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地驾车出城。沿路仔细地看着。我没有困难就找到了船宅曾停车的地方。
现场还是有一小批的人逗留着，车轮或是脚印，都已经无法辨认了。显然警方已经完全采证完毕。把货车拖车移走，把围住现场的绳索撤走，人群才移入的。
我看看这附近环境。
在大路的西面有一大块很大的空地。对北行车言来，是在左手侧。从铺水泥的路肩边上到沿路而平行的一条排水沟，至少有五十尺的距离。排水沟的对侧是一排有刺的铁丝网篱芭，篱笆过去是金花菜田。
金花菜田被灌溉的时候，多出来的水流进排水沟去，目前水沟里还见得到湿兮兮的一层污泥。
我沿路走着，望向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足印。
水沟里没有足印，但是沿了水沟却不少。警探们一定和我有过相似的想法，在这一带沟里看过了。从水沟那边不可能有人跨沟而来。也没有人能跨过如此宽的水沟而不留下痕迹的。
我脱下鞋子和袜子，拿在左手，涉过沟底的泥浆和水，爬上对侧的水沟壁，从铁丝网篱芭上找一个大一点的洞钻过去。我做得非常自然，毫不关心别人注不注目，就像一个神经的外国人，随便做点无意义的事一样。
我平行水沟走了五十尺，看看金花菜田，我走回原地，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五十尺。
我又回头走回来，于是我看见了，太阳光照射下一点蓝色金属的反光。
我向四周看一下，每一个人都对我没什么兴趣。
我走向金花菜地，进去二十尺的样子。
枪，就躺在一支金花菜的旁边。
我很仔细地看看它。这是一把蓝钢，点三八，短铣鼻尖向上翻的转轮枪。
我转身，慢慢离开我找到的东西。我才向篱芭走了两步。一个十岁左右，黑眼，光脚的小男孩自水沟中泥泞上跑步过来。
“找到什么了，先生？”他问。
“找？”我装作无事地问。
“你找到东西了，你走过来看。你……我来看看。”他钻过篱芭，开始想跑进金花菜田。
“等一下，”我说。
他停下。
“我是找到了东西，”我说：“这东西十分重要。我们不可叫别人知道了。我信得过的你吗？”
他好奇的脸上充满兴奋：“当然，没问题。你要我做什么？”
我说：“我就守在这里，使我发现的不会被别人拿去。我本来要自己去报警的，你来了正好。你父亲或母亲在这附近吗？”
“我就住那边那一幢房子里，”他指着说：“白的那幢。”
“有电话吗？”
“有。”
我说：“我在这里等。不要对那堆人中任何人说话。你回家。爸爸在找爸爸；爸爸不在找妈妈。请他们打电话到加利西哥警察局。请他们立即来。就说一位赖唐诺找到了一件重要东西。”
“一个烂糖……｜？”
“姓赖的侦探。”我说：“你办得到吗？”
“当然，当然。”
“除了你父母，不要和任何人说话。”
“只有母亲在家，”他说：“父亲在工作。”
“快走吧。”我告诉他。
我坐在水沟边上，看着他跑回白房子去。
才等了十五分钟，宓善楼就带了一个当地警察匆匆而来。
小孩在等他们。他高兴地带领他们经过排水沟。
善楼和警察看到水沟里的泥浆时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决定涉水过来。围观的群众突然看到警车匆匆而来，一个小孩带领警察涉水过来，又发生了新的骚动。他们也看到了我，一两个人开始走过来。警察挥手叫他们不要过来。
善楼和警察狼狈地走向我。
“小不点。最好是值得我看一看的。”善楼说。
“看了就知道。”我说。
我带路，停在一个看得到枪的地方，指给他们看。
“真是该死！”善楼说。
他们两个彼此互望了一下，两个人又都看向我。善楼说：“你走到田里去过？”
“最远也是到这里而已，没再进去。”
“我希望你在说老实话，”善楼道：“你怎么知道枪会在这里？”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过来看看。”
“很多人已经来看过。”善楼说。
“我想假如有人要抛掉一把枪，他会站在水沟边上，用全力把它抛进田里。”
“为什么不把它放身边，带离这里，抛到一个永远不会被发现的地方去？”
“也许他没时间了。这把枪是绝对的证据，他希望立即脱手。”
“好，小不点。”善楼说：“你又在控制全局了。告诉我，你凭什么想到爬过水沟来？”
“因为我知道没有人曾爬过水沟来过。”我说。
“你怎么知道？”
“没有人能爬过水沟，而不留下痕迹。”
“又怎么样？”善楼问。
“所以我知道没有人看过这一块金花菜田。”
“我是没有。但是命案发生时，好的警察单位，或好的警察应该把现场四周都列为清查地区的。尤其是凶器可能抛弃的范围之内。”
善楼看看加利西哥警察。从口袋中抽出一支雪茄，放入嘴里，走向手枪，慢慢弯下腰来，自口袋中拿出一支铅笔，插进手枪枪管中，把手枪挑起。
“枪上找到指纹的机会不多。”善楼说：“但是该做的事，一定要依规定做。”
“我打赌，”那加利西哥警察说：“你会找到这绣花枕头私家侦探的指纹。”
善楼摇摇头：“你多半发现所有指纹都擦掉了。但是这小子太聪明了，他不可能做这种笨事。”
我们大家沿原路走回去。善楼手上拿着铅笔，枪管套在铅笔上。在空中有点摇晃。钻过铁丝网篱芭时，有点像个小丑，把桌球顶在球杆上，在地下爬着表演。
这时人潮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围向警方和枪。
警官们蹒跚地涉水通过排水沟，我光着脚大大方方地走过来，到我停车的地方。
“没有得到我们允许不要离开本市。”善楼警告道：“我们可能随时会找你的。”
“放心，你找得到我的，”我说：“枫叶汽车旅馆，七号房子。再不然也在这附近。”
“一点也不错，我们一定找得到你，”善楼说：“只是不要叫我们太困难就好了。”
我爬进公司车，想用光脚来驾驶，但是太痒了。
我在最近的加油站停车，用冲水的笼头冲我的脚。加油站服务的人以困惑的表情看着我。
“我把脚弄脏了。”我告诉他。
他摇摇头说：“真是无奇不有。”
我没有把袜子穿湿脚，只是把鞋子套上，开车回到第安萨大旅社。顾梅东住三六六房，我找到房间，在门上敲门。顾梅东急急地过来开门。
开门看到是我，明显地看到大失所望。“又是你。”他说。
“又是我。”我说。
我的脚已经干了。我走进去，坐在一张椅子上，自口袋拿出袜子，把鞋子脱下，穿起袜子来。
“这是什么意思。”梅东说。
“我到案子现场去了。”我说。
“你是说谋杀案？”
“还有什么案子？”
“毒品走私呀。”
“两个是一回事。”我说。
“有什么发现？”他问。
“警察出了个愚蠢的大错误。”
“怎么样？”
我微笑地说：“密善楼远从洛杉矶来。他是高级的联络警官，是调查谋杀案的专家，他在当地警察众目昭彰下，出了个大洋相。我相信他现在窝囊的不得了了。”
“他出了什么洋相？”
“没有在现场附近找凶器。”
“你说他们没有……”
“有，他们现场查得很仔细，他们对拖车查得最仔细，他们查了拖车四周脚印。”我说：“但是那附近有一片金花菜田。田和公路间还有条都是污泥的排水沟。有人要爬过水沟一定会留下痕迹。”
“那些警察看看那里，没有痕迹，想象中没有人爬过金花菜田去，所以没过沟去搜。”
“又怎样呢？”梅东问。
我说：“警察课本上一再规定，现场附近一定要彻底搜索。不但是直接有关的环境，而且要看凶手可能站起把对象抛出去的范围。凶器当然更是搜索的对象。”
“你的意思，还真有一把枪？”顾梅东问。
“真有一支枪，”我说：“一支点三八口径转轮，蓝钢，鼻短，鼻尖上翘那一种。我看来是支很值钱的枪。现在在警察局，相信他们在猛用电话。
“再过两分钟，他们会从枪号查到枪主。然后他们会查指印……这一点可能什么也查不出来。枪上查到指纹的机会在各案中都是很少的。”
“但是枪号都可以查到枪主吗？”
“当然。每支枪都有售出记录的。这，不会是你的枪吧？”
他强调地摇摇头：“绝对不可能。我知道我的枪在哪里。”
“在哪里？”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家里。”
“我看不见得。”我说：“你也许不知道现在枪在哪里，但是你说谎的本领的确不高明。”
他深深吸口气：“好吧，在南施那里。”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是我亲手交给她的。可怜的孩子耽心死了，也怕极了。我不知道她会试着逃走。我认为她会硬撑到……｜我告诉她上床的时候门窗都要关好，什么人来敲门都要先问清楚，我叫她把这支枪放枕头底下，要用的时候不必犹豫。”
“之后呢？”我问。
“我教她怎么用这支枪。”他说：“你知道这种枪是自动撞针的枪，花不少次试验，她才能了解。”
“你认为你的枪还在南施手中？”
“那是一定的。”
“有没有机会，”我问：“南施混进这件案子，在船宅里，是她开的枪？”
“不可能，”他说：“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我又想了想说：“也许你是对的。我同意机会不多，因为南施自己没有车子，她不可能雇一辆出租车去跟踪那辆走私车，一直跟到出事地点，叫出租车等候，她自己进船宅去，把舒爱迪解决掉。”
“你是个无中生有的呆蛋。”顾梅东不耐烦地说：“南施绝无可能……｜”
有力而等不及的敲门声在门上响起。
我耽心地说：“这一定是宓警官，你最好去放他进来。”
顾梅东把门打开。善楼看我一眼说：“好呀，好呀，小不点。脚踏风火轮赶来给你客户报信，是吗？”
“我已经向他报过信了。”我说。
善楼对顾梅东说：“你有一支史密斯华生三八口径转轮，一又八分之七寸枪管长，枪号一三三三四七。现在在哪里？”
“你回答呀。”我告诉顾梅东：“他现在是怀疑你犯了一件特定的罪案，在问你一个特定的问题。他没有警告你，你应有的宪法权利。那就是不论你说什么，他都可利用来对你不利……｜”
宓警官用轻到听不见的声音咕噜着三字经，伸手自口袋中掏摸出米兰达卡片。
米兰达卡片是著名的米兰达案，自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后，每一个美国警官必须带在身边的东西。米兰达卡上印好对人权的种种保护警告。当警方要逮捕一个人，或是当警方对一个人的普通问题问完，要另外进入一个特定罪案的特定问题前，必须拿出来，向对方读一篇，以保护每个美国公民的人权。
善楼开始公事化变得一本正经。
他用单调的声音说：“我们现在怀疑你有谋杀一个舒爱迪的可能性。所以警告你不论你说什么，将来都可能利用来对你不利。相反的，我们建议你可以什么话都不说。也建议你可以自己选一个律师，让律师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来代理你。假如你请不起律师，我们州政府会指定一个律师来代理你。”
善楼把卡片放回口袋。“好了，”他说：“你最后一次什么时候见到这支枪。”
我对顾梅东说：“你有权在全案过程中请个律师代表你。你有律师吗？”
“这里没有。”顾梅东说。
“你少夹在里面搅乱。”善楼对我说。
“你的意思是他没有资格找个律师？”我问。
“我已经告诉过他，”善楼说：“他有资格找个律师。”
我捉住顾梅东正在看我的机会，把食指竖直起来，放在紧闭的嘴唇前面。
顾梅东说：“我不想说什么话，我要请个律师。”
“你可以请个律师。”善楼说。
顾梅东吞了口口水，考虑了一下，突然转头向我。“赖，”他说：“我要一个律师。”
“你不是本来有……｜”
“本来有的，对这种情况不见得能处理。”他说：“我要一个当地的，要一个全国最好的……最好的刑事律师。”
顾梅东伸手向裤袋拿出他的皮夹。开始数出全新的五十元钞票。但又改变初衷，看看皮夹的另一面，拿出五张一百元的钞票交给我。“三百元是给你的，”他说：“两百元是请律师的定金。把他弄到牢里来看我。我自己来给他定律师费。
“同时，你继续这件案子的调查工作。照我们约定的钱，我会照付的。”
“开支会相当大。”我说。
“该付的不要省。”
“什么时机停止呢？”我问：“总有个限制。”
“没有限制。一直花下去。”顾梅东提高声调说。
善楼说：“顾先生，我也不想这样对待你。但如你肯和我们合作，可能不需要把你带走。事实上我们目前只要知道枪的来龙去脉和你昨晚的动向。”
顾梅东看看我，我摇摇头。
“小不点！你不是他的律师。”善楼气愤地说：“用不到你来给他建议。”
“我是他请的私家侦探。”我说。
“那你最好自己手脚干净点，否则我把你们两个关在一个监牢中，让你们聊个够。”
“装上窃听器？”我说。
“你总算猜对了一件事，”善楼生气地说：“窃听器是一定要装的。你认为我们是干什么吃的？”
“这一点，我早就见到过。”
善楼转向顾梅东，他说：“我目前决定不用手铐来铐你。但是不要误解，你是已经被我逮捕了。不要有什么特别的行动。我们走。”
他们走向门口，我们大家出去。梅东把门锁上，我送他们到大厅上。善楼带顾梅东到门口有位警察驾车在等的一辆警车里，他们开走。我走向大厅的公用电话，打电话给白莎。
“我还在加利西哥。”我说：“我还住在枫叶汽车旅馆七号房子。我可能还要在这里很久。我们客户才给我一点钱，叫我继续下去……｜”
“客户给你钱！”白莎叫道：“他在哪里？怎么可能？”
“他也在这里。”
“他要耽多久呢？”
“可能要些时候了。”我说：“宓善楼和这里的警方刚以谋杀罪将他逮捕了。”
“他奶奶的！”白莎说。
“这里我负责就是了。”我趁白莎还在咕噜不清的时候，把电话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