
“我同学我当然认识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辞职吗？是犯错误了吗？”
“我怎么知道？虽说我是他的一级领导，但我管吃管喝，总不至于还管他拉屎撒尿吧？”他朝我冷笑道。
“瞧您这话说的，”我硬着头皮跟他逗贫，“我这不就是好奇嘛，李出阳以前那么优秀，在刑侦支队都干不下去了，我这跟他比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我担心我以后会扛不住啊。”
薛队把手机放下，眯着眼睛看我：“放心，你没那扛不住的机会。”
这算什么话，好像我多上不了台面似的。想跟他顶嘴，他却又低头玩儿上了手机。什么玩意儿，谢队都没他这么不可一世。对面的两个小护士正在前台说笑，我乐颠颠地加入进去。别看我在业内不吃香，女人缘还是挺足的。
我在前台和两个护士聊得热火朝天，薛队就坐在椅子上打呼噜。中午刚过，宋琦、廖洁和苏玉甫就满头大汗地回来了。他们三个到薛队跟前跳着脚说：“嘿，你还真猜对了！”“猜对什么了？”
我伸着脖子问，手里还攥着一把从小护士那儿讨来的瓜子。
他们从牛皮纸袋里掏出两张纸，好像是指纹卡一类的东西，分别拿给薛队看。薛队端详了一会儿，说：“走吧，现在咱们就去会一会这个真正的刘挚友。”
刘挚友午睡刚醒，见我们又杀回来了，显得很是意外。这回屋里没护士，薛队也随便起来。他把窗帘打开，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最靠近刘挚友的地方，说：“这样我能看清楚你的表情。”
“你们还有事儿？”
“对。有事儿。我想问你，你们医院有没有给患者使用安定的资质？”
刘挚友好像明白了什么，脸在纱布后抖动了一下，有点儿像冷笑：“你说进安定需要批文，确实。但如果我们这家私人医院事事都按程序走，都正规化，也就不会着火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薛队笑笑，“你之前说你在药房里间睡觉，衣服都脱了，为什么不摘掉手表？你平常就是戴着手表睡觉的吗？”
他脸上的纱布又抖了一下：“我要掐时间和方医生换班，经常怕错过时间。”
“要是你，你怎么办？”薛队看着宋琦。
“我会把表放在床头柜上，随时都能看。睡觉还戴着手表，那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宋琦耸耸肩膀。
“这是个人习惯不同！”刘挚友放开声音。
“还有，案发现场的药架子上发现了你的鞋印。你是取药还是攀岩啊。药到底放在第几层？”
对方有汗水渗出了纱布。
薛队把一沓纸扔在他面前：“好了，陈三贵，别打着刘挚友的名号招摇撞骗了。前几天你在地铁站里伺机作案，差点儿被收容，你怕人家把你送公安局，就故意装疯卖傻。一个月前友丰商场的盗窃案是你干的吧？”
“什么陈三贵？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行了吧，指纹都对上了。你的所有信息和前科记录，包括你的掌纹指纹，公安网上登得齐全着呢。看看那几张纸吧。”
“你们根本没有给我印过指纹！印泥呢？印纸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廖洁又从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张照片：“记得我让你辨认过这些照片吗？相纸上就有你的指纹啊。看来你以前被取过指纹啊，这些你还挺懂！”
薛队说：“别看你毁了容，别看你装疯卖傻，指纹总是变不了的。十亿人里都不见得有指纹重复的。怎么着，还非得给你验验DNA？”
他一下臊眉耷眼了。
然后他说：“我是陈三贵。可着火确实跟我没关系！”
我记得上学时老师讲过，这是犯罪嫌疑人典型的回避心理。迄今为止没人暗示他与着火有关，甚至没人提过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他却自己先抗拒起来。好比一个小孩儿偷吃了苹果，妈妈问他苹果怎么不见了，他却说“不是我吃的”，这当然是此地无银了。
宋琦问：“那药架子上你的鞋印是怎么回事儿？别看着火了，但有些痕迹是烧不没的。你入院时穿着和其他伤者不一样的运动鞋，肯定是早就准备好了什么行动。那两个大鞋印子，静电一吸附就跃然纸上了。别再狡辩了。”
陈三贵闭上眼睛。两片眼皮被四周纱布衬得又黑又肿，像两片干瘪的核桃壳。
薛队说：“我来帮你理理，你看对不对，陈三贵。那晚确实是刘挚友和方涛值班。但以你在医院里那几天的观察，但逢方涛值夜，他都溜出去开小差，所以当那晚方涛又溜出去时，你趁着停电，就跑到药房准备顺着那个没有护栏的窗户逃出去。当时刘挚友在里屋睡觉，你先偷穿了刘挚友的运动鞋，又看见刘挚友的手表放在桌上，就顺手牵羊戴在了手上，然后爬上药架子准备翻窗。不想药架子失去平衡，一下把你拍翻在地，酒精溅到火苗上，瞬间就着了起来。里间的刘挚友被惊醒，冲出来发现失火就大喊大叫地找方涛，被你用扫把打晕在了楼道里。对不对？”
“找到方涛了？”他终于反问。
“暂时没有，但这和给你定罪没什么关系。”谢队笑笑。
陈三贵哭出声来：“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以前顶多是小偷小摸，我没想杀他们。他们都是精神病病人，我和他们有什么仇啊，赖就赖那破医院哪儿哪儿都是铁栅栏、电子门，我出不去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直接流露情绪。
“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知道吗？七条人命，你挫骨扬灰都赔不起！现在我就传唤你！”薛队气得要抬手打他。
后来我问薛队，他是怎么忽然对看似无懈可击的陈三贵起疑心的。薛队说：“你还记得吗，咱们第一次询问他时，他只是说第二个患者是救助站送来的，并没有提到这个患者的特征和他把自己幻想成刘挚友的情节。但那天护士的话提醒了我，一定是咱们在对那个病人问话时，那个病人在屋里的大喊大叫被隔壁的陈三贵听到了，所以第二次咱们询问陈三贵时，他自作聪明地改了口风，特地加上了他听到的内容。”
我说：“高，实在是高。”
“这就叫高？这是破案的惯用思路，是你从来不动脑子！”
“我没说您，我说陈三贵。”我冲口而出。
“你小子！”他一巴掌拍我后脑壳上。宋琦和苏玉甫他们一阵哄笑。
第二天晴空万里，我们最后一次去了医院的遗址进行扫尾工作。山谷开阔，艳阳高照，谷底里沉着一片巨大的阴影，把里面本应鲜艳的野花野草变得暗淡无光。反倒是那座乌黑的小楼，顶部迎着阳光，成为了山谷里最鲜亮的一抹颜色。我拔了一束白花放在楼前，告慰那些亡魂。但愿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糊里糊涂，笑口常开。
廖洁叹了口气：“唉，最后还是没有一个家属来认尸。看来有时候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宋琦说：“那不一定。别看这些人死得惨，活着时候也没家，但得了精神病，最起码没了正常人那么多忧愁、压力，成天傻吃傻喝、悠然自得。现在有哪个正常人能有这份福气？”
我说：“是啊。人生苦短，甭管别人对自己怎么样，自己活好了才是真的。”
我们正聊着，薛队在旁边接了一个电话，眉毛高挑，格外兴奋。
“是方涛找到了？”
“不是。刚才有个报案的，说有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到银行捣乱，被按住了。他说他叫沈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