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卢卡斯参议员是国会山的一位老政治家。他知道，就里基·科伦索的调查报告和米兰·拉耶克的证词，他如果要去执行任何正式行动，那他必须走上层路线，直接找最上层。
去找部门的领导是没有用的。整个中层的公务员们总是习惯于把皮球踢到另一个部门去。工作永远是别人的。只有从最上层直接布置下来的工作才会有一个结果。
作为共和党参议员和老布什多年的朋友，彼得·卢卡斯可以去找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和新任的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这两人就等同于国务院和司法部，这两个部门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即使如此，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内阁部长们不想听到问题和疑问；他们更愿意直接得到建议和解决方案。
引渡不是卢卡斯的专业范围。他需要弄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需要调研，他有一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正适合去做调研。他把工作布置下去了。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最佳的猎手，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聪明姑娘带着答案回来找他。
“这个畜生，季利奇，根据一九八四年的《刑事犯罪控制法案》，是可以逮捕他并引渡到美国来的。”她说。
她发现的那一段文字来自一九九七年国会关于情报和安全的听证会。确切地说是来自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罗伯特·布赖恩特就犯罪议题向众议院委员会做的演讲。
“我已经把有关条款涂上了荧光笔，参议员。”她说。他谢过她，然后去看摆放在他面前的章节。
“联邦调查局的海外职责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国会首次通过法律，授予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公民被谋杀后可在海外行使联邦管辖权。”布赖恩特在四年前这么阐述。
在这段温和的文字后面，是一项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大部分美国人所忽视的令人惊愕的法案。在一九八四年的《刑事犯罪控制法案》之前，国际社会认为，如果有人在法国或蒙古被谋杀，那么只有法国或蒙古政府有权去实施调查、抓捕和审判杀人犯。不管受害人是法国人、蒙古人或者是正在访问的美国人。
美国则简单地声称其有权认为，如果你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谋杀了一个美国人，那么这相当于你在纽约的百老汇杀了他。意思是，美国的管辖权遍及全世界。国际社会并没有认同这一点；只是美国自己在这么说。然后布赖恩特先生继续阐述。
“……而且一九八六年的《外交安全和反恐混合法案》，就海外对美国公民实施恐怖活动的情况，确定了一项新的海外法令。”
“这没有问题，”参议员想道，“季利奇既不是一个南斯拉夫军人，也不是一名警察。他是单干的个体户，一个恐怖分子。根据这两项法令，可以把他引渡到美国来。”
他继续读下去，一九八六年的这个新法令说：“在经主权国同意后，联邦调查局有权向发生刑事犯罪的主权国派去特工人员执行海外调查，使美国能向在国外实施针对美国公民的刑事犯罪的恐怖分子进行起诉。”
参议员皱起了眉头。这讲不通啊，这是不完整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在经主权国同意后”。各国的警察机关之间的合作并不稀奇。当然，联邦调查局可以接受一个外国警察机构的邀请，飞赴那里去协助解决问题。这么做已经有好多年了。那为什么还要有两部不同的法案，一九八四年的和一九八六年的？
答案在于，第二部法案远比第一部更加深入，而且那句“在经主权国同意后”，其实是布赖恩特先生安抚委员会的用语。他在暗示，但不敢明说的（后来他在克林顿时期说出来了），就是“劫持”。
在一九八六年的法案中，美国授予自己权力，可以有礼貌地要求把一个杀害美国人的凶手引渡回美国。如果答复是“不行”，或者因无休止的耽搁导致事情一直悬而未决，那就不客气了。美国有权派出一支秘密特工小组，去抓住那个凶犯，把他带回来审判。
如同联邦调查局反恐专家约翰·奥尼尔在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时所说的：“从现在起，主权国同意与否毫不相干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去海外抓捕杀害美国人的凶手，这样的行动被称为“劫持”。自从罗纳德·里根当政时该法案得到通过以来，已经进行了十次这种极为隐蔽的行动。这全是因为一艘意大利邮轮而开始的。
一九八五年十月，从意大利热那亚出发的“阿基利·劳罗”号旅游船正巡航在埃及的北海岸，前方还要停靠以色列海港，船上装载着货物和游客，包括一些美国人。
四个巴勒斯坦人悄悄地上了船。他们属于“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一个依附于巴解组织的恐怖团伙。其时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正在突尼斯流亡。
恐怖分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劫持船舶，而是要在以色列的停靠港阿什杜德下船，把以色列人质带到那里去。但在十月七日，当海轮航行在亚历山大与塞得港之间时，他们待在一间舱室里检查武器，这时候一位服务员走进来，看见枪械后开始叫喊。四个巴勒斯坦人在惊慌之下劫持了邮船。
接下来是四天的紧张谈判。阿布·阿巴斯从突尼斯飞了过来，自称是阿拉法特的谈判代表。但特拉维夫方面并不认同，他们指出，阿布·阿巴斯是巴解阵线的头目，不是一个友善的协调人。最后双方达成了一个交易：这些恐怖分子离开那艘邮轮，坐埃及的一架客机返回突尼斯去。那位意大利船长在枪口之下确认，没有人受到伤害，他是被迫说谎。
在邮轮获释后，很快就弄清楚，这些巴勒斯坦人在第三天杀害了七十九岁高龄的美国游客——坐轮椅旅游的纽约人利昂·克林霍弗。他们朝他的脸部开了枪，并把他连人带轮椅扔进了海里。
对美国政府来说，事情到此为止；所有的交易都吹了。但杀手们已经在空中了，在返回他们家乡的途中，在一个对美国友好的主权国家的一架定期航班上，飞行在国际空域里；也就是说，不可触及。但可能还有办法。
美国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正沿着亚得利亚海南下，飞行甲板上装载着F-14雄猫战斗机。当夜幕降临时，埃及的那架客机正在克里特岛外围朝着突尼斯飞去。突然间，四架雄猫围住了客机。大惊失色的埃及机长请求在雅典紧急降落。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雄猫发出信号，他应该跟他们走，不然就要承担后果。同样从“萨拉托加”号航母起飞的EC-2鹰眼电子侦察机，捕捉到了埃及客机与战斗机之间的通话。
在美国战机的裹胁下，这架载着杀手以及他们的头目阿布·阿巴斯的客机，降落在美军在西西里的基地锡戈内拉。然后事情变得复杂了。
锡戈内拉是美国海军与意大利空军合用的一个基地。从技术上说，它是意大利的领土，美国只是支付租金。罗马的意大利政府，在激动之下宣称他们有权审判这些恐怖分子。“阿基利·劳罗”号旅游船是他们的，这个基地也是他们的。
最后由里根总统亲自打电话给布置在锡戈内拉的美军特种部队小分队，命令他们退出来，让意大利人去抓捕那些巴勒斯坦人。
在那艘邮轮的船籍港热那亚，四个小人物受到了及时的审判。但他们的头目阿布·阿巴斯却在十月十二日那天像空气般地飘走了，后来一直逍遥法外，直至二○○三年四月伊拉克战争期间，才被美军特种部队在巴格达西部的沙漠里抓获。意大利国防部长引咎辞职。当时的总理是贝蒂诺·克拉克西，他后来死在了流放之中，也是在突尼斯，原因是其当政时的大肆贪污受贿。
里根总统对这种背信弃义做出的反应是通过那部《混合法案》，昵称为“下不为例法案”。最后，不是威斯康星州那个聪明的年轻姑娘，而是联邦调查局已退休的反恐专家奥利夫·雷维尔，在接受这位老资格参议员请吃晚饭时，告诉了他关于“劫持”这件事。
即使这样，对于季利奇似乎并不需要“劫持”。米洛舍维奇之后的南斯拉夫，热切地希望重返国际社会。她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以重建经北约七十八天轰炸之后已经千疮百孔的基础设施。新总统科什图尼察肯定会认为，把季利奇逮捕起来并引渡给美国是小菜一碟。
这正是卢卡斯参议员要向柯林·鲍威尔和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提出来的请求。如果出现最糟糕的情况，他就会要求去执行秘密劫持。
他让他手下的写作班子把私家侦探一九九五年的那份详细报告改写成一纸页，解释里基·科伦索如何去波黑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直至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他进入了一条孤独的山谷里。
那天上午在山谷里发生的事情，根据米兰·拉耶克的描述，被压缩成两张纸，最恐怖的那些段落被涂上荧光笔作为重点。再附上了他的一封亲笔信件。这样就做成了一份便于部长们阅读的文件。
那是国会山教会他的事，拿到上层去的文件越简单扼要越好。四月下旬，他与这两位内阁部长会面了。
两人都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汇报，答应会去阅读这个文件并把它批转给他们部里的有关部门去处理。他们是说到做到的。
美国有十三个主要的情报收集机构。他们很可能储存着每天二十四小时从整个地球上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所收集来的百分之九十的情报。
这些数量浩瀚的情报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吸收、分析、过滤、研究和分类储存，这本身就很成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各个情报机关之间互不通气。
美国谍报机关的头子们在深夜泡酒吧时会嘀咕，他们很是欣赏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做法。
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每周在伦敦碰头开会，由一位资深可信的官员召集这个国家的四个情报机构：秘密情报局（负责国外）、国家安全局（负责国内）、政府通讯总局（负责监听）和苏格兰场（即警察局）特别分队。
互相分享情报可以避免重复劳动，少浪费时间，但其主要目的在于，由不同地点，不同的人所收集来的零星情报，可能拼凑成大家都在期望的一幅完整的画面。
卢卡斯参议员的报告被分送到了六个情报机关，于是大家分头在文档里查找，是否保存过一个叫佐兰·季利奇的南斯拉夫歹徒的档案。
ATF，即酒精、烟草和火器部门，没有查到任何资料。季利奇从来没在美国活动过，而ATF极少执行国外任务。
另五个机构分别是，国防情报局（DIA），它对武器交易很感兴趣；国家安全局（NSA），它是它们中最大的，在马里兰州的“暗室”里工作，每天监听千万亿份通话，电子邮件和传真，所使用的技术几乎超越了科学幻想；缉毒署（DEA），世界上任何地方走私毒品的任何人都是它关注对象；当然，还有联邦调查局（FBI）和中央情报局（CIA）。最后这两个情报机构专长于收集关于恐怖分子、杀人凶手、军阀和敌对政权等等的情报。
时间过了一个多星期，四月份进入了五月份。但因为该任务由最高层布置下来，所以清查工作是彻底的。
国防情报局、缉毒署和国家安全局都拿来了厚厚的卷宗。他们凭着各自的神通，已经知道佐兰·季利奇好几年了。他们的大多数记录，都是关于他在南斯拉夫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活动：作为米洛舍维奇的帮手，非法经营毒品和军火，组织黑社会性质的赢利业务。
他在波黑内战时杀害过一个美国年轻人，他们并不了解，于是他们都认真对待了。如果可能，他们会提供帮助。但他们的卷宗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只查到了参议员询问之前十六个月的情况。
他已经不见了，蒸发了，消失了。对不起。
在夏季绿荫环抱下的中央情报局大楼里，局长把这份询问交给了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副局长把这项任务传达给四个处室：巴尔干、反恐、特别行动和军火交易。他甚至按照程序，还询问了成立不到一年的那个被称为“游隼”的小小的秘密办公室。这个小办公室是美军驱逐舰“科尔号”上十七名水兵在亚丁港遭杀戮后成立的。
但回答是相同的。是的，我们是有档案，但都没有最近十六个月的情况。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同事的说法。他已经不在南斯拉夫了，但是至于他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已经有两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了，所以没有理由去花费时间和金钱。
另一个希望较大的情报机构应该是联邦调查局。在宾夕法尼亚巨大的胡佛大厦里，肯定应该有确切的、最近的卷宗，指明现在可以到哪里找到这个冷血杀手，把他捕获，带回来绳之以法。
新近被任命为路易斯·弗里赫接班人的罗伯特·米勒局长，把这项工作布置下去了，还标上了“立即办理，不得耽搁”的标签。该文件被送到了副局长柯林·弗莱明那里。
弗莱明一直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简直有一辈子那么久。他不记得有哪怕一分一秒他不想当调查员，他从小就想。他有苏格兰长老会教徒的血统，具有根深蒂固的法律、秩序和正义观念。
对待局里的工作，他是一位原教旨主义者。在处理犯罪事务时，妥协、迁就和让步只不过是姑息的借口。这是他所切齿痛恨的。他也许不太圆滑，但他以坚韧和忠诚作了弥补。
他来自于新汉布什尔州的花岗岩山区，那里的人们与磐石一样顽固坚强。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彼得·卢卡斯是他的参议员。当初他曾为卢卡斯的当选出过力，并由此结识了他。
在读完这份简要的报告后，他打电话给参议员的办公室，要求看阅私家侦探的详细报告和米兰·拉耶克的完整证词。当天下午，一份厚厚的资料给他送了过去。
他越看越气愤。他也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儿子，是一位海军飞行员，想到发生在里基·科伦索身上的事，他义愤填膺。联邦调查局应该把季利奇带回来绳之以法，不管是通过正式引渡还是秘密劫持。作为主管所有海外反恐行动的负责人，他将亲自授权，派遣一支秘密劫持特工小组去抓捕那个凶手。
但是调查局没法这么做。因为调查局与其他情报机构处于同样的境地。虽然季利奇胡作非为多年，贩卖毒品，走私军火，已经让联邦调查局把他视作重点关注的人物，但他从来没有因为从事或支持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而被抓住过；所以当他消失时，他就消失了，调查局没去追查过他。他的档案在十六个月之前结束了。
无奈之下，弗莱明只得与其他情报机关一起十分遗憾地承认，他们不知道佐兰·季利奇在哪里。
不知道所在地，就不能向一个外国政府提出引渡的申请。即使季利奇现在畏罪躲在了一个通常政府当局所不知道的地方，联邦调查局也得知道他的具体地点，才能去实施抓捕行动。在给参议员的私人信件里，弗莱明副局长抱歉地说，调查局不清楚他究竟在什么地方。
但苏格兰高地的基因赋予弗莱明坚韧的性格，他不肯轻易放弃。两天后，他约弗雷泽·吉布斯一起吃了顿午饭。
联邦调查局有两位几乎是偶像般的退休官员，如果他们回去举办讲座，调查局的昆亭可培训中心会挤满学生。一个是个子高大的前橄榄球运动员、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奥利夫·雷维尔；另一个是弗雷泽·吉布斯。早期特工生涯中，吉布斯曾经打入黑帮组织中卧底，其危险性可想而知。后来，他参与了打击东海岸黑手党的行动。他左腿中弹成了跛脚后，回到华盛顿，被指派负责收集所有自由杀手、雇佣兵和契约杀手的情报。
吉布斯皱起眉头思索着弗莱明的询问。
“我以前确实听说过一次，”他承认说，“一个追捕逃亡者的人，领取酬金去追捕歹徒的人。他有一个代号。”
“他本人也是一个杀手吗？你知道政府有规定，绝对禁止那种事情。”
“不，不是那样，”老专家说，“外面的传说是，他不杀人。他只是绑架、劫持，把人带回来。哎，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
“这也许很重要。”弗莱明说。
“他非常隐蔽。我的前任曾试图辨明他的身份，派去一名便衣特工冒充某个当事人。但他还是闻出了异味，找了个借口，离开会面地点消失了。”
“他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弗莱明问道，“如果他没在从事杀人的勾当……”
“我猜想，他认为由于他在国外行动，而且调查局不喜欢个体户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我们会向上层报告并会按命令去终止他的活动。他这么想很可能是对的。所以他留在阴影中，而我从来没有追查到他。”
“那位去会见他的便衣特工肯定写过一份报告吧？”
“嗯，是的。这是程序。很可能写上了那人的代号。我们从来不知道他的其他名字。哦，有了，复仇者。输入‘复仇者’，看看会出来什么。”
电脑里出现的这个文档确实很简短。在飞机爱好者的一份刊物的小小广告栏里刊登启事，似乎是联络那人的唯一途径。于是特工编造了一个故事，约定了一次会面。
那个有偿追捕歹徒的人，坚持要坐在一盏明灯背后的阴暗处。便衣特工报告说，那人中等身高，细细的身材，体重很可能不超过七十五公斤。特工没能看清他的脸。不到三分钟那人就起了疑心，他伸手关灯，把特工留在黑暗之中。当特工慢慢地适应了黑暗时，那人已经不见了。
那位特工能够报告的，只是在那人把手放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时，左袖往上卷起，露出了前臂的一枚文身。那是一只老鼠从肩上转过头来微笑的一幅图案。
这份报告应该不会引起卢卡斯参议员，或者是他的加拿大朋友的兴趣。但柯林·弗莱明至少能把那个代号和联系方法转告过去。尝试这个途径似乎成功概率非常小，但这是他能够做到的全部。
三天后，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办公室里，史蒂夫·埃德蒙打开了由他的朋友从华盛顿寄过来的信件。他已经听说了来自六个情报机关的消息，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希望。
他看完那封信后皱起了眉头。他原来一直以为，强大的美国可以行使其权力，要求某个外国政府把那个杀人犯抓起来，戴上手铐，押回美国。
他从来不曾想到他已经慢了一步。那个季利奇已经消失了；用几十亿美元武装起来的华盛顿各个情报机关不知道他在何处，一筹莫展。
他考虑了十分钟，然后他按响了内部通讯器。
“琼，我要在一份美国专业技术杂志的招聘启事栏里刊登一则秘密广告。你去查查这个杂志，我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叫《经典飞机》，对。广告词可以这么写：‘诚招复仇者。报酬无上限。有意请来电。’然后附上我的手机号码。行吗，琼？”
美国各情报机构里，有二十六个人曾看到追查季利奇行踪的请求，他们全都回答说，他们不知道佐兰·季利奇在什么地方。
其中有一个人说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