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我们在街边随便找了个小吃店对付了一餐，还顺便拜托老板娘在附近帮我们找了个旅店，休整了一夜。
翌日起来，天气还不错，和风煦日，蓝天上漂浮着澈白的云朵；昨晚下过雨，空气也是一片清新。好的天气也总能让人心情舒畅，我们一行人暂时忘却了那些堵塞心胸很久的疑团，怀着愉快的心情踏上了新的征程。
在电信总部我们查到，那个打往朴茨茅斯张顺英家的越洋国际长途电话拨出地，就是酆都的一个村落。
我们坐车到了龙河镇之后，就拦了个人力车前往那个村子。土路在雨后更是泥泞，一路很是颠簸，幸好路程不算是很远。十点左右的光景，我们就到达目的地了。
付了车夫钱，再步行一段羊肠小路，一个房屋稀稀落落的村庄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奇怪的是在这上午正好的黄金时段里，村里和村头的田野里居然没有人，准确的说，是一个人影都没有看见！
我顿时心头一紧，莫非是出事了？便马上快步地走入了村庄。沿着村里的主干道走到快到尽头的时候，才开始隐约能听见一些闹哄哄的人声，难道今天是这里开集的日子，人都跑来赶集了？
我们也无暇多想，跟着声音一溜小跑了过去。
近前了才发现，那里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外面被村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起来，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往里瞅。人群杂乱的声音里，我们偶尔能听见诸如“太残忍了”、“真狠毒”、“真恐怖”之类的话，还有人干呕的声音。
让我们意外的是，在人群外围的一侧，停着好几辆警车。还有两个公安站在旁边，也顾不得去帮忙维持人群秩序了，只见一个握着对讲机在说些什么，另外一个则背向人群，一只手捂着耳朵，在打手机。因为噪音很大，看他们的口型说话都是在吼了。
瑞恩率先走了过去，到那个在打手机的公安身旁，和他交流了几句，然后掏出他的证件。那人看了看英文证件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很快打了个电话请示了一通。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便收好手机从兜里掏出一个哨子，吹了三声长哨，人群立马便安静了下来，纷纷扭头看了过来。
我们也没心情去享受这注目礼，跟着那公安分开人群钻了进去。
里面是一条公安拉起来的警戒线，几个干警在线里阻挡着欲靠近的群众，艰难地维持着秩序。
领着我们的公安和里面的人打了个招呼，就有人掀起警戒线让我们躬身钻了进去。刚越过人群，我立马就被出现在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一个看样子也就八九岁的男孩，被吊在了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上，不用说，这也是一棵老槐树。那个孩子的舌头吐出来歪到了一边，双眼还大大地睁着，他的身上只穿了一件红色的泳衣，额头上还不住地向下滴着血，脸上也被淌下来的血染得一片猩红；他的脚下，还挂着一个古怪的秤砣！
我不敢再看下去了，瑞恩曾经描述过的恐怖场景，现在直接陈列在了我的面前！我迅速用单手捂住眼睛低下了头。瑞恩则先是一脸惊骇，继而捂住头不停地说：“Oh，No，No。”
福尔摩斯先生直瞪着那恐怖的尸体看了半晌，一脸的冷峻。
一个如此诡异、古怪、血腥、恐怖的血案现场！
我相信无论是谁，亲眼看到这样的凶杀现场，都不免要倒抽一口凉气吧。甚至就连一贯冷静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向来对他那钢丝般坚韧的意志和神经无比钦佩——想必就连他乍一见到此情此景，即便表面上能够面不改色，心底也多少有些不安吧。毕竟把小孩的死尸布置成如此姿势，我想，还没有谁此前在脑海里接受过类似的真实信息。
很快福尔摩斯先生就镇定了下来，他转身询问身边的公安同志怎么回事。
那个干警麻利地回答说：“我们是今早8点20分的时候接到的报案，说这里发现了一具恐怖的尸体，报案人是本村的村民张利英。”
福尔摩斯先生扭头四处看了一下，问：“哪一位是他？”
干警指了指圈外的警车说：“被吓得不行，半天没缓过气来，现在还在车里面休息呢。”
福尔摩斯先生只是瞅了一眼，就说：“我知道了。请问，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在这房子周围四处查看一下，以及，必要的时候进去？”
干警又掏出电话一通请示，同样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向福尔摩斯先生点了点头。福尔摩斯先生拿雨伞尖捅了捅我和瑞恩，说：“走不走？”
瑞恩这才从头上拿下了盖住眼睛的双手，可以看得见他满脸的沮丧。这种场景，短短一个星期内就目睹了两次，换做一般人，可是真的受不了。
我迅速地把头侧扭到一边，说：“走，快走。”
临起步，福尔摩斯先生还特别交待了下那个管事的干警说：“千万不要让人再靠近这所房子，包括你们警务人员。”
福尔摩斯先生打头，瑞恩居中，我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抬脚走了进去。
这是一栋老式的两层小洋楼，在乡下十分常见。两间半：两间正屋，半间楼梯间。洋楼的正面贴了花边白色瓷砖，二楼阳台上还特意用红色瓷砖贴出来一个倒置着的“福”字。其他三面则是磨平了的水泥墙。上面用白石灰刷有政府的宣传标语：“想要脱贫早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树。”
大门上贴着封条，福尔摩斯先生小心翼翼地揭开了一半。接着门一推就开了，看来只是虚掩着的，并没有上锁。
同样的这屋子里也积了薄薄的一层灰尘，比朴茨茅斯那房子里的还要厚重，也可能是山乡之地，比较容易染尘吧。
这是一间堂屋，也就是客厅。非常简单的布置：上首是中堂、供桌、香炉、大桌子、小饭桌、茶几；两边靠墙的位置整齐地排列着刷着红漆的椅子，壁橱里是热水瓶，下首是洗脸架，上面的脸盆和毛巾也都已经沾满了灰尘。
而屋子中间的饭桌上，则是另外一番光景：桌子上乱七八糟的，碗碟、筷子、已经变质了的食物、打翻的杯子，以及周围摔倒在地上的两张椅子。
而这间屋子最惹人注意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供桌上摆着的一个遗像：看面相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男性，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不知道是不是经过后期制作过的。只可惜现在已经挂于高墙下，只合图画中了。
进入一楼的侧室，是一间卧室，也就是那些普通的陈设，床、梳妆台、大衣柜之类的东西。唯一令人生疑的地方，便是桌上电话机的话筒没有放在机座上，而是垂直地悬挂在空中。
很快我们就移步进了楼梯间准备上二楼。在进入楼梯间那一瞬，我回头再看了一眼那幅遗像，竟然发现那端放着面对大门的脸，此刻却转了过来，对着我露出诡异的笑容，冷冷的眼睛里闪烁着迷离的光芒！
我惊叫一声，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摔倒，瑞恩把我扶着，福尔摩斯先生转过头来问：“怎么了？”
我抬起手指过去，扭头再看，却发现那遗像好好的，和开始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依然如故，便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说：“没事、没事，脚底下打滑。”
福尔摩斯先生还是侧头瞥了一眼我刚才所指的方向，停滞几秒后，便转了回来，抬步拾阶而上。
随着楼梯上去，是两间并列的房间，门都朝前开。左边的一间是卧室，看里面的整齐的摆设和收拾过的痕迹，应该是常住人的；右边则是被当成了一间储藏室，一些农用杂物都堆放在这里面了。
跟着福尔摩斯先生溜达了一圈之后，我们就下楼出来了。福尔摩斯先生还是让我和瑞恩去侧方后面隔断出来的厨房去看看，他自己则继续在客厅里面仔细查看着，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待我和瑞恩从厨房出来后，他问：“有什么发现没？”
厨房里一切都收拾得很好，没什么奇怪的，就是灶炉里面空空的，没有农村常烧完庄稼桔梗留下的灰迹。
福尔摩斯先生听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就径直走出了屋子。
这时候院子外围观的群众被驱散了不少，但是院子里的人却反倒多了起来，都是些穿警服的干警和白大褂。外面又多了几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
看到我们出来，一个肩膀上有花的胖子赶紧走了过来。他先是快速扫描了我们三个一眼，就确定了谁是我们里面领头的，然后十分热切地和福尔摩斯先生握手。他自我介绍说，他是镇上的派出所的所长，名叫费锋。得知有特派警探来协助，表示万分的荣幸和感谢。
福尔摩斯先生和他客套了两句就走向了那些穿白大褂的，站在一个正在埋头在记录本上写东西的人面前，问：“你们有什么发现？”
那人先看了一眼福尔摩斯先生，然后点了下头表示致意，才说：“死者年龄8到9岁，不是勒死的，圈在脖子上悬挂到树上的绳子是死后才做的，打的结十分专业，是马镫结。头顶插着三根银针，额头上的伤口是岔口型利器插进去的，这东西能放血和使空气进入颅内，使人快速死亡——这也是这孩子的致命伤。另外手臂和胸部有淤青，应该是打斗之后留下的痕迹。至于为什么穿上红色泳衣，在脚上挂个秤砣，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福尔摩斯先生听完后点了点头，然后问瑞恩道：“你们在朴茨茅斯发现那个在树上的小孩的尸体具体是什么时间？”
瑞恩用食指揉了揉太阳穴想了一会儿，说：“是10月4号。”
“你确定？”福尔摩斯先生问道。
“我确定，那天的前一天10月3号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星期六下午，我还和朋友们去斯坦福桥，看我们利物浦客场挑战切尔西的重头比赛。”瑞恩认真地答道。
呵！听他说的还是利物浦球迷，我也没少熬夜看意甲，看来以后闲暇的时候，可以和他侃侃球了。听了之后我在心里想着。
福尔摩斯先生点了点头，便又转过身去问身边的公安干警：“张利英清醒一点了没？”
“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现在正在车里休息。”那干警抬手指向了一辆警用面包车。
我们便跟着福尔摩斯先生直接走了过去。刚拉开车门，明亮的光线透进去，原来黑暗中在椅子上躺着的一个人哆嗦了一下，条件反射地抓紧了盖在身上的白单子遮住了半张脸，惊恐地看着我们。
福尔摩斯先生向他摆了摆手，说明了我们的警员身份，那人才算冷静了下来。这个张利英三十出头的年纪，一身粗布麻衣，打着补丁的绿帮子鞋，裤管扎起，传统的农民形象。皮肤黝黑，常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务农生活，让他的皮肤异常的干皱。
福尔摩斯先生让我给张利英点了根小熊猫，看着他咂吧咂吧抽了几口，才开始张嘴问他些问题。
据那张利英说，他是本村的农民，这房子是他哥哥张顺英的。哥哥早年出国留学，就在英国定居了。后来生了孩子，每年冬天春节的时候才会带孩子回来过年，住一段时间。前几年就把他们的母亲郭淑芳给一起接过去照顾孙子了，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过。就是那次他买下了这一片地基建了栋房子，留给独自在家的老父亲住。哥哥每年都会寄些钱回来，所以父亲张老头也没什么事，每天种种菜、钓钓鱼，虽然过的是孤寡生活，但也还算轻松自在。做为二儿子他也经常来老父的房子里串门，给送点粮食、蔬菜、日用品什么的。
说完了上面这些，面相老实巴交的张利英竟然有些哽咽了。我还害怕树上挂着死去的那孩子是他家的，安慰了他两句节哀顺变，又给他续上了一根烟。
张利英接过烟，夹在了耳朵上，沉默了一会儿，才接着述说：
“上个月初的时候，老头子无缘无故地竟然就升天了，大家还都以为是急病什么的，就没太在意。我给远在英国的大哥拨了个电话告知了父亲的死讯，他说他第二天就起程回来送葬，我劝他这么远就别回来了，我能处理。最后他赶是赶了回来，但还是没能赶上老头子的葬礼，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那个外国婆姨。这次回来他们就决定住一段日子，毕竟这么多年没回来了。在处理完父亲的身后事之后。他们夫妻俩又买了很多礼品，到亲戚和邻里乡亲家都走动了一下，感谢了乡亲们对老父的照顾什么的。
“不料就在月中，也就是父亲的葬礼一个礼拜之后，那天晚上，哥哥和嫂嫂正在吃饭的时候，二人竟然都暴毙在了家中。邻居听到喊‘救命’的声音之后，就报警了。最后法医给的说法是，突然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极度恐惧之下，被惊吓而死。”
张利英再次哽咽了，我也没给他续烟，直接把剩下的半包小熊猫都塞在了他的手里。他自顾着叼上了一根，还拿着烟盒在我们面前巡了一圈，我们都摆摆手没接，眼巴巴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他便自己掏出打火机点火，结果因为颤抖，手指打滑了几次没点着，我接过给他点上了。他深吸一口，怀着极大的悲痛，又缓缓讲了下去：“我怕老母亲过度伤心，这次也没有给还远在英国的妈妈打电话，不料几天之后，她竟然带着孙子，也就是我侄子张瑞恒回来了。她当即跑到老头子的坟头大哭了一场。我们以为老头子是病死的，所以就土葬了；而哥哥嫂嫂是死于意外，公安局参与之后，经过尸检等一番折腾，最后尸体就给火化了。骨灰坛子现在还放在火葬场，我都没来得及去拿。
“当晚老母亲和小侄子都是在我家住的。第二天我和我家媳妇儿陪着她，领着侄子来了这屋子，老母说他要来看看老头生前最后住过的房子，我就领着他在门口站着看了两根烟的功夫。完了之后她又去买了些香纸要去坟地祭拜老伴儿，我们也跟着去了，可是她在那儿哭了很久，就是不肯走。我要忙地里的活儿就先走了，我媳妇儿也去菜地摘菜准备晚饭了。可是到了很晚她和我侄子都还没回来，我们就有点着急了，找到坟地的时候，就只见老母躺倒在坟地里，已经没有了气息，而小侄子张瑞恒，却不见了踪影！
“我马上打电话去派出所报了案，报警之后派出所马上就立案了，可是过了这么久了，到现在也没点头绪。安葬了老母，处理完她的后事，我被这么一阵折腾也病倒了，在家躺了好几天。昨天身体刚刚见好，腿脚有了点劲儿。今天一大早，我就打算来看看这屋子的——哥哥张顺英夫妇离奇亡故之后，这房子就贴了封条，谁都不准进。我就想来看看揭封条了没，如果揭了我就进去拾掇拾掇，谁料刚进了院子，就看见树上吊着个孩子，可把我吓得不轻。
“刚才听他们说孩子大概八九岁，我还怕是我侄子呢，后来一对证也不是，我那侄子的妈妈是洋人，所以他的头发有点黄，还打着卷卷，吊死这孩子据说是寸头的。”
我无意插了句嘴：“那你家的孩子呢？”
张利英苦笑一下，说：“虽然他是我哥哥的儿子，但我在乡下结婚早，我家那小犊子都13了，上初中了。”
福尔摩斯先生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不要太悲伤，好生休息、注意身体，便带着我们下去了，顺手拉上了车门。
福尔摩斯先生背靠在车厢上，又不自觉地从兜里摸出了根棕烟点上，抬头望天，陷入了沉思。
我和瑞恩也识趣地没有去打扰他，就找了几个还在附近打转转围观的人闲聊了起来。
其中一个说：“真是可怜啊，不到一个月，一家人就死光光了，那个失踪了的小孩子不知道还有没有活着，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今儿个在这挂死的娃儿死相也太吓人了，不知道是哪家的宝贝。”
另外一个插嘴说：“哎，老人家早就说过这房子是凶宅鬼屋，地主老爷住过的屋子，哪能有什么好东西呢？我小时候就看见他被批斗死时候的样子，可惨了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