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保振作起精神，犹疑地看着那个人，那个目前他必须视为是他上司的人。布多沙·奥森是特别小组里主要的推动者，他爱上了银行劫案，而过去几年中这类案件接连不断地发生之后，他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不可同日而语了。只有他才有这种活力和点子，日复一日，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从不抱怨、不会沮丧，甚至从未显露疲态。有时候他手下那些疲惫不堪的人都觉得他不像是这个瑞典犯罪公司的管理者。这是个不太吉利的单位，其中有许多的禁忌及传说，但是对布多沙·奥森而言，警察工作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趣、最刺激的事。
这当然是因为他本身并不是警察。
他是个地方检查官，专门受托承办一些棘手的持械银行劫案的初步调查工作。有一个案子已经有了头绪，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罪犯受到了监视，有一些则已经上法庭受理了。可是现今的情况是，每周都有好几宗新的枪案发生。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案件都多少有些关联，但是到底有什么关联却没有人真的清楚。
更严重的是银行并非惟一的目标，一般大众被抢的例子也有大幅增加的趋势，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有人被袭击，在街上、在广场上、在商店里、在地铁中、甚或在家里，真的是到处都有可能。可是抢银行被认为是其中最严重的，攻击属于社会大众的银行就是向公众权力挑战。
现存的社会体系显然已经是不可行了，除非每个人都是非常有良心的，它才有可能正常地运作。但是即便是警察也做不到这一点。过去这两年来单单斯德哥尔摩所积压的调查案件就多达二十二万件；而即使是非常重大的案件（虽然只占一小部分），也只有四分之一被侦破。
而事到如今，那些应该为此负全责的人也无能为力了，他们只会摇头叹息，摆出一副已尽人事的模样。有好一阵子，大家都在相互指责，而现在已经找不到对象去责怪了。最近有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建议，就是大家应该少喝些啤酒。然而在瑞典，啤酒的消耗量已经算是非常低的了。由此也就可以知道，所谓的国家最高决策当局的思考方式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了。
有件事是很明显的：警方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自从一九六五年实行国有化以来，所有的警力收归一个单位指挥，而从一开始，领导者的位子就已经被一个不适合的人坐上了。
长久以来，许多分析家及研究人员不断地想要了解国家警察总署主导人的基本理念。这当然是个无解的问题。其实警察署长所遵行的教条，就是绝不容许任何事情泄漏出去，因此他是绝对不会给你任何答案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非常喜欢高谈阔论的人——他讲话的内容即使是修饰得文辞并茂，也索然无味。
几年前曾有警方的人员发现一种篡改犯罪统计数字的方法，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却不易马上被识破；它不是直接做假，只是误导大众的注意。在此之前他们只是要求更多的武装和精良的警力，对一般案件要求更多的技术支援，对特殊案件则要求更强大的火力，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夸大警方所面临的危险。而由于这类说词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说服力，所以他们才寻找另一种方式：篡改统计数字。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六十年代后期发动的政治示威游行中，给了他们更容易捏造数据的机会。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和平，却受到暴力的反制，他们除了一些标语和本身的信念外，根本没有带其他的东西，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催泪瓦斯、强力水柱和橡胶警棍。这些非暴力性质的示威活动，很少不是以喧嚣及混乱的场面结束的。那些只不过想要自卫的人被拉扯、被逮捕，还被控“袭警”或“拒捕”。所有这些都被记人统计数字中。这个方法完美极了，每一次他们都只派一百多个警察去“控制”游行秩序，于是被指为反抗警方的人数快速地攀升。
他们鼓励穿着制服的警察“不要动粗”（这是他们的用词），而这些警察也非常乐意在所有的情况下，顺从这个命令。因为用警棍追打一个酒鬼，他还手的机率是相当高的。
这是每个人都会的把戏。
这种计策很管用。现在瑞典的警察都是全副武装的，转眼间，以往只需要带着铅笔和少许常识就可以解决的情况，现在也需要一卡车配有自动步枪和防弹背心的巡警出动。
然而长久下来，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料的情况。暴力事件的丛起不但增加了民众的反感和怨恨，也提升了人民的不安全感和恐惧。
最后，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人与人之间相互惧怕，斯德哥尔摩变成一个拥有数万个心怀惧意的人的城市，而在惊惧中生活的人民也是危险的人民。
六百个巡警中，大部分的人都突然失踪了，事实上是辞职了。因为他们也会害怕，是的，即使他们全副武装，大部分的时间只是坐在车子里。
许多人，当然是因为其他的理由才离开斯德哥尔摩的；也许是他们不喜欢这里的环境，也许是他们憎恨自己必须遵守的行为。
这个制度已受到反抗。至于其最基本的动机，他们仍隐藏于黑暗之中——在这种黑暗中，某些人察觉到一些纳粹的风格。
还有许多类似的处理方式存在，有一些已极端地犬儒主义。一年前实行了一项政策，要对付那些使用假支票的人——很多人的户头都超额使用，有些钱则结入了别人的帐——只要有一丁点财务上的问题未解决，都被视为是拒绝往来户，且要求做基本审核；国家警察局又拒绝认可本应为法定货币的支票。每个人都了解这个意思；人们必须带着大把的钞票出门。这无异于给街道及广场上的抢匪以机会，而这也正是当前的状况。当然假支票消失了，警方可以拿这个成果来炫耀，然而每天都有市民被袭击的事实已被忽略了。
这就是暴力风气渐盛的部分原因，而惟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更多、更强而有力的武装警察。
但是到哪儿去找那么多警察来呢？
初期的六个月里，官方发布的犯罪率大幅下降，足足有两个百分点，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事实上还是有大幅的增加。而他们的解释很简单：有警察才能揭发犯罪，每一个超支的银行帐户都算是一个犯罪案件。
在政治警察被禁止监听人民的电话后，国家警察局中的理论家贡献了一个点子，他们散布恐惧并将实情夸大，以致下议会普遍倾向于通过法案，准许在抓毒品犯时监听电话。从此以后，那些反共人士便可以高枕无忧，继续窃听；而毒品交易也有了空前的盛况。
不，当警察一点也不好玩，李那特·库尔保想。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属的单位没落又能如何呢？当他听到法西斯的鼠辈在墙后大放厥辞，他又能如何？他的后半生都忠实地奉献给了这个单位了。
怎么办？把你的想法说出来，然后被踢出去？不太好。一定有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行动吧？当然一定有其他的警官和他有相同的看法，可是是谁？又有多少人呢？
布多沙·奥森就没有这种问题。生活对他而言只是一场快乐的游戏，每件事情都是明明白白的。
“可是有一件事我不懂。”他说。
“是吗？”拉森说。“什么事？”
“就是那辆车子到底到哪儿去了？那些路障应该有用啊，不是吗？”
“显然是的。”
“所以在五分钟之内，每座桥上都应该已经有人了。”
斯德哥尔摩南边是个小岛，与内陆有六个连接点。特别小组早就已经规划过详细的步骤，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封锁斯德哥尔摩市郊所有的区域。
“当然，”拉森说，“我和市警局核对过了，一切行动都已在进行了。”
“那是哪一种车？”库尔保问道。
到现在他都还没有时间去了解每一个细节。
“是辆雷诺十六，浅灰或是米色的，’A‘开头的，号码里有两个三。”
“他们应该会用伪造的车牌。”拉森插口说。
“显然是。可是我还听说在玛莉亚广场和斯卢森附近有人可以做重新喷漆的工作；或者假设他们换车子……”
“然后呢？”
“那么第一辆车子到哪儿去了？”
布多沙·奥森在房间里踱步，额头埋在巨大的手掌中。他已四十多岁了，身材微胖，比一般人矮些，肤色有些红润，他的行动就像他的智慧一样有生气。现在他自问自答他说：
“他们把车停在地铁车站或巴士站附近的停车场里，然后其中一个人用钱币刮车子上的漆，另一个人装上新的牌照，然后他也帮忙刮车子。到了星期六，那个开车的人回来，并重新喷漆，然后昨天早上那辆车就开走了。可是……”
“可是什么？”库尔保问他。
“可是我的手下一直到昨天晚上一点，都还在对每一部离开南区的雷诺车进行检查。”
“那么要不是它找到空档溜掉了，就是它还在那儿。”库尔保说。
拉森没说什么，他反而审视着布多沙·奥森的衣着，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厌恶感。一件皱巴巴的淡蓝色外套，鲜粉红色的衬衫，还有一条大花的领带。脚上是一双黑色的短袜和褐色有缝线的鞋——显然是没有擦过的。
“那你如何解释开车那个男人？”
“他们从未亲自弄过车子。通常他们都会特别找一个人，把他们载到指定的地点，事成之后再去接他们。这种人一般都是从另一个城市来的，例如马尔摩或哥特堡。他们对逃离时所用的车都是非常小心的。”
库尔保看起来更加疑惑了。
“他们？谁是他们？”
“当然是莫斯壮和莫伦。”
“莫斯壮和莫伦是谁？”
布多沙·奥森瞪着他，满脸讶异的表情，不过稍后这种表情就消失了。
“啊，是的，当然，你刚到这个小组来，不是吗？莫斯壮和莫伦是我们手上两个聪明的银行抢匪。他们四个月前才出来，而这是他们出来之后的第四个案子了。他们是二月底从古姆拉监狱逃脱的。”
“可是古姆拉监狱公认是看守最严密的啊！”库尔保说。
“莫斯壮和莫伦不是逃出来的，他们是周末被假释出来，然后就没有再回去了。据我们所知，他们一直到四月底之前都没有犯下任何案子——在这之前他们一定是到加那利群岛或是甘比亚去度假了，也许去玩了十四天左右。”
“然后呢？”
“然后他们添购了些装备、武器之类的东西，他们通常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买这些东西的。”
“可是上星期五是个女人袭击银行的，不是吗？”库尔保强调。
“那只是一种伪装，”布多沙·奥森一副经验老到的样子说。“用金色的假发和一些东西伪装起来。不过我可以发誓那是莫斯壮和莫伦干的。还有谁会这么神经质，或这么聪明，计划了如此突然的行动呢？这是个特殊案件，你看不出来这是个极为周详的计划吗？实在令人激奋，事实上这就像……”
“像和西洋棋棋王下棋一样。”拉森说。“姑且不论他们是不是顶尖的，莫斯壮和莫伦至少都是彪形大汉，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他们两个人都有二百零九磅，鞋子都穿十二号的，而双手则像两把铁锤一样。莫伦的胸围有四十六英寸——比安妮塔·爱克伯格最胖的时候还要大五倍，我很难想象他挤进衣服里面、又戴乳垫的样子。”
“那个女人不是穿裤子吗？”库尔保问他。“还是他喜欢比较小的那一边？”
“显然他们是派另外一个人来，”布多沙·奥森平静地说。“那是他们常玩的把戏之一。”
他走到一张书桌旁边，抓起一堆纸。
“他们一共抢到了多少钱？”他自问自答。“在布洛斯抢了五万，在古邦根抢了四万，在马斯塔抢了二万六；加上现在的九万，已经超过二十万了！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库尔保问道。“准备好什么？”
“他们的大买卖啊！这笔交易是天文数字，他们现在犯的这些案子只不过是要弄到资本而已。现在随时都可能有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了。”他看来内心非常激动，不断地在房间里走动。“可是在哪里，各位？哪里呢？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们必须思考。如果我是华纳·罗斯，现在我会做什么？我要怎么将他的军？你又会怎么办？又会在什么时候？”
“谁又是华纳·罗斯？”库尔保再次发问。
“他是个飞行事务长。”拉森说。
“要搞清楚的是，他是一个罪犯，”布多沙·奥森高声地喊道。“就他所从事的这个勾当而言，他是个天才。就是他筹划所有细节的，没他，莫斯壮和莫伦可能就只是个无名小卒。他专门负责动脑筋，要不是他的话，其他的人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他是个卑鄙至极的家伙！他是那种……”
“不要喊得那么大声，”拉森说，“你不是在地方法庭里。”
“我们会抓到他的。”布多沙·奥森说，那种语气就好像他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点子似的。“我们现在就可以逮到他，就是现在！”
“然后明天再把他给放了。”拉森说。
“没有关系，总是个下马威。让他和莫伦他们离远一点。”
“你想这样做吧？这已经是今年的第十五次了。”
“无所谓。”布多沙·奥森说着，走向门口。
布多沙·奥森真正的名字是史坦，可是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个名字了；不过，她却很可能已经忘了他的长相。
“这里面似乎有许多我不了解的事。”库尔保抱怨道。
“关于罗斯这方面，布多沙可能是对的。”拉森说。“他是个狡猾的恶魔，总是会有不在场证明，很精巧的不在场证明；只要有事情发生，他都会到新加坡、旧金山或东京去。”
“可是布多沙又怎么知道这个特殊案件的背后是莫斯壮和莫伦在操控呢？”
“某种第六感吧？我猜，”拉森耸耸肩说。“可是这合理吗？虽然莫斯壮和莫伦从未承认自己是盗匪，可是这两个流氓也进出监狱好几次了；但等到最后他们终于被关进古姆拉之后，却又准许他们在周末假释！”
“唉，我们也不能真的就把一个人永远关在只有一部电视机的房间里啊，对吧？”
“是不行，”拉森说，“那是真的不行。”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两个人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政府如何花了几百万盖了古姆拉监狱，安置了可靠的防护措施，用来将那些与社会脱节的人隔绝开来。从各地而来，对刑事制度很有经验的外国人士都认为，古姆拉的管理制度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人道、最没有人性的。床垫上没有蚤子或食物里没有虫，都比不上人性管理来得重要。
“就韩斯等的凶杀案来说……”库尔保开口说，“那不是凶杀案，可能只是个意外。她不应该开枪的，也可能她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子弹。”
“确定是个女孩子吗？”
“是的。”
“那刚才关于莫斯壮和莫伦的事又是什么？”
“噢，可能是他们派个女孩子……”
“没有指纹吗？就我所知她甚至连手套都没有戴。”
“当然有指纹，就在门把上。可是在我们采集之前，一个银行行员把它弄模糊了，所以就不能用了。”
“弹道分析呢？”
“结果还可以。专家分析了子弹和弹壳，他们说她用的是一把点四五，可能是拉玛自动手枪。”
“很大的枪……尤其对个女孩子来说。”
“是啊！根据布多沙的说法，这又证明案子是莫斯壮、莫伦和罗斯干的。他们都是用大而重的武器，可以吓吓人，可是……
“可是什么？”
“莫斯壮和莫伦不会向人开枪的。至少他们还没有这么做过。如果有人找麻烦，他顶多向天花板射一枪，让他乖一点。”
“有没有想过把罗斯这家伙抓起来？”
“嗯，我想布多沙打的算盘是：如果罗斯又像以前一样有很好的不在场证明，比如说他是上星期五在横滨，那我们就可以完全确定是他计划的；反过来说，如果他在斯德哥尔摩，那事情就比较棘手了。”
“罗斯自己怎么解释？他没有发疯吗？”
“从来没有。他说莫斯壮和莫伦的确是他的老朋友，他觉得他们的生活过得那么糟糕，实在是件令人难过的事；上一次他还问我们，是否有什么他可以做来帮助他老朋友的。那时候督察长碰巧也在，他差一点脑溢血。”
“那奥森呢？”
“布多沙只会吼叫，他喜欢这样。”
“那他还在等什么？”
“下一步行动。你没听他说吗？他觉得罗斯正在计划一个大行动，莫斯壮和莫伦会去执行它。看起来莫斯壮和莫伦是在搜刮足够的钱，以便悄悄地移民，然后大干一票，再躲起来度过余生。”
“那需要抢银行吗？”
“布多沙认为除了银行之外，其余的都不值得一提。”拉森说。“那是他的观点，大家都这么说。”
“那目击证人呢？”
“埃那的那个？”
“是啊！”
“他早上来过了，看了一些相片，可是没有认出他们。”
“但是，车子可以确定吧？”
“完全正确。”
拉森静静地坐着，轮流拉着手指，让每一个关节都喀喀作声。过了好一阵子，他说：
“关于那辆车子，还有些不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