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我绕过街角，往南走过一个街区，来到第十大道一家让人很难描述的酒馆。我记不住它的名字，也无法肯定它确实有个名字。人们可以称之为“通往戒酒所的最后一站”。
吧台前两个身穿二手西服的老人在默默对饮。一个四十多岁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台另一头一边看报，一边呷着八盎司酒杯里的红酒。酒保瘦骨嶙峋，身着T恤和牛仔裤，正盯着一台小黑白电视看，音量开得极小。
德金和我找了张桌子，我去吧台拿我们的饮料。他的是双份伏特加酒，我的是姜汁汽水。我把它们端回我们的桌子，他瞅瞅我的姜汁汽水没作声。这汽水看起来很像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颜色差不多。
他喝了些伏特加酒，说：“哇，上帝，真管用。它确实管用。”
我没吭声。
“你之前问什么来着。我们下一步做什么？你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吗？”
“也许能。”
“我让我姐新买一台电视机和打字机，再在门上多加几把锁，不必费事去报警。达基嫩的案子我们下一步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猜到了。”
“我们知道是谁杀了她。”
“钱斯吗？”
他点点头。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我觉得他的不在场证据看上去无懈可击。”
“哦，就像金边证券一样可靠，跟被海关扣存的酒一样稳妥。那又怎样？他仍有可能作案。给他提供不在场证明的那些人都能为他撒谎。”
“你认为他们在说谎？”
“那倒不是，但我也不敢保证他们没说谎。不管怎样，他还可以买凶杀人。我们谈过这一点。”
“没错。”
“如果是他干的，他已经脱罪了。因为我们找不出他那些不在场证据的漏洞。如果他买凶杀人，我们也找不出他雇的那个人。除非我们走运。你知道，有时事情真会如此。运气从天而降。有人在酒吧漏了口风，某个跟他结怨的人把话传了出去，忽然之间，我们掌握了以前不知道的情况。可即便如此，离把案子整合起来去起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况且，我们也不打算在这个案子上花太多精力。”
听他这么说我并不惊奇，但不免心里一沉。我拿起姜汁汽水，呆望着它。
他说：“我这一行一半是要看成功概率。只办有机会成功的案子，其余的放到一边凉快去。你知道这座城里谋杀率有多高吗？”
“我知道越来越高。”
“这还用说吗。逐年增长。各类案件都在逐年攀升，除非我们把一些不那么严重的案件忽略不计，因为人们懒得报案。就像我姐的入室盗窃案。有个无赖跑进你家，结果你只丢失一些钱财。哦，妈的，何必大惊小怪呢，是不是？你还活着就万幸了。回家祈祷感恩去吧。”
“那金·达基嫩——”
“去他的金·达基嫩吧，”他说，“这么个愚蠢的小婊子大老远地跑一千五百英里来卖身，把钱交给黑鬼皮条客，谁在乎是否有人把她大卸八块？我是说，她为什么不待在该死的明尼苏达州？”
“是威斯康星州。”
“我是说威斯康星。但她们大部分都来自明尼苏达州。”
“我知道。”
“谋杀案过去大约是一年一千起，每个区每天三起。那似乎已经很高了。”
“够高的了。”
“可现在是那时的两倍。”他身子前倾，“但那没什么，马修。大部分谋杀案是夫妻间出了问题，或是两个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个把另一个射死，第二天却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案子的比例一直没变，跟以前一样。有所改变的是谋杀陌生人的案件，凶手和被害者互不相识。那种案件的比率表明你的家居环境是否危险。如果只看谋杀陌生人的案件，把其他案件撇到一边，把谋杀陌生人的案件画出一个表格，那比例像火箭一样往上直冲。”
“皇后区有一个拿弓箭的人，”我说，“隔壁的邻居用点三八手枪把他射死。”
“我看到那条新闻了。跟一条选错草坪屙屎的狗有关？”
“差不多是这样。”
“哦，图表上不会有它的。那两个家伙相互认识。”
“没错。”
“但都是一回事。人们总是相互残杀。他们甚至都不停下来考虑考虑，就贸然动手。你离开警界多久了，两三年？我跟你说，现在比那时要糟得多。”
“我相信。”
“我是说真的。外面简直就是原始森林，所有的野兽都全副武装。人人有枪。你知道外面走路的人里有多少人带枪吗？那些诚实居民，他们现在必须带枪防身，所以他们都买了一把，不知道哪一天就用它自杀，或杀死老婆、邻居。”
“还有个家伙用弓箭。”
“什么都一样。但谁会告诉他不要买枪呢？”
他拍拍肚子上插了一把左轮手枪的武装带。
“我必须带这个，”他说，“这是规定。但我告诉你，我不会不带枪就到处走动的，我会觉得像没穿衣服。”
“我过去也跟你一样。你慢慢会习惯的。”
“你什么武器都不带？”
“对。”
“一点都不害怕？”
我走到吧台拿饮料，伏特加给他，姜汁汽水给自己。
我端着饮料回座位后，德金把酒一饮而尽，然后就像漏气的轮胎一样叹气。他拢起双手，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又像急于摆脱它似的喷了出去。
“这个该死的城市，”他说。它无可救药，他说，然后开始告诉我到底有多无可救药。他历数整个司法系统的变化，从警察到法庭再到监狱，说它们如何一无是处，如何日渐衰退。你无法逮捕犯人，无法给他定罪，最后也无法把那个狗娘养的关在牢里。
“监狱满员了，”他说，“所以法官不愿判刑太久，假释部门又提前放人。地区检察官拿减刑作为交换条件让犯人认罪，然后辩护律师又把这些罪行辩成无罪。因为法庭日程表排得过满，而法律又小心翼翼地保护被告权益，就连你拿犯案者的照片让人辨认都会被反咬一口，因为你没得到他的许可便使用了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权。与此同时，警察也日渐减少。警界比十二年前少了一万人。街上少了一万名警察！”
“我知道。”
“贼多了一倍，警力少了三分之一，你还会奇怪上街为什么这么不安全吗。你知道吗？这个城市崩溃了。没钱付给警察，没钱让地铁继续运营，没钱做任何事。整个国家正在漏钱，钱都落在那些该死的阿拉伯人手里。那些可恶的家伙用石油换走了卡迪拉克，我们这个国家全毁了。”他站了起来，“轮到我买了。”
“不，我来买。我可以报帐。”
“对了，你有了一个客户。”
他坐下来。我端着同样的饮料回来，他问：“你到底喝的什么东西？”
“姜汁汽水。”
“啊，我看也像。怎么不来点真的？”
“最近我在戒酒。”
“哦，真的？”
听到这句话，他的灰眼睛盯着我。他拿起杯子，喝掉了一半，砰地一声把杯子放回到破旧的木桌上。
“你的主意不错，”他说，我以为他指的是姜汁汽水，哪知他的话题已转，“辞职。退出。你知道我想怎样？我只想再干六年。”
“然后就干满二十年了？”
“然后就满二十年了，”他说，“我就能拿到养老金了，然后我就他妈的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工作，离开这座该死的城市。佛罗里达，得克萨斯，新墨西哥，找个温暖、干燥、清洁的地方。噢，佛罗里达不行，我听说那儿到处是该死的古巴人，那儿的犯罪率跟这儿不相上下。再说那儿又是毒品转运站。还有那些疯狂的哥伦比亚人。你知道他们吧？”
我想起了罗亚尔·沃尔登。
“我认识的一个家伙说他们还好，”我说，“他说你不骗他们就行。”
“你肯定不敢骗他们。你看到长岛那两个女孩的新闻了吗？应该是六个月、或八个月之前的事了。姐妹俩，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人们在一家废弃加油站的储藏室里发现了她们，双手反绑，头部各中两枪，用的是小口径手枪，我想是点二二口径的，但谁在乎呢？”
他把余下的酒喝光：“嗯，案子很离奇。没有强暴，什么都没有。像是私刑，但谁会处决两个十来岁的姐妹呢？嗯，结果案子不查自明，因为一个星期之后，有人闯进她们家杀死她俩的妈妈。我们在厨房发现她，晚餐还在炉子上呢。知道吗，这一家是哥伦比亚人，父亲从事毒品买卖，那是当地除走私翡翠以外最主要的营生了——”
“我还以为他们种了很多咖啡呢。”
“那也许只是幌子而已。我说到哪儿了？关键是，一个月之后，那个父亲死在哥伦比亚的首都。他骗了某人后逃之夭夭，最后他们在哥伦比亚逮到他，但他们先杀了他的老婆孩子。瞧，哥伦比亚人，他们另有一套规则。你耍他们，他们杀的不只是你。他们灭你满门。孩子，无论几岁，都难逃一死。就连你养的小猫、小狗，热带鱼也不放过。”
“上帝。”
“黑手党一向顾及家人。杀掉你时，他们甚至精心安排以确保不让你的家人看到惨状。现在，我们的这些罪犯专杀全家。不错吧？”
“上帝呀。”
他双手撑着桌子站了起来。
“这一轮我付钱，”他宣布，“我不用皮条客的钱给我买酒。”
回来后，他说：“他是你的客户，对吧？钱斯？”
我没答话，他说：“嗯，妈的，你昨晚见了他。他想要见你，而你现在有了一个客户，你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二加二等于四，对不对？”
“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去加。”
“假设我是对的，他就是你的客户。这只是为了便于讨论。你也不算透露内情。”
“好吧。”
他探着身子。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他杀了她，”他说，“那他为什么还要雇你调查呢？”
“也许他没杀她。”
“噢，肯定是他干的。”
他摆摆手，挥掉了钱斯无辜的可能性。
“她说她要离开他，他说可以，第二天她就死了。算了吧，马修。那是确定无疑的。”
“那我们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他为什么雇我？”
“也许是靠这个脱罪。”
“怎么脱罪？”
“也许他认为如果雇了你，我们就会认为他肯定是无辜的。”
“但你根本没那么认为。”
“没错。”
“你认为他真会那么想？”
“我怎么知道某个吸毒的黑鬼皮条客想些什么？”
“你认为他吸毒？”
“他总得把钱花在什么上吧，是不是？他不会用来去付乡村俱乐部的会费，或是在慈善舞会上买个专席吧。我来问你点问题。”
“问吧。”
“你真以为他有可能没杀她？没陷害她或雇人杀她？”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
“首先，他雇了我。而那不会让他脱罪，因为我们又能给他定什么罪呢？你已经说过，根本无法给他定罪。你正准备把这个案子搁置起来，去办别的案子。”
“他不一定知道这些。”
这一点我暂且不谈。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提议，“假设我从没给你打电话呢。”
“什么时候的电话？”
“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假设你不知道她要跟她的皮条客决裂。”
“如果没从你那儿获得这个消息，我们也会从别处得到。”
“从哪儿？金死了，钱斯不会主动提供信息。我敢肯定世上没有其他人知道。”
除了伊莱恩，但我不打算把她牵扯进来。
“我认为你不会知道这个信息的。不管怎样，不会马上知道。”
“那又怎样？”
“那样的话，你会怎么看待这桩谋杀案呢？”
他没有马上回答，低头看着他快空了的酒杯，两条垂直的纹路弄皱了他的前额。
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会怎么定位这桩谋杀案呢？”
“就像你打电话前我们下的结论。精神病干的，你知道吗？我们不许再这么称呼他们了。大约一年前上头下的令。今后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精神病。我们得称之为EDP。”
“什么是EDP？”
“情绪失常者（EmotionallyDistuLbedPe了son）。中央大街某个混蛋闲得没事想出来的。这个城市挤满了疯子，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倒是如何称呼他们。我们不想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不，我认为是精神病干的，开膛手杰克的现代版。打个电话招来妓女，然后把她剁碎。”
“如果真是精神病干的呢？”
“你应该很清楚。你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运气获得实质性证据。在这个案子中，指纹没多大帮助，那是个人来人往的旅馆房间，有上百万个模糊指纹，你无从查起。要是有一个大血指印就好了，你知道那非凶手莫属，但我们没这个运气。”
“就算你们运气好——”
“就算我们运气好，只有一个指纹也无济于事。除非你手头有个嫌疑犯。你无法单凭一个指纹就让华盛顿通缉全国的。他们会说你总会搜集到足够证据，但是——”
“多年来他们一直这么说的。”
“永远不可能。就算可能，到时我也干满余下的六年，到亚利桑纳州养老去了。如果没有可以顺藤摸瓜的实质性线索，我想我们就得等那个疯子再次作案了。再做几个作案手法相同的案子，他总会出现纰漏，你就能逮到他，然后把他跟银河旅馆的一些指纹相对照，然后就可以结案了。”
他把酒喝干：“然后他讨价还价，认个过失杀人罪，最多三年就出来了，继续作案，但我不想重来一次。我向上帝发誓再也不想重来一次了。”
下一轮是我请。起初他觉得用皮条客的钱喝酒有失体面，但正是这些酒似乎又使他忘却了这一点。他已现醉态，但你得会看才能看得出来。他眼光呆滞，与之相配，举止也显迟钝。他谈话的方式是典型的醉鬼模式，像是两个醉鬼在礼貌对话，而实际上是在自言自语。
如果跟他喝得一样多，我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的。但我是清醒的，酒在他身上一起作用，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鸿沟急遽扩大。我尽力把话题锁定在金·达基嫩身上，但总是办不到。他想要谈论纽约所有的弊端。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
他身子前倾，压低嗓音，好像此时酒吧里并非只有我们两个顾客似的，其实只剩我们和酒保了。
“我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是黑鬼。”
我没吭声。
“还有拉丁美洲杂种。是黑人跟拉丁美洲人。”
我提到警察也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马上反驳。
“听着，别跟我说这些，”他说，“以前跟我搭档很久的一个家伙，他叫拉里·海恩斯，也许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他人很好，我能把命交到他手上。妈的，我确实曾经把命交到他手上。他黑得像煤炭一样，无论警局内外，我都没碰到过比他更好的人。但这跟我说的毫不相干。”他用手背抹抹嘴，“瞧，”他说，“你乘过地铁吗？”
“迫不得已的时候。”
“嗯，妈的，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谁都不会乘地铁的。地铁是整个城市的缩影，设备动不动就坏，车厢里到处都是肮脏的喷漆，一股尿骚味。警察对那儿的犯罪无能为力，但我要说的是，妈的，我上地铁四处一看，你知道我到了哪里吗？我到了他妈的国外。”
“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们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人。或是东方人，我们现在又多了好些中国移民，还有韩国人。韩国人现在可是杰出市民了，在城里开起一家家出色的蔬菜市场，他们一天干二十个小时，把孩子送进大学，但那全是阴谋。”
“什么阴谋？”
“噢，妈的，听上去很无知、很偏执，但我就是忍不住这么想。以前这是白人的城市，现在我总觉得自己是这里最后的白人。”
长时间的沉默。
然后，他又说：“他们现在在地铁里吸烟。你注意到了吗？”
“我注意到了。”
“过去从没有过。以前就算有人拿斧子砍死父母，他也不敢在地铁里点烟。现在，咱们的中产阶级也在地铁里点烟，然后喷云吐雾。就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吗？”
“怎么开始的？”
“记得一年前吗？一个家伙在PATH线地铁里抽烟，那儿的一个警察让他把烟熄掉，那家伙拔枪就把他打死？记得吗？”
“记得。”
“就从那儿开始的。只要看过那条新闻，不管是谁，警察还是平民，都不会贸然告诉过道对面的家伙熄掉他那该死的烟。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抽烟，无人敢管。然后更多的人开始抽烟，连发生入室盗窃这样的大案都无需浪费时间报案，谁还会去管在地铁里抽烟的事儿？执法不严，人们就不再尊重法律了。”他皱皱眉，“但想想PATH线地铁的那位警察。你愿意像他那样去死吗？叫别人熄掉烟，然后砰的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我发现自己开始跟他讲起卢·鲁登科的母亲，由于她的朋友给她捡回一台不该捡的电视机而被炸死。
于是，我们开始轮流讲起恐怖故事来。他提到一个社工人员被骗上一栋公寓的顶楼遭强暴多次后，被推下楼摔死。
我记起一条新闻，说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被另一个同龄男孩枪杀。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凶手声称被害人嘲笑了他。
德金谈到好几起虐待儿童致死的案件，还有一个男人闷死他女朋友的女婴，因为他厌倦了每次跟女友去看电影都得出钱雇人看孩子。
我提到格雷森区的那个女人，她在衣柜那儿挂衣服时被流弹打死。
我们的对话颇有点比拼的味道。
他说：“市场自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死刑，重新启用黑色大电椅。”
“你认为这行得通吗？”
“无疑，公众需要它。它至少有一个功效是你无法否认的。电死一个混蛋，你至少知道他以后不会再犯。妈的，我就投票赞成。把电椅拿出来，用电视转播他妈的行刑过程，插些广告，赚几个钱，多雇几个警察。你想知道一件事吗？”
“什么事？”
“我们有过死刑，但处决的不是杀人犯，而是普通人。普通人被杀的概率比杀人犯上电椅的概率还大。我们一天有五、六、七次死刑呢。”
他提高了嗓门，现在酒保也在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已经把他从他的电视节目上吸引过来了。
德金说：“我喜欢那个电视机爆炸的故事。不知我怎么会错过那条新闻的。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听说过了，但总有新的出现，是不是？”
“我猜是吧。”
“光这个城市就有八百万个故事，”他拉长声音说，“你记得那个节目吗？几年前电视上播过。”
“我记得。”
“每次节目结束时他们都说那句台词，‘在这个城市里有八百万个故事。这只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
“八百万个故事，”他说，“你知道这城里有什么吗，这个他妈的城市的大粪池里有什么？有八百万种死法。”
我把他弄出酒吧。在外面夜晚清凉的空气中，他陷入了沉默。我们绕过两个街区，最后来到离警察局不远的路口。他的车是一部水星车，已有些年头。车角有点坑坑洼洼。车牌前头的字母明示他是警察，该车是用来办案的，不要开罚单。一些经验丰富的混混也能认出这是警车。我问他能否驾车。他不太喜欢这个问题。
他说：“你是谁，警察吗？”
然后想到这句话实在荒谬，便又笑了起来。他靠在打开的车门上保持平衡，笑得前仰后合。
“你是谁，警察吗？”他说，吃吃笑个不停，“你是谁，警察吗？”
那种情绪像电影里的快镜头一样一闪而过。有一刻，他严肃冷静，眼睛眯着，下巴翘起来像牛头犬。
“听着，”他说，声音低沉而生硬，“别这么高人一等，你明白吗？”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
“你这个自命清高的混蛋。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个狗娘养的。”
他把车倒出开走。就我目光所及，他似乎开得还不错。我希望他无需开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