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的办公楼位于一个兴盛开发区的中心地带。七十年代迁入之初，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它如今的景象。我仍记得刚从迈阿密搬来此地时遭到背叛的感觉。因为里士满的商业活动正一窝蜂迁到相邻城镇或郊区大卖场，居民们不再到市中心购物用餐，尤其在晚上。
由于当局忽视和犯罪猖獗，这个城市的历史风貌在日益恶化，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主张修复遭到恶意损毁的古迹才有了改观和起色。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冒出许多漂亮的建筑物，清一色的红砖和玻璃结构。我的办公室和停尸间就与许多实验室共享这样一栋大楼，位于同一区域的还有不久前刚成立的弗吉尼亚法医病理学院，这所学院是全国第一所法医学专业训练学校，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
大楼入口附近有我的专属停车位，此刻我正停在这里的收拾车里杂物和纷乱的思绪。刚才离开露西后，我任性地切断了车载电话，不让她找到我，现在我又把它接通，目不转睛地盯着，希望听见铃声响起。我上回拔掉电话线是在与本顿的一次激烈争吵之后，我命令他离开我的住处，再也不要回来，而仅仅一小时后就把它插上，焦急地等待着本顿的来电。
我瞥了一眼手表。还有不到一小时露西就要登机了。我本想打电话给美国航空公司，请他们呼叫她，又对这种行为感到诧异和羞耻，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奈，因为我无法向一个名叫特丽·戴维斯的人道歉，这个住在迈阿密南滩的女孩没有凯姨妈，也没把电话号码外泄。
我绷着脸走进有着巨大玻璃墙面和大理石地板的大厅。警卫杰克立刻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早上好，斯卡佩塔医生，”他招呼道，一如往常地眼神紧张，手足无措，“你好像不太开心。”
“早上好，杰克，”我回应道，“你好吗？”
“老样子啊。只是看样子很快就要变天了，真讨厌啊。”他咔嗒咔嗒地按着一支笔，“我老是背痛，医生。就在两块肩胛骨中间。”他转动着肩膀和脖子，“一阵阵刺痛，好像被用力捏紧的感觉，几天前我练完举重就开始痛了。我该怎么做呢？或者向你书面讨教？”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可他的表情十分严肃。
“热敷，暂时停止举重锻炼。”我说。
“嘿，谢了。我该怎么付费呢？”
“你付不起的，杰克。”
他笑得咧开了嘴。我拿门卡刷过门禁系统，打开通向办公室的电动门，职员克莉塔和波丽的谈话声及打字声传入耳朵。还不到七点半，电话已响个不停。
“……真的，真的很臭。”
“你觉得外国人腐烂后气味会不一样吗？”
“别傻了，波丽。”
她们蜷在灰色小隔间里整理验尸档案照片，将资料输入电脑，光标在屏幕上快速跳动。
“你最好趁着现在还不那么忙时喝点咖啡。”克莉塔打量着我招呼道。
“如果她真的有空的话。”波丽说着按下回车键。
“我听见了。”我说。
“唉，看来我最好还是闭嘴。”波丽说。要她闭嘴真的很难。
克莉塔在嘴巴前做了个拉上拉链的动作，一边飞快地敲着键盘。
“人都去哪儿了？”
“在停尸间里，”克莉塔对我说，“我们今天有八个案子。”
“你瘦了不少哦，克莉塔。”我说着从办公室内部文件夹里拿起一叠死亡证明。
“轻了十二磅半。”她说，一边像玩扑克牌那样整理着验尸照片，依照案件编号排列。
“谢谢你的关注。终于有人发现了，真是高兴。”
“真该死！”我瞥了一眼最上面那张死亡证明，“你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服卡迈克尔医生，‘心跳停止’不能算作死亡原因？一个人死了，心脏难道还会继续跳动？问题是为何会心跳停止。这部分有待修正。”
我一边翻阅死亡证明，一边穿过铺着蓝绿色和深紫色相间的地毯的走廊，走向自己位于拐角处的办公室。罗丝在有着许多扇窗户的开放式办公室里工作，任何人要进入我的办公室都得先经过她的位子。此刻她正站在打开的档案柜抽屉前面，急躁地在大叠文件中翻找着什么。
“你还好吧？”她啃着笔杆，“马里诺在找你。”
“罗丝，我们得给卡迈克尔医生打个电话。”
“又是老问题？”
“是啊。”
“他该退休了。”
我这位秘书已经这么说了好多年。她关上抽屉，又拉开另一层。
“马里诺找我做什么？他是从家里打的电话吗？”
她抽出嘴里的笔。
“他来办公室了，不知道走了没有。斯卡佩塔医生，还记得上个月那个讨厌的女人寄给你的信吗？”
“哪个讨厌的女人？”我抬头看看走廊，没发现马里诺的身影。“正在坐牢的那个，给丈夫上了一百万美元人寿保险，然后把他杀了。”
“哦，那个。”我说着走进办公室，一边脱下外套，将公文包放在地板上。
“马里诺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又问。
罗丝没有作答。我发现她听力已大不如前，事实上，她逐渐衰弱的每个迹象无不令我心惊。我把那张有待更正的死亡证明搁在一叠约有一百多张未经我审核的证明上，又将外套搭在椅背上。
“问题在于，”罗丝大声说，“她又寄来了一封信，这次是指控你勒索。”
我取下挂在门后的实验袍。
“她说你和保险公司勾结，蓄意把她丈夫的意外死亡判为谋杀，这样他们不必支付保险金，而你则可以从中捞到一大笔报酬——这是她的说法——也因此你才买得起那辆奔驰和那些昂贵的套装。”
我披上实验袍，狠狠地将手臂套进衣袖。
“你知道吗，斯卡佩塔医生，我再也受不了这些疯狂行径了。这些人有时真的很令我害怕，而且我觉得网络在推波助澜。”罗丝看着我办公室的门口，“我的话你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的套装都是在大甩卖时买的，”我答道，“还有，你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网络，对吧？”
若非罗丝每逢服装店换季大甩卖时就逼我出门，我甚至完全懒得去买衣服。我讨厌逛街，讨厌拥挤的人群，讨厌大卖场，除非为了美酒或者美食。罗丝则讨厌网络，认为总有一天世界会因此毁灭，她在我的再三逼迫下才勉为其难地使用了电子邮箱。
“要是露西打电话来，无论我在哪里都一定叫我接听，好吗？”我说话时马里诺走进了罗丝的办公室，“试着打她办公室的电话，找到她的话就转给我。”
想到露西，我内心一阵抽痛。我对她大发脾气，还抛出那么多狠话，虽然本意并非如此。罗丝望着我，猜到发生了什么。
“队长，”她对马里诺说，“你今天气色真好。”
马里诺咕哝着应了一声，从她桌上一瓶柠檬片里取出一片放进嘴里，玻璃瓶哗啦作响。
“你希望我怎么处理这位疯狂女士的信件？”罗丝透过敞开的办公室门斜睨着我，随即又打开另一个抽屉翻找，眼镜耷拉在鼻梁上。
“我想确实该把这位女士的资料交给检察长了，”我说，“以防她真的提起诉讼。那或许就是她的下一步计划。早上好，马里诺。”
“还在讨论那个被我关起来的疯女人？”他吸吮着柠檬片说。
“没错，”我想起来了，“那案子是你负责的。”
“这么说我也可能成为被告了。”
“也许吧。”我应道，一边站在办公桌前翻着昨天的电话留言，“为什么大家总是趁我不在时来电话？”
“其实我挺想被人控告的，”马里诺说，“会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你穿制服还真让人不习惯，马里诺队长，”罗丝说，“我该向你敬礼吗？”
“别调戏我，罗丝。”
“我以为你三点钟才开始值班。”我说。
“万一我被告了，出钱的可是纳税人呢。哈哈，去他的。”
“哪天你因这件事耗光家产，连那辆小货车和游泳池都保不住的时候，看你还能不能笑出来，还有，那些圣诞装饰品和备用保险丝盒就更别提了。等着瞧吧。”罗丝说。
我拉开办公桌抽屉又砰地关上，“有人看见我的笔了吗？”我问，“怎么连支笔都找不到，罗丝？百乐圆珠笔，上周五还有一整盒，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在乌克拉超市买的。太奇怪了，我的沃特曼钢笔也不见了！”
“不要把贵重物品留在办公室，别说我没警告过你。”罗丝对我说。
“我得抽根烟，”马里诺说，“我真受够了那些该死的禁烟大楼。到处都在死人，政府却只看得到吸烟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怎么不说那些福尔马林气体呢？闻上几下就足以熏死一匹马。”
“可恶！”我砰地关上抽屉又拉开另一个，“你们猜得到吗，连我的布洛芬、BC头痛药粉和苏达菲都不见了。我可真的生气了。”
“先是点心费、克莉塔的手机、午餐，现在是你的笔和阿司匹林。我早就习惯将记事本随身携带了，甚至办公室里都开始有人戏称这家伙是‘盗尸人’，”罗丝气愤地说，“我却一点都不觉得有趣。”
马里诺走过去搂住她。
“亲爱的，你怎么能怪别人想盗取你的身体呢？”他在她耳边甜蜜地说，“我看见你第一眼时就想这么做了，那会儿医生刚开始跟我混。”
罗丝羞淫地亲了一下他的脸颊，然后将头靠在他肩上，看起来十分沮丧，似乎忽然间老了许多。
“我累了，队长。”罗丝喃喃道。
“我也是，亲爱的。我也是。”
我看了眼手表。
“罗丝，请通知大家，几分钟后召开内部会议。马里诺，我们得谈谈。”
大厅角落的吸烟室里摆着两把椅子和一台可乐销售机。一个坑坑洼洼、又脏又旧的烟灰缸放在我和马里诺之间。我们点起烟，羞耻感又一次在我心间蹿起。
“你来做什么？”我问他，“昨天你给自己惹的麻烦还不够吗？”
“我在想昨晚露西说的那些话，”马里诺说，“你知道的，关于我最近的状况。好像我真的过气、没用、该滚蛋了，医生。老实说，我听了真难过。我是个警探，干了一辈子了。我不能穿着这身该死的制服，在黛安·布雷这该死的女人手下工作。”
“我知道，所以你去年才参加了犯罪现场调查考试，”我提醒他，“这样你就不必待在警察局了。马里诺，你不必待在任何部门，你离退休年龄还有很多年，还大有可为。”
“无意冒犯，医生，但我也不想为你工作，”他说，“无论是兼职、参与个别案件还是以任何其他形式。”
州政府给予我两个现场调查员的名额，至今我都没有确定人选。
“重点在于你有选择的余地。”我努力掩饰自己受到的伤害。
他没有回应。恍惚间我看到本顿，看到他眼里的深情，但这影像稍纵即逝。我又感到罗丝的身影在逐渐黯淡，露西在渐渐离我而去，不禁感到恐惧。我想着人的老化以及陆续远离我生命的那些人。
“别舍弃我，马里诺。”我对他说。
他依然沉默，终于开口时眼里闪着怒火。
“去他的，医生，”他说，“没人能命令我该怎么做。只要我想办案，自然就会做好。”他弹掉烟灰，似乎对自己问心无愧。
“我不希望你被革职或者降级。”我说。
“我现在的职位已经低得不能再降了，”他说着又气愤起来，“他们不会把队长都给我撤掉的，他们扔给我的任务都是最棘手的，有本事炒我鱿鱼好了。可你知道吗，他们不会的。原因嘛，因为我还是可以去亨利哥、切斯特菲尔德、汉诺威或别的地方。你知道，其他警察局不知说过多少次要我接手他们的案子了。”
我想起夹在指间的香烟还未点燃。
“甚至有人找我当局长呢。”他又盲目乐观起来。
“别自欺欺人了，”薄荷的刺激让我口无遮拦，“老天，我老毛病又犯了。”
“我不想欺骗任何人。”他说。我感到他的挫败感正如低气压锋面般悄悄成形。“只是我待错了地方。实在无法理解布雷、安德森之类的女人，她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追名逐利之徒。”
“你也拥有权力。你比她们，比我认识的任何人，包括男人在内，都更具权威，可你不像她们。”
“最近我不太觉得自己有什么权威。今天早上我连脾气都控制不了，就在家门口当着外甥女、她的朋友甚至一些邻居的面大发脾气。”我吐着烟雾，“我很难过。”
马里诺向前倾了倾身。“集装箱里那具尸体只有你我两个人关心了。”他用拇指朝停尸间一指，“我敢打赌，今天早上安德森根本不会来，”他继续说，“至少我可以肯定一件事，她绝不会来这里看你验尸。”
马里诺的表情令我心痛。他那么绝望无助。前妻离开了他，儿子罗奇与他形同陌路，工作的确是他生命中仅有的一切了。他困在受自己肆意糟践、总有一天会要他付出惨重代价的躯体里，没有钱，感情屡屡受挫，不懂政治，不修边幅又言谈粗鲁。
“你倒是说对了一件事，”我说，“你真的不该穿制服，老实说简直有损警察局的形象。你衬衫上沾着什么东西？又是芥末吧？你的领带太短了。让我看看你的袜子。”我弯下腰，掀起他制服长裤的裤脚，“根本不成双，一只白色，一只深蓝色。”
“别让我给你添麻烦，医生。”
“我早就麻烦缠身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