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际中有一抹银色晨曦，在海面上映出一条熠熠闪烁的绿色波光，从两者之间，驶来一艘船，靠泊到了哈维奇港，乘客们如飞虫般涌出船舱，四散开来。在这些人当中，我们必须紧紧盯住的那个人，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惹人注目，他也无意张扬。看上去，他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他那身欢度假日的衣着与他一本正经的严肃表情之间不太相称，仅此而已。他穿着一件瘦小的浅灰色茄克衫、一件白背心、一顶系着蓝灰色丝带的银白色草帽。与服饰色调相反的是，他长着一副瘦削、黝黑的面孔。面部下方留着西班牙式的黑色短须，让人不禁想起伊丽莎白时代流行的轮状皱领。他吸着香烟，漫不经心之中显露着认真专注。从外表丝毫看不出，在他的茄克衫里面隐藏着一把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他的白背心下面隐藏着警察证，更不要说那顶草帽实际上遮掩着欧洲最富有才智的人物之一。他不是别人，正是瓦朗坦，巴黎警察局局长本人，闻名遐迩的大侦探。他从布鲁塞尔赶来伦敦是要执行本世纪最非同寻常的一次逮捕行动。
弗朗博到了英国。三国警方通力合作，终于寻到了有关这个臭名昭著的罪犯的蛛丝马迹，从比利时的根特追踪到布鲁塞尔，又从布鲁塞尔追踪到荷兰的胡克港，并由此推断：他会趁着伦敦正在召开“圣体大会”之际，混入纷纷攘攘的陌生人群之中。他很可能乔装打扮成一位低级神职人员，或是与之相关的秘书来到伦敦。不过，这尚属猜测，瓦朗坦并不能完全肯定。没人能把握弗朗博的动向。
多年以前，这位犯罪大王突然偃旗息鼓，不再恣意妄为，制造社会混乱。就如人们描述罗兰死后的情形一样，在他销声匿迹之后，地球上出奇地平静。但是在弗朗博最得意的时期（当然，我是说他最猖狂的时期），他却像德皇一样，形象突出，名扬四海。几乎每天早上，日报上都会刊登他的消息，宣布他为了逃避因一桩滔天罪行而应得的惩罚，接着又犯下另一桩罪案。弗朗博是法国加斯科涅人，身材高大，胆量过人。坊间流传着他最不可思议的趣闻异事：他如何一时兴起，将一名调查法官倒提起来，让他大头朝下，“以使他头脑清醒”；他又怎样分别在腋下各挟着一名警察，跑过巴黎里沃利街。公平地说，他超群的蛮力通常只是用在一些虽有失体面但却未酿成血案的场面。他真正的罪行主要是策划巧妙的大手笔的盗窃。但他总是花样翻新地犯下一宗宗罪案，每一宗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他在伦敦经营过一家赫赫有名的提洛尔乳制品公司，这家公司没有制奶厂，没有奶牛，也没有送奶车，更没有牛奶，却有数千个订户。他提供送奶服务的方式很简单，只是拿走别人家门前的小奶罐，放在自家订户的门前。还是这个弗朗博，他耍了一个花招，与一位女士保持难以捉摸又相当亲密的通信联系，具体做法就是截取这位年轻女士的全部信件，然后把自己写的回信拍照并以极其微小的字体印在显微镜的载物片上寄给她。不过，弗朗博的诸多犯案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手法极其简单。据说，有一次他为了将一个旅客引入圈套，居然趁着深夜把整条街上的门牌号码全部重新漆过。比较确切的一件事是，他发明了一种便携式信筒，安放在郊区一些僻静的角落，期待着有人往里边投汇款单。最后一点，传闻说他还身怀神奇的杂技功夫。尽管他块头很大，却轻功了得，能像蚂蚱一样轻松跳跃而且像猴子一样隐身树顶。因此，大侦探瓦朗坦着手追踪弗朗博之初便很清楚，即使他找到了对手，自己的探险之旅也远远没有结束。
但怎样才能找到他呢？在这点上，大侦探的脑子里仍然没有头绪。
不过倒是有一个突破口，那就是无论弗朗博乔装打扮的手段多么高超，令他鹤立鸡群的身高总是无法掩饰的。要是瓦朗坦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一个卖苹果的高个女摊贩，一个高大的掷弹兵，甚或一位个子够高的公爵夫人，他都可能当场逮捕他们。但在他乘坐的整个火车上，也没看到任何一个可能是弗朗博假扮的人，长颈鹿总是没法伪装成一只猫吧。对同船来的那些人他已经弄清楚了。在哈维奇或中途上车的人只有六个。有个矮小的铁路官员要乘车去终点站，三个矮小的蔬菜商是在火车开了两站后上的车，一个矮小的寡妇从埃塞克斯的一个小城上车，一个非常矮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从埃塞克斯的一个小村子上车。品评到最后这个人，瓦朗坦放弃了，因为他都快要笑出来了。这个矮个神父堪称汲取了东部平原的全部精华，他的脸又圆又呆板，像诺福克无馅汤圆。他的眼神像北海海面一样空旷。他带着几个棕色纸包裹，几乎拿不过来。毫无疑问，“圣体大会”搅动了一潭死水的小地方，把这类生物一个个吸了出来，他们盲目无助，就像刚被挖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的鼹鼠。瓦朗坦是法国典型的极端怀疑论者，他对神父无任何好感，但还是会同情他们。而这位神父恐怕会激发任何人的同情心。他有把破烂大伞，总是掉到地板上。他似乎连自己返程票的终点站都不清楚。他傻乎乎地向车厢里的每个人解释说，他必须得小心，因为他的一个棕色纸包裹里有一件东西，是纯银打造的，上面还带有“蓝石头”。他举止很怪异，混杂着埃塞克斯人特有的率直和圣人般的单纯，一路上让这个法国人开心不已。后来，神父总算是在托特纳姆下了车，等他把所有的纸包裹都拿下车后，又返回来取他的伞。他取伞的时候，瓦朗坦居然大发善心，提醒他说，要看管好银器，就不能逢人都说。但是他在冲着神父讲话的同时，眼睛却一刻也没闲着，仔细搜寻着另外一个人，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是身高差不多达到6英尺（1米8）的人。因为弗朗博高达6.4英尺（高出4英寸或10厘米）。
然而，瓦朗坦在利物浦街下了火车，他信心十足地认为，迄今为止弗朗博还未逃过自己的眼睛。他到苏格兰场办手续，使自己在这里的活动合法化，并且就所需的协助做出安排。然后他点燃另一根香烟，漫步伦敦的街头，走了很远。当他走过维多利亚车站，来到车站另一面的街道和广场时，他突然停了下来，站在原地。面前是一个精巧、安静的广场，非常典型的伦敦风味，充溢着出人意料的沉静。周边高大的公寓房，看似繁荣，却少有人住。广场中央是一片灌木丛，似乎久已疏于打理，像太平洋上荒凉的绿色小岛。环视广场四周，其中一边像个讲台一样高出许多；这一边本应自然、流畅的线条，也被伦敦常有的令人叹服的突兀之作打破了——一家餐厅，仿佛是从索霍区飘走，误落到了这里。它风格迥异，格外碍眼：花盆里栽种着矮小的植物，长长的百叶窗，呈现着柠檬黄和白色条纹。它明显高出街面，一段阶梯从街面直上前门，仿佛太平梯直通到了二楼窗前，倒是很符合伦敦惯有的拼缀风格。瓦朗坦站在黄白相间的百叶窗前，吸着烟，思忖良久。
奇迹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就是它确实会发生。几片白云会在天空聚拢，形成一只凝视的人眼。在前路不明的旅途中，总会有一颗大树跃入视野，整棵树的形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问号。在过去几天，我都目睹过这两种现象。纳尔逊的确是死在胜利的那一刻；一个叫威廉斯的人碰巧谋杀了一个叫威廉森的人，让人觉得像是杀婴案。简而言之，生活中存在魔法般机缘巧合的成分，而只相信眼见为实的人们，会永远与它擦肩而过。正如爱伦·坡那个悖论所表述的：“智慧有赖于意料之外的事。”
阿里斯蒂德·瓦朗坦是个典型的法国人，高深莫测，具有法国人特有而且是独有的才智。他不是“思考机器”，因为那是没脑子的现代宿命论和唯物论喜欢用的词语。机器之为机器，是因为它不能思考。但他既是个思想者，又是个凡夫俗子。他取得的所有功绩，看似有魔法相助，实则源于枯燥乏味的逻辑推理，是运用清晰而寻常的法式思想的成果。法国人不是靠推出悖论来震动世界，而是通过践行不言自明的道理取得这种效果。他们在践行不言自明的道理时可以走得很远——就像在法国大革命中所做的那样。但恰恰因为瓦朗坦懂得理性，他深知理性的极限。只有对汽车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大谈特谈开汽车不用汽油。只有对理性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在缺乏强有力的、无可争辩的基本原理的情况下，大谈理性思维。而瓦朗坦现在就没有强有力的、无可争辩的基本原理。弗朗博在哈维奇不见了，如果他真的在伦敦，他可能是温布尔登公园里一个高个子流浪汉，也可能是大都会饭店里一个高个子宴会主持人。面对这种明显一无所知的情况，瓦朗坦自有一套看法和应对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他信赖意料之外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跟不上理性的思路，他就要冷静而谨慎地追随非理性的思路。与其去意料之中的场所——银行、警察局、社交场所，不如有条不紊地现身意料之外的地方：敲敲每所空房子的门，走进每一条死胡同，穿过每一条堆满垃圾的小巷，围绕每个新月状的街区走完一圈。他对这种近乎疯狂的思路自有一套逻辑性很强的辩护方法。他说，若是一个人有迹可寻，那是最糟糕的状况；但若根本就无迹可寻，那就最好不过了，因为吸引追捕者注意的稀奇古怪之处，可能同样会引起被追捕者的注意。一个人总要从某个地方开始，当然最好是另一个人歇脚的那个地方。通向店铺的那段阶梯，那个幽静、奇特的餐厅都隐含着某种东西，唤起了这位侦探所有的浪漫遐思，促使他果断行动，随机一试。他走上阶梯，在靠窗处的一张桌子前坐下，要了一杯黑咖啡。
上午已经过了一半，他仍未吃早餐。桌上残留着他人用过的早餐，唤起了他的饥饿感。于是他又叫了一个煮鸡蛋。他往咖啡里加白糖的时候，一直在沉思，脑子里全是关于弗朗博的事。他回想起弗朗博每次是如何逃脱的：一次是用指甲剪，一次是借助失了火的房子；一次是必须去交费取一封未贴邮票的信，还有一次是让人们用望远镜看一颗要毁灭地球的彗星。瓦朗坦认为自己的侦探头脑一点不比罪犯的差，这并不错。但他完全清楚情况对自己不利。“这个罪犯是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而他这个侦探只是评论家。”自说自话时，他露出酸楚的微笑，慢慢地把咖啡杯举到唇边，旋即放下——他刚加进去的是盐。
他看了看装着白色粉末的容器，当然是糖罐，如同香槟酒瓶子装的是香槟酒一样不会错。他奇怪为什么他们会在里面放盐。他一一查验，看看是否另有名副其实的调料罐。没错，有两个盐瓶，装得满满的。也许盐瓶里的调味品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尝了尝，是白糖。此时，他对这家餐厅又有了新奇感，他四下张望，看看这种糖和盐换位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否在别处也有体现。除了一处白纸裱糊的墙上溅上了点奇怪的黑色液体之外，这个地方看起来整洁、明快而且平淡无奇。他按铃招呼服务员。
服务员匆忙上前，都这时候了，他头发还是乱蓬蓬的，睡眼惺松。瓦朗坦侦探并非没有丝毫幽默感，他让服务员尝尝白糖，看是否符合这家饭店享有的美誉。结果服务员冷不丁打了个呵欠，醒了过来。
“你们每天早上都和顾客开这种微妙的玩笑吗？”瓦朗坦问他，“把盐当糖这种笑料，从来没让你们感到乏味吗？”
服务员终于想明白这是在讥讽，随后，便结结巴巴地向他保证说，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一定是莫名其妙地弄错了。他拿起糖罐看了看，又拿起盐瓶看了看，表情愈加迷惑。最后，他突然告退，匆匆走开了。几秒钟后，他带着老板返身回来。老板查看了糖罐，然后又查看了盐瓶。他也是一头雾水。
忽然，服务员说话都不利落了，或许因为有太多的话要说。
“我想，”他急于表白，说话都结巴了，“我想一定是那两个神父干的。”
“哪两个神父？”
“就是那两个，”服务员说，“往墙上泼汤的神父。”
“往墙上泼汤？”瓦朗坦重复道，他感觉这一定是某种奇怪的意大利式隐喻。
“是的，是的。”服务员兴奋地说，一边指着白色壁纸上那块发黑的地方，“泼在那边的墙上。”
瓦朗坦带着疑问看着老板，老板赶紧解围，开始讲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的确如此啊，先生，”他说，“这是真的，不过我倒没觉得这跟糖和盐有什么关系。今天一大早，我们刚开始营业的时候，两名神父就来这里喝汤。他俩属于沉默寡言、令人尊敬的那种人。其中一位付了账就出去了；另一位是个十足的慢性子，过了好一阵才把东西收拾好。最后他总算也出门了，只不过在要离开的那一瞬间，他故意把他只喝了一半的汤泼到墙上。我当时在里间屋，服务员也在那里，等我冲出去之后，就见汤已经被泼到了墙上，店里空无一人。虽然没什么大碍，但干出这种事的人也太无耻了。我想去街上抓到那个人，可他们已经走出去很远，我只看到他们转过街角走进了卡斯泰尔斯街。”
侦探站了起来，戴好帽子，拿起手杖。他已经打定主意，在他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之际，这件怪事像手指一样为他指明了方向，他只能沿着那个方向走下去，这是第一个征象，足够怪异的征象。他付了账，冲出玻璃门，很快就拐到了另一条街上。
所幸的是，即使在这种令人头脑发热的兴奋时刻，他的目光仍然保持着冷静和锐利。在走过一家店铺时，他感到什么东西一闪而过，转瞬即逝，他决定返身去看个究竟。这是家普通的果蔬小店，瓜果蔬菜整齐地摆放在门前空地上，上面清楚地标着名称和价格。其中有两堆很显眼，分别是橙子和坚果。在那堆坚果上，放着一片纸板，上面有用蓝粉笔描出的几个大字：“上等橘橙，1便士两个。”在那堆橙子上，则摆着同样醒目的标牌：“优等巴西坚果，每磅4便士。”瓦朗坦先生看着这两块标牌，构想着他此前碰到过的场景，也体现着这种寓意隐晦的幽默，而且就在不久前。他指给那个红脸膛的水果商看，示意他标牌位置不对。水果商正阴沉着脸朝街两头张望。他二话不说，麻利地把标牌调换过来，物归原处。大侦探斜倚着手杖，姿态优雅，继续观察这个小店。最后，他说：“这位先生，请原谅我的冒昧，我想问你一个有关实验心理学和概念联想的问题。”
红脸店主用恐吓的眼神看着他，但他兴致不减，摇动着手杖。“为什么，”他继续问道，“为什么来伦敦度假的神父会调换果蔬店里的两块标价牌？如果我说的不够清楚，那就换个说法：把橙子的标价牌放在坚果上这件事和这一高一矮两个神父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
商人的眼睛瞪得溜圆，几乎要突出来了；有那么一刻，眼看着他就要扑到这个陌生人身上。最后，他怒火中烧、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要是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你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是我说的，如果他们敢再弄乱我的苹果，我不管他们是不是什么神父，我一定会敲掉他们的脑袋。”
“真的？”侦探非常同情地问道。“他们弄乱了你的苹果？”
“是其中一个人干的，”愤怒的店主说，“苹果滚得满街都是。要不是忙着捡苹果的话，我真想冲上去抓住那个混蛋。”
“那两个神父去了哪边？”瓦朗坦问。
对方立刻答道：“左手第二条马路，然后穿过了广场。”
“谢谢。”瓦朗坦说着像个精灵一样倏忽间就不见了。来到第二个广场的对面，他找到一名警察，对他说：“警员，事情紧急，你见过两个戴铲形宽边帽的神父没有？”
警察哈哈大笑起来：“我看见啦，先生。要我说，其中一个喝多了，就站在马路中间，昏头昏脑的——”
“他们顺着哪条路走的？”瓦朗坦急忙打断他。
“他们在那里上了一辆黄色巴士，”警察回答，“开往汉普斯蒂德的。”
瓦朗坦向他出示了自己的公务证，匆匆地说：“叫两个你们的人跟我一起去追。”话刚说完就穿过了马路，他劲头十足，那个反应迟钝的警察受到他的感染，也立即行动起来。过了一分半钟，一位巡官和一名便衣相继赶到对面人行道上与这个法国侦探会合。
“哦，先生，”先来的那位微笑着但不无傲慢地开口问道，“什么情况？——”
瓦朗坦突然用手杖一指。“上了这辆巴士后我再告诉你们。”他边说边在车流中东躲西闪地飞奔。等到三人终于气喘吁吁地在黄色巴士顶层落座之后，巡官说：“坐出租比这要快很多倍。”
“太对了，”他们的领队平静地说，“不过我们现在连该去哪儿都不知道。”
“那么，你这是要去哪里？”另一个人瞪着眼问。
瓦朗坦绷着脸吸烟，过了一会儿，他说：“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在干什么，就赶到他前面。但是如果你要猜测他在干什么，你就得紧跟着他。他闲逛你也闲逛，他停下你也停下，和他走得一样慢。这样你就可以见他所见，并且在他采取行动时，能够与他动作一致。我们要做的就是睁大眼睛，密切观察任何异常现象。”
“你指的是哪种异常现象？”警察问。
“任何一种异常现象。”瓦朗坦答道，然后就倔强地不再说话。
黄色巴士好像在北边的马路上连续爬行了几个小时。大侦探也不再解释什么，也许他的助手们感觉他的差事越来越让人怀疑，只是不想说出来而已。还有，也许他们心里叨念着该吃午饭了，因为不知不觉中早就过了午饭时间。伦敦北部郊区的马路像可恶的伸缩望远镜那样，一节一节没完没了地伸长。这如同那种旅行，一个人总是觉着自己现在终于来到了世界尽头，却很快发现才到伦敦北部的塔夫特奈尔公园。伦敦渐渐隐没，只剩下路旁零零落落的小酒馆和单调乏味的灌木丛，但它又在不经意间再生，眼前重现繁华似锦的大道和光彩夺目的大酒店。就像正在穿过独立存在却又紧挨在一起的13座平凡的城市。但是，尽管冬日的暮色已经开始笼罩眼前的道路，巴黎大侦探一言不发地坐着，警惕地盯着前方，观察着渐渐滑向车后的街道两旁。等他们刚把卡姆登小镇甩在身后的时候，两名警察几乎沉入梦乡。瓦朗坦突然蹦起来，拍了两人的肩膀，喊司机停车。好在两个人没睡死，还知道跟着跳起来。
他们跌跌撞撞地下了车，直到站在路上时，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下车。他们东张西望，想弄清楚怎么回事，这时才发现瓦朗坦正得意洋洋地指着路左边的一扇窗户。那扇窗户很大，位于一家金碧辉煌的小酒店临街的一面；这是个专为正餐预留的位置，标着“餐厅”字样。这扇窗和小酒店正面的那排窗户一样，镶着磨砂和压花玻璃，但在玻璃的正中央却有个很大的黑色星状裂纹，自中心向周边延展，如同嵌在冰上的星星。
“我们终于找到线索了，”瓦朗坦摇着手杖喊道，“玻璃窗破了的地方。”
“什么窗？什么线索？”他的第一助理问道，“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和他们有关系？”
瓦朗坦闻听此言，勃然大怒，几乎折断了他的竹手杖。
“证据！”他大喊着。“上帝啊！这个人在找证据！是啊，当然，这个跟他们有关系的可能性是二十分之一。可我们还有别的什么可做？难道你们不明白，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要么追踪任何希望渺茫的线索，要么就回家睡觉？”他咚咚有声地走进餐厅，他的伙伴紧随身后。他们很快就被安顿在一张小餐桌前入座，开始吃这顿迟来的午餐。从里面查看破玻璃上的星形，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新发现。
“我看到你们的窗子被打破了。”付账的时候，瓦朗坦对服务员说。
“是的，先生。”服务员回答，低头忙着数该找的零钱，瓦朗坦没声张，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小费。服务员直起腰，神色温和，但明显流露出兴奋。
“啊，是的，先生，”他说。“那件事，很诡异，先生。”
“是吗？说来听听。”侦探漫不经心地好奇发问。
“是这样，两个穿黑衣服的男人走进来，”服务员说。“就是现在到处都能见到的国外来的神父。他们静静地吃了顿简单的午饭，其中一位付了帐就出去了。另外那位刚要出去的时候，我又看看了手里的零钱，发现他给我的小费是平常的三倍。我就冲着差不多出了门的那位‘嗨’了一声，说‘你给多了。’他说‘哦，是吗？’口气很平静。我说‘是啊，’拿起那张账单给他看。唉，还真是邪门。”
“什么意思？”侦探问。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在账单上写的是4先令。可是现在，我看到上面分明写着14先令。”
“呃？”瓦朗坦不由得叫出了声，他动作很慢，但眼里却充满渴望，“然后呢？”
“那个站在门口的神父很平静地说：‘很抱歉给你添了麻烦，那些钱应该够赔窗玻璃的。’‘什么窗玻璃？’我说。‘我要打碎的那块，’他说着话，就用他的伞把那块儿倒霉的玻璃捅破了。”
这三位打探内情的人同时惊呼一声；巡官悄声说：“难道我们正在追捕逃出精神病院的疯子？”服务员继续兴致勃勃地讲着这个离奇的故事：
“我当时就傻眼了，有那么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个人大步流星走了出去，追上了正在街角等他的朋友。然后，我冲出围栏去追，但他们走得太快，一转眼就进了布洛克街。”
“布洛克街，”侦探边说边飞快地冲向那条街，速度不亚于被他追的那两个人。
接下来的路程，他们走在裸露的砖铺成的路上，感觉却像是在隧道中；街上灯光稀疏，甚至都见不到几个窗户；这些街道就像是两排背靠背的建筑之间留出的通道。暮色更深了，就连那个伦敦警察都很难猜出他们正朝哪个方向走。然而，巡官相当肯定地说，他们最终能走到汉普斯蒂德·希思公园某处。突然，一户人家点着的煤气灯从一扇凸出的窗户射出光线，像牛眼灯一样穿透了暗蓝暮色。瓦朗坦停在一家装饰得花里胡哨的糖果店门前，迟疑了一下，便走了进去。他十分庄重地站在花花绿绿的糖果中间，仔细挑选了十三支巧克力雪茄。他的动作表明他准备拆开一支，但他其实并不需要。
店里有个瘦削、面相显老的年轻女人，原本狐疑地审视着他优雅的外表，但当她看到他身后的门口站着穿蓝制服的巡官时，她才如梦方醒。
“噢，”她说，“如果你们来是为了那个包裹，我已经寄出去了。”
“包裹？”瓦朗坦重复着，这回轮到他满腹狐疑了。
“我是说那个先生落在这儿的包裹，那个神父先生。”
“天哪，”瓦朗坦说，他头一次流露出真正热切期待的神情，俯身向前。“看在上天的份上，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哦，”这女人有些怀疑地说。“大约半小时之前，两个神父进来买了些薄荷糖，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朝公园那边去了。可一转眼，其中一位跑回来了，说‘我落下了一件包裹！’我就到处找，但没找到。他就说‘算了，不过如果你什么时候看到了，就寄到这个地址。’他留下一个地址，还给了我1先令作为麻烦我的补偿。我在店里又找了一遍，不成想，居然找到了那个棕色纸包，然后我就照他说的地址寄走了。我现在记不起那个地址了，大概是威斯敏斯特附近。那件东西这么重要，我就想到也许警察是为它来这里的。”
“正是，”瓦朗坦简短地说。“汉普斯蒂德·希思公园就在附近吗？”
“一直向前，步行15分钟，”这个女人说，“然后你们就会看到公园了。”瓦朗坦冲出小店向前飞奔，另外两位很不情愿地小跑着跟上。
他们穿过的那条街非常狭窄，阴影密布，以至于一大片空旷的原野和广阔的天空不期然出现在眼前时，他们惊异地发现，原来夜色尚浅，视线仍很清晰。在渐黑的树林和深紫色远景中，一个完美的孔雀绿穹顶披上了金黄色。鲜活的绿色，刚好有了足够深的色调，衬托出水晶般的一两颗星星。金黄色的余晖穿过汉普斯蒂德的边缘，洒落在这片空旷的低地，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健康谷地”。度假的人们游兴未尽，还没完全散去；几对情侣相互依偎，坐在公园长椅上；远处荡秋千的女孩儿不时发出欢笑声，此起彼伏。天国的荣光层层加深、愈发地黯淡，渐渐笼罩了人类极端的庸俗；瓦朗坦站在斜坡上，目光越过低谷，他看到了：那个他一心追寻的东西。
远处黑黢黢的团团人群开始四散而去，但有两个人显得特别黑，他们并没有分开——那两个人像是穿着神父的衣服。尽管他们如同昆虫一样微小，但瓦朗坦还是可以看出，其中一位比另一位要矮许多。虽然另外那位像学生一样垂首听讲，举止也无惹眼之处，但他可以看出那人身高明显超过了6英尺。他咬紧牙关，继续前行，不耐烦地旋动着他的手杖。等他明显走近时，那两个黑影放大了许多，他又有了新发现，这个发现令他心里一惊，却也是他所期盼的。无论高个神父是谁，那个矮个神父的身份已经确切无疑了。那是瓦朗坦在哈维奇火车上遇到的朋友，来自埃塞克斯、矮胖的神父，他还提醒这位神父不要见人就说他的棕色纸包裹里有什么。
现在，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都终于契合在一起，有了足够合理的解释。瓦朗坦在那天上午问询的过程中了解到，来自埃塞克斯的布朗神父带着一个镶蓝宝石的纯银十字架赶赴圣体大会，向一些参会的外国神父们展示这个价值不菲的古董。这无疑就是“带蓝石头的银器”；而火车上那个矮小、没见过世面的人无疑就是布朗神父。现在，弗朗博也发现了瓦朗坦所发现的，这丝毫不奇怪，因为弗朗博知晓了一切。不仅如此，当弗朗博听说了蓝宝石十字架，他便起了偷到手的歹念，同样不足为怪，这在整个自然界的历史上都屡见不鲜，极其自然。还有一件事就更加顺理成章，无以为怪了：面对这个拿着伞和包裹的小笨羊，弗朗博只需略施小计，便会大获全胜。布朗神父是那种任何人用一根细绳就能牵着去北极的人；像弗朗博这样一个演员，打扮成神父的摸样，并把布朗神父引到汉普斯蒂德·希思公园，想来也不稀奇。至此，这宗案件的情节已经足够清晰明了了；侦探不由得为这个神父的无助生发了怜悯之情。与此同时，也深恨弗朗博居然忍心对这样一个天真的受害者下手。不过，瓦朗坦思前想后，要理清所有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以及将他带向最终胜利的种种现象的同时，他也在绞尽脑汁找寻其中隐含的哪怕是极不起眼的规律或者理由。从埃塞克斯一个神父那里偷一个镶蓝宝石的银十字架，这种行为与向墙上泼汤之间有什么关联？将坚果和橙子张冠李戴，或者先付玻璃钱再将它打破的行为与偷窃之间又有着什么联系呢？他已经成功完成了追踪，然而不知怎么的，他漏掉了中间的过程。在他失败（这很少见）的时候，他通常把握了线索，却在抓罪犯时无故失手。在这里，他抓住了罪犯，却仍然无法把握线索。
他们追踪的那两个人正像两只黑苍蝇一样爬过一座小山上的大片绿地。他们显然沉浸在交谈之中，而且可能并没有留意他们正走向哪里；但他们的去向定会是希思公园里更荒凉、更僻静的荒野高处。追踪者不断加快脚步，距离越来越近，为了不被发现，他们不得不屈尊像猎鹿人那样潜行，蜷伏在树丛后，甚至在深草中匍匐。靠着这些有失文雅但不乏巧妙的举动，猎手们已然来到与猎物近在咫尺、可以听到他们低声交谈的位置，但是他们只能依稀分辨出“理性”这个反复出现的词汇，在说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会提高音量，甚至有些孩子气，除此之外，还是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在警探们爬过一个凹地并钻过密密匝匝的灌木丛后，他们却再也看不到那两个人的踪影。他们急得团团转，熬过了懊恼、心焦的十分钟，才弄清他们的去向。他们循踪追迹，转到浑圆的山顶另一侧，仿佛进入了圆形剧场，眼前展现出五彩缤纷但又有些许荒凉的落日美景。在这个居高临下、鲜有人注意的地方，在一颗大树下，有条破旧的长木椅，上面坐着那两个神父，依旧在高谈阔论。美轮美奂的黄绿色依然涂抹在渐黑的天际，但穹顶正缓缓地由孔雀绿变为孔雀蓝，点点星辰也相应地更加凸显出来，如同一粒粒宝石。瓦朗坦朝他的随从打手势示意，自己设法爬到一颗枝杈繁茂的大树后面，并站了起来，在周边死一般的寂静之中，他头一次听清了两个神父之间的对话。
他听了大概有一分半钟，内心升起一团可怕的疑云。也许他拖着两个英国警察来到夜幕中的荒郊野岭所干的差事，纯属神经不正常的举动，与在刺蓟草里找无花果的行为一样愚蠢透顶。因为他们就像名符其实的神父那样，虔诚、博学，畅谈着玄妙深奥的神学命题。埃塞克斯的矮个神父出言简洁明了，他的圆脸朝着繁星渐现的天空；另一位说话时则低着头，仿佛他不配眼见星辰。无论是在意大利修道院白色的回廊中，还是西班牙黑色的大教堂里，你所听到的神父们纯粹的神学对话，内容也不过如此。
他最初听到的是布朗神父那段话的结尾部分，是这样说的：“——（才是）在中世纪时所称天堂永葆圣洁的真正含义。”
高个神父点点低垂的头说：
“噢，是啊，现代这些不信神的人借助理性来说服他人，谁能看着我们身在其中的万千世界而不会觉得，或许在高高在上的宇宙一体中存在的理性根本就不合理？”
“不是这样的，”另一位神父说。“理性总是合理的，即使在仅存的地狱之境，即使在失落的万物之疆也是如此。我知道，人们常指责教会降低理性的地位，但事实恰好相反。在世间，唯有教会将理性尊为至高无上；在世间，唯有教会公开申明天主本身就是理性的终极。”
另一名神父面孔冷峻，抬头冲着星光灿烂的天空，说：
“可有谁知道在无限的宇宙中是否——？”
“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无限，”矮小的神父说，在凳子上猛地转过身，“而不是指在逃离真理法则意义上的无限。”
藏身树后的瓦朗坦压抑内心燃烧的怒火，暗地里使劲扯着自己的指甲。他似乎听到了两个英国警探的窃笑声，凭着他的胡猜乱想驱使他们一路奔波来到这里，结果就为了聆听这两个上岁数的神父谈天论道。他一时心绪烦乱，便错过了高个神父同样精彩的回复，而当他再次屏息聆听时，他又听到了布朗神父的说话声：
“理性和公义紧紧抓着哪怕是最遥远、最孤独的恒星。看看那些星星。难道它们看上去不像是一颗颗钻石和蓝宝石吗？哦，你大可随意想象疯狂的植物学或者地理学。想着枝繁叶茂、密实的森林。想着月亮是个蓝色的月亮，一颗硕大的蓝宝石。但你千万不要幻想着狂乱的天文学会给理性和行为上的正义带来丝毫影响。即使是在蛋白石铺就的平原上，在珍珠裁成的绝壁下，你仍然会看到‘不可偷盗’的告示。”
瓦朗坦已蹲伏良久，身体僵硬，他本想站起身，带着此生最愚蠢的失误留下的满腔羞愧，悄无声息地饮恨而去。但是高个神父的沉默让他感觉其中恐有蹊跷，他保持不动，静候他开口。他终于说话了，依然低垂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说的话也很简单：
“哦，我认为或许在其它世界存在高于我们的理性。天国的奥秘深不可测，而我也只能俯首称臣。”
然后，他仍是一副低眉顺目的模样，态度或声音丝毫没变，补充了一句：
“你就把那个镶蓝宝石的十字架交给我吧，行吗？这里只有我俩，我能像撕稻草娃娃一样把你撕成碎片。”
他说话时的语调和态度一如既往，但说出的内容大相径庭，无形中增添了凛凛杀气。但古董保护人只是略微转了一下头，几乎无法察觉。他似乎僵在那里，傻乎乎地面对着星空。也许他没听懂。或者，也许他听懂了，但被吓傻了，不能动弹。
“对，”高个神父说，声音依然低沉，身形依然未动。“对，我是弗朗博。”
然后，停顿了一下，他说：
“得啦，可以把十字架给我了吧？”
“不，”另一个说，而且音调有些奇怪。
弗朗博突然抛掉了神职人员的所有矫饰伪装。这个江洋大盗向后靠在椅子上，闷声长笑。
“不，”他大喊着，“你不会把它交给我，你这个骄傲的高级神父。你不会把它交给我，你这个禁欲的小呆子。我该挑明你不会把它交给我的原因吗？因为它在我的手上，就在我胸前口袋里。”
在黄昏中，来自埃塞克斯的小矮个转过脸，似乎很茫然，就像《私人秘书》里描写的那样，焦急而又胆怯地问：
“你——你确定吗？”
弗朗博高兴得大喊大叫。
“说真的，你太搞笑了，简直是在演滑稽剧。”他大声说。“是的，你这个傻瓜，我当然确定。我有意做了一件那个纸包裹的复制品，现在，我的朋友，你拿着复制品，我拿着宝石。一个偷梁换柱的老戏法，布朗神父——一个非常古老的戏法。”
“是啊，”布朗神父说，手捋着头发，仍然是一副奇怪的若有所思的神情。“没错，我以前也有所耳闻。”
江洋大盗似乎突然对这个矮小的神父某种兴趣，他俯身向前。
“你有所耳闻？”他问。“你在哪儿听说的？”
“喔，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矮个子的回答很简单。“你知道，他是来向我忏悔的。他过了大约二十年富裕日子，靠的只是复制棕色纸包裹。所以呢，你明白吧，在我开始怀疑你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做事的手法。”
“开始怀疑我？”这个罪犯加重语气重复着。“是因为我把你带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才让你有胆怀疑我吗？”
“不，不，”布朗带着歉意说。“告诉你吧，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怀疑你了。你袖子上的凸起让我起了疑心，你们这类人通常会在那个位置戴着有镶铆钉的腕带。”
“该死的，”弗朗博叫喊着，“你怎么会听说过镶铆钉的腕带？”
“哦，每个神父都照看着一小群，你应该知道这个！”布朗神父说，茫然地挑起眉毛。“我在哈特普尔当助理牧师的时候，就有三人戴着这种腕带。所以，实话告诉你吧，从一开始我就怀疑你，我打定主意，要想办法确保十字架的安全。你知道吗，我还暗中留意你的一举一动。就这样，我终于发现你掉了包。然后，我又换了回来。再然后，我就把那个真包落在后面了。”
“落在后面了？”弗朗博重复着，此前他一直以胜利者的口吻说话，现在第一次有了不同的腔调。
“嗯，是这么回事，”矮小的牧师以他一贯若无其事的方式说，“我回到那个糖果店去问是否有个包裹丢在了店里，而且给他们留了地址，如果找到了的话。当然，我知道根本没落下东西，可是在我第二次离开那家小店的时候，我真这么做了。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拿着那个宝贵的包裹来追我，而是把它寄给我在威斯敏斯特的一个朋友。”然后他不无悲伤地补充说：“那招也是我从哈特普尔一个可怜的人那里学到的。他以前用在火车站偷的手提包干这事，不过，他现在到一家修道院修行去了。噢，你知道，人总是在学习的，”他的表情依旧满含无可奈何的歉意，挠着头接着说。“有什么办法呢，身为神父，人们总是会向他忏悔他们做过的这类事。”
弗朗博从他内侧衣兜里抽出一个棕色纸包裹，撕成了碎片，结果发现除了纸和里面包着的几根铅棒，什么都没有。他一跃而起，动作幅度很大，叫喊道：
“我不相信你说的话。我不相信你这个乡巴佬有这种能耐。我只相信那东西还在你身上，而且如果你胆敢不交出来，想想看，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就会动手抢过来！”
“不，”布朗神父也站了起来，“你不会动手抢。首先，因为我真的没带在身上。其次，因为在场的并非只有我们两个人。”
弗朗博闻听此言，当即收住要迈出的脚步。
“在那颗大树后面，”布朗神父指着那边说，“有两个强壮的警察和当今世上最伟大的侦探。你可能会问，他们怎么会来到这里？不瞒你说，当然是我把他们引来的！我是怎么做到的呢？问的好，你要是想听，我就跟你说说。愿天主保佑你，当我们在罪犯群中工作的时候，总要学会做这种事的20种手法！噢，我开始也不确定你就是个盗贼，不该轻易下定论，诬称我们神职人员中的一份子是盗贼，总不是好事。所以，我就设法试探你，看看是否能让你露出本相。一般来说，一个人发现咖啡里加的是盐而不是糖，多多少少会有所反应；如果他装作若无其事，不事声张，那他一定心里有鬼。我调换了盐和白糖，而你却一声不吭。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账单上的金额无端高出了三倍，通常来说会大加反对。如果他乖乖照单全收，那他定有不愿声张的缘由。我改了你账单上的数额，而你照样付了款。”
话说到这儿，按说弗朗博该像只猛虎一样暴跳如雷。但他仿佛被施了魔咒，僵立在原地，目瞪口呆。
“好了，”布朗神父慢条斯理地继续讲述，“你自然不会给警察留下任何行踪，像你这样的人不得不如此。在我们去过的所有地方，我都会设法做件事，让它引起轰动，成为大家整天都会谈论的话题。我并没有造成太大损害，不过是泼脏了墙，四处乱滚的苹果，坏了的窗玻璃，但是我保住了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总要受到保护。它现在已经到了威斯敏斯特。我倒是有些纳闷，你居然没有用‘驴之哨’来阻止它。”
“用什么？”弗朗博问。
“我很高兴你从来没听说过它，”神父做了个鬼脸说。“这事很龌龊。我确信你这个人太善良了，不可能成了吹哨的。就算我用‘点杀器’都没法与它对抗。我的腿功欠佳。”
“你究竟在说什么？”另一个问。
“噢，我的确以为你会知道什么是‘点杀器’，”布朗神父说，惬意中混杂着惊讶。“噢，你还不至于会错到那种很离谱的地步吧！”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吓人的招数？”弗朗博大声问他。
他对面神父单纯的圆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喔，我想，因为我是个禁欲的傻瓜吧，”他说。“难道你就从来没想过，一个人如果几乎每天都要听大家告解他们真正的罪恶，能不了解人类作恶的各种手段吗？但事实上，我从事的职业另一面也让我确认你不是真神父。”
“什么？”盗贼张着大嘴问。
“你攻击理性，”布朗神父说。“这违背神学的基本原理。”
就在他转身收拾自己的随身之物时，三名警察从暮色中树林后现身，走了过来。弗朗博不愧是个艺术家兼运动员，只见他退后一步，面向瓦朗坦大大咧咧地鞠躬。
“别向我鞠躬，我的朋友，”瓦朗坦斩钉截铁地说。“咱们还是一起向大师鞠躬吧。”
两人便脱帽致敬，站了片刻，而那个矮小的埃塞克斯神父眨着眼四处张望，寻找他的那把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