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有亮意,我已起来开车孤独地北行。把海潮留在身后,爬上高处的沙漠,一哩,一哩向前走。
东面的微亮变成光辉的金黄色,又变蓝色。太阳从丛山里出来,使窄叶的灌木树和沙漠植物都拖了一条长影子。
要在开庭以前赶到厄尔申特罗,是件苦差事,但是我还是成功了。
副地方检察官姓路,叫做路克林,他很正经地在表演。
他首先向主持这一次预审的普法官做了个开场白。
“容本席向庭上再声明一次,预审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被告有罪。而是要取信本庭,一件刑罪已经发生,而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这犯罪行为和被告有关。”
普法官稍稍蹙一下眉,对于这年轻小伙子有点教育别人的味道,不十分满意。
“本庭对什么是预审,清楚得很,起诉先生。”他说:“这种事情可以不必解释。”
“我不是在解释,庭上。”路克林说:“我是在强调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立场。由于被告在社会上的身分地位,我们准备比一般预审多提一点检方证据出来。我们提出的证据,将不止只希望证明犯罪行为与被告有关。而我们准备正式开庭时检方把要用的证据尽量提出来,假如被告对这些问题能解释清楚的话,我们真的非常愿意在本庭结束前撤消告诉。”
钮律师把他嘴巴一抿,做出一个微笑状,说道:“换句话说,你希望被告也能在预审把他的底牌都给你看。看不看,你反正都要把被告拖去上级的法庭,有陪审团的场合再审,但是到时候你都知道我们的底牌了。”
“这无所谓,”路生气地说:“我们办公室不过基于伦理立场尽可能给你们被告一方优待。我们提出的证据,只要你们有合理的解释,我们就请求庭上撤消本案。”
“假如被告不作解释呢?”钮律师问。
“那我们就请庭上准我们把被告以第一级谋杀罪嫌,送上级法庭去开审。”
“你提你的证据吧。”法官普先生对检方说。
路克林请郡的地政单位画呈了一张与本案有关的地图,作为证物。
对这,辩方没有开口诘问。
路副地方检察官请当晚……十九日晚,至二十日晨……在该区巡逻的加利西哥警官作证。警官说他曾注意到那辆小货车拖的船宅,停在加利西哥向北离城不远处公路上一个较宽的空位。第一次见到是十九日傍晚,但过了午夜,又见到一次……那就是在二十日的清晨。当时他决定暂不理他,等天亮后再去叫醒车主,告诉他路边扎营或停车睡拖车里是违规的。假如他不听的话,他再强制执行。
天一亮,那警官敲了好几下门,但没有回音。他一试门把,门没有锁。他把门打开向里望。一个尸体仰卧在地上。
他看清这人已经死亡,而且是被枪杀的。立即退出来,把船宅门关上,并且小心不再多留指纹。
警官用无线电和总部联络,总部派出一组来参与调查。
指纹专家首先到达了现场。然后洛杉矶总局的宓善楼也到达协助。警官说宓善楼是总局凶杀组的警官,他常被派为联络官到洛城四周的市镇参与作业。
钮律师简单地说:“没有问题。”
另一个警官被叫上证人台来,指着已呈作证物的地图,指着小货车和拖着的船宅停车的地方,正好是在加利西哥市区限止以内。
律师也没有诘问。
指纹专家被请上台作证。他作证说曾小心地把小货车及船宅,里里外外,采取指纹。
他找到很多新印上的指纹,但都已经涂污了。共计有七十五个无法辨认的。但另外还有几个可以辨认的。
“那些可以辨认的,”路副地检官问:“是在那里发现的?”
“我发现五个指纹都是在船宅门把手左侧铝板上。其中一个可以假想为拇指印的,涂污了。其它四个非常清楚。”
“你有这指纹的照片吗?”
“有的。”
“请把这些指纹照片上呈。”
证人把照片拿出来。列入检方证物。
“你说这些指纹很清楚,可以辨认,”路问:“你后来有没有辨认出,这是什么人的指纹呢?”
“我有。”
“是谁的指纹?”
“是今天这件案子被告,顾梅东先生的指纹。”
旁听席响起一阵含混低声说话声。钮律师在一秒钟内连眨几下眼。但面孔始终保持没有表情。
顾梅东表情很清楚。他表现出完全不能相信,然后非常懊恼。
这次钮律师作了一个敷衍性质的诘问。
“你不知道这些指纹是什么时候印上去的,是不是?”
“不知道,先生。”指纹专家说:“我只知道是叫我去检查前不久留下来的。多半是二十日早上。”
“但是,这些指纹绝对是被告的,没错吗?”
“绝对的。”
“一个一个对过没错,还是四个比对的效果做出来的决定。”
指纹专家告诉大家,他是一个对一个指纹校对,每一个指纹都和被告的指纹有足够的相同点,使他绝对相信这一组指纹是被告留下的。
钮律师让指纹专家下台。
一个地方行政司法官办公室请来的病理学家,出庭作证说他被郡验尸官请到加利西哥来帮助验尸。说到尸体是发现在一个船宅的地板上的。验尸及尸体解剖是尸体移到殡仪馆后办理的。死因是一颗点三八口径子弹,穿过前胸斜着通过胸腔,打穿心脏,卡住在背脊的右侧。枪弹已经找到。死亡时间可靠计算是十九日晚上九点至二十日早上三点之间。
钮律师诘问的,仍为敷衍性质的。
死亡时间是如何定出来的?问题的回答是验尸的人用发现时尸体的体温,尸体的僵硬度和尸斑的广泛度,参考沙漠外面温度变化,船宅内的室温等等综合研究的结果。
“死者胃内剩余物的情况如何?”钮律师问:“胃里食物情况,不是也可以指示,死者最后一餐吃过多久后遇到的死亡吗?”
医生说:“在这案子里,最后一餐对我们协助不大,因为死亡时,胃里已经空了。”
我传了一张纸条给钮律师:“找出船宅内的情况。他们发现尸体时灯是亮着的吗?有没有用煤油暖炉?用着?还是有用过的迹象?这会影响死亡时间之判断。再问他尸斑的发生,和死亡时的生理状况关系,死亡前因为争吵,情绪激动血压升高,不是会使尸斑早现吗?设法打破他对死亡时间判断的正确性。”
钮律师思虑地看着我的字条,把它捏成一团,抛在废纸篓里。对证人说:“没有诘问的问题了。”
证人离开证人席位。
检方提出一张枪械购买登记的影印本,显示顾梅东曾购一支史密斯华特点三八口径,一又八分之七寸短枪筒,五发子弹转筒的转轮手枪。枪号一三三三四七。枪是三年之前,自一家席拉运动器材行售出的。
影印本呈庭做为检方证物,上面清楚地看得到顾梅东签字及地址。
路副地检官此时说:“我现在请洛杉矶警察局的宓善楼警官,来证人席出证。”
宓警官懒洋洋地宣誓出庭作证,其态度有如说明他一生中已出庭作证过上千次一样。
检方问题自宓警官的职业资格开始,转入二十日早上他会正好在加利西哥的原因。
“什么原因使你到加利西哥?”路问。
“洛杉矶警察总局,应加利西哥警察局长的邀请,要我来协助解决一件……”
“等一下,”钮律师打断他的话说:“除非那件事和本案有关,否则我反对说下去,因为这是没有法定资格的,与本案无关的,不切实际无关紧要的。”
“这件事和本案有间接的关系,”路克林说:“但是我们愿意收回这句问题。”
钮律师笑笑,好像自己完成了一件事,并不单只是防止我得到我需要的消息。
“无论如何,二十日的早上,你是在加利西哥。”路继续问在证人席上的宓善楼。
“是的,先生。”
“是早上几点到的?”
“我是早上五点三十分乘专机来到的。”
“之后,你做什么?”
“我向警方报到。”
“之后呢?”
“之后,我去第安萨大旅社的餐厅吃早餐。”
“你到第安萨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看到一个私家侦探。他的名字叫赖唐诺。我认识他很久,有好几件案子也和他有接触过。当时他和一位顾梅东就是本案的被告在一起。”
“你和他们谈话了吗?”
“喔!是的,先生,我有和他们谈话。我有问赖唐诺他在这里干什么,他告诉我他是来办案的,而今天的被告是他的客户。”
“之后呢?”
“之后加利西哥一位警官来找我,请我和他谈一下,告诉我,有一件谋杀案在离市区不远发生了。我跟了这位警官赶到现场,看见一艘船屋架在两只平底船上,在一辆拖车上,由一辆小货车拖着,停在路旁。”
“你们有没有在现场四周搜查着可能的凶器手枪?”路问。
“我们搜过。”宓警官说。
“有没有找到凶枪?”
“那时候没有。”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凶枪是较后一点时间发现的。”
“被什么人?”
“我相信,”善楼说:“凶枪是被赖唐诺所发现的。”
“请问赖唐诺是不是在法庭里?”
“是的,他现在正坐在法庭里,在前排。”
路克林向法官说:“我请求允许把这个证人暂时离开证人席,想请赖唐诺作证。”
“为什么理由?”钮律师问道。
“为了问他怎样找到这支枪的。”
“我认为这不是正常程序。”钮律师说。
普法官不耐地摇摇头:“今天这一庭,这个时候,希望双方不要太注重专业方面的细节。证人可以暂时下台,请赖先生起立,请他宣誓。”
我站起来。
“举右手。”
我举右手。
书记官说:“你以至诚宣誓,对本案所述证据是事实,皆为事实,除事实外无任何增减。上帝助你。”
“我遵守。”我说。
“他们问我姓名、地址和职业。我把一切列入法庭记录后,自己坐到证人席去。
路克林,对这一刻要问的问题,显然已自己一再推演过很多遍,目前不过是依计施行而已,他说:“你自己到谋杀案现场去了?”
“我不知道。”我说。
“什么意思,你不知道?”
“我到那里的时候,那里没有尸体。”
“但是你去了小货车和拖车被发现的地方?”
“我不知道。”
“好,这样问你……你去了你认为是的那个地方了,是吗?”
“反对,”钮律师说:“证人‘认为’怎么样不能拿来作证。”
“不错,不错。”路副地方检察官说:“我收回这个问题。我请你看这张证物地图,请你集中注意力在加利西哥市的北方。赖先生,你能看得懂地图吗?”
“大致可以。”
“我现在指给你看有个红圈的地方。这地方也是各证人说发现小货车、拖车和船宅的地方。请问你去了那地方吗?”
“去了。”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真正的时候。反正是二十日的上午。”
“你是不是去找凶枪的?”
“我只是随便看看。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被忽视了。”我说。
“你做了什么事?”
“我看到一块地方,看不少人聚在那里。然后我走到路边这块地的最边上。”
“请你在这张地图……民众证据A……上指给我们看,你走向哪里去了?”
我走过去,走到地图旁,指给他看红圈附近注着“灌溉排水沟”的位置。
我说:“我沿了排水沟附近走着。”
“你在找什么吗?”
“任何被忽视的证据。”
“这一点你已经说过了。”
“你又问我,我只是再回答你。”
“什么样的证据,你认为可能被忽视了?”
“我怀疑有没有人肯涉泥过水沟的另一面,察看一下金花菜田。”
“你有没有发现足迹表示有人过去过?”
“我没有。”
“所以你认为没有人搜过金花菜田,因为排水沟里有污泥,而没有人可以过去又过来而不留下痕迹的,是吗?”
“是的。”
“什么理由使你想到要到沟的对面去?”
“因为没有人去过,所以我才想去看看。”
“但如杀人凶手没有到水沟的对面去,你怎么会想到对面金花菜田里会有什么证据呢?”
“投手投球,人不一定要走回本垒去,是吗?”我反问。
旁听席中有人在窃笑。
路副地方检察官清清喉咙,有权威地说道:“法庭上时请不要开玩笑,赖先生。”
“我并没有开玩笑。我是在说一种物理现象。”
“反正,你就决定到水沟的对面去。”
“我非但决定过去,而且真的过去了。”
“你过了水沟,做了什么?再说,你是怎样过的水沟?”
“我走过去的。”
“不,不,我是指你怎样处理鞋子和袜子的。”
“我脱下来,拿在手里。”
“你光了脚下沟,光了脚爬上水沟到对面去?”
“是的。”
“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沿了水沟堤走上去,又走下来。”
“有找到什么东西吗?”
“当我走到沟堤某一位置的时候,我看到什么金属的反光。我移动过去,发现是支枪。”
“你怎么办?”
“有一个孩子正好跟了我过沟。我叫他报警。”
“这是不是你第一次见到这一支枪?”
“是的,先生。”
“有一件事,我想最好我们大家不要弄错,”路克林说:“现在我给你看一支三八口径转轮,它枪筒长度一又八分之七寸,枪号一三三三四七,转筒有五个位置可以放子弹。请你看一看这支枪,而且我请求庭上允许,把这支枪列入记录,作为民众证物第二号。”
我看看这支枪。我说道:“这支枪极像那一支枪。我没有把那支枪捡起来过。我只是请那小弟弟立即报警,请警察立即来。实际上是请他去找他的父母,请他父母报警。”
“那位小弟弟,你再见到他的话,会不会认得出来?”
“会的,先生。”
“罗仑查,请站起来。”
那个十岁大的男孩子,在旁听席中站了起来,看起来两眼有点凸起。
“是这个人吗?”路副地方检察官说。
“是这个人。”
“你可以坐下去。”路克林对罗仑查说。
路克林长长冷酷地看了我一阵。“赖先生,”他说:“我建议你承认,你走到地图上所标示出来的地方时,这支枪本来就在你身上。”
“没这回事!”
“我再建议你承认,你本来就是在找那里可以藏匿这支枪。你看到了没有人曾经爬过这条水沟。你想到把这支枪抛弃在那金花菜田里。”
“完全不是事实!”
“我建议你承认,有了这种想法,你来到金花菜田,把枪抛下,你原准备回到水沟边,退回原来地方,什么也不提起,但是见到了那小弟弟,罗仑查·龚查尔斯,你只好改变你的计划。那小弟弟眼睛很尖,人很机警,他已经发现了你有什么东西要藏起来,他问过你是什么东西,或是差不多的问题。”
“不是那样的。”
“由于这位小弟弟所站的位置,没问题会立即见到这支枪。只要他见到这支枪,枪是你放在这里的事实,怎样也跑不了。所以你马上改变计划,说是你发现了这支枪。叫罗仑查去告诉他父母,请他父母报警。”
“这完全不是事实。”
“我再告诉你,你如此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你的客户。也就是今日的被告顾梅东。”
“绝绝对对没有这回事。”
“照你说,你是很偶尔发现那把枪的。”
“是的。”
“那到底是你有先知能力,还是灵感,能够一到那里,直接就走向枪被抛下的位置?”
“我没有直接就走过去。”
“那你间接的为什么走过去?”
“我在查看整个那一带的地形。”
“查看地形使你脱去了鞋袜,走过又脏、又泥泞的排水沟,光了脚走进金花菜田。你的脑子会告诉你,凶手可能不留痕迹在沟里,但是会把枪抛到田里去?”
“我要看看整个现场四周。我过了排水沟,我找到枪。这都是事实。”
“你这一生之中,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把枪?”路问我。
“喔,庭上。”钮律师说:“我实在老早应该高叫反对的。但是我还是让这幕活剧进行着,因为我想也许检方大律师真有什么特别的观点。
“我对所有刚才检方提出的问题统统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他在诘问他自己的证人。”
“反对成立。”普法官说。
“我现在,”钮律师继续说:“还要建议庭上,删除这位证人所说的一切话。理由是这位证人被请上台来,不合乎规定的程序。而且他的问答,全是检方在诘问他自己证人的结果。”
“建议不同意。”普法宜裁决道。
路克林说:“你要不要诘问这位证人。否则我就要请这位证人撤退,把本来在证人席的宓警官,放回上去了。”
“当然不要,”钮律师说:“我对这位证人没有问题要问。这位先生来到凶杀案的现场。他做的调查工作,本来是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办公室,或是加利西哥警察局应该要做的。我且不说洛杉矶总局来的大大专家了。”
钮律师站起来向宓善楼坐的那个方向讽刺地鞠了一个躬。
宓善楼生气得自椅中站起来了一半,又忍住了。
“目前,我们并不需要表演和喝采。”
普法官说:“赖先生,你可以下来了。宓警官可以回到证人席来。”
“现在,我总算把这凶枪的来源弄清楚了一点点。”路克林说:“宓警官,请你依你所知道的,尽可能说清楚一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我在加利西哥警察局。和局长在说话,”善楼说:“来了一通电话,局长要我……”
“等一下,等一下,”纽律师说:“我反对。理由是无论你和警察局长谈话内容是什么,只要被告不在场亲耳听到,都是道听涂说,无法定资格的,与本案无关的,无实际关系的。”
“认可。”普法官有点厌烦地说。
“只要告诉我们,你们会话完毕,你做了什么就行了。”路副地检说。
善楼说:“我请了一位警官,把我用车子带到了现场。”
“有没有行政司法长官办公室的人参与?”
“警察局里有好几个行政司法长官助手在参与工作,但他们都忙着在查手印等工作。事实上,我对这种报警电话当时也没有认为……|”
“建议,请删除,证人所说‘事实上’以后所有的话。”钮律师说。
普法官说:“可以删除。警官,你应该知道,请你来作证,不是请你来发表意见。”
“我抱歉,”善楼说:“我是顺口溜出来的。我只是想到当时我的反应和我的行动。事实上,这次的行动,我们没有请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办公室的人参与。”
“没有关系。这一点即使你不补述,被告律师诘问的时候也会问出来的,”普法官说:“警官,你说下去,你自己发现了些什么事?”
宓警官对要说的事感到相当的不乐。不安地先在椅子上换了一个坐姿,说道:“我和加利西哥一位警官到了现场。那男孩,罗仑查·龚查尔斯,在那里等着我们。他对我们说了几句话。当然,我不能在这里说,因为说话的时候被告不在场。但是,由于他说话的结果,这位警官和我,走过排水沟,到了赖唐诺在等的地方。也就是很接近那个民众二号证物,那支枪在的地方。”
“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把一枝铅笔塞进手枪的枪筒,把枪挑起来。假如枪上有指纹的话,就不会涂污了。就这样拿着,我把它拿过了水沟。
“我们把枪带回了总局,验指纹的人立即开始工作。
“枪上面没有指纹。我必须向各位报告,手枪上取到指纹的机会,本来就不多。”
“完全没有指纹?”
“反对,这是道听涂说。”钮律师提出来。
善楼向钮律师微笑说:“报告大律师,检查指纹的时候我也亲自在场。”
“完全没有指纹?”路克林问。
“枪的上面,有几个涂污了的指纹,没一个可辨认的。”
“你们对这支枪又做了什么?”路问。
“我把这支枪拿到本郡的行政司法长官办公室,在那里一位弹道专家和我发射了试发弹,把它放在对比显微镜下和谋杀案致死弹头做了个比较。”
“有什么发现?”
“我们发现两个弹头完全吻合。”
“代表什么意义?”
“说明陈列在这里,民众证物第二号那支枪,就是发射致死子弹的凶枪。”
“我对一这位证人,目前已经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了。”路说:“你可以诘问了,大律师。”
钮律师想了一下,说道:“目前,我没有诘问。”
“传……罗仑查·龚查尔斯,出庭作证。”路克林说。
罗仑查,看起来突然害怕了,走向前来。
“你几岁啦,小弟弟?”普法官问。
“十岁,快要到十一岁了。”
“你懂不懂什么叫宣誓?”
“懂,先生。”
“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一定要说实话。”
“假如不说实话会怎么样呢?”
“会被处罚。”
“你怕被处罚?”
“每个人都怕被处罚。”
普法官对书记官说:“请他宣誓。”
书记官给他完成手续。
路副地检官说:“你认识刚才在这里作证的赖唐诺?”
“是的,先生。”
“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在做什么?”
“他在所有人都在的地方,走来走去。”
“你又见到他做什么?”
“我看到他脱掉鞋袜,走过都是泥巴的水沟底。”
“你那个时候自己穿着什么?”
“我穿衬衫,裤子。”
“裤子是长裤?”
“不是,先生。是一条很随便的裤子,本来是长裤,但是膝盖以下随便剪掉了,也没缝边。”
“袜子,鞋子呢?”
“根本没穿,先生。我从来不穿鞋子,除了去教堂和……像是今天来这里。穿鞋子会打脚。”
“你那时是光脚的?”
“起的,先生。”
“你走过水沟,无所谓。”
“是的,没关系。”
“告诉我,你为什么也要走过水沟去?”
罗仑查,显然是经过教导的,说道:“我看到这个侦探男人找到了什么东西。”
“等一下,等一下,”钮律师打断说:“这个问题叫做请证人做结论。证人的回答也是证人的结论,不能列入记录。”
普法官的兴趣被引起来了。他坐在法官席,把身体前倾。“本庭自己要问几个问题。”他说。
“小弟弟,这个私家侦探,在行为上,有什么看在你眼里,使你相信,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吗?”
“有的。”
“是什么?”
“他走呀走,走呀走,走呀走。我一直在看他。突然,他站定了。转弯进入金花菜田。然后他背向着我,我看不到他在做什么。然后非常突然他转回身,开始向水沟走回去。”
“你怎么办?”
“我一看到他找到了什么东西,我跑过水沟底下的泥浆,爬上对岸,跑进他站在那里的金花菜田里。”
“你跑的很快吗?”
“非常的快,先生。我的腿是飞毛腿。我可以光着脚跑在石头堆里,水滩里,比穿了鞋跑得快多。”
法官又问:“之后呢?”
“那个人看到我,知道我看见他发现了什么。所以他才叫我回去告诉爸爸,妈妈,请他们报警。”
“报告庭上,”钮律师说:“这些当然是证人的结论,无法定资格的,与本案无关的,不到实际的,可以说是……”
“稍等!”普法官说:“你的反对,暂时照准。但本庭自己还有几个问题要问这位小弟弟。”
“在你看来,赖先生做了什么事,使你看来不太正常?”
“他开始向水沟边上走回。他走了两三步,见到我过来,看到我尽快的跑向他去。”
“他怎么样?”
“我问他:‘找到什么了,先生?’他像是想了一下,他说:‘不要管,但是你马上回家……你是不是住在这里?’”
“我告诉他是的。”
他说:“马上回家,叫你爸爸告诉警察,要他们立即来这里。”
“所以我说:‘你找到什么?’他什么也不说,我就看一下,看到这支枪。”
“你站的位置看过去,能看得很清楚吗?”
“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即使他什么也没有说,我仍旧可以看得到的。枪平躺在那里,太阳照着有反光。反正谁都会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金花菜田里。”
“我想这年轻人所说的事,本质上是可以列入记录的。”普法官说:“双方的律师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要问这位证人?”
“庭上问的问题非常睿智,”路说:“我已经没有问题了。”
“辩方要诘问吗?”普法官问钮律师。
钮律师强调地摇摇头。“没有问题,”他说:“但是我仍要建议,这位证人的证词不能列入纪录。因为他年龄太小,不能懂得宣誓的真实意义。”
“建议驳回。”
“第二个理由是,这个证人的证词全是纯理论的,捉不到,摸不到的,而且形同是他个人的结论。”
“建议还是驳回,”普法官说:“我承认,这个证人的证词,有一部分的确是他想象的结论。但是每一个结论的基本主要部分,本庭认为尚属可以列为证据的。假如我们换一种方法问他,最后变成窜改了他的原意,反而成为不切实际了。这确是很有趣的一种证词,我不讳言,本庭自己也设想了很久。虽然目前我还不知道检方要把这些列入证据,为的是引出什么来,我暂时决定让他如此做。
“检察官先生,你的争论点,是不是这支凶枪本来就在赖唐诺的身上。由赖唐诺带到现场。由赖故意抛在金花菜田里后来发现的那个地方?”
“是的,庭上。”路说。
“好吧,你继续进行。”普法官一面说,一面观察地看了我一眼。
路克林下一个证人是一个半职业性的棒球员。他是投手,他被宓善楼和警方亲自带到凶案现场,有人给了他一支和本案凶枪一样的史密斯华生转轮,他站在水沟的这一面,用各种方法掷,连着试很多次,他怎样也没有办法把枪掷到发现那把枪的距离那么远。
“请被告大律师诘问。”路说。
钮律师摇摇头说:“没有问题。”
“等一下,庭上,”我说:“因为我的正直被非难,我的信誉也受到迫害,我请求庭上准许我发一个问题。这位先生说在水沟的这一面抛那支枪。他到底是指站在命案发生地点最近处的水沟边上,还是沿水沟走下去一点,找到枪的地点最近处的水沟边上。目前我们并没有证明抛枪的人,不能沿水沟……”
“你等一等,”普法官说:“赖先生,你超出程序了。虽然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假如代表被告的律师愿意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他是有权的。再说,以本庭看起来,你的理由在地图上也看得出来。从出事点垂直到水沟位置向发现枪的位置抛东西,是斜线。从发现枪的位置正对面水沟上抛东西是距离短得多的直线。”
“等一下,庭上,”路说:“在我们看来,假如枪是凶手抛出去的,他当然希望愈早出手愈好。多半他逃出船宅,跑到水沟旁,想把枪抛进去,看到沟中泥泞不深,所以尽可能抛远一点。”
“你是不是,”普法官问:“想和本庭辩论?”
路克林想了一下说:“是的,庭上。”
“可以不必,”普法官说:“抛枪的人从停车的地方,垂直跑到水沟旁,和斜斜跑到水沟旁,再把枪向对面抛掉的机会是一样的。”
路克林犹豫了一下,坐了下去。
“你请下一个证人吧。”普法官说。
路克林说:“我请田茉莉出庭作证。”
田茉莉,四十到底,五十不到,平胸削肩,意气消沉,但是她还是很机警,说话像机关枪。她给法庭她的住址是洛杉矶,皮灵街八九五号。职业是打字员。
“你替什么人打字?”路克林问。
“我是一个自由打字人。我替别人打初稿,也做一点小的编纂工作。我在作家看的杂志上打广告。也自邮局收到很多打原稿的生意。有的请我稍加编纂,再打字成容易被人接受的形式,寄还给他们,收他们每一页多少钱。”
“你认不认识一位白南施小姐?”
“喔,是的,当然。”
“白南施小姐住什么地方?”
“住皮灵街八三O号,公寓房六十二之一。”
“你有没有机会在上周见到白南施小姐?”
“有的,先生。”
“什么时候?”
“是……是这个月的十五号。”
“是在什么地方见到她呢?”
“是在南施小姐公寓里。”
“你也替南施小姐工作吗?”
“没有,先生。她是自己打字的,但是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南施也有的时候给我介绍客户。有的初写稿的没有打字机,有的不能一面想一面打字,也有的不能配合杂志社要求……你要知道我的工作对象多半是初学的或是非职业性的。”
“你那次见到白小姐的时候,还有别人在场吗?”
“没有,先生。只有我和她两个人。”
“在那个时候,南施有没有拿出一支枪给你看?”
“有的,先生。”
“我现在拿一支枪给你看,民众证据第二号,问你这把枪像不像她上一次给你看的那一把?”
证人极仔细地翻来翻去看这把枪,说道:“是的,先生。非常像她上次拿给我看的那把枪。”
“那时南施对你怎样?”
“她告诉我,她把一个秘密消息告诉了她一个朋友。是一个有关走私毒品的内幕。她说那个朋友已快要完成这篇报导了。她说她的一位朋友,姓顾的……”
“等一等,等一等,”钮律师阻止她说下去,站起来,他把声音提高了很多说:“这是不合规定的,检方明知故犯已非常清楚。这纯粹是道听涂说,与本案毫无关系、不切实际的。这完全太离谱了。除非这位证人和她朋友谈话的时候今日本庭的被告在场,否则一切说话当然是道听涂说。白南施告诉这位证人的话,不论说什么,都是无法定依据,不能提出来的。”
“完全正确,”普法官说:“我也觉得这种对白是道听涂说,不能作为证词。”
“当然,庭上,”路克林说:“我们手里有了一支凶枪。我们要证明这支枪曾经在被告的一位至友手中。我们要证明……”
“反对!本席对他的声明反对,”钮律师喊道:“这种声明会引起别人产生偏见。我建议把检方最后一次的发言,全部删除。”
“建议照准。检方有关枪的最后一次发言,全部删除。”普法官说。
“我们志在证明一层友谊状况,庭上,”路说:“我们志在证明这支凶枪的来龙去脉,刚才所说的实在是有关状况的一部分。”
普法官说:“本庭也很想知道枪的来龙去脉。但是你不可以用道听涂说来证明给我看。”
“好,”路说:“反正不论用什么方式,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列入进去的。我要请这位证人休息,另外请下一位证人……”
韩乔治太太是一位女牢头型的女人,方眉,大股,牛头狗似的下巴。她摇摆地走向证人席,有如一艘装饰齐全的大战舰开进海港。
“请报姓名,地址和职业。”
“韩乔治太太。我管理加利西哥的枫叶旅馆。”
“我来问你,本月二十日的清晨,你有一位住客叫做白南施是吗?”
“有的。”
“怎样登记的?”
“用白南施名字登记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她想用豪南施的名字登记。”
“后来为什么改变名字登记了呢?”
“我们那边假如有单身女客住店,都会十分小心。我向她要汽车驾照看。她拿出驾照,向我解释她在躲避,她不要别人知道在此登记。我告诉她只要用真名登记,只要行为良好,住多少天我都不管,但是只要我发现她行为不检,就要立即走路。我们经营的是一个正经场所。”
“她住下了?”
“是的。”
“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她真正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汽车旅馆。但是租金是付到二十号的。我在二十号上午去查看她房间的时候,门匙是反插在大门外面的,她也已经离开了。她的行李也不在了。”
“房租没欠吧?”
“那是绝对的,”韩太太说:“单身女人,我都是预付才放心让她们住的,一天也不马虎。”
“谢谢你,没有问题了。”路说。
“有话问吗?”普法官问钮律师。
钮律师有点迷惑不解,他说:“没有问题。”
路克林说:“我现在要请牛海白先生。”
牛海白是个中年汉子,有点神经质,动作快,身体健朗,他显然很高兴有个出风头机会。他把姓名,地址和职业告诉了书记官,期待地转向副地方检察官路克林。
路问:“牛先生。回想一下本月十九号的晚上,到二十号的早上,你住在那里?”
“在加利西哥的枫叶汽车旅馆。”
“那晚上,你有没有起床,从窗内向外望?”
“有的。”
“你住几号屋?”
“我住一号屋。是靠街的第一幢,也在十二号的正对面。”
“那一晚,有什么不寻常事发生吗?”
“清晨两点或三点,我听到十二号房内有声音传出。十二号房的灯亮起,照进我的卧室。把我吵醒,我非常不高兴。”
“你怎么办?”
“我睁了一会眼,起来。”
“你看到,听到什么?”
“我能听到两个人的声音,一男一女。他们在争一件事情。我起床之后听到男的在说:‘你一定要离开这里,你一身都是危险。你一定要跟我走,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暂时离开你那作家朋友,离开危险。’他又说:‘把东西整好,门外车里见我。把枪交给我,你不能带了枪去墨西哥’。”
“最后一句话,再说一次。”
“把枪交给我,你……”
“他有说把枪交给我?”
“是的。”
“之后如何?”
“之后他说:‘尽快把东西整好。’又说:‘你真笨,把自己混进这种事去。现在开始,一切要听我的。我帮你脱离危险,但是你自己要离开这个疯作家才行’。”
“之后,有什么事?”
“之后门就开了,那男人走出来。”
“你有没有机会仔细看他一下?”
“当然有。对门公寓里的灯光,照得他非常清楚。”
“你在这个法庭里,有没有见到他?”
“当然,是那位被告。”
“今日的被告,就是你看到那天从十二号房出来的人?”
“是我看到的人。”
“是那位说枪要交给他的人?”
“是的。”
“之后又怎么样?”
“之后门关起了,又等了几分钟,房里的灯熄掉,一个我看不清楚的女人,拿了一只箱子,一只手提袋开门出来,站在门口。那男的一直坐在门口的大车里等候,出来把箱子和手提袋接下,放在车里。他们一起开车走了。”
“有没有问题要诘问这个证人?”普法官问。
钮律师说:“我只有一、两个问题请教这位证人。”
“牛先生,”钮律师说:“你能不能确定那男人和女人说话的正确时间?”
“没办法,我不能。我被别人吵醒,当时我有点生气。事实上,事后我有一个小时不能入睡。在三点钟的时候我起床吞了两片阿司匹灵,所以我知道他们说话是在三点钟以前。”
“你认为,那晚上你看到的人,是今天在这个法庭的被告,顾梅东先生,不会有错?”
“绝对没有问题。”
“你带不带眼镜?”
“我看书的时候要带眼镜,远的地方我看得很清楚。这位先生在亮光里,我看来有如白天一样。他站在门口,我看得很清楚。”
“我诘问完了。”钮律师说。
路副地方检察官说:“报告庭上,我们的提证完毕。我们请求准许把被告以一级谋杀罪,交上级法庭来审理。”
我对钮律师说:“请求庭上延期继续审理。”
钮律师摇摇头:“那没有什么用。我们决定不予辩白。我一向不用这种战略,在预审的时候把有利的证据都拿出来。预审没有陪审团,法官一个人就决定这个人有没有可疑之点。现在提证据,等于给检方看底牌……”
我打断他的话,用很低的声音向他说:“他们目前提出来的全是环境证据,一点真凭实据也没有,而且……”
“别说笑,”钮律师插嘴道:“他们在船宅上找到他指纹。他们已证明凶枪是他买的。他们已经证明他半夜两点钟,去枫叶汽车旅馆把枪拿回来。他为的是要保护他的‘相好’。他决定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是他杀死那个走私毒贩。”
“顾梅东绝不是这样一种人,”我说:“帮帮忙,请求一下庭上延期继续!”
法官说:“各位先生,辩方到底要不要提证申辩?”
“请求延期半个小时,”我说。顾梅东看看我,看看他律师。
“半个小时延期,不会影响大局吧?”顾对钮律师说。钮无可奈何地站起来。
“我们在进行的程序上有了一点小问题,”他说:“请求庭上给我们半个小时的休会。”
普法官看看他的表。“本庭暂时休会十五分钟。”他说:“有十五分钟的时间,被告和律师应该可以意见一致了。”
普法官离开坐椅,退席到法官休息室。
我把钮律师和顾梅东拉到法庭的一个死角。别人听不到我们说话,但是庭警看得到顾梅东的位置。
“你没对我说真话,”钮律师对顾梅东说。顾梅东说:“我只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瞒了你。不要把南施牵进去比什么都重要。没错,我是去过那汽车旅馆。我想把枪要回来,因为我想我会留下来保护南施。但是她告诉我枪不在她那里了。她把枪给了她作家朋友,洪国本。”
“这就把你激怒了?”我问。
“我是很生气。我给她这支枪,是为了她的安全。”
“你就怎么办?”
“我把她带到墨西加利的露西娜大旅社。给她一间房,把房租付了。我自己回加利西哥,住在第安萨大旅社。”
我摇摇头说:“没有,你没有。你开车向北,到了小货车停车的地方。你说说看,为什么你要走进船宅去?”
“我没有走进去。”
“好,就算。发生什么了?”
顾梅东沮丧地说道:“我一直没把实况告诉你们两个人。我想我应该早告诉你们的。但是我想要保护自己。”
“快说,”我提醒他:“我们的时间不多。”
顾梅东说:“我一路向加利西哥来的时候,我的车头灯照到了路边的小货车,拖车和船宅。正在那时我看到一个人从船宅门跳出来,飞一样着地,立即向水沟方向拚命跑过去。他跑了几码后我车灯就照不到他了。”
“你怎么办?”
“那大概是清晨两点。我停车,走到船宅前大声问里面的人是否一切没问题。
“没有回音。我敲门。大概这个时候我把指纹留在了门框的左面,为的是稳住自己。然后我想到这不关我事,我又问了一次,没有回答。我就开车继续去加利西哥。
“我是直接去了枫叶汽车旅馆,是找到南施谈话,内容也差不多像那个证人所说的。我带了南施过境,给她住在墨西哥,我认为这样会比她住在枫叶汽车旅馆安全。我要她脱离她作家朋友的掌握。”
“枪怎么回事?”
“我是对她说过我要她把枪还给我。我想一个女人带支枪过境被发现不太好。她告诉我枪不在了。她交给她朋友阿国了。
“我承认我很生气。我为她安全才把枪借给她。当然不喜欢她把枪再转交给那倒霉作家朋友。”
我转向钮律师说:“好了。现在要看你单骑救主了。”
“什么意思?”
我说:“除非你能出奇制胜,否则他们会说他是嫌犯,送他去上级法庭审理了。”
“不管你能做什么,他的嫌疑逃不掉,他们也已经铁了心要说他有嫌,要逼他去审理了。我甚至不想说一句反对的话。硬要我提辩论也不会有用。因为我最多说些陈腔滥调,说他们除了环境证据什么也没有。也许我可以说他们虽有他宅上的指纹,但不能确定指纹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也可强辩他们虽知道凶枪是什么人的,但不能证明枪在什么人手里,是几点钟开的枪。有什么用?”
“你说你的客户一点希望也没有?”
“一点也没有。”
我看向顾梅东。“你喜欢这种结果吗?”
“老天,当然不喜欢。”顾梅东说。
“但是你没有办法,”钮律师说:“假如他是冤枉的,也冤定了。”
我说:“你要是进行得对,也就不一定。”
钮律师突然厌恶地对我说:“你是不是想教我应该怎样处理这件案子?”
我直视着他的双眼说:“是的!”
“休想!”钮律师警告我:“我不知道你在这案子中占了哪一门,赖老弟。不过我知道你搞了不少鬼。顾先生看到从船宅里逃出来的人,会不会就是你呢?”
“这一点可以放心,我不是他看到的人,”我说:“假如你用一点脑子,我们可能有机会,今天,就是现在,把事情全都解决了。”
“你疯了,”他告诉我:“打官司定则,预审的时候被告是无能为力的。你诘问证人,尽可能挖掘出来起诉的检方知道多少事实。其后,人家怎样打你,你就怎样应变,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去你的打官司定则,”我说:“我是在说一个特别案例,这件案子。你让他们把顾梅东定罪,全国报纸都会拿他当头条新闻。”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报纸,”钮律师说:“这国家新闻是自由的。他们认为来路可靠的新闻都可以刊登。
“尤其现在,其中又夹杂了桃色新闻进去。相信过不多久,全国新闻界都会忙起来了。百万被告午夜幽会……|”
我对顾梅东说:“你要不要在这一庭辩白一下?”
“我只想脱离困境。”他说。
“现在不是顾梅东要不要,而是我要不要,”钮律师说:“我是律师,我不受客户干涉,我目的是为他最后最好利益。赖老弟,我更不受自负可恶的私家侦探干涉。”
“我不是一个自负可恶的私家侦探,”我告诉他:“我是一个非常好的私家侦探。”
顾梅东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看来看去。
“你要怎么办,顾先生。”我问:“你快决定。”
“我还能做什么?”顾梅东说:“钮律师已经决定了。”
“钮律师是替什么人工作的?”
“怎么啦……我想他是……他是为我工作的。”
“我不为什么人工作,”钮说:“我是自由职业人。我是律师。有案子时别人可以聘请我。我出庭,用我认为对当事人最有利的方法进行。请你不要弄错,用我的方法。”
顾梅东耸耸双肩,无助地向我看看。
我对他说:“我还是要你自己来判断,顾先生。我认为我们有办法把你救出去。相当有把握,我们能办到。”
“我打赌一千比一。”钮律师说。
“我现在就拿一百元出来。”我告诉他。
他生气地说:“我不知道你做真的赌博。我只是告诉你可能性。你再赌多少钱也没有用,因为休庭完毕我就会站起来告诉法官,我们同意法谕可能有罪,让他们送我们去上级法庭,在有陪审团情况下接受初审。”
我看向顾梅东,对顾梅东说:“开除掉他!”
“什么?”顾梅东不相信自己耳朵地说。
“开除他!”我说。
钮律师看着我说:“你说什么,你这个自以为是,一派胡言的狗杂……”
我看都不看他,向顾梅东说:“他是你的律师。你把他开除了。照我告诉你的方法做,你可能脱离这困境。”
“原来你也想做律师!”钮说。
“我在建议顾先生怎么办,顾先生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律师。顾梅东,你照我所说的去做,我们可以自由回家。”我说。
顾梅东犹豫地愣在那里。
法官休息室门打开,普法官走出。法庭监守官促使法庭静肃。我们大家归位,先站起,法官坐下后大家才坐下。
“很好!”普法官开口:“我们回到民众公诉顾梅东的案子。被告要提什么辩白吗?”
“开除他!”我对顾梅东说:“现在!”
顾梅东突然做了一个决定。他站起身来说道:“庭上,我要自己做自己的律师。”
普法官给他弄胡涂了,副检察官转向看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疯子。
“你要解雇你的律师?”法官问。
钮律师一把夹起他的公文包,说道:“用不到解雇,这案子我不干了。”
“等一下,等一下,”普法官说:“法庭没有同意前你不能不干。”
钮律师犹豫地说:“我不要这个当事人了。我受不了他,更受不了他那自负可恶的私家侦探。”
“你先控制一下情绪,”普法官说:“顾先生,请你说是怎么回事?”
“我要有所辩白,我要处理自己的案子。”顾梅东说。
“你要解聘你现在的律师?”
“我要解聘他。”
普法官看向钮律师:“你也想离开这案子?”
“我离开这案子。我已经离开这案子了。我要离开。我和这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普法官叹了一口气。“好吧,”他说:“庭谕:被告准许自己做自己的律师,为自己辩护。”
“现在,顾梅东先生,你要不要请什么证人?”
“请洪国本。”我低低向他耳语。
顾梅东看看我,看看正在昂视阔步走出去法庭的钮律师憎恨的背。
“我请洪国本做我第一个证人。”他说。
洪国本蹒跚地走向前来,把右手举起,但是全身的筋骨都在酸痛。顾梅东低低问我:“我问他些什么?”
“坐我边上,”我说:“照我告诉你的问题问他。”
洪国本宣誓的时候,我向顾耳语道:“问题要短,尽量让他讲。你第一个问题是问他有没有见过这支枪,民众证物二号。把枪放进他手中,但如他说有,就问他最后一次见到是什么时候。尽量叫他讲话。”
顾梅东笨手笨脚有如一个人第一次下场溜冰,滑雪。他错乱地说:“请把手枪给证人看看,我要问他以前有没有见过这支枪。”
“目的是什么呢?”普法官问。
顾梅东看看我。
我说:“我们想查明,这支枪怎么会到田里去的?”
顾梅东把我的话转传给法官。
“很好,”法官说:“我认为这是被告合宜的防御,何况检方对这问题已经开了一个端。请证人回答这问题。”
“我以前见过这把枪。”国本说。
“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离开他手上?”我告诉顾梅东。
“你什么时候见过它?”梅东问。
“我在……我想我在十七号见到它。”
“什么情况下你拿到它的?”
“白南施把它交给我的。她告诉我……”
“等一下,”路克林说:“我们反对道听涂说。”
“反对成立。”普法官说。
“这支枪最后什么时候还在你手里?”
“十九号黄昏我把它弄丢了。”
“你怎么会弄丢的呢?”
“布袋把它从我手中抢了去。”
顾梅东看看我。
“谁是布袋?”我向他耳语道。
“谁是布袋?”他说:“都告诉我。”
洪国本说:“我在追踪一批毒品走私。这支枪暂时在我身上。我从圣飞利跟了毒品上来。我还以为我蛮聪明。
“我不知道有一辆车反盯在我的后面。当我们到了拉被塔附近,后面的车追上我,逼我向路旁,前面的小货车又停了下来。
“开后面追踪车的人显然是个过气拳师。因为另外一个人叫他‘布袋’。布袋修理了我。我想拿出枪来对付他。但是开小货车的……我相信是舒爱迪……制住了我。”
“叫他继续。”我告诉顾梅东。
“说下去。”顾梅东说。
我轻轻告诉顾梅东:“每次他停下来,就叫他继续。”
国本说:“他们真的把我揍惨了。黑眼圈就是这样来的。鼻子出血了,嘴唇破了。衬衫上都是血,修理终了时我的样子非常不好看。”
“说下去。”顾梅东说。
“他们是把我拖下车整我的。他们把我捆绑起来,用的是一种又细又牢的钓鱼线,又把我抛回车去,只是这次在后座。他们把我车子连我一起沿了一条小路开下去。把我的嘴也塞起来。把我抛在路边。”
“说下去。”顾梅东说。
“他们拿走了那支枪,那个叫布袋的拿走了那支枪。”
“说下去。”顾梅东说。
“这差不多是全部的了。”国本说:“除了……我想大概早上七点钟……八点钟吧,有位好心的墨西哥男人,他的名字叫荷西·卡派拉,经过看到我车在路旁。他停车查看一下,见到我被捆起来,嘴里还塞了东西。是他把我解开来放我出来的。那个时候我几乎已经半死了。荷西·卡派拉把我带到他家里。他们给我咖啡,蛋和墨西哥早餐。又叫我好好睡了个饱。过了一下,荷西把我送回停车的地方。我自己开车离开。走过一个路旁饭店,我进去喝啤酒。赖唐诺和白南施就是在那里找到我的。”
“问问他,他是不是很痛,不能活动。”我说。
“你是不是很痛,身体活动不方便?”顾梅东问。
“当然很痛。我的肋骨几乎被踢凹进去了。我今天比他们揍我那天还要痛。我不但眼圈黑了,我想我肋骨断了。”
“叫他给我们看身上的伤痕。”我向顾梅东耳语道。
“你能给我们看身上的伤痕吗?”顾梅东问。
国本向他指指自己的黑眼睛。
“看他肋骨,身侧,要看身上的。”我告诉顾。
“其它的伤痕,”顾梅东说:“身上哪里有其它的伤痕?”
国本轻轻地把手扶向他自己侧面说道:“到处都有。”
“给我们看。”我说。
“给我们看。”顾梅东依样地说。
“什么意思给你们看?”国本问道。
“把你衬衫捞起来。”我耳语道。
“把你衬衫捞起来。”顾梅东说。
洪国本看着我们,突然眼睛中出现惊慌。“我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衣服。”他说。
“只要给我们看看什么地方打青打肿了,”我耳语道:“给我们看看上肢有没有一块黑青,给我们看身上任何地方,任何一块外伤……一样说好……青的红的都可以。”
顾梅东口吃地说:“给我们看你身上,给我们看有没有一块红的或黑的。”
“我不一定要听你的。”洪国本说。
顾梅东僵住了,好像进了死巷子。
“说他在说谎,”我说:“说他身上根本一处伤也没有,所以无法找一处给我们看。请庭上找个医生来检查。”
顾梅东把手指插进头发里,把头发向后拢几下,说道:“庭上,请个医生检查一下好吗?这个人身上根本没有伤。”
“他一定会有的。”普法官说。
“他在说谎。”顾梅东说。
“等一下,”路克林说:“你不能责难你自己的证人。我不愿意对一个自己在为自己辩护的人,太讲究技巧问题,但是我必须保护民众的权益。你不能责难你自己的证人。”
我说:“问法官他要不要知道本案真相。”
顾梅东这次做得很好。他说:“到底庭上你想不想知道本案的真相?”
普法官看看惶惶不安的洪国本,犹豫着。
“等一下,”路克林说:“本案到底是由什么人来审理?那私家侦探到底在搞什么鬼?赖唐诺又不是律师,他和本案毫无关系,他根本不应该在庭里。”
洪国本再也受不住了,他跳下证人席,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逃出法庭的侧门。
“不要给他跑了。”法官向法庭监守官大声喊着。
他们没有来得及阻止他,他已经逃出房间了。
我看向法官,说道:“报告庭上,这证人身体恢复得很快,是吗?”
普法官从上面向下看着我,想要叱责我,突然微笑着说:“说的也是。”
“我建议警方应该发出一个全面通缉令,把这个人捉回来。有个黑眼圈应该很容易捉到。”我说。
“但是这个赖唐诺根本没有资格在本案发问题。”路副地方检察官反对道。
普法官向他笑笑道:“没有错,路先生。但是本庭是有资格发问的。本庭还有很多有趣的问题,正想请教这位证人呢。”
庭警在法院的大门口捉住了往外逃的洪国本。把他送回了法庭。
普法官说:“年轻人,你本来是在证人席上的。现在,请你马上回到该去的地方,听我说几句话。
“据我看起来你可能和一件刑案有了关连。本庭必须提醒你,你是可以不开口的。你有权一句话也不说。任何可以入你以罪的问题都可以不回答。甚至现在开始,一句话也不说,也是你的权利。你另外也有权请个律师替你处理一切程序和代你发言,如果你没有钱请律师,法院会给你指定一个义务律师。但千万不可以再站起来像刚才一样,想要逃走。”
“现在,你有什么决定?”
洪国本在坐位上扭动一下,没有开口。
“本庭准备传一个医生来检查你一下,你要不要先请好一个律师?”
国本说:“我什么都说出来也许会轻松一点。我也是被逼的,这事实上是个自卫。我相信要是我再像过去几天那么愚蠢,最后恐怕真的会面对谋杀的控诉了。”
“讲不讲一切都是由你自主的。”普法官说:“但是身体检查是一定要执行的。”
国本开始吐实。话只是不断地自他口中吐出。他说:“我知道毒品走私即将过境。我知道一个人开毒品车上来,会和一个过境后开探路车的人会合,时间是傍晚七点钟,地点是蒙地卡洛餐厅。我约好我女朋友同时同地见面。
“那天突然下雨了。车子都误时了。我跟了他们过了边境。那时车里已经有两个人了,一过边境,其中一人取一辆探路车继续向前开。小货车,拖车及船宅就经过加利西哥市区后停在路旁。
“我所要的情节都收集全了。真是太棒的一篇报导。但是还缺最后一环,我要看他们把船宅弄去哪里。我后来知道,探路车见到了路障和临检,所以船宅就暂停路旁。
“我找了一个能观察船宅的位置。那一晚下着雨。我等了又等。小货车的驾驶已进了船宅,我想他睡了。
“我太自信了。我实在大鲁莽了。我阻不住自己的欲望,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得到。我没有小货车的牌照号码。船宅比拖车大,小货车的牌号不容易见到。我以为驾驶小货车的人已经在船宅里睡着了,我偷偷向前,想要得到小货车的牌号,结果自投罗网。那个驾驶不知什么时候发现了我,突然开门,手里拿了支枪,把我逼进船宅去。
“我知道,不是他就是我。他还不太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从他言行看得出来,他并不认为我是警察。他想要知道我偷偷摸摸地想要什么。我趁他不备把自己的枪拿出来,叫他不要动,我紧张得要命。我曾等也许十分之一秒钟,看他要对我怎么样。他开枪了。假如警方仔细找找船宅的前半部,会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弹孔、弹头的。
“我差不多和他同时发射,他落空了,我没有。
“我慌得要命,我拿了他的枪,把它放在我口袋里,两个小时之后我把它抛掉了。我拿了我的手里,顾梅东的枪,跑下去到我停车的地方,看了一下,就跑到排水沟边上,尽可能用力把枪抛过水沟去。
“当时,我应该去报警的。但是我要仔细想想,我开车过了边境一路在想怎样可以脱出这场大祸。整夜我都在车里。最后,一清早供应渔具的店开门时,我买了些钓鱼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当然先把车停在一定会被人发现的路上。假如太久没有人救我,我会自己松绑的,我以为用这个借口,可以制造一个时间证人,骗的过去的。
“我自己向自己眼睛用力打了一拳,也把鼻子打出血来,使被人修理的情节逼真一点。我没有想到别人会看我身上有没有伤的。
“赖唐诺在旅社里不断的引诱我到游泳池去,我就知道我的故事里还有缺点。我知道有人要看……无论如何我不希望大家认为这是谋杀,我确是自卫。”
普法官低下头,看向宓善楼:“不知道警官们有没有仔细搜查过那船宅,有没有在船宅的前半部看到什么弹痕?”
“船宅里没有弹孔,庭上,”善楼说:“但是有一只沙发垫子,上面有一个孔。我们没有把垫子拆开来看里面有没有弹头。”
“你们最好马上去拆开来看看,”普法官说。然后又好像受了冤一样的,加了一句:“就我看来,这件案子警方的工作,不够水平。”
“这个人我就交给检察官看守起来。控诉顾梅东的案子撤销。”
“退庭。”
普法官自宝座起立,法庭里一片嚣乱。一群记者抢着优先跑出庭去。大概都是去找最近的电话亭的。
我向顾梅东看看,说道:“恭喜你。”
这家伙一把把我拥抱住,我还真怕他会吻我哩。
花了半个小时,才把记者们打发掉,两个人回到我的车子前。我一直教顾梅东向记者说“不作批评”,记者们最后才真的放弃,但是电视记者的镜头始终还是对着我们。
终于在最后,他们都散了,我们自由了。
我交了一张公路图给顾梅东。
“这是什么?”他问。
“一张地图,一张南下厄尔高尔福的地图。”
“厄尔高尔福?那里有什么?”
“白南施。”我说。
“为什么她会在厄尔高尔福?”
“因为只有这样,你南下找她的时候,记者不会跟踪你……假如你小心一点的话。之后,你可以在下个礼拜的第一天到我们办公室来,来结帐。”
他看着我,突然开了窍。抓住我的手,很用力,很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