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登街我下榻的公寓，位于桥对面的远郊，要到市区很不方便。因此，平日轻易不外出。多数时候我都蛰居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周大约只去市中心一、两次。出去的话，也多半是去查令十字路找旧书或去大英博物馆参观之类，每周二则去贝克街上莎士比亚课。
2月12日星期二，因为要去克雷格先生家，我一边看着福尔摩斯先生要我保存的“つね61”纸片，一边离开公寓。近来，在读书或者写文章的空挡，我往往会拿出这张纸片瞄一眼，但这样的惊鸿一瞥，引发不出什么灵感。从市郊去市中心有相当远的距离，路上正可以慢慢思考。
离开公寓，首先得步行去凯宁顿，那里有地铁站，是离开自己公寓最近的车站，步行约十五分钟。到达凯宁顿车站，付十分钱，便可搭乘升降梯。
这个文明都市的升降梯，实在是一样有趣的东西。我开始搭乘时简直吓破了胆，他好像日本歌舞伎“地狱”中的升降装置。通常允许三、四个人一起进入升降梯，操作员关上门，嘿哟嘿哟地拉升降绳，升降梯便猛地下降了。
地道中有电灯照明。我在站台上不慎掉落那张写着“つね61”的纸张，旁边的男士马上拾起交给我。多数英国人都和善亲切。我对他说：“Thank you.”
车子每五分钟开出一班，这是非常完善的安排，毕竟在地下呆太久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地铁列车从这里穿过泰晤士河河底向市区前进。搭惯地铁的伦敦市民，都会拿出报纸或者杂志阅读，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但我却不能在地铁列车里读书，甚至连考虑较为复杂的问题都不行。理由是第一：空气不清新；第二：车厢晃动得厉害。所以我一搭车就有想呕吐的感觉。我的胃很弱，也是感到不舒服的原因。
列车开过四个站，便到银行站（英国银行前）。这一带属于金融区。在这里转乘另一线地铁列车，可直达贝克街。转车不用走上地面，只需从这一地道走到另一地道即可，就像鼹鼠在地下散步一样。
在地道中约莫走一町，就到达二便士地铁（Two Pence Tube，目前为伦敦地铁中央线），这是一条以银行为起点站，横越伦敦至西部的新地铁线。无论在哪里上车或者下车，车费均为二便士（相当于日本的十分钱），故称为二便士地铁。
使用习惯后，这种交通工具堪称为文明社会的利器。坐在不见天日的车子中，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只要受得了咯噔咯噔的尖锐噪音，乘地铁毋宁说是一种享受。
列车员关上车门后，就会大声喊道：“Next station，Post-office.”等等。每到一个车站便报告下一车站的名字，是这种铁路的特色。
上课结束后我在贝克街漫步，看到前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原来是华生医生，我从后方叫他的名字并追上前去。华生医生见到我很高兴，邀我共进午餐。在贝克街的一家饭店落座后，我从衣袋里掏出一直保存着的“つね61”纸片还给他。我为没有从这张纸片看出有用的线索而深感歉意，然后与华生医生海阔天空地漫谈一番。
我提到前几天男扮女装的福尔摩斯在路上向我打招呼的事，华生医生听了面露愁容。我问他怎么啦，他说正在为福尔摩斯先生担忧，因为近来福尔摩斯的状态不太好。华生医生又说以前曾经秘密送福尔摩斯进精神病院，不久彻底治愈，总算放下心中大石，但最近有旧病复发之势。
我说福尔摩斯叫错我的名字，称呼我为莫里亚蒂，华生医生听了一脸尴尬。他说，实际上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莫里亚蒂这个人。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华生医生面露犹疑之色，但稍后似乎下了决心，向我做如下告白：
“因为你是外国人，说给你听听也无妨。福尔摩斯从1880年开始脑子出现问题，做事常摆乌龙，查案抓错犯人，甚至把雷思垂德也逮捕了，后来到苏格兰场的数据科查询，才知他原来是警官。当时由他经手的不少案件都进入迷宫，无法破案。”
“王后，福尔摩斯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几乎濒临崩溃，我觉得非送精神病院不可了，那是1891年的事。在医院足足住了三年，才告治愈。但是，我在送他进医院的时候，以为他永远不会再出院了，于是我向外界谎称福尔摩斯死在欧洲大陆的瑞士。”
“可是福尔摩斯是大名鼎鼎的侦探啊，既要隐瞒他患重病住院的事实，又不能随便乱说他被街上的流氓打死了，所以我心急如焚地杜撰出莫里亚蒂这个世纪大恶党的故事。因为太匆忙的缘故，这故事很难与以前的说法首尾呼应。而对福尔摩斯来说，他已经无法把我杜撰的故事和现实区分开来，更伤脑筋的是，他把过去的莫里亚蒂这名家庭教师当成是真实的人物，这就更难收拾了。他只要见到古怪的人物，便不分青红皂白地称为莫里亚蒂。”
“更有甚者，许多读者指摘《最后一案》有太多矛盾之处。他们质疑，瑞士人很善于搜索遇难者，为什么找不到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莫里亚蒂的助手莫伦上校是英国数一数二的神枪手，为何他用石头丢掷躲在悬崖壁上的福尔摩斯，而不开枪射击？还有，福尔摩斯去西藏地区和拉萨流浪，但在1890年代，正确来说1903年之前，拉萨严禁欧洲人进入……这些指摘几乎令虚构的事实现出原形。遗憾的是，最近福尔摩斯的脑子又有点不正常了……你看这个。”
华生先生聊起额前的头发让我看，额头有一个大肿包。
“昨晚我正在睡觉时，福尔摩斯突然用平底锅袭击我，我花了好大劲儿才让他的歇斯底里情绪平息下来。”
华生说罢，把脸贴在餐巾上，可能肿包撞到桌面了，他发出呻吟声。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安慰他才好，突然想起不如说说我的老师克雷格先生好了，因为他也是一个怪人，我经常吃他的亏。如果讲这个话题，或许能稍微安抚华生先生的情绪。
我一提起克雷格博士的大名，华生先生马上问我是怎么认识的？我说是透过伦敦大学威廉科尔教授的介绍。华生先生又问克雷格是怎样一个人，如果方便的话能说给他听吗？我说克雷格是个怪人，我倒正想找个人一吐苦水，于是我详细介绍了克雷格的情况，大意如下：
克雷格先生是非常古怪的爱尔兰人。假如认为福尔摩斯也是怪人的话，那么贝克街就是古怪人物的集中地了。
克雷格先生沉默寡言，平常从不说俏皮话，或许他以为自己是办事非常严谨的人吧。老师的兴趣对象完全集中在莎士比亚上，为研究所需，经常会去大英博物馆查阅数据。
老师平日根本不外出，凡外出，必去大英博物馆。家中的一切事物，都由叫做简恩的一天到晚板着脸孔的女佣打理。早上一起来，克雷格先生就读莎士比亚，做研究工作，写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有时感到资料不足，就去大英博物馆找寻数据，回来后继续读莎士比亚，然后上床就寝。每天都是如此，生活极其淡泊，看来至死都是如此了。所以，他对家居生活的享受或者衣着等毫不关心。而且，平常不讲笑话。老师放弃某大学教授席位，据说就是为了有时间去大英博物馆。
这么一来，老师在经济上就显得窘迫了。但对学者来说，买书钱是一定要准备的，这就苦了我。我对老师做研究和治学的热心态度是钦佩不已的，但一提到金钱问题，就让我受不了。
老师一旦发现有一本书非买不可的话，突然会对我说，如果你有些钱在身边的话，可否今天就付给我授课酬金。当我从裤袋里掏出钱包时，他一边说对不起一边摊开手掌，收到钱后立即放入裤袋。令我感到困扰的是，他决不找钱。我想多给的钱就当预付吧，但到翌周，他又说要买书，摊手向我再要钱。老师有健忘症，尤其是金钱上头，拿过人家的钱转头就忘了。
说到健忘，他连对我的个别教授也屡屡忘记。
有时，除了莎士比亚的书以外，我也会带从旧书店买来的斯温伯恩的《罗扎蒙特》到克雷格家中，老师看到了，说让我看一下，于是哗啦哗啦地翻书，接着突然朗读起来，读诗的样子颇为陶醉，肩膀仿佛像游动的阳光般颤动不已。但读了没有几行，又突然粗暴地把书翻过来扣在膝盖上。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注视着他，他似乎不胜其烦地拿下夹鼻眼镜，一边挥舞眼镜一边说着：
“啊，不行，不行！斯温伯恩毕竟老了，竟写出这种东西来……”
说毕又叹了一大口气，然后像死去一般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了。尽管我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但他不为所动，压根儿忘了授课的事情。
老师有时候又会对其他人感动地五体投地，忘神地突然作出大动作。有一次我随便提到对诗人华生作品的感想，似乎触动了他的神经。他照例用手大力地敲膝盖，然后站起身，我以为他又要在房间里急急忙忙地踱来踱去了，但这一回他打开窗户，把头伸出窗外俯视着下面街上匆忙行路的人群，不胜感慨地对我说，你看下面的行人，明白诗歌者百中无一。真可悲啊！英国人是不懂诗的国民，来到这儿的爱尔兰人才是伟大的、高尚的，有善解诗意的夏目莅临寒舍，正是在下的光荣。就这样，我听了他一个多小时的诗论说教，莎士比亚的课自然又别提了。
老师夜以继日所做的工作是编撰莎翁辞典。玄关旁边那间房靠里呈直角拐弯的角落里，放着他最贵重的宝物：十册高一尺五寸、宽一尺的蓝色封面笔记薄。老师思考问题每有所得，便在纸片上写下几句，稍后予以整理后写入这蓝色封面笔记中，就像吝啬鬼存钱入瓮中般，以积少成多为乐。这十册蓝封面笔记薄就是莎翁辞典的原稿了。
我曾经问过老师，已有了斯密特的《莎翁词汇》，他为何还要编撰莎翁辞典呢？
老师露出轻蔑的神色，说让他看看，便把我带的斯密特辞典拿过去，打开上下两卷的首页，用墨水笔涂鸦，弄得漆黑一片、体无完肤。我大吃一惊，看着被涂污的斯密特像发愣。老师得意地说：“假如你只是要求达到斯密特的水平，我就无需这么辛苦地教你了。”说罢将两只手指并拢，咚咚地敲击已被涂黑的斯密特像。
“那么，老师是从几时开始做研究莎士比亚的工作？”
经我这么一问，先生起身走到对面的书架，似乎要找什么数据。但是在这种场合，他多半找不到想要的东西，除非与莎士比亚有直接关系的书，其他书一律不知置于何处。于是，他焦急地大声喊道：
“简恩，简恩，你把我的多顿藏到哪里去了？”
那女佣照例板着脸孔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目不斜视，笔直走到目标书籍前，唰地抽出书，说道：“先生，就是这一本。”“啪”地把书放在老师手上。老师匆忙翻书，不久找到了目标书页。
“恩，在这儿，在这儿。”克雷格先生兴奋地说道：“多顿在这一页上明确无误地写着我的名字，称我为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者。恩，这本书在1870年……出版，而我远早于这一年，就开始做研究莎翁的工作了……”
我简直被老师的毅力所震慑了。老天！他已经研究莎士比亚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了呀！
接着我又问老师究竟几时能完成研究工作？他以多顿为例，说道：
“活到老，研究到老。”
在我绘声绘色地介绍克雷格先生时，华生先生愉快地聆听。当我说到贝克街是怪人集中地时，他连连点头称是，并坦承：“我的朋友和我大概都不能列入普通人的类别。”
看来华生先生的心情略有好转了，我把话题转到我对“61”这个数值的一些看法。之所以不开门见山讲这个话题，因为那不过是门外汉的见识罢了，故作为其他话题的附带议论比较合适。
我觉得，这个61的数字很可能表示金额。因为我在异国首都生活，每月最低的生活费正好是61圆。这难道是偶然地巧合吗？
在英国，最让人受不了的是生活费太昂贵。60圆这个金额，如果在日本的话，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在东京，只需这金额的一半，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个月。
我作为公费留学生，每月收到国内汇款150圆。这是国家的钱，自然不能乱花，每月生活费必须控制在最低限度，剩余的钱则用来买书和做各种学问之需。如此这般精打细算下来，每月的生活费起码要61圆。
说得稍微详细一点吧。现今所住的弗罗登街的公寓，每周租金15圆，一个月就是60圆了。因为这已包括餐费在内，即表示60圆可以维持伦敦的最低生活费用。但马车及地铁之类的交通工具不可能完全不用，加上一圆交通费吧，结果一个月算下来，最少得花61圆。
伦敦的房租实在太高。我曾经住过的那座阴阳怪气的普拉奥利路的公寓，每周租金是24圆；而最早住过的高华街公寓的租金竟高达每周40圆以上。如此说来，每月61圆，应是外国人在伦敦生活的最低生活费用。于是我想：会不会有一个境遇与自己相似的日本人在伦敦生活，他激励自己，在纸片上写下“常常61”。
我说了以上想法，华生先生显出兴趣很浓的样子。
他问道：“贵国的61圆，换算成我国的货币单位是多少呢？”我说将近5英镑，他双眼圆睁，说换了他，每月5英镑不到的钱是无论如何不能维持生活的。那么，150圆又相当于多少英国钱呢？我说相当于12英镑10先令。华生先生说他刚认识福尔摩斯的时候——距今二十年前吧——因为在印度前线受伤回国修养，当时英国政府给他的每月生活津贴是17英镑5先令。我笑说：“用身体吃子丅弹换来的代价，还不如我每月花5英镑来得惬意了。”华生先生认为我的话很有参考价值，又说如果转达给福尔摩斯听，他一定会感到很高兴。
接下来又讲了一阵关于木乃伊的话题，然后又转到我的老师克雷格身上。
华生先生问道：“大名鼎鼎的莎翁研究专家，在经济上真的那么困窘吗？”我说：“是的，实际上，今天我又为了钱的问题感到困扰。我要求老师修改我写的英文作文，哪想到他表示除授课酬金外，修改作文需另外收费。我本来以为修改作文之类的报酬应包括在授课酬金之内，但老师好像把别人的钱包看成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华生先生很有感触地说：“同样是住在贝克街的居民，福尔摩斯虽然头脑有点不正常，但极富责任感，常常不计报酬舍命救人。”说罢他拿出钱包付了饭钱，又笑道：
“下次你来上课的时候若再次被抢钱，你就来找我好了，我再请你吃中饭，那么你在我们英国就借贷两不相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