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了场病，发高烧，我以为病好之前能看见家人，结果是自愈的。十二月初张队来看我，说必须请我吃个晚饭，去个贵点儿的地方。我选了大连海鲜，待业半个月，我都有点儿仇富心理了。
他让我点餐，我不点太贵的，可也绝不挑贱的。合上菜单我审视他：“你干吗请我吃饭？”
“我没保下来你，该还你的。”
“你已经很好了，这是我的事。”
离职的话题我们都没兴趣往下聊。我低头掰筷子，这是我的爱好，在外面吃饭，或难过，或高兴，我都不自觉地把筷盒里的筷子掰断。待桌上大概攒了二十多段时，张队问我家人回来了没。
“快了，路上了。”
“听说那边下雪了。”
“我以为长白山一年都下雪，长白嘛。”
他递我双新筷子，说：“我上次才知道，原来你有个继父。”
“王总？我不记事的年纪就跟他，要不是俩姓，我能以为他是我亲爹。”
“他在开公司？”他问。
“谁？”
“王总。”
“没有，他就是一工人。我大了不肯叫爸，直呼其名也不像话。他想的，叫他王总，不尴尬也不失礼。”
“他对你不错？”
“凭良心讲，是不错。他没儿子，就把我当儿子养。后来他女儿也叫他王总。”
“不是你妹妹？”
“不是，他和他前妻的，比我小一岁。”我顿了一下，说，“我们俩没有血缘关系。”
“她现在在哪里？”
“不说这个了吧，说出来你会乐的。”
“哦？那你亲爹呢？”他问，“真的没了？”
“我印象不深，他带着我哥哥走的。”
“你还有哥？”
“我跟我妈留在哈尔滨，我那个姓欧阳的父亲带我哥去的云南。你今天怎么这么好打听？”我把碎筷子拢成一堆儿。服务员陆续上海鲜，我拽只螃蟹揭盖儿，问他最近怎么样。
“还行，就是轮我一脏活儿。”
那是我们在一部电影里看到的词，把警察通知死者家属的过程叫“脏活儿”。后来我们就沿用，谁都不愿目睹死者家属各种各样的不可接受的痛苦，“脏活儿”都让新警察干。然后我们会轮流请他吃饭。我也干过十多次“脏活儿”。
“干吗让你干？”我问，“什么案子？”
“新来的干不明白。雪崩，一家人都死了。”
“别唬我，咱这儿还没下雪呢。”
我低头吃蟹，碰上一有黄儿的。服务员端盘炒螺肉，我让她拿几双筷子，筷盒空了。她瞅着桌上的碎筷子，貌似很有意见。我让她快去。她哼哼两声，走了。
“是山，”张队拿个贝壳在筷子堆下绕一圈，“这家人开车往下盘，正好一团雪从山上滚下来，砸向这辆车。”
“哈尔滨哪儿有雪啊？”
他静了有半分钟，足令我预感到噩耗的时限。接着他在椅子上坐直，松松他的警服领带，一字一句地说—长白山。他又沉默了一会儿，那沉默让我一时什么都问不出来，他说：“他们都在里面，都死了。”
“你开玩笑？”我连螃蟹都抓不住了，牙齿直打战。我感觉自己只能呼气，无法吸气，耳朵嗡嗡地响，饭店碗碟的声音如警笛声在脑子里震荡。我听见自己问：“在回来的路上？”
“什么？”
“我让他们回来的。我本来秋天就该让他们回来的，我干吗非得拖到冬天下雪？”
“这不能怪你。”
张队说去洗手间，他有意让出空间给我。我看着他的背影大声哭出来。邻桌的人转身看我，服务生几次过来，都被我一摆手赶走了。张队拎了两瓶白酒回来，问我继续在这儿喝，还是换地方。
“就这儿吧。”我挤点儿笑容给他，“换地儿还得再哭一次。”
“还有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也许你早知道。”
“说吧。”
“那边报告说，你老婆有身孕。”
我这回没说话，低头吃虾。张队有点儿拘谨，过了一会儿，要跟我碰一杯。二两杯我一口干掉，嘴里有点儿辣。我说：“那个稽查，高文，问我为什么想离婚。记得吧？”
“他是傻逼。”
“我离婚，酗酒，被开除，是因为—”我心跳得厉害，感觉端着酒杯的手都是抖的，我使劲儿把后半句说完，“那孩子不是我的。”
“谁的？”他张着嘴，抑制不住惊讶，“算了，我也傻逼了。”
那天我们喝到凌晨两点，张队的目的很简单，陪我喝倒，让我直接入睡，也用不着多想了。可是他比我先躺下，挤进出租车，竟是我把他送回家的。下车时下雪了，我冷得打哆嗦，才想起皮夹克忘在车里了。这两年哈尔滨不常下雪，去年就这一场大雪，厚得能埋人。我拽着他，在雪上拖出一条壕沟。回望了一眼，我就走不动了。我放下他，趴在雪地上又一次哭了出来。
他家楼道没灯，十几把钥匙我试得直哆嗦。推他上床后，我翻衣柜找了件大衣套上。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对着池子干呕了半天没吐出来。回卧室他早打起了呼噜。我系好扣子下楼，想起他家门没锁。我把他摇醒，让他在里面锁上。他耷拉着脑袋送到门口，才反应过来，执意要我在他家过夜。
“你清醒吗？”我问。
“去我房里睡觉！”
“我今晚跟你说的事情，你明天还能记住吗？”
“你，在这儿睡！”他说，“我去前妻家睡。”
“得了吧。”我说，“帮我查查他们三个，都有什么保险，再找个擅长遗产官司的律师。”
“跟谁争遗产？”
“欧阳桐，我亲哥，查查他有什么非法勾当，帮我把他送进去。”
“哈哈，”他大笑，“搞定！”
“把他关起来，是在救他，不然我会杀了他。”
“收到！”
“我认真的。”我对他耳语道，“我老婆的孩子，是我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