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布兰先生和阿尔芒·阿马尼亚克先生正穿过阳光照耀下的香榭丽舍大街。俩人精神饱满，衣着体面，个子都不高，浑身散发着活泼、自信的气息。他们都蓄着黑色胡须，却被弄成古怪的法式时髦造型，像是粘上去的假胡子。布兰的楔形胡须嵌在下唇处，而阿马尼亚克则别出心裁，在轮廓分明的下巴上，各有一绺黑须从下巴顶端两侧伸出。他们都还年轻，都是无神论者，虽然他们在思想上不懂得变通，但灵活善辩，能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他们都是伟大的科学家、政论家和伦理学家希尔施博士的学生。
布兰曾因一项提议而出名，他提议抹去所有法语经典作品中的常用词“Adieu”，并对任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该词的人处以小额罚款。“这样一来，”他说，“你就不会再听到臆想的上帝之名整天萦绕在耳边了。”阿马尼亚克先生则专注于反对军国主义。他希望《马赛曲》中的“Aux armes，citoyens”（“武装起来，公民们”）改为“Aux greves，citoyens”（“一起罢工，公民们”）。但是他的反军国主义有种法国人特有的古怪表现。曾有一位极富有的知名英国贵格会教徒来找他，探讨全球性裁军问题，但他对阿马尼亚克的建议深感失望，因为他提出，裁军的第一步是由士兵将他们的长官处死。
的确，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两个年轻人与他们在哲学上的导师和前辈迥然不同。希尔施博士虽然出生于法国，并一直受到他所青睐的法式教育的熏陶，但在气质上却属于另一种类型。他性情温和，富于幻想，且心地仁慈，尽管秉承怀疑论思想体系，但也不乏对先验主义的认同。总之，与其说他是法国人，不如说更像德国人。虽然他深受法国人的爱戴，然而在潜意识里，这些法国人对他如此温和地争取和平的表现大为不满。但在整个欧洲，对这个圈子里的人来说，保罗·希尔施是个科学圣徒。他的世界观宏伟而沉勇，向世人显示了他苦行僧式的生活和略嫌刻板的纯真品德。博士兼收并蓄了达尔文和托尔斯泰的一些观点和立场，但他既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反爱国主义者，在裁减军备的问题上，他持温和立场，主张循序渐进。就一些化学制品的研发而言，共和国政府相当信任他。他的最新发明是一种无声炸药，政府将此视为机密，严加保护。
他的住所坐落在一条优雅别致的街道上。这条街距爱丽舍宫很近，仲夏时节，这里郁郁葱葱，像是一座公园。沿街是一排栗子树，浓荫蔽日，只在一处被打断，那里有个规模颇大的临街咖啡馆。希尔施博士的住宅正好在咖啡馆的斜对面，装着白绿相间的百叶窗，横贯二楼的铁艺阳台也被漆成了绿色。阳台下方是庭院的入口，瓷砖铺就的小道两旁是丛生的灌木，显得生机勃勃。布兰和阿马尼亚克兴致盎然地交谈着，走进了庭院。
来开门的是博士的老仆人西蒙，他穿着笔挺的黑色西服，戴着眼镜，头发灰白，一副深藏不露的样子，很容易被人误以为他本人就是个博士。事实上，他更符合科学家的形象。相比之下，希尔施博士长得就太没样了，身材看上去像个分叉的萝卜，只是他硕大的圆脑袋更显突出，才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不再关注他的躯干。西蒙就像一位老医师对待药方那样，一脸严肃地将一封信递给阿马尼亚克先生。阿马尼亚克先生表现出法国人典型的急躁，他立刻撕开信，快速浏览起里面的内容：
我不能下楼去见你们。这所房子里有一个人，我不想见到他。他是个沙文主义军官，名叫迪博斯克，正坐在楼梯上。他在所有其它房间里冲着家具乱踢一气；我把自己反锁在正对着咖啡馆的书房里。如果你们还爱戴我，请去对面的咖啡馆，找个露天的桌子坐下等着，我会想办法把他支过去。我希望你们回答他的问题，应付他。我本人不能见他，我也不想见他。
又将出现一个德雷富斯案。
P.希尔施
阿马尼亚克看看布兰。布兰接过信，读完后，又看看阿马尼亚克。然后，他俩快步走向对面栗子树下的一张小桌子，各要了一大杯绿色的苦艾酒。显然，喝这种酒可以不分季节，不分场合。咖啡馆里人很少，只有一张桌边坐着个喝咖啡的军人，另外那张桌旁，有个大个子喝着小杯果汁，身边坐着个什么都没喝的教士。
布兰干咳了一声，说：“当然，我们必须尽力帮助老师，但是——”
他戛然而止，沉默片刻后，阿马尼亚克说：“老师不见那个人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过——”
他俩都没来得及把自己的话补充完整，就见那位闯入博士家的人被从对面房子里赶了出来。拱形门廊下的灌木摇晃着，猛然分向两边，那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像发炮弹一样被射了出来。
他长得很壮实，戴一顶小提洛尔毡帽，模样也确实有些像提洛尔人。他肩膀宽大，不过两条腿显得匀称、敏捷，穿着齐膝马裤和针织长袜。他的面孔呈坚果般的褐色，一双栗色眼睛炯炯有神，显得焦虑不安；他一头黑发，并从发际处生硬地梳向后面，留着小平头的发型，勾勒出有棱有角的硬脑壳；他还蓄着浓密的黑色八字胡，像野牛角一样支楞着。照理说，支撑这样一颗大脑袋的应该是粗壮的脖颈，可它却被一条又长又大的杂色围巾连耳朵一起包得严严实实，围巾从前面垂下来，抄在夹克衫里，就像是里面又穿了件怪模怪样的背心。围巾的颜色死气沉沉，混杂着暗红、暗黄和紫色，很可能是来自东方的物产。这一切令这人身上散发出一股子野蛮气息，与其说他像个法国军官，不如说更像个匈牙利的土财主。但他一开口便可以听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一副法兰西爱国人士的慷慨激昂，那种劲头甚至显得有些荒唐。他刚从拱门那里钻出来就朝街上尖声大叫，“这儿有法国人吗？”就好像是在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召唤基督徒。
阿马尼亚克和布兰闻声站了起来，可是晚了一步。人们已从街头巷尾朝这边涌来，一小群人很快汇集起来。蓄着八字胡的人表现出法国人特有的对街头政治活动的敏感，他很快跑到咖啡馆的一角，跳上桌子，又抓住一根栗子树枝稳住身形，然后开始大声疾呼，就像当年卡米耶·德穆兰向大众散发橡树叶帽徽呼吁他们革命时那样。
“法兰西同胞们，”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演，“我本无资格发言。我能在此发言，全靠天主助我。在肮脏的议会里，那些人不仅学会了发言，还学会了噤声——正如躲在对面房子里的那个间谍。无论我怎样捶打他的卧室门，他都沉默不语！虽然他隔着一条街都能听到我的声音，却只会缩在那里发抖，他现在依然保持沉默。噢，他们的沉默也能变成善辩——这些政客们啊。但时机已经来临，我们这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必须发声。你们被出卖给了普鲁士人。就在此刻，被那个人出卖了。我叫朱尔·迪博斯克，是驻贝尔福的炮兵上校。昨天我们在孚日山里抓住了一名德国间谍，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纸条，现在就在我手上。嘿，他们想要掩人耳目；但我拿着这张纸条直接来找写它的人了——就是对面房子里的那个人！是他亲手写的，上面有他的签名。写的是如何得到无声炸药的秘密。希尔施发明了无声炸药，又写了这张纸条。纸条是用德语写的，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口袋里找到的。上面写着：‘告诉那个人，炸药配方放在陆军部秘书办公桌右边柜子的第一个抽屉里，是个灰信封，用红墨水写的。叫他小心行事。——P.H.’”
他像机关枪似地一口气吐出成串的短句。看来，要么他在说实话，要么他就是疯了。聚在这里的那些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开始发出威胁的吼叫。以阿马尼亚克和布兰为首的少数知识分子对他们的非理性同样感到愤怒，但这只是刺激着大多数人变得更加好斗。
“如果这是军事机密，”布兰大声质问，“你为什么还在大街上大喊大叫？”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在众人的喧闹声中，迪博斯克咆哮着，“我光明正大、平心静气地去找这个人。如果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他可以告诉我，我绝对会保密。但他拒绝做任何解释。他让我到咖啡馆找两个陌生人，他的两个仆役。他把我赶出来，但我要回到那里去，而且有巴黎人民做后盾。”
一声呐喊冲天而起，两块石头飞向房子，其中一块砸碎了阳台上的窗玻璃。义愤填膺的上校再次冲进了拱门，只听房子里传来阵阵喊声和吼叫。人越聚越多，如潮水般涌向卖国者的家门前，挤上了栏杆和台阶，眼看着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监狱的那一幕就要重演。千钧一发之际，被砸碎玻璃的落地窗打开了，希尔施博士出现在了阳台上。顷刻间，愤怒的人群几乎大笑起来，因为他的形象在这种场面中看起来非常滑稽。他光秃秃的长脖子配着溜肩膀活像一个香槟酒瓶，但这还算是好的。他身上的外套就像挂在衣帽钩上一样，毫无生气地耷拉着；长长的红发犹如一团杂草，面颊和下巴上的胡须连成一圈，但嘴巴周边却是寸毛不生的开阔地，看着异常别扭。他脸色苍白，戴着一副蓝色眼镜。
希尔施博士铁青着脸，说话时显露着些许拘谨，但态度果决，因此在他说第三句话时，骚动的人群便安静了下来。
“……现在只对你们说两件事。第一件是对我的敌人说的，第二件是对我的朋友说的。对敌人我想说：没错，我不会见迪博斯克，即便他正在屋外暴跳如雷。没错，我找了两个人替我去见他。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不愿也不可能见他，因为见他有违我的尊严与原则。法庭终将证明我清白无辜，但在那之前，作为一名绅士，这位先生还欠我一次公断，我要和他决斗，在将他介绍给我的副手时，我严格地——”
阿马尼亚克和布兰拼命挥动着他们的帽子，甚至博士的敌人们也为这意想不到的挑战欢呼喝彩，淹没了博士随后说的几句话，但他们还是听到了下面这段话：“我要对朋友说的是，我个人偏爱的武器是纯智力的，而一个文明高尚的人必会自我控制，以此为限。但既身为人，我们又难免受到物质世界和遗传因素的拖累，并常常成为指导我们行为的准则。我写的书很成功，我的理论无懈可击，但在政治上我受到法国人极大的歧视，并几乎受到人身攻击。我不可能像克列孟梭和德鲁莱德那样讲话，因为他们手里有枪，说话才硬气。法国人喜欢决斗就像英国人喜欢运动。既然如此，我只能顺势而为，姑且给出我的证明：我不妨为野蛮之举添上一笔，然后再回归理性，度过我的余生。”
迪博斯克很快走了出来，感到很满意。人群中当即有两个人挺身而出，愿做迪博斯克上校的助手。其中一人是那个独坐一桌喝咖啡的普通军人，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先生，我愿做你的助手。我是瓦洛涅公爵。”另外一人是那个大个子，他的牧师朋友起初还试图劝阻，后来便独自走开了。
入夜时分，在查理曼咖啡馆的后院，人们开始享用简单的晚餐。虽然没有玻璃顶棚或镀金的天花板，但客人们几乎都坐在参差不齐却精致幽雅的浓荫之下，周边和餐桌之间遍布着园艺花木，人们恍如进入了眼花缭乱、处处清幽的小果园。在中间的一张桌子旁，一位矮胖的教士独自坐在那里，极其专注地享用着面前的一盘小银鱼。他平日生活简约节制，但也独好这种偶尔为之、不期而至的奢侈享受。他是个有节制的美食家，两眼紧盯着盘子，盘子边上整齐地摆满了红辣椒、柠檬、黑面包、黄油等等佐餐调料。就在他一心一意大饱口福的时候，一个高大的影子落在桌上，就见他的朋友弗朗博坐到了对面，显得很是沮丧。
“恐怕我不能掺乎这事了，”他郁闷地说。“我完全站在像迪博斯克这样的法国军人一边，而且我坚决反对希尔施这样的法国无神论者。但在这件事上我们犯了错。我和公爵认为最好先调查一下迪博斯克提出的指控。我不得不承认，还好我们这样做了。”
“这么说，那张纸条是假的？”神父问。
“奇怪的正是这个，”弗朗博答道。“那张纸条确实像希尔施的笔迹，没人能看出破绽。但它不是希尔施写的。假如他是个爱国的法国人，他不可能写这张纸条，因为这是给德国人提供情报。假如他是个德国间谍，他也不可能写这张纸条，哦——因为纸条并没有给德国人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你是说情报是错的？”布朗神父问道。
“是错的，”弗朗博答道，“而且恰好错在希尔施博士本该写对的地方，也就是关于他的秘密配方在他自己办公室的准确位置。希尔施和有关部门对我们大开方便之门，允许我和公爵去查看了希尔施在陆军部保管配方的那个秘密抽屉。除了发明者本人和陆军部长之外，只有我们俩知道这个秘密。不过，陆军部长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阻止希尔施去决斗。这样一来，如果证明迪博斯克的指控是假的，我们就不能支持他了。”
“是假的吗？”布朗神父问。
“是假的，”他的朋友沮丧地说。“那纸条是个毫不知情的人胡乱编造的。纸条上写的是，文件放在秘书办公桌右边的柜子里。事实上，那个秘密抽屉的柜子在办公桌左边稍远些的位置。纸条上还说，一份用红墨水写的长文件装在灰色信封里。可实际上，那份文件不是用红墨水写的，而是普通的黑墨水。这份文件除了希尔施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很明显，希尔施很清楚那份文件的情况，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再说了，他误导一个外国窃贼去翻腾一个完全不对的抽屉，总不能算是在帮忙吧？这太荒谬了。我想我们必须就此罢手，并向希尔施道歉。”
布朗神父似乎在沉思，他叉起一条小银鱼。“你能肯定灰色信封是在左边柜子里吗？”他问道。
“肯定没错，”弗朗博答道。“灰色信封——其实是白色的——是在——”
布朗神父放下了小银鱼和叉子，直视着对面的同伴。“什么？”他追问时声调都变了。
“嗯，怎么？”弗朗博重复了一句，开心地吃着。
“不是灰色的，”神父说，“弗朗博，你吓了我一跳。”
“怎么吓着你了？”
“我被你说的白色信封吓着了，”布朗神父严肃地答道，“要真是灰色的就好了！真该死，它最好是灰色的。但是如果真是白色的，这件事就糟透了。恐怕博士真的在玩火。”
“可我跟你说了，他不可能写这种纸条！”弗朗博喊道。“纸条上写的根本不符合事实。不论希尔施博士无辜还是有罪，他完全清楚这些事实。”
“写纸条的人掌握了所有事实，”神父冷静地说。“否则的话，他不可能错得如此精确。你必须知道很多才能可在每个方面都犯错——能处处都错很不容易。”
“你是说——？”
“我是说一个人碰巧撒谎的话，他的谎言里会有些真实的成分，”布朗神父毋庸置疑地说。“假如有人让你去找一幢房子，并告诉你它有绿色的大门，蓝色的百叶窗，有个前花园，但没有后花园，有只狗但没有猫，里面的人只喝咖啡，不喝茶。如果你没找到这个房子，你就会说它根本就不存在。但我要说不对。我说如果你找到一幢房子，门是蓝色的，百叶窗是绿色的，有后花园，但没有前花园，到处都有猫，但狗一露面就被射杀，人们大量喝茶却被禁止喝咖啡，那么你知道你找到了那幢房子。只有那个人对这幢房子了如指掌，他才可能描述得恰好相反。”
“那会意味着什么呢？”弗朗博继续追问。
“我想不出来，”布朗说：“我对希尔施这事一点儿都不明白。如果只是左抽屉被写成右抽屉，黑墨水被写成红墨水，那么，如你所说，我以为那不过是伪造者疏忽大意，写错了。但事不过三，‘三’是个很神奇的数字，它能终结一切。它让这件事露出了马脚。抽屉的位置，墨水的颜色，信封的颜色，没有蒙对哪怕一个，这就不可能是巧合了。这不是巧合。”
“那会是什么呢？叛国罪？”弗朗博问过后，又接着吃饭。
“我也不知道，”布朗神父一脸迷惑地说。“唯一能想到的是……嗯，我一直就没弄明白德雷富斯案件。我总能从道德方面把握一些事，这比其它方面容易些。你也知道，我通过察言观色判断一个人的状况，他的家庭是否幸福，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之类的。不过，在德雷富斯案件上，我感到无能为力，让我迷惑不解的并不是双方都做了很可怕的事，我知道（尽管不时兴这样说），即便身居高位，人的本性还是不变，依然能像钦契或博尔吉亚那样作恶。不——，让我困惑的反而是两派表现出的诚实。我指的不是政治党派；普通民众总是保持着淳朴的诚实，经常被愚弄。我指的是这个案件的参与者。我指的是那些阴谋策划者，如果他们真是阴谋家的话。那个卖国者，如果他真是个卖国者的话。我要说的是那些肯定知道事实真相的人。如今德雷富斯依然认定自己含冤，而法国的政治家和军人们则仍然认为德雷富斯并不冤，本来就是个坏人。我并没有说他们是对的，只是说他们表现得好像自己很确定。我说不清楚这些事，但我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
“但愿我能明白，”弗朗博说。“那这件事和希尔施有什么关系？”
“想想看，假定一个备受信任的人，”神父接着说，“开始向敌人提供情报，因为那只是假情报；假定他甚至以为自己是在通过误导外国人的方式拯救他的国家；假定这使他打入了间谍圈子，且没人给他提供经费，跟任何人都没有牵连；假定他一直处于这种矛盾、混乱的境地，从不将真情报出卖给敌人，只是让他们不断去猜测。他善的一面，如果还有的话，会说：‘我没有帮助敌人，我说的是左边抽屉。’而恶的一面则会说：‘但他们也许能察觉其实我说的是右边。’我想这从心理学的角度是说得通的。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开化的时代，你该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也许是可能的，”弗朗博答道，“而且这肯定可以解释为什么德雷富斯认定自己是冤枉的，而法官们确信他有罪。但历史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德雷富斯的情报（如果确实出自他手）从字面上来看是准确的。”
“我心里想的不是德雷富斯，”布朗神父说。
他们身边人去桌空，已经安静了下来。天色已晚，但阳光仍处处可见，恰似不慎被枝叶缠住了，脱不了身。在一片寂静中，弗朗博猛然挪动了一下椅子，发出了巨大的响声，他把胳膊肘搭在椅背上，粗声大气地说：“噢，如果希尔施真是一个怯懦的卖国者……”
“你不能苛求他们，”布朗神父温和地说，“这不完全是他们的过错；但他们缺乏直觉。我是说那种促使一个女人拒绝和某个男士跳舞，或一个男人回避某种投资的那种直觉。人们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诲：任何事都要把握分寸。”
“不管怎样，”弗朗博不耐烦地叫起来，“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与我的决斗者相提并论，而且我要有始有终，办完这事。迪博斯克也许有些疯狂，但他毕竟也算是个爱国者。”
布朗神父继续吃他的小银鱼。
他吃鱼的时候表现出的那种无动于衷的样子，让弗朗博不由得重新打量起神父来，黑眼珠里几乎冒出了火。“你到底怎么啦？”弗朗博毫不客气地追问。“迪博斯克是个爱国者，你怀疑他吗？”
“我的朋友，”神父几乎有些绝望地放下刀叉，“我怀疑一切，我是说怀疑今天发生的一切。虽然我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但我怀疑所有这一切。我怀疑从今天早晨开始我看到的一切。这件事与一般的刑事案件截然不同。在一般的案件中，一个人或多或少在撒谎，另一个人或多或少会说真话。而我看到的这两个人……好吧，我已经把我能想到的，能使任何人满意的解释告诉给你了。但它无法令我满意。”
“我也不满意，”弗朗博皱着眉头答道。而神父则是一副你自己看着办的样子，继续吃他的鱼。“如果你只能提出那张纸条上的内容是正话反说，我把它当成绝顶聪明，但……嗯，你叫它什么呢？”弗朗博问道。
“我该说它无法令人信服，”神父马上答道。“我该说它绝对无法令人信服。但正是这一点让整件事显得很奇特。它像是个小学生撒的谎。这里只有三种解释：迪博斯克的、希尔施的、还有我想象的。这纸条或者是一个法国军官为了诋毁法国官员写的；或者是一个法国官员为了帮助德国军官写的；或者是一个法国官员为了误导德国军官写的。好吧，你会觉得，在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军官之类的人中间传递的这张秘密纸条，总该有些不同吧。你会想：这其中或许隐藏着暗语，必定存在含义不明的缩略词；很可能会有些严谨的科学或专业术语。但这个纸条的内容却是经过刻意斟酌，内容显而易见，一目了然：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它就像是……就像是故意要让你一眼看透似的。”
他们还没来得及细想，一个穿法国军服的矮个子像一阵风似地来到他们桌前，一屁股坐了下来。
“我有条惊人的消息，”瓦洛涅公爵说。“我刚从上校那里来。他正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这个国家，他请我们去现场代他向大家道歉。”
“什么？”弗朗博叫了起来，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道歉？”
“是的，”公爵生硬地说：“当着每个人的面，就在宝剑本该出鞘的时候。你和我必须去替他道歉，而他已然出国。”
“这是什么意思？”弗朗博喊道。“他不该怕那个小个子希尔施！真该死！”弗朗博很生气，但并未失态：“谁都不该怕希尔施！”
“我想这肯定是个阴谋，”瓦洛涅急切地说，“是犹太人和共济会的人玩弄的阴谋。他们想借此提高希尔施的声望——”
布朗神父的表情平静如常，但表现出莫名其妙的满足。他的表情有时显得很无知，有时又散发着睿智。但在愚笨面具脱落并转换成睿智面具的那个瞬间，总会有一道光亮闪过，弗朗博非常了解他的朋友，知道布朗神父此时已恍然大悟了。布朗神父什么都没说，只是自顾自地吃光了盘里的鱼。
“你最后见到这位金贵的上校是在哪里？”弗朗博急躁地问。
“他在爱丽舍宫旁边的圣路易饭店附近，我们和他一起坐车去的。我告诉你了，他正在收拾行李。”
“你觉得他会不会还在那里？”弗朗博蹙起眉头，看着桌子说道。
“我想他应该还没有离开，”公爵回答道：“他要出远门得收拾不少行李——”
“不，”布朗神父简短地说，但突然站起来，“是一次短途旅行。实际上，可以说是一次最短的旅行，但如果我们坐出租车去，也许还能赶得上他。”
一路上，布朗神父不肯再多说一个字，出租车径直开到圣路易饭店附近的一个拐角处停下。下车后，神父带着他们走入了旁边的一条小巷。暮色愈加浓了，小巷里已经一片幽暗。当公爵一度不耐烦地问希尔施博士到底有没有犯叛国罪时，布朗神父心不在焉地答道：“不，只是有些野心——像凯撒一样。”然后，又有些不相干地补充说：“他独自生活，很孤单，一切都要自己动手。”
“呃，如果他有野心，他现在应该满意了，”弗朗博尖刻地说。“所有的巴黎人都会欢呼，该死的上校夹着尾巴逃走了。”
“别那么大声，”布朗神父低声说，“你诅咒的上校就在前面。”
另外两个人吃了一惊，缩回墙边的阴影中，因为他们确实看到了那个临阵脱逃的决斗者壮实的身影，他两只手里各提了一个包，在夜幕中一步一拖地朝前走着。他的样子跟他们第一次见时没什么不同，只是一条传统式样的长裤换下了花哨的登山运动短裤。很明显他是从旅馆偷着溜出来的。
他们跟着走进去的这条小巷似乎是什么建筑的背面，就像走在舞台布景的背后。小巷一侧绵延着单调无趣的一堵墙，中间偶尔出现阴暗、脏污且全都紧闭的房门；除了在此经过的流浪儿留下了一些粉笔涂鸦，个个都那么寡然无味。有时能看到墙头上露出的树冠，大多是令人压抑的常青树；再往后，在灰紫色的天幕映衬下，可以看到巴黎人居住的高楼背面长长的平台屋顶，那些高楼彼此相当接近，仿佛连为一体的大理石山脉。小巷的另一侧是幽暗的公园，中间隔着高高的镀金栏杆。
弗朗博朝四下里看看，神情有些诡异。“你知道吗？”他说，“这个地方让人感觉有些——”
“喂！”公爵失声叫道，“那个人消失了。就像个该死的精灵，没影儿了。”
“他有钥匙，”布朗神父解释道。“他准是从哪扇花园门溜进去了，”说话间，众人便听见他们前面有个不显眼的木门“咔嗒”一声关上了。
弗朗博疾走几步赶到近前。那门几乎是当着他的面关上的。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既好奇又恼怒地捻着他的黑色八字胡。然后他伸长胳膊，猴子般噌地一下翻上了墙头，他站在那里，在紫色夜空的映衬下，犹如黑乎乎的树冠。
公爵看着神父。“迪博斯克的逃跑计划比我们预想的复杂得多，”他说：“但我想他正准备逃离法国。”
“他要逃离人间，”布朗神父答道。
瓦洛涅的眼睛一亮，但声音却沉了下去。“你是说他会自杀？”
“你不会找到他的尸体的，”神父答道。
墙头上的弗朗博发出一声惊呼。“天呐，”他用法语说道，“我认出这地方了！哎，这是老希尔施家后面的那条街。我觉得我能认出一个人的背影，也能认出一幢房子的背面。”
“这么说迪博斯克真进去了！”公爵使劲拍着屁股叫道，“啊，他们终究是要见面的！”他突然爆发出法国人的活力，麻利地跃上墙头，在弗朗博身边坐下，兴奋地踢着腿。神父独自留在下面，倚着墙，背对着将要上演一出好戏的剧场。他若有所思地望向远处的公园围篱和暮光下隐现的小树林。
公爵的贵族本性不改，他觉得这很刺激，就想大大方方地观察那栋房子，而不是偷窥，但弗朗博却有窃贼（和侦探）的本能，早已从墙头纵身一跃跳到一棵枝杈横生的树上，这样他就可以顺着一根树杈匍匐着接近一扇窗子，那里是这座高大的房子黑黢黢的背面唯一透出灯光的地方。红色的窗帘已拉下，但有一边没完全垂下，露出一个缺口。弗朗博冒险沿着一根树枝爬过去，几乎到了末端。他伸长脖子透过那个缺口朝里看，只见迪博斯克上校在明亮豪华的卧室里走来走去。虽然弗朗博离房子很近，但他仍然可以听见同伴在墙那边说的话，并低声重复了一遍。
“是的，他们终于要见面了。”
“他们永远也不会见面，”布朗神父说，“希尔施说得对，像这样的事情，决斗者不能见面。你读过亨利·詹姆斯那篇奇特的心理小说吗？有两个人总是阴差阳错地与对方失之交臂，这使俩人都开始害怕对方，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我们这个故事就属于那种情形，只是更令人感觉诡异。”
“在巴黎，有人能治好他们这种妄想症，”瓦洛涅公爵恶狠狠地说。“如果我们抓住他们，逼着他们决斗，他们就不得不见面了。”
“哪怕在审判日，他们也不会见面，”神父说。“就算万能的主举起权杖，发出了开始战斗的信号，就算圣弥额尔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即使到那时，他们其中一人已经站在那里，准备迎战了，另一个还是不会来。”
“哎，这也太神乎其神啦，”公爵不耐烦地叫起来：“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见面呢？”
“他们是彼此的反面，”布朗神父答道，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他们是相互对立的矛盾体，也可以说，他们会相互取代。”
他继续盯着对面越来越黑的树林。弗朗博抑制不住地发出了一声惊呼，瓦洛涅一下子扭过头去。一直朝着亮灯的那个房间张望的弗朗博，正好看到上校走进房间，朝前走了一两步，开始脱掉外套。弗朗博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真的要发生决斗了，但他很快改变了想法。迪博斯克坚实、宽阔的胸膛和肩膀原来全是一些衬垫，它们随着外套脱了下来。只穿着衬衣和长裤的他却是个瘦削的人。他穿过卧室，朝卫生间走去，除了要洗漱，看不出一点儿要决斗的样子。他弯腰洗脸，用毛巾擦干湿漉漉的手和脸，重新转过身来，明亮的灯光照在了他的脸上。他原本棕色的面孔不见了，浓密的八字黑须也不见了。这是一张刮得干干净净、苍白的脸。除了那双鹰隼般锐利的褐色眼睛外，浑身上下丝毫看不到上校的影子。墙下的布朗神父仍然沉浸在苦思冥想中，似乎在自言自语：
“正如我对弗朗博说过的那样。这些对立面不合常理。它们不成立。它们不会有冲突。如果双方非黑即白，不是固体就是液体，诸如此类的方面统统相反——那么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先生，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两个人，一个金发，另一个黑发；一个矮胖，另一个瘦削；一个强壮，另一个虚弱。一个有八字须但没有山羊胡，因此你看不见他的嘴唇；另一个有山羊胡但没有八字须，所以你看不到他的下巴。一个人剃短了头发，却用围巾裹住脖子；另一个人穿着低领衬衫，却一头长发。凡此种种的对应关系实在是严丝合缝，先生，这里面一定存在问题。如此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不可能发生争吵的情况。无论何时何地，一个亮相，另一个就不见了。两者的关系就如一张是面孔，另一张是面具；一个是锁，另一个是钥匙……”
弗朗博脸色煞白，凝视着屋里。房间主人背对着他站在一面镜子前，他已经在脸上贴好了一圈茂密的红发，那圈红发歪歪扭扭地从头上垂下来，紧贴着下巴，只露出带着讥讽意味的嘴。他看到镜中反射着一张苍白的脸，像犹大一样狞笑着，地狱之火在他周边熊熊燃烧。目睹眼前的景象，弗朗博不由得心头一紧。他看到一双凶光毕露的红褐色眼睛，随即又被一副蓝色眼镜遮住了。他披上一件宽松的黑色外套，朝房前走去，很快便消失了。不一会儿，对面街上传来一阵欢呼声，宣告希尔施博士又一次出现在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