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塔克几个月前才就任里士满警察局局长，之前我们只在某个社交场合打过照面。今晚是我们首次在犯罪现场相遇，我对他的了解用一张小卡片就足以交代清楚。
他曾是马里兰大学的篮球明星、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候选人，毕业于联邦调査局国家学院，体格强健，聪颖过人。我想我喜欢他，但尚不确定。
“马里诺的话没有恶意。”车子经过东布洛街一处黄灯时，我说。
我能感觉到塔克的深色眼睛好奇地盯着我。“世界上到处都是没有恶意却制造出一堆麻烦的人。”他的嗓音低沉浑厚，让我想起青铜和光滑的原木。
“这点我无法辩驳，塔克局长。”
“你可以叫我保罗。”
我没对他说他可以叫我凯。在这个圈子混迹多年，身为女人的我早就学乖了。
“要他再去上尊重多元文化课程是没有用的。”我继续说。
“马里诺需要学习纪律和尊重。”他转头盯着前方。
“在这两方面他自有作风。”
“他需要培养正确的态度。”
“你无法改变他，局长。”我说，“他惹人厌又难缠、态度恶劣，却是与我合作过的最棒的刑事警探。”
塔克陷入沉默，直到我们到达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外围墙然后右转进入第十四街。“告诉我，斯卡佩塔医生，”他说，“你认为你的朋友马里诺是个称职的辖区指挥官吗？”
这问题吓了我一跳。当马里诺升为副队长的时候我很诧异，当他变成队长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他一向厌恶高官，最后却成为了自己厌恶的那类人。直到现在他仍然厌恶那些人，就好像他不是他们之中的一员那样。
“我认为马里诺是位非常优秀的警官，正直得无可挑剔，而且有颗善良的心。”我说。
“你到底想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塔克的语气透着笑意。
“他不耍政治手腕。”
“显然是这样。”
中央街车站的钟塔报时了，它高高地俯瞰着有着古老赤褐色圆顶的火车站和轨道网络。我们的车来到综合实验大楼后面，停在立着“首席法医”标志的车位上。这一小块不起眼的柏油地面是我的车度过大半生的地方。
“他把太多的时间给了联邦调查局。”这时塔克说。
“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说。
“是啊，是啊，我知道。你也一样。不过就他的情况而言，这么做可带来了大麻烦。他应该担任第一辖区的总指挥，而不是替其他城市的案子效劳，毕竟我得管理好警察局啊。”
“只要有暴力事件发生，每个人都有责任，”我说，“不论你的辖区或警察局位于什么地方。”
塔克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方那道关闭的金属门，说：“我肯定不敢做你这种工作。半夜三更的，除了冰柜里的那些，身边没有半个人影。”
“我害怕的不是他们。”我淡淡地回答。
“说起来很不理性，但我的确很怕他们。”
车灯射向昏暗的灰泥和钢铁墙壁，墙上涂着单调的灰褐色油漆。一旁的红色招牌警告着访客，说里面的物品具有生物性风险，还给出了处理尸体的各种说明。
“我得问你一些事。”塔克局长说。
他改变坐姿，倾身靠近我，他的棉质制服轻擦着椅垫。我闻到了爱马仕古龙水的气味。他十分英俊，颧骨很高，牙齿雪白坚固，黝黑的躯体强壮有力，仿佛里面藏着一头豹或老虎。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
“你指什么，上校？”
他靠回椅背。“这个嘛，”他说，光线在雨刷上舞蹈，“你是执法者、医生、主管，我也是主管，所以我才问你。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
看得出来他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坦承。
他沉默良久才再度开口。“我父亲是个打杂的，我母亲为巴尔的摩的有钱人家做清洁妇。”他停顿了一下，“现在我每次去巴尔的摩，总是住高级饭店、到港区的餐厅用餐。人家对我点头哈腰。有些人寄给我邮件时还尊称我为‘阁下’。我在温莎农庄拥有一栋房子。我在你们这个充满暴力的城市里指挥着六百多名武装警察。我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斯卡佩塔医生。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一点权力。我周围的人也都没有权力，我还得知我在教堂里听到的所有恶行都源于那个我缺乏的东西。”
雪花飘落的节奏和舞姿没有改变，我望着它们渐渐覆盖住引擎盖。“塔克局长，”我说，“现在是平安夜，而圣诞治安官刚在威特科姆宅院涉嫌枪杀了一个人，媒体一定会发疯的。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会彻夜守在警局，并且会派人员来你的大楼巡逻。你需要人陪你回家吗？”
“我想马里诺应该会送我回家，不过当然，如果我觉得有必要，会打电话给你。你应该知道，我的处境现在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布朗讨厌我，而我还得在他的案子里担任专家证人。”
“要是我们都这么幸运该多好。”
“我不觉得自己幸运。”
“你说得对，”他叹了口气，“你不该觉得幸运，因为运气和这件事扯不上关系。”
“我的活儿来了。”我说。救护车这时驶进了停车场，车灯和警笛都关着，因为运送亡者没有必要赶路。
“圣诞快乐，斯卡佩塔医生。”塔克在我下车时说。
我从偏门进入，摁了一下墙上的按钮。金属门吱嘎一声缓缓打开了，救护车隆隆驶入。几个医护助理将车尾门掀开。他们抬起担架，把尸体推上一段斜坡，我则打开一道通往停尸间的门。
荧光照明、淡色的煤渣砖和地板使这条走廊呈现出一种无菌的假象。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东西是无菌的，甚至以一般医疗标准来看都谈不上干净。
“你希望将他放进冰柜吗？”一个医护助理问我。
“不。你可以把他推进X光室。”我将门逐一打开，担架咔啦咔啦跟在我后面，在地砖上留下斑斑血迹。
“你今晚一个人？”一个长得像拉丁人的助理问我。
“恐怕是。”
我打开一件塑料围裙套上，同时希望马里诺能快点赶来。我来到储物室，从架子上取下一件绿色手术袍，然后穿上鞋套，戴上两双手套。
“要我们把他抬上去吗？”一个医护助理问我。
“那再好不过了。”
“喂，伙计们，咱们帮医生把他抬到桌上吧。”
“应该的。”
“糟糕，这袋子也会漏。我们得买些新的才行。”
“你要他的头部朝向哪一边？”
“这边。”
“躺着？”
“好的，”我说，“谢谢你。”
“好。一、二、三，用力。”
我们将安东尼·琼斯从担架抬到桌台上，一个医护助理开始拉开敛尸袋的拉链。
“不，不，让他待在里面，”我说，“我要用X光照他。”
“得花多长时间？”
“不需要多久。”
“待会儿你要移动他的时候，还会需要我们帮忙的。”
“我会设法找人帮我。”我说。
“我们可以多待几分钟。你真的要一个人进行吗？”
“我在等人来。”
不久，我们把尸体移到验尸室的第一张金属台上，解开了他的衣服。医护助理离开后，停尸间恢复了原状，耳边只有水槽里的流水声和金属工具清脆的碰撞声。我把死者的X光片贴在灯箱上，上面他的器官和骨头的光影、形状鲜明地向我展现它们的涵义。数颗子弹及碎片在肝、肺、心脏和脑部造成的爆裂是致死因素。他的左臀部有一颗旧子弹，右肱骨有一道已痊愈的裂伤。正如我的许多病人一样，琼斯先生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死因。
我正在做Y形切口的时候，金属门的警报器响了，但我没有停手。无论来的是谁，警卫都会应付。几分钟后，走廊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马里诺走了进来。
“我本来可以早点来，但那些邻居全部跑出来看热闹了。”
“什么邻居？”我困惑地看着他，小手术刀停在半空中。
“就是这人渣在威特科姆宅院的邻居啊。我们很担心会发生该死的暴动。流言称他遭到警察枪击，又说被圣诞治安官打死了。没多久人们就从人行道旁纷纷蹿了出来。”
仍穿着制服的马里诺脱下外套，披在椅子上。“那些人拎着两升装的百事可乐聚集在那里，冲着电视台的摄像机傻笑，真是他妈的怪胎。”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盒万宝路香烟。
“我还以为你的烟瘾有改善了。”我说。
“有啊，每次抽烟我就有好心情。”
“马里诺，这种事不能开玩笑。”我想起母亲和她的气管手术——连肺气肿都没能让她戒烟，直到她的呼吸系统快要停止工作。
“好吧，”他走近桌台，“我告诉你一个严肃的事实。我已经减成每天半包了，医生。”
我切开肋骨，把它们取出来。
“莫丽不准我在她的车里和屋子里抽烟。”
“这对莫丽有好处。”莫丽是从感恩节开始和马里诺交往的，“你们两个进展如何？”
“非常不错。”
“一起过圣诞节吗？”
“是啊，我们打算回她的老家厄巴纳过节。他们烤了一只大火鸡，九户人家一起动手的。”他把烟灰弹落在地板上，然后沉默下来。
“还得等一阵。”我说，“你可以从X光片上看到，有很多子弹碎片。”
马里诺扫了一眼那些灯箱上展示的病态的黑白对比图案。
“他用的什么子弹？Hydra-Shok？”我问道。
“最近这个地区的警察都在用Hydra-Shok子弹，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它能一枪致命。”
“他的肾脏表面呈现出粗糙的细小颗粒状，就他的年龄来说这太早了。”
“什么意思？”马里诺好奇地注视着我手上的工作。
“可能是一种高血压的症状。”
他安静下来，也许在想自己的肾脏是否也像那样。我怀疑很可能是的。
“要是你能帮忙做记录就好了。”我说。
“没问题，只要你每个字都拼清楚。”
他走到柜台处去拿夹纸板和笔，然后戴上手套。我正在陈述体重和各种测量数据时，他的寻呼机突然响起。
他从腰间解下寻呼机，拿起查看，脸色蓦地一沉。
马里诺走到验尸室的另一头去打电话。他背对着我，我只能偶尔捕捉到片言只语。声音透过桌台上的杂音飘来，我知道无论那是什么消息，肯定不是好事。
他挂断电话时，我正在取出脑部的子弹碎片，并且用铅笔在一张沾了血的手套包装纸上做记录。我停下手边的工作望向他。
“什么事？”我认定了那个电话与这件案子有关，因为今晚发生的事情实在够糟了。
马里诺呼吸急促，脸色变得暗红。“本顿传了‘911’的代码给我。”
“他传了什么给你？”
“我们约好了，如果高特再次犯案就用这个暗号。”
“上帝！”我惊呼。
“我告诉本顿不必打电话通知你，因为我就在这里。”
我的双手瘫软在桌台边缘。“在哪里？”我感到全身紧绷。
“他们在中央公园发现了一具尸体。女性，白人，三十多岁。看样子高特是打算在纽约欢度圣诞节了。”
我一直害怕这一天会到来。我一直希望并祈祷着，高特就这么永远沉寂下去，也许他已经在某个没人认识他的偏远村庄生了病或者死了。
“调查局已经派直升机来接我们了，”马里诺继续说，“等你处理完这件案子我们就赶过去。这混账东西！”他开始焦躁地踱步，“竟然选在圣诞节前夕犯案！”他怒瞪双眼，“这是蓄意的，他故意挑这个时间。”
“去打电话给莫丽吧。”我说，努力保持镇静并加快速度工作。
“难道你不知道我不能穿着这身衣服去？”他指的是身上的制服。
“这里有你可以换的衣服吗？”
“得顺路绕到我住的地方停一下，把枪卸下。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继续这里的工作。你出去后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在迈阿密的妹妹？露西昨天应该已经到达那里了。告诉她事情原委，说我没办法赶过去，至少暂时没办法。”我给出电话号码，他随即离开。
将近午夜时分，雪已停，马里诺回来了。我已把安东尼·琼斯锁进冰柜，对他的每一处伤痕，无论新旧都详细地做了记录，准备作为我的出庭资料。
我们开车赶到国际航空服务站，站在玻璃墙后看着本顿·韦斯利搭乘的贝尔喷气式直升机匆匆降落，利落地停在一个木制小平台上，同时一辆加油车从暗处滑出。满月罩着一层面纱似的薄云。
我看着韦斯利爬出直升机，敏捷地闪避着旋转的螺旋叶片。我看出他的表情中带着愤怒，步伐里充满不耐。他身形高大挺拔，举止中有种沉稳的权威感，令周遭的人心生畏惧。
“加油大概需要十分钟。”他走向我们，说，“有咖啡吗？”
“这主意不错。”我说，“马里诺，要我们替你拿一杯吗？”
“不用了。”
我们留下他一个人，走向夹在休息室中的一间小接待室。
“很遗憾发生这种事。”韦斯利柔声对我说。
“我们别无选择。”
“他也明白这一点。选择这时机绝不是偶然。”他将咖啡倒满两个纸杯，“这咖啡很浓。”
“越浓越好。你的样子很惨。”
“我一向都是这副德行。”
“孩子们都回来过圣诞节吗？”
“是啊，所有人都到齐了——当然，只缺我一个。”他沉默良久，“他的戏法规模扩大了。”
“如果这次又是高特干的，那么我同意这说法。”
“我知道一定是他。”韦斯利钢铁般的冷静掩饰了愠怒。他恨透了邓波尔·布鲁克斯·高特。高特的犯罪天才让他既惊叹又激愤。
咖啡不太烫，我们喝得很快。除了眼神，韦斯利没有透露出一丝我们之间的熟稔，而我早已学会解读它。他没有过多地依赖语言，我则变得精于聆听他的沉默。
“走吧。”他说着碰了一下我的手肘。我们赶上了马里诺，他正提着我们的行李向出口走去。
直升机飞行员是调查局人质救援小组的成员。这人一身黑色飞行装束，对周遭的动静保持着警觉，并且注视着我们，表示他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但他打开舱门时没有向我们挥手、微笑，而是一语不发。我们从螺旋叶片下面钻进去，我知道我将永远把它制造的噪音、风声与谋杀案联想到一起。似乎每次高特犯案，调査局的人就会在一阵狂风、闪耀的金属形成的混乱中到来，将我带走。
我们已经追缉他很多年，在此期间他造成的伤害不可估量。我们不清楚他究竟残害了多少人，但知道至少已有五名受害人，包括一名曾经为我工作的孕妇和一个名叫艾迪·希斯的十三岁男孩。我们不确定他的狡计侵害了多少人的生活，但可以肯定我是其中之一。
韦斯利坐在我背后，戴着耳机，我的椅背又太高，我怎么转头都看不到他。舱内的灯光暗了下来，直升机开始缓缓升起，横斜着航行，朝东北方前进。云朵飞跃而过，冬夜的海水如明镜般闪烁。
“她被发现时是什么状况？”马里诺的声音突然在耳机里响起。
韦斯利回答：“冻僵了。”
“这表示她可能几天前就遇害了，只是尸体还没腐烂。对吗，医生？”
“倘若她已经在室外好几天，”我说，“应该早有人发现才对。”
韦斯利说：“我们判断她是昨晚遇害的。尸体就展示在那里，倚靠着……”
“没错，那浑蛋就喜欢这么做，这是他的风格。”
“他习惯让受害者坐着，或者在他们坐着的时候痛下杀手。”韦斯利继续说，“到目前为止每个都如此。”
“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我提醒他们。
“就我们所知的受害者而言。”
“没错。他让他们坐在车子里、椅子上，或者靠在垃圾箱旁。”
“伦敦的那个孩子。”
“是啊，他是个例外。”
“他似乎是直接被丢弃在铁道附近。”
“我们还不知道那案子是谁干的。”韦斯利似乎十分肯定，“我认为不是高特。”
“你为何认为他非坚持让受害者坐着不可？”我问道。
“这就是他提供给我们的‘指纹’。”马里诺说。
“轻蔑、嘲弄，”韦斯利说，“这就是他的签名。我猜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我也这么猜测。高特杀害的每个人都是坐着的，头部低垂，双手不是放在大腿上就是垂在两侧，如同玩偶一样。唯一的例外是一个名叫海伦的女狱警，她的遗体穿着制服，笔直地坐在椅子上，脑袋不见了。
“当然这姿势……”我开口说，但耳机里的声音和我们的谈话节奏不太能保持一致，说起话来相当费劲。
“那杂种存心要看我们的笑话。”
“我不认为这是他唯一的……”
“目前他希望我们知道他在纽约……”
“马里诺，让我把话说完。本顿，他的犯罪符号呢？”
“他有许多方式可以展示尸体，但截至目前他只选择了一种固定的方式——让受害人坐着。这是他狂想的一部分。”
“什么狂想？”
“要是我知道，凯，或许这趟行程就可以免了。”
不久，飞行员的声音传来：“航管局发布了一则SIGMET。”
“什么意思？”马里诺问。
“涡流警告。纽约风势很大，时速二十五节。阵风三十七节。”
“那我们无法降落了？”痛恨飞行的马里诺显得有点慌张。
“我们得低飞，因为强风在比较高的地方。”
“你说低飞是什么意思？没见过纽约的建筑物有多高吗？”
我退到我的椅子和舱门之间，拍拍马里诺的膝盖。
我们距离曼哈顿四十海里，依稀可见帝国大厦顶部的一丝微光。月亮盈满。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降的飞机像飘浮的星球般飞进飞出，巨大的白色蒸气柱从船只的烟囱升起。透过脚下似乎淹及颈部的云朵，我看见了十二车道的新泽西高速公路上的车流，灯光熠熠有如珠宝，仿佛俄国设计大师法贝热巧手打造了这整个城市和其中的桥梁。
我们飞到自由女神像身后，然后经过艾利斯岛，当年我祖父母在一个酷寒的冬日初抵美国时，就挤在这个岛上的移民检疫所内。他们离开了意大利的维罗纳，因为我祖父身为一名铁路工人的第四个儿子，在那里毫无前途可言。
我的祖先是十九世纪初从奥地利和瑞士迁到意大利的勤奋、热情的移民，这是我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由来。尽管我母亲坚称拿破仑一世将维罗纳让予奥地利时，我们的祖先保持了纯正的血统，我却另有看法。我怀疑我身上某些条顿族的特征是源自基因这一点。
当梅西百货、广告招牌和麦当劳的金色拱门出现时，纽约市逐渐变得鲜明起来，停车场、街道旁高高积着雪堆，从空中望去都显得脏乱。我们在西十三街绕着VIP直升机机场飞行，舱内灯光开启，直升机轻拂过哈德逊湾的森黑水面。一道强风迎面而来，我们摇晃着降落在空地上，附近是一架耀眼得足以令所有飞机失色的西科斯基S-76直升机。
“小心机尾的旋翼。”飞行员说。
我们进入一栋勉强算暖和的小建筑物，一个长相聪慧、眼神疲惫的五十多岁黑发女人上前来打招呼。她穿着厚羊毛外套、宽松长裤、系带长靴，戴着皮手套，自称是纽约市交通警察局的指挥官弗朗西斯·佩恩。
“非常感谢你们赶过来。”她边说边和每个人握手，“方便的话，车子就在外面等着。”
“我们准备好了。”韦斯利说。
她领我们走入冷涩的空气中。外面有两辆警用巡逻车在等候，里面各有两名警察，引擎早已启动。一瞬间，气氛略显尴尬，我们敞着车门，决定如何分配车辆。结果依照老规矩，按照性别，我和佩恩指挥官同乘一辆。我开始问她关于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因为像这种牵涉层面极广的案子，必然有许多人自认为有权插一脚。
“交通警察局对这件事有兴趣，是因为我们认为受害者是在地铁里遇上凶手的。”这位身为全美第六大警政部门三位主管之一的指挥官解释说，“时间是昨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说来真的很巧。我们有个便衣人员当时正在第八十一街地铁站和中央公园西侧一带巡逻，大约下午五点半时——我指的是昨天——他注意到有一对样子可疑的男女从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口出来，直接走下地铁。”
车子颠簸着驶过冰面和凹洞，震得我双腿发麻。
“那个男人点了根烟，女的则握着烟斗。”
“有意思。”我说。
“在地铁站抽烟是违规的，这是他们令那名警察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
“他们被开罚单了吗？”
“男的被开了，女的没有，因为烟斗没有点燃。那个男人把驾照出示给了警察，我们认为那是伪造的。”
“你说那对男女样子很可疑，”我说，“为什么？”
“那个女人穿着男式短外套，头戴一顶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棒球帽，头发剃光了。事实上，那名警察并不确定她是女子，起先还以为他们是一对同性恋人。”
“描述一下那个男人。”我说。
“中等身材，瘦削，五官出奇的鲜明，一双怪异的蓝眼睛，胡萝卜色的头发。”
“我第一次见到高特时，他的头发是浅银灰色。去年十月我再见到他时，变成了亮油油的黑色。”
“昨天的确是胡萝卜色。”
“今天说不定又换了一种颜色。他的眼睛真的很怪异，目光灼灼。”
“他非常聪明。”
“很难形容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恶由心生，斯卡佩塔医生。”她说。
“请叫我凯。”
“只要你叫我弗朗西斯。”
“这么说他们昨天下午去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我说，“展览了什么？”
“鲨鱼。”
我转头看着她，她的神情相当严肃。开车的年轻警察则默默应付着纽约繁忙的交通。
“目前是鲨鱼展。大概你能想象到，所有有史以来存在过的鲨鱼都在展出。”她说。
我沉默不语。
“幸好我们对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的事能够掌握一二。”佩恩指挥官继续说，“高特——既然我们相信这是他犯下的案子，就暂且这么称呼他——和那女人离开地铁后，将她带往中央公园一个叫樱桃丘的区域，将她枪杀后让她赤裸的身体靠在喷泉边。”
“为什么她会在天黑以后跟他去中央公园呢？尤其天气又这么冷。”
“我们推测，可能是他诱骗她陪他去兰博园。”
“那个同性恋经常光顾的地方？”
“没错。那是他们的聚集场所，草木丛生，岩石遍布，弯弯曲曲的小路不知通向哪里，就连纽约警局中央公园辖区的警察都不爱到那里去。无论你去过几次，在那里照样迷路。犯罪率很高，发生的案件大概占公园内所有案件的百分之二十五，尤其是抢劫案。”
“如果说高特在天黑之后才带她去兰博园，那么他对中央公园必定相当熟悉。”
“正是。”
想到高特很可能已在纽约藏匿了相当长一段日子，我不禁感到挫败。他就近在眼前，我们却一片茫然。
佩恩指挥官对我说：“案发现场整晚都封锁着。我想在我们送你到饭店之前，你可能会想过去看看。”
“当然。”我说，“物证呢？”
“我们在喷泉里面找到了一颗手枪子弹的弹壳，上面的撞针痕迹与九毫米口径格洛克手枪吻合。我们还发现了头发。”
“在哪里发现的？”
“就在尸体附近，喷泉里面一个铸铁塑像的涡卷形图案里面。可能他在放置尸体的时候，一缕头发被钩到了。”
“什么颜色？”
“亮红色。”
“高特非常谨慎，不太可能留下弹壳或头发。”
“也许他看不见弹壳落在哪里。”佩恩指挥官说，“天色已黑，弹壳撞击雪地的时候一定还非常烫。你应该可以想象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没错，”我说，“我能够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