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当我来到缅因大学时，哥哥给我的老旧休旅车上还贴着那张戈德华特贴纸，虽然已经褪色而且破破烂烂，但贴纸上“AuH2O-4-USA”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等到我在一九七〇年离开学校时，我连车子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把大胡子、披肩长发，以及贴着“尼克松是战犯”贴纸的背包，而粗布外套领子上别着的领章上面写的是“我真不是个幸运儿”。我想，大学永远是蜕变的时刻，是童年结束前最后一次天翻地覆；可是我怀疑，最惊天动地的大转变莫过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大学求学的年轻人所面对的天翻地覆。
这年头，大家差不多都不再谈论那些日子的事情了，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忘了那段时光，而是因为无法重拾那时候交谈的语言。每当我试图谈论六十年代（或思考六十年代的种种）时，心中总交织着恐惧与欢欣的情绪。我的眼前浮现喇叭裤和地球鞋，鼻子闻到大麻、香料和薄荷的味道，耳朵听到多诺万·里奇甜美的歌声唱着那首关于亚特兰蒂斯的蠢歌。直到现在，碰到失眠的夜晚，我仍然会想起那深奥的歌词。年纪愈大，我就愈没办法只听他甜美的歌声而不去听那愚蠢的歌词。我得提醒自己，当时我们年纪都还小，傻傻地躲在菌伞下过着多彩多姿的生活，而还一直以为那小小的菌就是大树，在天空为我们遮风挡雨。我知道这么说没什么意义，但是我已经尽力了。亚特兰蒂斯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