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接近公路出口处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就看到闪着霓虹灯的招牌，“7-11”的字样在黑夜中燃烧着。它那隐藏在红绿交杂招牌下的讯息，已不仅单纯的只是它原先想要宣示的。每一个我所知道的7-11，都是24小时营业。我几乎可以听到我父亲鄙夷评论的语声。
“你祖父就是为这个东西离开威洛纳的吗？”
那是当他看早报，看到他不同意的报导时，一边摇着头，一边最喜爱加注的批评：也是当一个操佐治亚州口音的人把我们看作非“真正美国人”时，他最爱说的；更是当他听到谎话、毒品或离婚等等议题时，会满心厌烦咕哝的评语。我小时候住在迈阿密，他开了一家小小的社区杂货店。他每天在晚餐桌旁说着一天发生的事，以及问我们那天做了什么。他在我生命中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我12岁时他就过世了，但我很确定，如果他仍然活着，他不会对这种便利商店有什么好感。他认为晚上、星期天或假日，人们不应该继续站在柜台后工作，或在路上吃玉米饼。那些时间应该跟家人一块儿度过。
艾比转向出口，再次检视她的后视镜。继续往前开不到100英尺，就来到了7-11的停车场，我可以看到她明显地松了口气。双层玻璃正门前，除了一辆德国福斯汽车之外，看来我们是惟一光临的顾客。
“目前为止一切平静，”她观察道，熄灭引擎。“在过去的20英里中，没有看到一辆巡逻警车，不管是否挂有警示标志。”
“至少不是你知道的那种。”我说。
这是个朦胧迷离的夜晚，看不到一颗星星，天气虽暖和，但有些潮湿。我们往那个有着空调、美国最热门的便利商店走去，一个年轻男人拎着个12罐装的啤酒经过我们身边。店里角落有个闪动亮光的电动游乐机，柜台后有个年轻女子忙着填补架上的香烟。她看来不到18岁，头发染成金色，烫成大卷波浪，堆叠在头上，她纤小的身体包裹着一件橘白格子、长及膝盖的T恤衫和一条黑色紧身牛仔裤。她转身过来问我们要什么时，我被她脸上的冷漠吓了一跳。她看来像是略受过职前训练，就直接到百货公司当店员。
“是埃伦·卓丹吗？”艾比询问。
这店员看上去很惊讶，接着警惕起来。“怎样？是谁要找她？”
“艾比·敦布尔。”艾比非常职业化地伸出手去。埃伦·卓丹松垮垮地握住。“来自华盛顿，”艾比随即添加了两个字，“《邮报》。”
“什么《邮报》？”
“《华盛顿邮报》。”艾比说。
“喔。”忽然间，她变得很无聊的样子。“我们已经有了。就在那边架子上。”她随手指了指在大门旁已经空了的架子。
接着是段难堪的静止。
“我是《邮报》的记者。”艾比解释。
埃伦的眼睛倏忽亮了起来。“没开玩笑？”
“没开玩笑。我想要问你几个问题。”
“你是说为一篇报导？”
“是的。我在写一篇报导，而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你想知道什么？”她贴近机台，俯身过来，她突然觉得自己很重要而表情严肃起来。
“是有关一个星期前的一个礼拜五晚上，来这儿光顾的两个人，一个年轻的男人和女子。大约跟你一样大。他们在刚过9点时进来，买了6罐可口可乐，和一些其他的东西。”
“喔，失踪的那对，”她说，开始生气蓬勃起来。“你知道，我实在不应该告诉他们到那个休息站去。但是当他们雇用我们时，告诫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让任何人使用这儿的洗手间。私下说来，我是一点也不在乎，特别是一个男孩和女孩一块儿进来。我对她真的感到很抱歉，我是说，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以后的事情。”
“我相信你是。”艾比同情地说。
“当时真是尴尬，”埃伦继续说，“她买了一盒卫生棉条后，问我是不是可以借用一下盥洗室，她男朋友就站在旁边。哇，我真希望我当时能让她使用。”
“你怎么知道他是她的男朋友？”艾比问。
有那么一会儿，埃伦看来有些困惑。“事实上，我只是猜想。他们一块儿在这儿看东看西，像是非常喜欢有彼此做伴。你知道人们是怎样的。如果你稍稍注意，你就可以分辨。而我长时间一个人在这儿工作，很善于看人。拿结婚的人来说吧，他们总是在旅途中转来这里，孩子在车上。大多数进来的人，我可以立刻就知道他们是不是疲倦了啦，彼此是不是处得不好啦。但你提到的那两个人，他们俩之间可真是甜蜜。”
“除了说需要洗手间外，他们还跟你说了什么吗？”
“算账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下，”埃伦回答，“没什么特别的。就跟平常样。像‘今天天气不错，适合开车’，或‘你们上哪儿？’等等。”
“他们告诉你什么？”艾比问，一边速记着。
“什么？”
艾比抬起眼看看她，“他们告诉了你要去哪儿吗？”
“他们说要到海边。我记得那些是因为我告诉他们，他们运气真好，好像所有的人都要到什么有趣的地方，而我却被绑在这儿。再加上我和男友刚分手，让我很感伤，你知道？”
“我了解。”艾比温和的微笑着。“再多告诉我一些他们的情况，埃伦。还能想到其他任何事情吗？”
她很努力地想了想，然后说：“哦，他们看来很好，但好像很匆忙。我猜是因为她急着要找间盥洗室。我记得的大部分是他们很有礼貌。你知道，很多来这儿的人都要求过借用盥洗室，有些在我拒绝后会很难缠。”
“你提到，你指引他们到休息站，”艾比说，“你记得你是怎么说的吗？”
“当然，我告诉他们距离这里不远处有一个。只要回到64号公路向东”——她强调——“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大约5到10分钟后看到它，不会错过的。”
“当你告诉他们这些时，有没有其他的人刚好也在场听到？”
“人们总是来来往往的，路上旅客太多了。”她想了一会儿。“我知道有个小孩在后面那儿玩小精灵。那个小鬼总是在这儿。”
“有其他的人当时可能接近在柜台边的那对情侣吗？”艾比问。
“有个男人。他在那对男女后面进来。到杂志架那儿逛了一圈，最后买了一杯咖啡。”
“那时你还在跟那对男女说话吗？”艾比气势汹汹地追问着细节。
“是的，我没有忘记是因为他相当友善，而且跟那个男的说了些什么那吉普车是辆好车等等。那对情侣开一辆红色吉普车，是那种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车子就停在大门前。”
“然后呢，发生什么事？”
埃伦在收银机前一个凳子上坐了下来。“嗯，大约就是这样了。接着有其他的顾客进来。那个买咖啡的男子离开，然后，也许5分钟后吧，那对情侣也离开了。”
“而那个买咖啡的男人——在你告诉那对情侣有关休息站的方向时，他仍然站在柜台附近吗？”艾比就是要知道这些细节。
她皱了皱眉头。“不太记得了。但我想，在我告诉他们的时候，他是在杂志那区的。然后好像那女孩往另一个通道去拿她要的东西，再回到柜台时，那男子正好在付买咖啡的钱。”
“你说那对情侣在那男子离开5分钟后才走，”艾比继续问，“他们在做什么？”
“这个，那是花了些时间啦，”她回答，“那女孩拿了6罐啤酒到柜台来，你知道，我要她拿证件出来，她看来不到21岁，所以我不能卖她啤酒。她很客气地接受了，还笑了笑。我是说，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不认为那有什么。见鬼，我自己就那样做过。后来，她买了6罐可乐，接着就离开了。”
“你能描述那名男子的样子吗，那个买了咖啡的？”
“不太能。”
“白人或黑人？”
“白人。看来黝黑。黑发，也许黑棕色，也许是20多、30岁。”
“高、矮、胖、瘦？”
埃伦走向店面后方。“中等身高，也许。是那种还可以的身材，我想。”
“有胡子吗？”
“应该没有……等等……”她的脸闪亮起来。“他的头发很短。没错！事实上，我记得他看起来像军人。你知道，这附近有很多那种军人样子的人，总是在开车前往潮水镇的路上中途休息进到店里来。”
“是什么让你觉得他可能是军人？”艾比问。
“我不知道。但也许是因为他的样子。那很难解释，但当你看过够多军人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把他们认出来。他们有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像纹身啦等等。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纹身。”
“这个男人也有纹身吗？”
她皱眉的表情转成失望。“我没有注意到。”
“那他的穿着怎样？”
“喔……”
“西装领带？”艾比问。
“咳，他没有穿西装打领带，没那样正式，也许是牛仔裤或深色长裤。他可能穿了一件有拉链的夹克……老天，我真的没法确定……”
“你是否碰巧记得他开什么样的车？”
“不，”她笃定地说，“我没有看到他的车。他一定是停在另一边。”
“当警方来问你时，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这些，埃伦？”
“有的。”她眼睛看着正门外的停车场，一辆货车刚刚到达。“我告诉他们相同的故事。只除了一些当时我不记得的部分。”
当两个十来岁的男孩闲逛进来，往电动游乐机方向走时，埃伦把眼光转回到我们身上。我看得出来她已经没什么要说的了，而且开始在想她是不是说得太多。
很显然，艾比也有同样的感觉。“谢谢你，埃伦，”她说，退开柜台。“这个故事会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的报纸上出现。你一定要读一读。”
我们走出店外。
“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要不然她也许要尖叫着说所有的事都必须列为私下讲述。”
“我怀疑她可能甚至不知道那辞汇的意义。”我回答。
“让我惊讶的是，”艾比说，“警察居然没有叫她闭嘴。”
“也许他们有过，只是她无法拒绝可能看到她的名字上报的诱惑。”
64号公路东向休息站，那个店员指引德博拉和弗雷德去的地方，在我们到达时，看起来相当荒凉僻静。
艾比把车停在前头，靠近一排报纸贩卖机。有好几分钟，我们只是坐着没有出声。一棵在我们正前方的小冬青树在车头大灯照耀下，发出银光，路灯被笼罩在白色烟雾中。我无法想像一个人在这种地方独自下车到盥洗室去的景象。
“真叫人毛骨悚然，”艾比喃喃嘀咕着，“老天。我在想，这儿是不是每个星期二晚上都这样荒凉没有人烟，还是因为消息传出去，人们吓坏了。”
“也许是那两个原因的结合，”我回答，“但是你可以相信德博托和弗雷德失踪的那个星期五晚上不是这样子死寂的。”
“他们当时也许就把车停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她沉思着。“也许当时这里到处都是人，因为是劳工节周末的前一天晚上。如果他们是在这儿遇上那个坏人，那人必定是个急躁的狗娘养的混账东西。”
“如果当时到处都是人，”我说，“那么这个地方也应该到处停放着车辆。”
“你的意思是……？”她燃起一根香烟。
“假设这是德博拉和弗雷德遇到某人的地方，再假设他们因为某种原因让那人上了吉普车，那么他自己的车呢？难道说他是走来的？”
“不太可能。”她回答。
“如果他也是开车过来，”我继续说，“而把他的车留在这里，那么除非当时这儿有很多汽车，否则这情形就不会很合理。”
“我懂你的意思了。如果这里只停有他一辆车，又在晚上留在这儿好几个小时，州警很有可能发现。”
“对一个犯下这么一个大罪的人来说，不太可能会发生那样的错误。”我又说。
她想了好一会儿。“你知道，一直困扰着我的是这整件事看来像是随机抽样，却又同时不是随意的选择。德博拉和弗雷德停在这个休息站是随意的。如果他们是在这儿碰上某个坏人——或是在那个7-11碰上，假设说就是那个买咖啡的男子——那都是随机的。但，这之间也有预谋犯罪的计划。事先的考虑。如果有人绑架他们，那人绝对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
我没有回应。
我在想韦斯利所说。一桩跟政治牵连的案件，或一个观察很久的攻击者。如果那对情侣不是自己蓄意要消失的话，我无法想像这事件除了以悲剧收尾之外，还能是什么。
艾比启动了车子。
她一直没有再说话，直到我们来到州界，把档速放在稳定行进上。“你认为他们已经死了，对不？”
“你是想得到一个引述吗？”
“不是，凯，我不是想要个可以引用的回答。你要听实话吗？此刻，我压根儿就不关心那个混账报导，我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鬼事。”
“因为你在担心自己。”
“难道你不会？”
“我想，如果我的电话被窃听，被跟踪，我也会很担心的，艾比。而谈到担心，现在已经很晚了，你看来也相当疲倦，今晚开车回华盛顿听来实在是件傻事。”
她瞥了我一眼。
“我有足够的空间，你可以明天一早出发。”
“如果你有多出的牙刷，我可以躺上去的东西，还有不介意我掠夺你的藏酒。”
我往后靠到椅背上，闭上眼睛，我轻轻地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喝到醉。老实说，我也许会加入。”
我们在午夜时分回到我家，电话铃偏偏在那时开始响了起来，我赶紧抓起话筒。
“凯吗？”
一开始，我没有听出那声音，因为那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然后我的心开始咚咚咚咚急速作响。
“你好，马克。”我说。
“对不起，这么晚打扰你……”
我打断他，但无法掩饰我语气里的慌张。“我现在有同伴。我相信你记得我曾跟你提到过我的朋友艾比·敦布尔，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她今晚要在我这过夜。我们有个很美好的夜晚，还谈了很多很多。”
马克没有反应，停了一会儿后，他说：“也许等你有空时再打电话给我，会比较方便。”
然后我挂断电话，艾比正瞪着我，震惊于我明显表示出来的懊恼。
“老天，那个人是谁，凯？”
我在乔治城的第—个月，即因震慑于法律课程的繁重和人在异乡的疏离感，开始自我封闭，和人保持距离。我当时已经是合格医生，来自迈阿密的意大利裔中产家庭，对生活中的豪华事物没有多少接触经验，然后像是一刹那间，发现置身于一群有才能又漂亮的人群中。虽然我对我的家世背景并不感到羞耻，但在社交场合中，仍感觉一文不名。
马克·詹姆斯是享有特权的分子之一，他有副高挺、优雅的体格，很有自信也相当自负，远在我知道他的名字以前就已经注意到他。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法律图书馆灯光昏黄的书架间，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开始讨论有关侵权行为的一个法律问题时，他那专注的绿色眼睛。我们后来到咖啡馆喝咖啡，持续我们的对话，一直到第二天凌晨。那之后，我们几乎每天见面。
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睡多少觉，而同睡在一张床的时候，做爱更是让我们根本没什么休息的机会。不管我们如何匀出时间在一起，仍嫌不够多。也许当时太傻、太传统，我一度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第二年时，我甚至拒绝承认一些失望的寒意已经在我们之间慢慢沉淀。当我毕业以后，手指戴上另一个人许诺的订婚戒指时，我以为我已经忘了马克，直到不久前，他又神秘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也许东尼是个安全的避风港。”艾比沉思着，提及我的前夫。我们坐在我的厨房里，喝着白兰地。
“东尼是很实际，”我回答，“或者说开始时是这样。”
“有道理，我自己就在我可怜的爱情生活中那样做过。”她喝了一小口酒。“我可以热情地放纵，而天知道机会是在哪儿的，只是从来不会持久。结束时，我就像从战场上退下的伤员，蹒跚踱行地回家，蜷缩在某个从天而来的高贵男子的怀里，听他承诺永远照顾我。”
“那是个童话故事。”
“正是格林童话，”她同意，有点苦涩。“他们承诺会照顾你，而事实上，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要你在家准备晚餐，外加帮他们洗衣服。”
“你刚刚描述了东尼。”我说。
“他到底怎样了？”
“我已经有太久没有跟他说过话了。”
“至少应该维持友谊。”
“他不愿意当朋友。”我说。
“你还想着他吗？”
“你不可能在共同生活了6年后，一点也不去想他。那并不表示我想和东尼复合，但我心中将永远有一部分会关心他，希望他过得好。”
“你们当初结婚时，你爱他吗？”
“我想我是。”
“也许吧，”艾比说，“但在我听来，你似乎从未停止过爱马克。”
我再把我们的酒杯斟满。我们两人明天早上起床时都会不舒服到极点。
“我觉得不可置信的是，你们在分开那么多年之后，居然又在一起，”她继续说，“而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猜马克也从未停止爱你。”
当他再回到我生活里来时，我们分开的那几年好像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似的，过去生活所累积下来的语言模式，使我们难以沟通。我们只有在天黑之后才公开地交谈。他告诉我他曾结过婚，他的妻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我后来知道他放弃了他的法律事业，跟联邦调查局签了约。当我们又在一起之后，日子是那样的甜蜜陶醉，就像我们在乔治城刚刚认识的第一年那些最完美的时光。当然，它并没有持久，历史本来就有自我重复的习惯。
“我想被调到丹佛不是他的错吧？”艾比说。
“他做了决定，”我说，“我也是。”
“你不愿意跟他一起去？”
“我就是他要求请调的原因，艾比，他想要分开。”
“所以他迁移到这个国家的另一边？那听来有些极端。”
“人在气头上时，行为是无法保持理性的，甚至可能犯下大错。”
“而他可能太顽固，无法承认他做错了。”她说。
“他固执，我也固执，我们之间没有一个在这场让步游戏中是赢家。我有我的事业，他有他的。他曾在匡提科，而我也在——那很快就过去，而我从没想要离开里士满，他则从没有想要搬到里士满。然后他开始想回到街上，请求调派到地区办公室，或在首都华盛顿任职。这些情节不断地重演，直到我们之间最后只剩下无止尽的争执。”我停顿了一下，尝试着解释一些永远理不清的乱丝。“也许是我自己有问题。”
“你不能一边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一边继续你以前的生活方式的，凯。”
我跟马克之间，对彼此说过那样的话有多少次了？到最后，我们除了那个命题外，什么也没有了。
“真的值得为了维持你所谓的自我，来付出你现在尝到的代价吗？那个你们两人都在付出的代价？”
有无数次我也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但我没有向艾比倾吐。
她点燃一根香烟，向那瓶白兰地伸手过去。
“你们两个是否去求教咨询过，”
“没有。”
这个回答并不完全真实。马克和我确实没有去寻求协助，但我自己有，而且还继续看着一个心理医生，虽然现在已经没那么频繁。
“他知道彭顿·韦斯利吗？”艾比问。
“当然。彭顿早在我来弗吉尼亚之前，就在学院训练马克，”我回答，“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马克在丹佛的工作是什么？”
“我不知道，一些特别的任务吧。”
“他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吗？那些情侣的事？”
“我想是吧。”停顿了一会儿，我问，“怎么了？”
“我不知道，但是你和马克谈话时要小心注意。”
“今晚是好几个月来他第一次打电话。你听到的，我跟他没说什么。”
她站了起来，我领她到卧房。
我拿睡衣给她，又指着盥洗用具，她继续说着话，但刚喝下的白兰地显然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他会再打电话来，或你会打给他，所以要小心些。”
“我并没有打算打电话给他。”我说。
“那么，你真是跟他一样糟糕，”她说，“你们两人就像地狱小鬼一样刚愎自用，又记仇。好了，那就是我对这个情况的评价，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必须在8点钟到达办公室，”我说，“我会在7点钟把你叫醒。”
她轻轻拥抱我，亲亲我的面颊，道声晚安。
那个周末我很早就外出，买了份《华盛顿邮报》，但没有找到艾比的报导。下一个星期也没有，又过一个星期，仍然没有。我觉得奇怪。艾比还好吧？为什么打自她来里士满拜访我之后，就没听到过她的一点消息？
10月底时，我打了电话到报社的办公室。
“很抱歉，”一个男士的声音，听来很急促匆忙。“艾比在休假中，要到明年8月才会回来复职。”
“她还在华盛顿吗？”我问，惊讶得无以复加。
“不清楚。”
挂断电话，我翻阅我的电话簿，打到她家。那头传来答录机的声音。艾比在往后数星期并没有回我的电话，也没有只字片语。一直到圣诞节刚过不久，我才开始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1月6日，星期一，我回家，在我的信箱里找到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寄信人住址，但上面的字迹我是再熟悉不过。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一张黄色法律用纸，潦潦草草地签有“FYI·马克”的名字，和一份从最近《纽约时报》里剪下的短文。我无法相信地读到，艾比·敦布尔跟书商签了约，要写有关弗雷德·柴尼和德博拉·哈威消失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这件案子跟弗吉尼亚州其他四对情侣先失踪后死亡的案件之间“恐怖的牵连”。
艾比曾经警告我要小心马克，现在换他来警告我小心她，或者他把这则剪报寄来有其他的用意？
我失魂落魄地独自坐在厨房，心中反复斗争着是要在艾比的留言机上留下痛恨的言语，还是打电话给马克，最后我决定打给安娜，我的心理医生。
“你觉得遭人背叛了？”当我终于在电话中跟她联络上时，她问。
“那是最轻微的说法，安娜。”
“你早知道艾比在为报纸写这篇故事，那跟写成书真有那么大的不同吗？”
“她从没有告诉我她要写的是一本书呀。”我说。
“因为你觉得被背叛，并不表示实际上真是如此，”安娜说，“那是你这个时刻的知觉观感，凯。你必须给自己一些时间等一等，看一看。至于马克为什么会把那份报导寄给你，你可能也需要时间观察，也许那是他想要跟你联络的方式也不一定。”
“我在想我是不是要找个律师，”我说，“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我对艾比书上会出现什么，一点概念也没有。”
“我想目前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相信她所说的话，”安娜劝说着。“她说你们之间的谈话纯属私人。她以前让你失望过吗？”
“没有。”
“那么我建议你给她一个机会，给她机会解释。再说，”她说，“我不认为她有多少资料能写成一本书。这事件到目前为止没有逮捕任何人，还有那对情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尚未确定。他们还没有出现。”
那论述带来的苦涩嘲讽在两个星期后再次打击我。那是1月12号，我在维州首府大厅等着一个要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中审核的法案结果，那个法案关系授予法医调查局成立DNA资料库的权力。
我刚从一个快餐店回到大厅，手中捧着杯咖啡，然后我看到帕特·哈威，优雅的身材裹在一套海蓝色的喀什米尔套装里，手臂下夹着一个有拉链的黑色皮革公文包。她正在大厅跟一些议员们说话，一看到我，立刻往我这方向走来。
“斯卡佩塔医生。”她说，伸出她的手。她看来因为我而松了口气，但仍然皱着眉，压力重重的样子。
我奇怪她竟不在华盛顿，然后她像看透我似的回答我的疑惑。“我被邀请来支持州议案，”她说，带着含有焦虑的微笑。“那么，我猜，我们今天是抱着同样的目的来的。”
“谢谢你，我们的确需要所有可能的帮助和支持。”
“我认为你无庸担心。”她回答。
她也许是对的，有国家药物局总裁的现身支持及媒体的披露，会给法务委员会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在一阵不知如何接续的静默中，我们两人各自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潮，然后我悄悄地问她：“你还好吗？”
有那么一会儿，泪水蒙上她的眼睛。她很快地看了我一眼，嘴边仍是焦虑微弱的微笑，然后往大厅的另一端走去。“对不起，我看到我必须和他谈谈的人。”
帕特·哈威还没离开到听不到我这边的声音时，我的传呼机就响了起来。
一分钟后，我回了电话。
“马里诺已经上路了。”我秘书在电话中解释着。
“我马上动身，”我说，“把我的现场装备准备好，罗丝，确定所有的东西都整齐放好，手电筒、照相机、电池、手套。”
“好的。”
我一边诅咒着脚上的高跟鞋和下个不停的雨，一边匆匆忙忙走下阶梯，往葛分那街跑去。风撕扯着我的雨伞，我禁不住想着当哈威太太知道这消息后，会怎样的消沉痛苦。感谢上帝，当我的传呼机响着那骇人的警报时，她没有站在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