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午夜，我开车慢行至小区岗哨前，保安拦住了我。这似乎不太寻常，我立刻开始担忧他会告诉我，我的防盗警报器在半夜响了，或者有奇怪的人从我门前开车经过，窥探我是否在家。马里诺已在车里睡了一个半小时，在我摇下车窗时终于醒了。
“晚安，”我对保安说，“你好吗，汤姆？”
“我很好，斯卡佩塔医生，”他弯腰凑近我的车，“在下午一个小时里，你家里发生了一点情况，我试着和你联系，可你不在家。”
“发生什么事了？”我的脑海中已浮现出各种可怕的意外。
“两个送比萨的外卖员几乎同时出现，接着来了三辆出租车要接你去机场，几乎一辆接一辆，还有一个家伙想把那种工地上使用的大型垃圾箱放到你的院子里。由于联系不上你，我就把他们都打发走了。他们说是你打电话要求的。”
“我没打过这样的电话，”我极力掩饰内心的诧异，“是从几点钟开始的？”
“哦，那辆载着垃圾箱的卡车大约是下午五点钟到的，其他的都在那之后。”
汤姆年纪大了，万一小区真的面临危险，或许他也束手无策。但他热心又敬业，警惕性强，充满斗志，一向对我呵护有加。
“你记下那些人的公司名了吗？”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马里诺大声问。
“达美乐和必胜客。”
汤姆丰富的表情隐藏于棒球帽帽檐形成的阴影下。
“出租车分别是科罗尼亚、梅特洛和耶罗这三家公司的，工程公司是弗里克。我分别打了电话询问，他们都有以你的名义进行的电话预约，斯卡佩塔医生。我全都记下来了，包括打电话的时间。”
汤姆从后裤袋里掏出一张便条纸递给我，难掩兴奋。今晚他扮演了不同以往的重要角色，仿佛深受鼓舞。我打开车内灯，和马里诺一起查看那张清单。出租车和比萨外卖的预约电话是在十点十分到十一点之间打的，垃圾箱的预约电话则是中午过后打的，特别指定在傍晚送达。
“我亲自打电话询问达美乐公司。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人，他说是你打电话要他们把一个脆皮大比萨送到门口，你会自己出来取。他的名字我也记下了。”汤姆骄傲地说完，又问：“这么说这些电话都不是你打的，斯卡佩塔医生？”
“没错，先生，”我回答，“如果晚上还有人找我，请立刻打电话通知我。”
“还有我，”马里诺说着在一张名片上写下他的住宅电话，“多晚都没关系。”
我伸手将马里诺的名片递出车窗，汤姆显得非常警惕，尽管马里诺已不知在这个小区出入过多少次。
“没问题，队长，”汤姆连连点头，“遵命，长官，只要有可疑的人出现，我会马上通知你，必要时会把他扣在这里，等你赶到。”
“不必这样，”马里诺说，“送比萨的外卖员什么都不知道。而万一遇到真正的危险人物，恐怕也不是你能应付的。”
我知道他是指嘉莉。
“其实我身手相当敏捷，但我答应你，队长。”
“你处理得非常好，汤姆，”我称赞道，“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
“这是我的职责。”他按下遥控器，升起横杆让我们通过。
“你怎么看？”我问马里诺。
“某个浑蛋在向你挑衅，”在街灯的照映下，马里诺的表情显得十分凝重，“存心让你担惊受怕，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可以这么说。”
“你不会认为嘉莉……”我话未说完就被他打断了。
“我也不知道，”他说，“但任何结果都不会让我感到意外，你的邻居也不是第一次上报了。”
“要是能査出这些电话是不是在本地打的就好了。”我说。
“老天，”我将车驶入门前车道，在他的车后停车时他说，“但愿不是本地电话，除非有人在对你搞恶作剧。”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熄掉引擎。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在你家睡沙发。”马里诺打开车门。
“不用了，”我说，“我没事。只要没有人再把工地用的垃圾箱送来，我的邻居们可不需要这个。”
“我实在不理解你干吗非要住在这里不可。”
“你当然理解。”
他掏出一根香烟，并无离开的意思。“是啊，因为这里的安全设施非常完备。该死，说得像真的一样。”
“如果你不想开车，我很乐意让你睡我的沙发。”我说。
“让谁，我吗？”他点燃香烟，朝敞开的车门外吐了口烟雾，“我不是在担心自己，医生。”
我下车站在车道上等他。黑暗中，他的身影显得高大而疲意。我心头一震，忽然被一股感伤席卷。马里诺孤单一人，生活中又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暴力案件和一段段糟糕的恋情，内心必定十分凄苦。我可能是唯一与他交情甚久的人，而即使我尽可能保持礼貌，也并非总是温柔可亲，我做不到。
“别这样，”我说，“我为你调一杯好酒，你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你说得没错，我确实有点害怕一个人待着，担心又有送比萨的或出租车找上门来。”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他装出一副冷静的职业口吻说。
我打开门锁，关闭警报器。不久后，马里诺就手握一杯加冰的原品博士波本威士忌瘫倒在客厅那张铺好垫子的沙发上。我为他准备了一床舒服的床单和柔软的棉毯，然后与他坐在黑暗里谈天。
“你想过我们最后或许会输吗？”他睡意朦胧地喃喃道。
“输？”
“所谓好人有好报，这话究竟有几分可信？对某些人来说根本不是这样，例如那个惨死在斯帕克斯农场大火里的女人。好人会有好报？才怪，医生，他妈的门儿都没有。”他像病人那样半躺着，喝了口波本，沉重地喘息着，“我想提醒你，也许嘉莉认为她才是最后的赢家，她在柯比疗养中心花了他妈的五年时间来考虑这个。”
每当马里诺疲倦或喝醉时就会频频说“他妈的”。这个词确实可以发泄情绪，但是我向他解释过很多次，并非每个人都能忍受它的粗俗，更有些人只看得到它的字面意思。至于我自己，从来不会联想到这个词的性意味，这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罢了。
“如果她这种人赢了，未免太没有天理，”我抿一口勃艮第红酒，轻声说道，“我绝不会这么想。”
“不切实际。”
“不，马里诺，这是信念。”
“是啊，”他又吞了口波本，“信念个屁。知道我见过多少死于心脏病或因公殉职的警察？你认为他们中有多少人抱持着信念？或许每个人都信念坚定，没一个认为自己会死，医生。你和我就不这么认为，无论我们见过多少先例。我的身体糟透了，不是吗？你以为我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迈向死亡？我改得了吗？无所谓了，我就是这么个离不开牛排、威士忌和啤酒的大老粗，我他妈的早就不在乎那些医生的警告了。所以，说不定哪天我两腿一蹬就回老家了，你知道吧？”他声音沙哑地感伤道，“一堆警察参加我的葬礼时，你会告诉你的下一任合作者别重蹈我的覆辙。”
“马里诺，快睡，”我说，“你明知道我不会这么想。我完全无法想象如果你出了意外我该如何是好，你这个大白痴。”
“当真？”他似乎开心了些。
“你知道我怎么想。”我说。我已精疲力竭。
他喝光了波本酒，轻轻摇晃着杯里的冰块。我装作没看见，他不能再喝了。
“你知道吗，医生？”他有些口齿不清，“虽说你他妈的是最麻烦的一个，我还是很喜欢你。”
“谢了，”我说，“明早见。”
“已经是早上了。”他仍摇着冰块。
“快睡吧。”我说。
直到凌晨两点我才关掉床头灯，所幸这个周六轮到费尔丁去停尸间值班。将近九点我打起精神下了床。庭院里的鸟群聒噪着，太阳像兴奋地玩着弹球的小孩一般不停地将阳光弹向大地，不锈钢厨具像镜子似的闪闪发亮。煮咖啡时我忽然又想起那些下载到电脑里的文件。我想尽量拂开这些纷乱的思绪，想拉开百叶窗享受清晨的气息，但嘉莉的脸庞再度浮现眼前。
我到客厅探看马里诺。恰如他的生活方式，他睡觉时也在顽强地抗拒自己庞大的身躯，仿佛将其视作仇敌。毯子已被踢落在地板上，枕头被压得扁平，床单裹绕在两腿间。
“早。”我说。
“太早了吧。”他含糊地嘟囔着。
他转了个身，一把抓起枕头塞到头下。他穿着蓝色平角内裤，过短的汗衫难掩凸起的腹部。我一直很在意自己的身材，也很佩服男人能够不像女人那样为肥胖感到难为情。如果穿衣服时感觉腰部略紧，我的脾气和性情总会随之变得乖戾。
“再多睡一会儿吧。”我说着伸手替他盖上毯子。他立刻像只受伤的野熊般开始打呼。我走进厨房，拨了本顿在纽约所住宾馆的电话。
“没吵醒你吧？”我说。
“我正要出门。你还好吗？”他语气热情，但难掩心中的烦乱。
“如果你在我身边而她在牢里，我会安心很多。”
“问题在于我熟悉她的作案模式，她很清楚这一点，这样看来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反倒更好，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语气极度压抑，这表明他此刻正愤怒至极。“昨晚我和几个探员伪装成流浪汉进入了宝华利街的地下通道，又去査看了高特的死亡现场，不得不说，真是难忘的夜晚呢。”
本顿措辞非常谨慎，向来将“你杀死高特的现场”称作“高特的死亡现场”。
“我确信她曾回过那里，还会再次回去，”他又说，“不是因为她想念高特，而是想从任何他俩共同作案的细节中获得快感。他的血令她兴奋，对她而言，那像性欲般令她欲罢不能。你我都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凯，她一定会尽快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许她已经有所行动，只是我们还没发现。这种论调可能过于悲观了，但我有种感觉，她接下来的行动恐怕会前所未有的丧心病狂。”
“很难想象会有案子比那更惨。”我不愿承认自己内心的想法。每当我认为人性已败坏到了极致，就会有更加可怕的例证出现。或许，只是在人类即将登上火星且惯于在虚拟空间中沟通的高度文明的社会里，原始的人性之恶愈显突出而令人惊骇罢了。
“还没发现她的踪迹？”我问，“一点线索都没有？”
“线索有数百个，但都扑了空。你也知道，纽约警察局为此设立了特别行动小组，指挥中心全天候有专人接听电话。”
“你还得在那里待多久？”
“不知道。”
“可以确定的是，倘若她还在那一带活动，一定知道该去哪里找你。纽约运动俱乐部，你经常待在那里，与她和高特同居过的房间只隔着两栋大楼。”我愤愤地说，“我猜这正是调査局的用意吧，故意安排你待在捕鲨笼里引诱她靠近。”
“分析得好，”他说，“但愿这个计策能成功。”
“万一不成功呢？”恐惧吞嗟着我，使我更加愤慨，“我希望你回来，让调査局自己想办法。我实在想不通，你已经退休了，他们不但不让你休息，还要利用你当诱饵……”
“凯……”
“你怎么肯让他们利用……”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这是我的主意，因为我必须亲手了结这起案件。这一开始就是我的案子，现在依然是。知道她逃了出来，还准备再度犯案，我又如何能在海边继续悠闲度假？明知你、露西、马里诺——我们每个人都面临危险，我又怎能撒手不管？”
“本顿，你不是亚哈船长，好吗？别因为这案子着了魔，拜托。”
他放声大笑。
“该死，我是认真的。”
“我发誓，绝不去招惹白鲸。”
“你已经招惹了一只。”
“我爱你，凯。”
沿走廊走向书房时，我不知自己为何要一遍遍地对他老调重弹。我了解他就像了解自己，知道他绝不会对这起案子冷眼旁观，一如我绝不会让其他法医病理专家接手沃伦顿纵火案，因为这案子是我生命中的职责。
书房十分宽敞，我打开灯，又拉开百叶窗让阳光透进来。我的书房和卧室相连，且所有窗户都和我在城里的办公室一样装着防弹玻璃，这点连我的管家都不知道。在这世上，想找我麻烦的不止嘉莉一个，太多被判刑的凶案罪犯恨我害他们坐牢，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也不会永远待在监狱里。我不时会接到这些人的来信，他们信誓旦旦地说一旦出狱便来找我，还说多么欣赏我的长相、谈吐或者衣着，非设法见我一面不可。
可悲的是，并非只有警察、犯罪侧写专家或首席法医才会成为罪犯的潜在攻击目标，绝大多数受害人都是脆弱无助的，他们可能正待在车里、抱着购物袋进屋或走过停车场。正如有人所说，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我登录美国在线网站的信箱查看露西发来的管制局数据库资料，设置为打印后，又回到厨房去倒咖啡。
我正在考虑早餐该吃什么，马里诺走了进来。他已穿上衣服，但衬衫下摆仍露在外面，满脸胡茬。
“我要走了。”他伸着懒腰说。
“喝咖啡吗？”
“不了，路上吃。也许在利伯瓦兰斯餐厅。”他说。关于他的饮食习惯已多说无益。
“谢谢你留下来陪我。”我说。
“小事一桩。”他朝我挥挥手便离开了。我立刻开启警报器，然后回到书房。只见打印资料不断涌出，数量多得吓人。印完五百页后我添了些纸张，打印机又持续运转了三十分钟。资料里包括纵火案件的相关人员姓名、日期、地点、调查笔录，以及现场绘图和化验室报告，有些还包含照片，全部看完至少得花去整整一天时间。我开始觉得自己有些盲目乐观，到头来只是浪费时间罢了。
正在翻看第十一二份档案时，门铃忽然响了。我并未和谁有约，也极少会有邻居忽然造访，也许是上门兜售奖券、杂志或糖果之类的孩子？我瞥了一眼影像监视器屏幕，意外地发现肯尼斯·斯帕克斯站在门外。
“肯尼斯？”我朝对讲机说，难掩心中的讶异。
“斯卡佩塔医生，抱歉打扰了，”他面向监视器说，“我有急事必须找你谈谈。”
“我马上来。”
我匆匆穿过客厅去开门。斯帕克斯看起来十分疲惫，他身着一条皱巴巴的卡其裤，绿色的马球衫也早已被汗水浸湿，腰间还别着移动电话和呼叫器，手里拿着一只拉链式鳄鱼皮文件夹。
“请进。”我说。
“或许你很奇怪保安为何会让我通过大门，”他说，“事实上你的大部分邻居我都认识。”
“我煮了咖啡。”一起走进厨房时，我闻到他身上的古龙水味。
“我必须再次请你原谅我的冒昧，”他说，语气十分恳切，“我实在不知该去找谁，斯卡佩塔医生，也很担心如果事先征求你的同意，你未必会见我。”
“也许吧。”我从餐柜里取出两只马克杯，“要加什么？”
“黑咖啡就好。”他说。
“需要吐司之类的吗？”
“不用了。谢谢。”
屋里似乎忽然闷热起来，我打开厨房后门，在靠窗的桌边坐下。我有些焦虑，斯帕克斯毕竟是谋杀案嫌疑人，而我身为执法人员竟在周六的早晨单独和他共处一室。他把文件夹搁在桌上，拉开拉链。
“我想你应该非常熟悉调査工作的所有细节。”他说。
“老实说，我不可能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啜了口咖啡，“我没那么幼稚，肯尼斯，举例来说，如果你没有足够强大的背景，就不可能轻易地进入这个小区，更不可能坐在这里。”
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这是照片，”他轻声说，“克莱尔的。”
我犹豫起来。
“这几天我一直待在那栋海滩别墅中。”他解释。
“莱茨维尔海滩？”我说。
“是的。我记起了这些放在一只档案柜抽屉里的照片。分手以后我就再没动过，想都没想过。是她当模特时拍的一些人像，细节我不记得了，我们刚开始约会时她送给我的。我记得告诉过你，她当过平面模特。”
那是一叠十寸彩色照片，大约有二十张，我翻开看时，顿觉眼前一亮。斯帕克斯在胡特农场所说的话果然属实，克莱尔·罗利非常漂亮。她身穿慢跑短裤站在沙滩上，紧身背心勾勒出美丽的胸部曲线，一头金色长发瀑布般直泻至腰际。右手腕上戴着一只有着黑色塑料表带和橘色表面、类似潜水表的大型手表。古铜色肌肤显得十分性感，宛若北欧女神，令人惊艳。她背后的沙滩上有一块黄色冲浪板，更远处是闪亮的海水。
其他照片中的她或坐在南方哥特式宅邸的门廊前，或坐在蔓草丛生的墓园或花园石凳上，或者在威尔明顿渔船上那些饱经风霜的男人间扮演辛勤劳作的渔夫。有些姿势相当生硬做作，但那无关紧要。总之，克莱尔·罗利堪称人类形体之美的典范，一件艺术杰作，但眼神始终透着难测的忧伤。
“不知这些对你们是否有帮助，”沉默许久之后斯帕克斯终于开口了，“毕竟我不知道你们看见的是什么，我是说……”他的食指不安地敲击着桌面。
“在这类案件中，”我冷静地告诉他，“简单的目视鉴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谁也不确定这些照片会发挥什么作用。但至少我没有从这里面发现任何可以显示那具尸体不是克莱尔·罗利的证据。”
我逐一查看着所有照片，想看清她是否戴了首饰。“她戴的这只手表很有趣。”
他笑了笑，凑近细看后叹了口气，“是我送她的，在冲浪者中很流行。名称很古怪，‘野兽’之类的，对吗？”
“我外甥女或许也戴过这种手表，”我说，“不算太贵吧，大概八九十美元？”
“我记不清多少钱了，是在她常逛的一家冲浪用品店买的。南卢米纳大道的斯威特沃特冲浪用品店，就在维多比萨店、红狗酒吧和巴迪克拉布酒吧附近。她和几个女孩在那一带租房子住，就在斯通街一栋不太髙级的公寓里。”
我做了笔录。
“那里离海很近，所以她才喜欢。”
“首饰呢？她戴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首饰吗？”
他思索着。
“例如手链之类的？”
“不记得了。”
“钥匙圏呢？”
他摇摇头。
“戒指呢？”我又问。
“她有时会戴一些奇形怪状的戒指。你知道，就是那种廉价的银制品。”
“戴过铂金戒指吗？”
他似乎吃了一惊，迟疑不决。
“铂金？”他问。
“是的，而且尺寸相当大。”
他低头望着双手。
“很可能是你的尺寸。”
他朝椅背上一靠，仰望着天花板。
“老天，”他说，“一定是她拿走了。我有一只款式简单的铂金戒指，和克莱尔在一起时常戴，她经常取笑我跟自己结婚。”
“那么是她从你的卧室里拿走了？”
“放在一只皮盒子里，一定是她拿了。”
“你还知道屋里少了什么吗？”我接着问。
“收藏的一支枪不见了，其余的烟酒枪械管制局都已经找到，当然也都烧毁了。”他显得很沮丧。
“什么枪？”
“卡利科冲锋枪。”
“但愿没流落到街上。”我忧心忡忡地说。
卡利科冲锋枪是一种轻型机枪，外型很像乌兹，顶端置有筒形大弹匣，九毫米口径，能发射一百多发子弹。
“这些你必须向管制局如实报告。”我对他说。
“我已经说了一些。”
“不是一些，而是全部，肯尼斯。”
“我明白，”他说，“我会的。可我必须知道那是不是她，斯卡佩塔医生。这是我目前最关心的。我得向你承认我打过电话到她的公寓，她的室友们都说已经一周多没见过她了。她最后一次在那里过夜是在大火发生前的那个周五晚上，也就是火灾前一天。接电话的女孩说，她在厨房遇见克莱尔时，觉得她有些心烦意乱，情绪低落，而且并没有提到要出门。”
“你是个不错的调查员。”我说。
“如果你是我，难道不会这么做吗？”他问。
“会的。”
我们视线相接，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痛楚。细小的汗珠沿着他的发际线渗出，他似乎口干舌燥。
“还是谈谈这些照片吧，”我说，“究竟是为什么而拍的昵？她在为谁当模特？你认识吗？”
“依稀记得是当地人，”他的视线越过我游向窗外，“她告诉过我，好像是某个商业活动，为海滩做广告宣传的。”
“她为什么把照片送给你？”我继续研究着那些照片，“只是因为喜欢你，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他苦笑着说：“我也希望原因就这么单纯，事实上是因为我有一定影响力，而且认识影视圈的人。我想请你保管这些照片。”
“她是希望你在事业上能助她一臂之力。”我抬头问他。
“当然。”
“你帮她了吗？”
“斯卡佩塔医生，对于提携人，我必须非常谨慎，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他坦率地说，“拿着自己年轻漂亮的情人照片到处示人，期待对她的事业有所帮助，这恐怕不太恰当。私人感情没必要那么高调。”他拨弄着马克杯，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愤怒，“我从不将自己的私生活到处宣扬，我说你千万别相信媒体的那些报道。”
“我从没相信过，”我说，“在这方面我比任何人都体会更深，肯尼斯。老实说，我对你私生活的兴趣不大，但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决定把这些照片交给我，而不是交给福基尔郡警方或管制局。”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说道：“我刚才提过，希望有助于身份辨识，也出于我对你的信任，其实这才是更重要的理由。尽管我们存在分歧，但我知道你绝不会先入为主地将某些偏见加之于人。”
“原来如此。”
这番话愈发让我感到不安，暗暗希望他能主动离去，免得我下逐客令。
“你知道，把所有罪名推给我再简单不过了。有些人早就看我不顺眼，希望我身败名裂、坐牢或死掉。”
“我的同事中没人会这么想的。”我说。
“我担心的不是你、马里诺或管制局的调查员，”他迅速回答，“而是一些握有政治大权的派系、白人优越主义者和武装分子。与他们秘密勾结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相信我。”他别过头去，咬紧牙关，“这个套是冲我下的，如果没人把这起案件査个水落石出，我的死期也就不远了，我很清楚，一个狠得下心屠杀无辜马匹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
他嘴唇颤抖，眼里泛着泪光，“把它们活生生烧死！”他喊道，“什么样的恶魔才能做出这种事！”
“邪恶至极的恶魔，”我说，“这样骇人的恶魔似乎越来越多了。你能谈谈那匹小马吗？就是我在火灾现场看见的那匹，我猜它是从你的马厩里逃出来的？”
“风颂，”这个回答不出我所料。他拿起餐巾擦拭着眼睛，继续说，“那个漂亮的小家伙。它已经一岁了，是在农场里出生的，双亲都非常名贵，可惜已被烧死了。”他又哽咽起来，“风颂是怎么逃出去的，我也不知道，也觉得很奇怪。”
“会不会是克莱尔——假设那个女人真是克莱尔——将它带出马厩，却没来得及把它带回？”我推测道，“也许她到农场做客时见过风颂？”
斯帕克斯深吸一口气，仍在揉眼睛，“不，那时候风颂还没出生。我记得克莱尔去我的农场时，风颂的母亲还在孕期。”
“也许克莱尔会猜到风颂就是风产下的小马。”
“或许吧。”
“风颂现在在哪里？”我问。
“感谢老天，它已经被安全带回胡特农场了。它在那里很安全，也会受到妥善照顾。”
关于马的话题让斯帕克斯非常难过，我认为他不是在做戏。尽管他是个身经百战的公众人物，我仍不相信他的演技会这么纯熟。他的自制力即将崩塌，虽然他在极力把持。他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还有一件事必须告诉你，”一起走向大门时他对我说，“如果克莱尔还活着，我相信她一定会尝试和我联系，至少也会写封信什么的，尤其在听说火灾后。她不可能不知道，不管自己如何困难，她都非常体贴善良。”
“你最后一次看见她是什么时候？”我打开大门。
斯帕克斯直视着我的眼睛，他强大的人格魅力再度攫住了我，不怒自威，甚至令人却步，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摆脱这种感觉。
“大约一年前吧。”
他那辆银色的切诺基停在车道上。直到他进入车里我才关上大门，不知万一认出他的邻居们会作何感想。换个时空也许我会一笑置之，但这次的到访让人丝毫不觉有趣。我最大的疑问是他为什么亲自跑来，而不是将照片寄给我。
当然，他对这起案件的急切态度完全可以理解。他并没有运用权势或影响力来操控我、左右我的观点或改变我对他的感觉。至少我没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