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关正确与错误或正义与邪恶时，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是立场鲜明、决不妥协的。他骨子里的“决不动摇”原则，是一百年前从英国的波塔唐跨越大西洋带过来的，此前两百年，他的祖先从苏格兰西海岸把长老会理念带到了北爱尔兰。
在遇上邪恶时，忍耐意味着宽容，宽容意味着姑息，姑息意味着屈服。这是他绝对不会去做的。
他读到私家侦探的报告和那个塞尔维亚人的证词，获悉里基·科伦索的死亡详情后，他下定决心，如果可能，一定要把对此事负责的那个人带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的国家，来接受法庭的审判。
在所有读到过那份报告，接到过国务卿鲍威尔和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联名命令的情报机关人员中，只有他几乎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私事在办，但他的部门没有关于佐兰·季利奇目前状况的情报，因此他也没什么办法。
作为最后的一个措施，他把这个塞尔维亚恶棍的一张正面照片转发给联邦调查局驻在世界各地的三十八位代表。
这张照片远比任何新闻媒体资料室存的照片都要清晰，虽然不像南斯拉夫清洁女工提供给复仇者的那张一样是近期的。五年前根据中情局情报站长的命令，有人在贝尔格莱德用一架长焦距照相机拍摄到了季利奇，当时，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季利奇是米洛舍维奇政权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这张照片拍摄到的画面是季利奇刚刚从汽车里出来，正好挺直腰杆，抬头面向四分之一公里之外他所看不见的镜头。在美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联邦调查局从中情局同事那里得到了一张洗印出来的相片，于是两个情报机关都有了相同的照片。
从广义上说，中央情报局在美国之外开展行动，而联邦调查局则在国内活动。除此之外，在反间谍、反恐怖和反刑事犯罪方面，调查局必须积极广泛地与外国，尤其是盟国合作，因此它在国外也派驻法律随员。
看上去，法律随员似乎是某种外交任命，是对国务院负责的。其实不然。这种法律随员其实是美国使馆内的联邦调查局代表。现在，他们都收到了由副局长弗莱明发送过来的这张季利奇的照片，希望能获得一次幸运的突破。这个出乎意料的突破是由本·扎伊德警官带来的。
穆沙·本·扎伊德，要是别人问起来，也会回答说自己是一个好男人。他为自己的酋长，即迪拜的马克土穆酋长服务，忠心耿耿，拒收贿赂，崇敬真主，按章纳税。如果他在暗地里把有用的情报传递给美国使馆里的朋友，那么这只是他的祖国与盟国之间的合作，不能与任何其他事情相混淆。
七月份的这一天，在室外的气温达到摄氏三十八度的时候，他正在美国使馆开着空调的凉爽的大堂里，等待着他的朋友过来带他出去吃午饭。他的目光游离到了那块告示板上。
他站起来，走了过去。那个告示栏通常写着一些事件和活动通知、客人的抵离日程安排，以及参加各种俱乐部的邀请。其中有一张照片，还附有一个问句：“你见过这个人吗？”
“嗯，你见过吗？”在他身后一个欢快的声音问道，一只手也同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是比尔·布伦顿，他的联络人，今天中饭的主人，美国使馆的法律随员。他们友好地互相打了招呼。
“见过，”警官说，“两个星期之前。”
布伦顿的笑容消失了。朱梅伊拉海鲜馆可以等一会儿再去。
“到我的办公室去。”他提议。
“你还记得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吗？”回到办公室里后，调查局的这位代表问道。
“当然记得。大概是十四天之前。我在哈伊马角走访亲戚。当时我正在法赛尔路上。你知道这条路吗？就是城外的那条海滨大道，在老城区和海湾之间。”
布伦顿点点头。
“嗯，当时一辆卡车正倒车驶入一个狭窄的建筑工地。我不得不停车。我的左边是一个露天咖啡馆。有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其中就有这个人。”扎伊德朝放在法律随员办公桌上的那张照片做了一下手势。
“不会搞错吧？”
“不会。就是这个人。”
“他与其他两个人在一起？”
“是的。”
“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一个只知道名字。另一个只见过面。知道名字的那个人叫鲍特。”
比尔·布伦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弗拉基米尔·鲍特实际上并不需要向东方或西方的任何情报官作介绍。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前克格勃少校，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主要的黑市武器交易商，一个头号死亡商人。
他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出生于杜尚别的塔吉克斯坦人，但他精通下层社会的手段。俄罗斯人简直可以算是这个星球上最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在前苏联时期，曾把所有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外来居民统统称为“黑人”。只有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才能逃避这种称呼，上升为与俄罗斯人平起平坐的等级。对于一个有一半塔吉克斯坦血统的人来说，能毕业于享有盛名的克格勃培训基地——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并爬上少校军衔这种地位，确实是不同寻常的。
他被分配到苏联空军的航空运输团，那是一个把军火卖给反对西方政权的游击队，或第三世界政权的秘密组织。他会说葡萄牙语，所以在安哥拉内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在空军中建立起一些可怕的特殊关系。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时，局面混乱了好几年，部队的司令官们纷纷把他们能够得到的军事装备廉价卖了出去，军事管理体系分崩离析。鲍特以极其便宜的价格购进了他自己部队的七十六架伊柳辛飞机，开始从事航空包机和运输业务。
到一九九二年，他回到了南方的家乡。阿富汗内战开始了，就发生在他的祖国塔吉克斯坦的国境对面，其中一个主要的权力争夺者，是他的塔吉克同胞杜斯塔姆将军。这位野蛮的将军所需要的唯一“货物”是军火。鲍特提供了。
一九九三年，他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露面，这里是经由比利时前殖民地、一直战火纷飞的刚果进入到非洲市场的便利之地。他的供应源源不断，前苏联庞大的武器库仍在按虚构的体系运转着，他的新客户中有卢旺达和布隆迪大屠杀的凶手。
最后，他把比利时人也搞得坐立不安了，于是他被赶出了奥斯坦德。一九九五年时，他出现在南非，把武器出售给互相交战的安哥拉政府和游击队。但在纳尔逊·曼德拉当上南非总统之后，他在那里的形势也开始变得不利，不得不匆匆地离开了。
一九九八年，他在阿联酋露面并在沙迦安顿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把他的档案放到了阿联酋当局的面前，于是在比尔·布伦顿与本·扎伊德警官一起坐到美国使馆办公室之前的三个星期，鲍特已经再次被撵了出去。
但他只是沿着海岸北上，搬到十六公里以外的阿治曼，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工商会大楼里搞了一个套房。人口仅四万的阿治曼，没有石油，只有少量的工业，与沙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对比尔·布伦顿来说，这次目击是很重要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上司柯林·弗莱明会对这个失踪的塞尔维亚人感兴趣，但这份报告肯定能使他获得胡佛大厦的赞赏。
“那么第三个人呢？”他问道，“你说你见到过他？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吗？”
“当然了。就在这里。他是你的一位同事吧？”
如果比尔·布伦顿认为他在这一天得到的惊天消息就此结束，那么他错了。他感觉到他的胃部在搅动。他仔细地从办公桌最下面的一格抽屉里拿出一本卷宗。这是使馆工作人员的简明花名册。本·扎伊德警官毫不犹豫地指向文化随员的那张脸。
“就是这个，”他说，“他就是坐在桌子边的第三个人。你认识他？”
布伦顿当然认识他。美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多，但这位文化随员是一个大忙人。这是因为在外交官身份的掩护之下，他实际上是中情局驻阿联酋的情报站站长。
来自迪拜的消息使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怒火中烧。倒不是因为兰利的人跟弗拉基米尔·鲍特那样的人搞在一起。这也许是情报收集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使他愤怒的是，中情局的某一个高官显然对国务卿柯林·鲍威尔本人，和他自己的上级司法部长说了谎。这么做显然打破了许多规矩，而且他清楚地知道是谁破了这些规矩。他打电话到兰利，要求紧急会晤。
弗莱明以前见过这个人。他们曾当着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面发生过抵触和摩擦，但没有伤及感情。对手之间偶尔还能互相吸引，但这次不同了。
保罗·德弗罗是早先马萨诸塞州的贵族后裔。他出生在波士顿的一个文人雅士家庭。
他在上学之前就显示出他的聪敏才智，之后顺利地就读于波士顿高等专科学院，那是美国最负盛名的耶稣会学术机构之一。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波士顿高专的导师们对他的评语是，一个优秀人才，如果没有成为资深学者，那么有一天肯定会加入耶稣会。
他攻读的是人文科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主攻哲学和神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与他的资深神学导师一起就教义的概念问题讨论到深夜。
一九六六年时他十九岁。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浪潮似乎能席卷第三世界，把西方留在一个遭到围困的孤岛上。就在那时候，教皇保罗六世恳求耶稣会承担起向无神论挑战的先锋队任务。
对保罗·德弗罗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无神论并不一定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一定是无神论。他将为他的国家服务，但不是在宗教界或学术界，而是在另一个领域。在乡村俱乐部里，他父亲的一位同事介绍过来的一个抽烟斗的人，安静地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
在从波士顿高等专科学院毕业后一星期，保罗·德弗罗就宣誓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富有诗意、明媚灿烂、充满自信的开端。丑陋的真相后来才慢慢显露。
由于他的显贵背景和熟人关系，他在这个集团里步步上升，用他的平易近人和聪明才智挫败了其他人的嫉妒。随着时间流逝，他还证明在中情局里他具有比其他人更吃得开的品质：忠诚。因此，其他许多错误都可以得到宽恕。
他在三个主要部门里都工作过，行动、情报（分析）、反情报（内部安全）。但他的生涯随着约翰·多伊奇局长的到来而遇到了阻碍。
这两个人互相看不惯。这种事情很常见。多伊奇没有情报工作的背景，他是最近经过一系列政治任命而走马上任的。他知道，能流利地说七门语言的德弗罗暗地里看不起他，他这么认为也许是对的。
德弗罗认为，中情局新局长是来自阿肯色州的那个新总统任命的政治正确的傻瓜。虽然同是民主党人士，德弗罗一点都不欣赏这个新总统，这还是在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之前。
多伊奇和德弗罗本来就不是一对天造地设的搭档，后来，在德弗罗为驻南美的一个部门负责人进行辩护时，他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了。那个南美分支被指控与品行败坏的线人合作。
当时，除了几个老派人物还在留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好时光”，整个中情局已经体面地完全接受了第12333号总统令。这个总统令是由罗纳德·里根总统发布的，禁止任何“终结”行动。
德弗罗有相当多的保留意见，但他的级别太低了，不会引起上面的重视。在他看来，在一个各方都在秘密收集情报的根本谈不上完美的世界里，有时候会出现叛徒或相当于叛徒的人，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这样的敌人也许不得不被“终结”掉。换句话说，为了保留十条命，也许必须终结一条命。
至于是否要“终结”的决策，德弗罗认为，如果局长本人并不足以被高层委付做出这种决定，那么他根本不配当局长。
但克林顿当政时期，对政治正确的强调过了头。以资深特工的观点来看，为了政治正确，就下令不准采用名声不好的人传递过来的情报，这简直是在乱弹琴，无异于要求把情报来源局限在僧侣和唱诗班孩子身上。
德弗罗手下这位负责南美情报官，仅仅因为使用了前恐怖分子提供的一个现行恐怖分子的情报而面临处分，眼看前程即将毁于一旦；德弗罗写了一份极其尖酸刻薄的报告为他辩护，引得它像前苏联的非法手抄本一样在行动部职员中间争相传阅。
多伊奇就此事要求德弗罗走人，但副局长乔治·特内特提议要谨慎行事。结果走掉的是多伊奇，由特内特本人顶替。
一九九八年夏天，非洲的两座美国使馆被炸了。这事使得这位新局长需要启用更泼辣更高效的知识分子。
即使是最底层的清洁工也知道，自一九九一年冷战结束之后，新的战争形态主要是与持续成长的恐怖主义作斗争，而在中情局内，直接负责此项行动的机构就是反恐中心。
保罗·德弗罗此时并没在反恐中心工作。因为他熟练掌握的几门外语之一是阿拉伯语，他曾三次出任阿拉伯国家的情报官，所以当时他是中东处的第二把手。
美国驻非洲的两个使馆挨炸后，局里把他从中东处抽调出来，负责一个小小的专业工作组，只向局长本人报告。这项工作被叫做“游隼行动”，源自在猎物上空静静地盘旋着的隼鸟，这种捕猎者在确信能给猎物以致命一击时，才以可怕的速度和准确性突然降临。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德弗罗可以没有限制地使用来自任何渠道的情报，只要是工作所需。他还有一个小小的专家组。作为他手下的二号人物，他选择了凯文·麦克布莱德——不是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经验丰富，工作积极，忠心耿耿的实干家。现在，正是麦克布莱德接听了这个来自胡佛大厦的电话，他用手捂住听筒。
“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来电，”他说，“听口气好像很不高兴。我回避一下吧？”
德弗罗做手势让他留下来。
“柯林……我是保罗·德弗罗。有什么事吗？”
听着听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好的，我认为见面谈比较好。”
见面地点是一座安全房，适合于争论。这里每天都会“打扫”窃听装置，每一个字会录下来，以供与会人员知晓。
弗莱明把比尔·布伦顿的那份报告扔到了德弗罗的鼻子底下，让他去看。这位阿拉伯问题专家的脸保持着无动于衷。
“那又怎么样？”他问道。
“请不要告诉我，迪拜的那位警官搞错了，”弗莱明说，“季利奇曾经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军火走私者。他离开了，消失了。现在他被人看见与海湾和非洲地区最大的军火贩子在一起。这并不奇怪，完全符合逻辑。”
“我做梦也不想否认这个逻辑。”德弗罗说。
“你们负责阿拉伯湾地区的人也掺和在一起。”
“中情局负责海湾地区的人，”德弗罗柔和地说，“你为什么找我？”
“因为你实际上在主管中东，虽然说起来你是第二把手。因为中情局在海湾的所有情报官都会向你汇报。因为即使现在你是在搞某个特别项目，但这种形势并没有改变。因为我非常怀疑两个星期之前，并不是季利奇首次踏上那片土地。我的猜测是，当上头的那个命令下达时，你确切地知道季利奇在什么地方，或者至少知道他将会在海湾出现，可以在某一天去把他抓获。但是你什么也没有说。”
“那又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中，怀疑离证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朋友，这事比你认为的更为严重。不管怎么说，你们的特工在与已知的罪犯、最肮脏的恶棍同流合污。这是违反规定的，绝对违反所有的规定。”
“好吧。一些愚蠢的规定已经被违反了。我们的事业可不是那些大惊小怪、胆小怕事的人能干的。即使调查局也应该明白容小恶而行大善。”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柯林·弗莱明厉声说。
“我尽力吧，”德弗罗拖长声调说，“好吧，你坐立不安了。这事你打算怎么办？”
再也没有必要讲究礼貌了，双方已经撕破了脸。
“这事我决不会放任不管。”弗莱明说，“这个季利奇罪大恶极。你肯定也读到过那个报告，知道他对乔治城的那个小伙子犯下的暴行。但你们在同流合污。你知道季利奇能做什么，也知道他已经做了什么。都记录在卷宗里，而且我知道你肯定已经读过了。有证词说，他曾经把一个不肯捐钱的小店老板倒吊在距两条电棒十几厘米的地方，直至那人脑袋沸腾。这是个杀人魔王。你们到底为什么要使用他？”
“假如我确实在使用他，那么这事也是保密的。即使对于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也是如此。”
“抛弃那个恶棍。告诉我们，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柯林·弗莱明气得浑身发抖。
“你怎么可以这样傲慢？”他喊道，“早在一九四五年，在被占领的德国，我们就不与纳粹来往，尽管他们也反对共产主义。我们决不应该那么做，我们决不应该去与那些猪猡沾边。在当时这是错误的，在现在也是错误的。”
德弗罗叹了一口气。这事正在变得令人讨厌，而且毫无意义。
“别给我上历史课了，”他说，“我重复一遍，这事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把我知道的事报告你们的局长。”弗莱明说。
保罗·德弗罗站了起来。谈话应该结束了。“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去年十二月时我也许会被你吓倒，被你的火烤焦。但今天我水火不侵。时代不同了。”
他的意思是，二○○○年十二月时，总统是还比尔·克林顿。
在佛罗里达州计票站的一阵混乱之后，乔治·W·布什于二○○一年一月宣誓就职总统，他最热情的支持者就是现任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
而且围绕在乔治·特内特身边的那些高官们不希望看到“游隼计划”失败，有人刚刚把克林顿的规定扔进了垃圾箱。不管怎么说，他们自己也常常做些不太符合道德标准的事。
“这事还没有结束，”弗莱明朝着离去的背影喊道，“他会被找到的，会被抓回来，只要我还能尽上力，我就不会放弃。”
在返回兰利的路上，德弗罗在汽车里回想着这句话。如果没有建立起警戒的雷达，他是不可能在中情局这个蛇窝里混上三十年的。他刚刚树立了一个敌人，一个也许很糟糕的敌人。
“他会被找到的。”由谁去找？怎么去找？胡佛大厦的这位道德学家又能怎样“尽上力”？他叹了一口气。小心不为过，要绷紧警惕的弦。他将不得不像一只猎鹰那样注视着柯林·弗莱明……或者说，像一只游隼。这个玩笑使他高兴了，但是他没能高兴得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