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默是瑞典第三大城市，与斯德哥尔摩非常不同。居民人数不到斯德哥尔摩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分散在平原之上，斯德哥尔摩则是建在填土垫高的岛上。此外马尔默位于南边三百六十英里的地方，是瑞典通往欧洲大陆的港口。这里的生活步调和缓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紧张，据说连警察都比较友善，与社会关系和谐，就如同那里较为温和的天气一样。
这儿时常下雨，但温度很少降到很低，早在斯德哥尔摩的冰开始融化前，厄勒海峡的海浪已拍打着平坦的沙滩及石灰石的高地了。
与瑞典其他地方相比，这儿的春天通常来得很早，而二、三、四月翩然乍到时，常带来阳光、清澈的美景，及偶尔有之的极端静寂。
四月六日，星期六，恰好就是一个这样的日子。
学校已开始放复活节的假，许多人都出城去了(虽然可能只出去一个周末)，去巡视一下夏天的别墅，或拜访住在乡间的亲朋好友。新叶子尚未长出，但已为期不远，路边则已经开满了春天的黄色花朵。
位于城市东北的工业港，这个星期六下午更是静得出奇，尽管这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此地不仅远离市中心，而且它的景色不论对步行者或开车的人都不具有吸引力；长长的、寂静的码头上停着垂头丧气的起重机、货柜车，堆着一堆堆的木头和生锈的铁梁，一间工厂里传来看门狗的吠叫声。港口停着几艘抽沙船，船员全都回家过复活节去了。有间上锁的仓库外头停了两百辆刚从英国海运来的亮蓝色的拖拉机，这些拖拉机很快就会送往附近的农业区。
除了狗吠声，几百码之外还传来炼油场低微的机器运转声。
空气中带着原油的味道，足以刺激鼻子敏感的人。
整个地方里只看得到两个人，他们是一对趴在港边钓鱼的小男孩儿。两个人靠得很近，两腿又开，头悬在码头边缘的外面。这两个小男孩儿有许多相同之处：两个人都六岁半，黑发，棕色眼珠，皮肤晒得黝黑，虽然严格说来当时仍是冬天。
他们是从位于城东的贫民窟走路过来的，两人腰带中插着刀鞘，钓线则卷成一团放在口袋里。他们至少在那两百辆拖拉机之间跑来跑去玩儿了一个钟头，并至少试坐了其中的五十辆。
他们还找到一些空瓶子，他们把瓶子扔到水里，然后拿石头去砸，但是都砸不中，他们另外还找到一辆已经报废要扔到废物堆里的旧机器。他们成功地从引擎上拆下几样在他们看来有趣又值钱的零件，然后，就趴在码头上钓鱼。这其实才是他们来这儿的真正目的。
这两个小男孩儿并不是瑞典人，所以他们才会作这样的事。
因为本国人，即使在他们这个年纪，也不会想到要到这儿来钓鱼，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里钓到鱼的机会几乎等于零。这里只有鳗鱼在港口底下的烂泥中肆虐。而鳗鱼可不是用钓钩钓得了的。
这两个男孩儿分别叫奥马尔和米奥德拉格，他们是南斯拉夫人。他们的父亲都是码头工人，母亲则在纺织厂工作。两个人都还没在这儿住多久，所以语言还不通。米奥德拉格可以用瑞典语数“一、二、三”，再多就不会了。而他们再多学一些的机会也微乎其微，因为他们去的托儿所里百分之七十的孩子都是外国人，而他们的父母赚够钱后就回国。
他们一动不动地趴着，眼睛直盯着水里，两个人都想着很快就会有一条大鱼上钩了，搞不好鱼会大到把他们都拖下水，淹死在港口的海底。就在此时，一件很罕见的、只有在气候和水文双双异常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出现了。就在这个静止而阳光灿烂的下午三点十五分，在海峡外洋流里漂浮的一片新鲜净水慢慢地流过港口肮脏的海床。奥马尔和米奥德拉格突然发现，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在水里的钓线，接着连铅坠，甚至当饵的虫都看得一清二楚。水越来越清澈，最后他们连海底都看到了，海床上有一个旧尿壶和一根生锈的铁梁。接下来他们看到在离码头十码处有样东西——那东西吓了他们一大跳，小脑袋里马上充满了各种想象。
那是一辆汽车。他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那是辆蓝色的汽车，尾部对着码头，车门关着，四个轮子陷在泥里，就好像有人把车开到海底某座秘密之城的市集广场上停放似的。就他们所见，那辆汽车相当完好，一点儿也没有受损的样子。
然后水又开始混浊起来，底下的车子在他们眼前消失，一二分钟之内，车子、尿壶，甚至连钓线都看不见了，只剩下灰绿色的肮脏水面，上头漂浮着一层牡蛎壳色的石油和灰色、黏稠、块状的船体漏油。
他们举目四望，想指给别人看，或至少告诉别人，因为现在就是指了也看不到。但是在四月这个美丽的星期六下午，整个工业港空空如也，连那只孤独的看门狗都不叫了。
奥马尔和米奥德拉格收起钓线来，放到早已塞满旧火塞、一小截铜管、生锈螺丝帽和螺丝钉的口袋里。然后他们开始奔跑，尽可能地跑，但是当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喘气时，他们仍然在码头的东区，因为码头实在是太大了，而他们不过是很小的孩子。
又过了十分钟他们才走到有人的湿地街，但他们还是一筹莫展，因为大家都坐在车里沿着马路奔驰，并冷漠地怀着既定目标往前开，没人有闲情去理会站在人行道上对着车子挥手的两个小孩子，何况他们黑色的皮肤显示他们是低等的外国人。
但是，第二十五辆车没有置他们于不顾，停了下来。那是一辆黑白二色德国大众汽车，车顶上竖着无线电天线，车身上用大写字母写着“警察”二字。
车上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埃洛夫松和博里隆德。两人都很和气、友善，但那两个小男孩儿说的话他们是一句也听不懂。
埃洛夫松只能猜出他们一直指着码头的海底，其中一个还说了“汽车”什么的。他给他们一人一块糖果，就摇上车窗，笑着跟他们挥手道别。
因为埃洛夫松和博里隆德是很有责任感的警察，加上那天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做，就开车在码头东区绕了一大圈。
他们一直开到最远处再转向左边，沿着护栏停下来，博里隆德下车查看。他甚至爬到护栏上看了几分钟。但是除了采沙者留下来的奇怪人工沼泽之外，一无所见。他倒是听到狗吠声以及炼油场的嘶嘶声。
二十四小时后，另一位警察站在工业港的码头边探查。他是位侦查员，名叫蒙松，他没看到车子，他唯一看到的是肮脏的海水、一个空啤酒罐，及一个软塌塌的保险套。
他是被谣言引来的，这谣言在绕了一大圈后，已经严重扭曲了。据说有两个南斯拉夫小孩儿在码头看到一辆警车开进水里。两个小孩儿都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也不会说瑞典话。他们在码头指出的地方也很不相同，此外，根本没有警车失踪。
蒙松嚼着一根牙签思索着，心不在焉地听着附近某处传来的狗叫声。他五十来岁，体格壮硕，看来慢条斯理的，个性很温和。他做事很彻底，在整个码头上上下下慢慢地走了一遍，但是没发现任何特别或不寻常的事。
他把牙签从嘴里拿出来，扔到水里。牙签在保险套和啤酒罐问波动着。他耸耸肩，朝车子走去。
他想着，明天再叫潜水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