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越南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约翰逊总统飞越南太平洋时是这么说的，只不过吃了几场小败仗而已。越共在西贡的后院击中了三架美军休伊直升机；在西贡城外，大约一千名越共士兵把至少两倍的南越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美国武装直升机在湄公河三角洲击沉了一百二十艘越共巡逻艇，结果船上载了——哇——大批逃难的越南儿童。那年十月，美国损失了越战开战以来的第四百架战斗机，一架F—105雷公战斗机。飞行员靠降落伞安全逃生。在马尼拉，南越总理阮高祺坚持自己不是骗子，他说他的内阁阁员也不是骗子，而且十来个内阁阁员趁阮高棋去马尼拉的时候辞职，也只是巧合而已。
在圣地亚哥，鲍勃·霍普在劳军表演时说：“我想打电话给平·克罗斯比，叫他和你们一起去，但是那个老烟枪的名字已经不在征兵名单上了。”阿兵哥都又叫又笑。
收音机一天到晚播放着“问号与神秘主义者”乐团的歌，他们的《九十六滴眼泪》在市场上发烧热卖，但是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其他歌曲能掀起如此盛况。
在檀香山，跳草裙舞的女郎热情欢迎约翰逊总统莅临。
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恳请美国代表阿瑟·戈德堡至少暂时停止轰炸北越。阿瑟·戈德堡和正在夏威夷访问的“伟大的白人教父”联络上，转达了吴丹的要求。当时可能还挂着花环的“伟大的白人教父”回答，门儿都没有，只有当越共停火时，我们才会停火，在这同时，他们将哭着掉下九十六滴眼泪，至少九十六滴。（约翰逊和草裙舞女郎一起笨拙地摆动着身子；我还记得在新闻节目《亨特利与布林克利报告》中看到这个画面，我心想，他跳舞的样子和我所认识的每一个白种男人没有两样。）
警察在格林威治村驱散了一场和平示威游行。警察说，示威群众事先没有获得许可。在旧金山，警方以催泪瓦斯驱散在棍子上悬挂塑料骷髅头、像哑剧演员般把脸画得白白的反战示威群众。在丹佛，警方撕毁数千张海报，海报内容是宣传博尔德市尚涛阔公园即将举行的反战集会。警方找到一条禁止张贴这类海报的法条。丹佛市警察局长说，法律并不禁止张贴电影广告，或关于旧衣拍卖、海外退伍军人舞会或悬赏寻找宠物的海报。警察局长解释，因为那些海报不含政治意味。
至于在我们这块小小的土地上，有人在东馆静坐抗议，因为科尔曼化学公司正在那里举行征人面谈；科尔曼公司和道尔化学公司一样，都制造燃烧弹。但是原来科尔曼公司同时还制造橙剂、生化肉毒杆菌毒素、炭疽菌，不过科尔曼公司在一九八〇年破产之前，没有人晓得这件事。校刊上刊登了一小张抗议者被带走的照片，另一张较大的照片则显示有个抗议学生被校警从门口拖出来，另有一名警察站在旁边，手上拿着抗议学生的拐杖——校刊上说抗议学生名叫斯托克利·琼斯，当然啰，他仍旧穿着那件粗呢外套，背上画着一个麻雀爪印。警察对他算是够好了，我相信——当时反战示威分子在大家眼中还很新鲜，还不是那么讨厌——但把高大的警察和残障男孩摆在一起，还是让人毛骨悚然。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之间，我常常想到这张照片，套一句鲍勃·迪伦的形容词，在那些年，“整场游戏变得愈来愈艰难”。当期校刊最大的一幅照片——封面上唯一的一张照片——显示在亮丽的阳光下，后备军官储训团的那群家伙穿着制服在美式足球场上行进，许多人在旁边围观，标题写着：演习吸引了破纪录的群众观看。
更近距离的是，有个叫彼特的家伙，他的地质学小考拿了个D，两天后的社会学小考则拿了D+。星期五上课的时候，老师把我在星期一早上草草写完交去的英文作业发下来了，那是一页的“评论”，指定题目是：餐厅应不应该要求男人打领带，我选择的论点是：不应该。老师在我这小小的写作练习旁边空白处画了大大的、红色的C，自从来缅因大学就读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在英文课拿C，高中时，我的英文成绩从来都是A，而且我考SAT时，词汇部分拿了七百四十的高分。那红色弧形给我的惊吓远甚于地质学小考拿到D，而且也把我气坏了。巴布科克先生在作业上方写着：“你的思路依然清晰，但就这篇文章而言，只是更加凸显了内容的贫乏。你的幽默远远称不上慧黠。给你C已经是送分了，这篇文章写得真不用心。”
我想过要不要下课后去找老师，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开学还不到一个月，喜欢打领结、戴塑料框眼镜的巴布科克先生就声明他最瞧不起喜欢找教授要分数的学生。而且现在已经中午了，如果我很快到旷野上的宫殿吃点东西，还赶得及在一点钟以前回到张伯伦舍三楼。交谊厅里所有的牌桌（以及交谊厅的四个角落）在三点钟以前都会被占满，但是一点钟的时候我还找得到位子。那时候，我已经净赚二十块钱，打算利用十月底的周末好好赢一笔钱，充实一下我的荷包。我也打算星期六晚上去参加体育馆的舞会，卡萝尔已经答应当我的舞伴。广受欢迎的校园乐团——坎伯兰乐团将会在现场演唱，还会演唱《九十六滴眼泪》这首歌。
我的良知已经用奈特的语气提醒我，这个周末最好至少挪出一部分时间来念书，我得读两章地质学、两章社会学、四十页历史（把中古世纪的历史一股脑读完），还得回答有关贸易路线的一连串问题。
我会念的，别担心，我会念的，我告诉那个声音。星期天我会用功读书，相信我，我打包票。星期日的时候，我的确念了一点书，在玩牌的空当读的。然后牌局变得愈来愈有趣，我的教科书也就掉到沙发下面的地板上了。星期天就寝的时候——星期天的深夜，我突然想到，我的荷包不但没有增肥，反而缩小了，而且我也没念什么书。此外，我还有电话没打。
如果你真的想把手放在那儿，卡萝尔说，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一直挂着那滑稽的、浅浅的微笑，脸上除了酒窝，还有一种特别的眼神。如果你真的想把手放在那儿。
星期六晚上，舞会进行到一半时，我和她到外面抽根烟。那是个柔和的夜晚，沿着体育馆背面的砖墙下，至少有二十对情侣在月光下拥吻，卡萝尔和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没多久，我就把手伸进她的毛衣里，用拇指搓揉着她柔软的棉质罩杯，感觉到她的乳头微微挺起。我的体温开始上升，我可以感觉到她的体温也开始上升。她注视着我的脸孔，双手仍然环住我的脖子，她说：“如果你真的想把手放在那儿，我想你还欠某人一通电话，不是吗？”
还有时间，当我快要进入梦乡时，我对自己说，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念书，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打电话，还有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