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6月，我越发感觉有一条绞索正逐渐由松而紧，却搞不清它究竟是套在谁的脖子上。热带地区的高温着实难熬——起初只是令人惊讶不已，后来简直是到了荒谬的地步。假如没有信风的缓解，我感觉自己的头骨都要被铁锤般的阳光和砧板一样闪闪发亮的海面“碾碎”了。
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大多令人失望。还好，仍有一些令人欣慰的事情，让大家麻木的心灵不至于彻底绝望崩溃。
6月1日，墨西哥向轴心国集团宣战了。
我们是从“比拉”号的短波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嗬，终于宣战了。”海明威嘲讽道，“要是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该‘举手投降’了吧。喜欢自吹自擂的墨西哥军队这个月底之前就能打进欧洲，顺遍登上东洋四岛啦！”
6月4日，日本联合舰队对中途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一连四天，“比拉”号全体船员都守在收音机旁听战况报道。其实，从广义上说，自从5月4日珊瑚海海战打响，中途岛战役便已经拉开了大幕。
除了我之外，船上的每个人都坚信这是海战新时代的开端。海明威坚持认为坚船利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就像当年弓弩被淘汰一样。“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摧毁数百英里之外的敌方舰队”这一崭新的作战方式，将决定战争的走向。很显然，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与海明威抱有同样观点。尽管这种作战方式究竟能带来怎样的结果依然存疑，但金将军对媒体坦承，中途岛战役的结局将会影响太平洋战争的进程。至6月7日，美国海军宣布取得战役胜利。然而直到数月之后，大家才真正意识到这场胜利的重要意义和决定性作用。
同样是在6月4日，被纳粹占领的东欧传来消息：一位捷克爱国者在其祖国刺杀了党卫队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凭借之前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X营地参与秘密潜入行动的经验，我判定这所谓的“爱国壮举”实际上是一次由英国人精心策划，捷克人具体执行的刺杀行动。干掉海德里希，应该是威廉·史蒂芬森和伊恩·弗莱明授意的。紧接着又传来一条消息：作为对海德里希遇刺事件的报复，纳粹德国军队摧毁了捷克境内的利迪策村，屠杀了超过一千三百名无辜平民。这并不令我感到惊讶。纳粹之所以将报复的矛头指向利迪策村，仅仅是因为有传言说，曾经有一名刺客在当地留宿了一夜。
战争就这样持续进行着。至6月中旬，德国的隆美尔元帅几乎已经将英军赶出了北非。日本军队占领了阿留申群岛中的两个岛屿，而美军战机在阿留申群岛一线炸沉了六艘日军战舰。尽管之前黛德丽对于苏联人的坚韧意志称赞有加，但德国军队显然仍在持续压缩苏军在东欧平原上的防御空间，就连苏联在黑海沿岸的主要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似乎也要被德军攻占了。
6月13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授权正式建立战略情报局——这巩固并扩大了威廉·多诺万前情报协调局的权限。我很想给华莱士·贝塔·菲利普先生寄一张贺卡。不过，在这之前，我已经给他送上了一份大礼——德国间谍向上级汇报英国船队行踪的加密电报。我知道，这些东西对于多诺万的手下而言算不上什么新鲜玩意儿，但它们毕竟相当于我为这场交易开出的价码。5月底我曾经给国家饭店打过电话，希望能找到菲利普，却被前台告知他已经退房，出发去了伦敦。看来国家饭店314房间只不过是他的临时落脚点而已。
至于那些与我们行动更加密切相关的消息——6月29日，美国和哈瓦那的报纸都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在长岛逮捕了八名来自德国的破坏分子。虽然这些报道后来都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胡扯，但海明威根据电文做出判断之后这一个多月来，这是我们所收到的唯一有关此事的消息。
由于报告遭到冷遇，海明威感觉非常失望。布拉登大使用尽各种辞藻称颂这位作家先生的“功绩”，赞美了他的“秘密行动”，并且承诺，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海军今后将在收到他的报告后，确认了细节便立刻开展行动。托马森上校甚至借用大使馆的外交电台向海明威发送了一份加密电报以示祝贺。但这两人的赞美中暗含的怀疑让海明威非常不爽。
我向德尔加多提交了一份报告。看到那家伙阅读报告时那副轻轻扬起一边眉毛、嘴角微微上翘的模样，我并不感到惊讶。一个月后，我从德尔加多那里得知了所谓“逮捕破坏者”的真相。
长岛方面压根儿就没有抓住什么德国间谍。
尽管海明威向美国驻古巴使馆提供了情报，而我也通过德尔加多直接向胡佛局长呈送了密报，德国间谍依然于6月13日登上了美国海岸，完全未受到来自联邦调查局和海军情报局的阻碍。如果不是偶然碰上了一位名叫约翰·库伦的海岸警备队员，德国人的登陆行动完全不会被任何人发现。6月13日，年轻的约翰·库伦当时正在长岛阿马甘塞特海滩附近的一处空地上巡逻，忽然看到有人正冒着惊涛骇浪登岸。库伦一直等到他们登上滩头。这些家伙操着略有一丝德国味道的英文告诉库伦，他们都是渔民，因为船只沉没，只能游到岸边来找人帮忙。
如此说辞并未使库伦完全信服。除了依稀可辨的德国口音，这些家伙的穿着打扮更像是城市居民而不是什么渔民。有个家伙显然是忘乎所以了，居然还用连珠炮般的德语和其他三个人说话。此外，他们身上明显佩带着鲁格式手枪。最关键一点，在距离滩头大约一百五十英尺的海面上，德国潜艇的轮廓清晰可见——它正试着从沙堤上脱困呢！
这些德国军事谍报局特工都是些训练有素的冷血间谍，他们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他们塞给约翰·库伦二百六十美元——这大概是他们当时带在身上的全部现金。库伦一面警惕地看着这些时刻准备掏枪的德国间谍和不远处的潜艇，一面接过了钞票。他一路小跑着回到了所属的哨所。可接下来的几小时里上司一直无视他的报告。如果他的长官能听信他汇报的情况，在破晓之前采取行动，就肯定能找到那四个纳粹德国间谍的下落，在他们到阿马甘塞特车站乘上早晨六点的火车之前将其擒住，顺手捕获那艘开足马力、嘶叫着想要从沙堤脱困的U型潜艇。
终于，海岸警备队的官僚们派遣库伦去重新勘察事发地点，从中寻找蛛丝马迹。德国间谍和潜艇已然不知去向，但库伦和他的同事们在海滩沙丘上发现了刚刚挖掘过的痕迹，找到大量烈性炸药、雷管、定时引信、导火索以及纵火用的燃烧装置。现场还埋藏着成箱的德国军服、白兰地酒和香烟。经受过多年培训的海岸警备队官员们集思广益，却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些东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他们打算过段时间再行上报。
当天晌午，联邦调查局从长岛当地某警长处得知了有人登陆海滩的情况。此名警长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在一旁观看海岸警备队的挖掘作业。至正午时分，联邦调查局开始行动，派出数十名精兵强将前去“仔细搜查”阿马甘塞特海滩。“参与行动”的还有三十名当地民众——这些人都各自带着沙滩椅，很显然是要等海岸警卫队挖掘完毕之后继续看热闹的。
与此同时，四名德国间谍已经兵分两路，乘上了开往纽约城的火车。到站之后，他们住进了高档酒店，并享用了一顿丰盛绝伦、耗资不菲的午餐。同一天，胡佛局长发布了一项新的秘密搜查令，并吩咐局里所有外勤特工随时待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联邦调查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搜捕行动)。但这时德国间谍的踪迹依然成谜。
德尔加多后来对我解释说：“从这儿开始，才是故事真正有意思的部分呢。”
有两名德国间谍——负责人乔治·约翰·达施及其搭档恩斯特·彼得·伯格——私下决定放弃使命。在被德国军事谍报局招募之前，达施曾经在美国生活过接近二十年，所以他对第三帝国的“忠诚”显然并不坚定。而伯格则打算私吞卡纳里斯将军提供的八万四千美元活动经费，就此逃之夭夭。两人各自暗下决心，只要对方不同意背叛祖国，自己就只能选择杀人灭口了。
商量一番之后，达施带着活动经费去联邦调查局纽约外勤办公室投诚，打算让局里接纳他和伯格。当时负责接待他俩的特工听取了达施关于长岛海滩登陆行动的细节汇报，了解了德国方面此次的破坏计划，以及两人想要带着八万四千美元向联邦调查局投诚的愿望。
“好啊，带钱来投诚是好事儿。”那特工如是说道。看在那些钞票的分上，他急切地想要发展达施入伙。
乔治·约翰·达施感到有些被冒犯了，但他并不气馁，而是将钞票装进手提箱，乘火车到了华盛顿特区，以面见埃德加·胡佛。在司法部大楼被当作“皮球”踢了一下午之后，达施总算得到批准，与“米奇·拉德”面谈了五分钟。然而拉德的态度和纽约外勤办公室里那个家伙并无二致。就在他示意达施可以离开了的时候，德国间谍直接把满满一手提箱的钞票撒到了办公室的地板上。
据说拉德这位国内情报部的负责人、埃德加·胡佛身边的第三号人物在看到钱之后是这么说的：“我的妈呀！你这是玩真的吗？”
联邦调查局花了整整八天对乔治·约翰·达施进行隔离审查。按照德尔加多的说法，在那段时间，达施将他所掌握的德国军事情报局行动小组的联络点、密码、破坏目标和时间表统统交了底。意识到联邦调查局方面对自己招供的东西已经兴味索然，达施又进一步交代了一些有关纳粹德国军工生产、武器发展计划的情报，并详细描述了那艘将他们小组送上美国海岸的U型潜艇。他还表示，另有一个小组计划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登陆——那里恰是海明威在报告中预测的德国间谍登陆地点之一。
6月20日，恩斯特·彼得·伯格和其他两名德国间谍在纽约被捕。他们交代的内容与达施所言相同。
胡佛设下陷阱，计划趁另外四名从佛罗里达登陆的间谍按照既定日程去芝加哥与同伙会面时将其一网打尽。6月27日，那四名间谍也被抓捕归案。同日，胡佛将消息捅给了报刊媒体，但隐瞒了联邦调查局侦破案件的过程细节。局里的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对记者们打着官腔：“一切要等到战争结束后方可透露。”然而正如德尔加多所讲述的，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系列备忘录，以及提供给媒体记者的“非正式背景情况说明简报”中，胡佛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名(或者数名)接受过特别训练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不仅渗透进了德国军事谍报局高层，并在那些被捕的德国倒霉蛋毕业的间谍学校就读，而且还打入了盖世太保内部，甚至很可能进入了德军大本营。胡佛还通过其他渠道放出风去，让人们相信他曾经亲赴长岛和佛罗里达，“目睹”了德国间谍登陆的全过程。
德国间谍乘坐潜艇登陆事件发生一个半月之后，我向德尔加多问起，达施和伯格出卖同伙，向联邦调查局交代所有这些情报之后，能获得怎样的奖赏。
“已经做过秘密审判啦，”德尔加多说道，“八个人全部被判了死刑。其中有六个人在哥伦比亚区监狱坐了电椅。不过，因为对美国方面立下了功劳，伯格被改判了终身监禁，而达施被改判了三十年徒刑。”
“局长大人老了，也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了。”我说道。紧接着我又问了一句，“那我们的报告呢？胡佛明明可以派人到海滩上等着抓捕那些德国白痴的。”
德尔加多耸耸肩：“卢卡斯，我根本就没把你交给我的报告送上去。我可不想让任何人读到它。”
“南十字星”号尚未得到修复，7月中旬之前都无法出海。然而海明威早在5月便开始驾驶“比拉”号出海巡逻了。为了到6月能更长时间地执行巡逻任务，严苛的训练也已启动。有些时候，海明威会把全体船员都带上——“副舰长”温斯顿、大副兼厨子富恩特斯、水手“辛斯基”胡安·杜纳贝提亚、帕齐·伊巴卢西亚、被流放的巴塞罗那酒馆侍者费尔南多·梅萨、罗伯托·赫雷拉，以及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无线电操作员唐·萨克逊。当然，还包括我。
我开始了解那些渔民用来寻找航线的地标。对于我们而言，看到柯西玛镇附近海岸上的那座老房子，就等于找到了垂钓圣地柯西玛海沟。我们将那老房子称作“粉色小屋”或者“牧师小屋”。距那里一海里多一点(此段距离被我们称为“海明威的一海里”)的地方，便是雄踞哈瓦那湾入口的卡瓦那城堡射击场。海明威和帕齐告诉我，每当洋流涌动之时，这片区域都会遍布大马林鱼。只可惜，我们是在执行“航海训练任务”，没时间享受垂钓之乐。
哈瓦那附近的湾流是向东而去的，就像是一条宽六十英里的“大河”以一点二到二点四节的速度从海中奔涌而过。深度越深，湾流的速度越快。与周围的海水相比，湾流的颜色更加湛蓝。这蓝色的“大河”上漂着许多来自哈瓦那当地的垃圾运输船。这些船只是开往深水区倾倒垃圾的，它们后面跟着成百上千只海鸥和数十条渔船——毕竟垃圾会引来鱼群。而海明威总会驾驶着“比拉”号排在最后，我们这艘“受雇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考船也常常把瓶瓶罐罐丢进海里。一个阳光明媚、炎热无比的早晨，海明威对我说道：“卢卡斯，看看吧！生命、食物、多变的气候、夜晚的涛声，甚至还有妙趣横生的飓风……海洋给了我们一切，而这就是我们回报她的方式。”他一边说着，一边指向那些从垃圾船上倾泻入海的废物。
我耸了耸肩。对于茫茫大海而言，这点垃圾算不得什么吧？
海明威将天堂礁周围海区定为训练地点。我们得把大量空油桶拖到预定水域，作为射击练习的靶标。除了搬运油桶和练习使用汤姆森冲锋枪等武器之外，海明威还坚持让大家在油桶上画人脸。我们所画的形象通常都是一个黑发齐眉、留着卓别林式小胡子的家伙。随后，大家开始一面练习射击，一面谈论着“如何把一整船希特勒都干掉”。
我们常常在锚地附近绑上一个浮筒，作为手榴弹投掷练习的靶标。帕齐和罗伯托·赫雷拉是这方面的高手，他们投掷手榴弹的距离远超我的想象，而且总能扔到距离目标不到十英尺的范围之中。
“瞄准敌舰司令塔！”每次手榴弹投掷练习，海明威都会站在舰桥上大声嚷嚷——他就站在那儿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目标”的爆炸情况。
天堂礁北端礁盘上有一艘半沉的废弃货船，而海明威将其选为了练习“强制登船”的场地。我们会将“比拉”号快速驶近货船残骸露出海面的部分，向其抛掷绳钩，然后带着冲锋枪和手榴弹，双手交替抓着绳子从下层甲板登上残骸，一边用德语高喊“举起手来”，一边冲进腐朽破败的船舱，直到虚拟的德国船员不做抵抗乖乖投降。当然，有时候海明威也会设定敌人负隅顽抗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把手雷丢进残骸的船舱，然后屁滚尿流地沿着绳子爬回“比拉”号上。
我们还进行了近乎真实的救生艇演习。其实，“比拉”号上的救生艇只不过是美国海军提供的一只充气橡皮筏而已。其艇身为明黄色，配有橙色的小型折叠式船桨。我觉得这种演习简直是傻到家了，每次都是八九名船员一起挤进呆头呆脑的橡皮筏，为了不被冲到遥远的欧洲而拼命划动船桨。大家都佩戴着海明威为“孤独行动”特别定制的“科考专用”墨西哥宽檐帽——这些帽子之所以被称作“科考专用”，是因为“比拉”号上的一切行动都打着科考的幌子。毕竟船上还挂着一块愚蠢至极的科考船铭牌呢。
“政府会在这艘船上把我们全都抓住然后枪毙，对吧，欧内斯特？”一次救生艇演习期间温斯顿曾经这样说道。
海明威当时皱了皱眉，然后立刻回到“比拉”号上灌起了冰镇啤酒。他给大家看了一样东西，那是一份用厚纸打印的文件，标题非常醒目：
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处与航空队武官处古巴，哈瓦那
1942年5月18日致各国各方相关单位：
欧内斯特·海明威先生正驾驶着他的“比拉”号汽船，一面帮助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海洋生物标本，一面进行一些无线电设备的测试工作。本大使馆武官处知悉相关情况并广而告之，其行动并不具备任何破坏性。
(签名)
海恩·D.博伊登
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军衔
美国驻古巴大使馆，海军武官处
“这就是咱们的‘私掠许可证’了！”海明威说道，“就像过去一样，凭着这些公文，咱们的行为就是合法的……有了这些，咱们就跟那些间谍和海盗不一样啦……等到咱们去找德国潜艇麻烦的时候，如果运气够好，这些公文还能帮咱们挡挡德国佬的枪子儿呢！德国水兵的确是一帮浑蛋，但他们非常追求行动的‘合法性’。”
关于旧时海盗“私掠许可证”的事情，海明威花了好久才解释清楚。就在他滔滔不绝地讲述故事之时，我只能面无表情地盯着他——难道这位作家先生真的以为凭借一张纸片，就能让抓住我们这些“破坏分子”的德国潜艇兵手下留情，而不至于用九毫米枪弹把我们送上西天？我真心觉得，欧内斯特·海明威不仅仅是个杜撰故事的高手，更混淆了他笔下那些小说故事与现实生活的界限——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了。
有些时候，我和海明威会撇开旁人驾驶“比拉”号出海——这些航程都被用来练习领航和无线电设备操作了。当我表示自己可以操作发射加密短波的无线电发报机，以及测向设备时，海明威感到非常惊讶。
“我的天哪，咱们压根儿就用不着唐·萨克逊了！”
“等你安排我在后方照料‘骗子工厂’的时候，你就用得着他了。”我说道。
其实，我经常被留在岸上负责“骗子工厂”计划的日常运作——如此情况几乎是隔天一次——每逢这样的日子，我要么去各处与海明威手下的“特工”们接头，接收他们的报告，要么坐镇山庄客房，从那些鬼鬼祟祟、来去无踪的来访者手中接过同类报告。
在“南十字星”号修理完毕、整装待发之前的日子里，“比拉”号的航海日志一直记录着诸如此类的内容：
(1942年)6月12日：
在炼狱海峡巡逻……5时30分返航。
6月13日：
凌晨2时至7时值更。破晓前离港，巡逻了12英里见方的海域。晚上8时进港。温斯顿·盖斯特乘小艇去了翁达港。
6月14日：
凌晨4时开始值更。日出时离港。7时20分。巡逻至下午1时。下午4时返港下锚。补给。
那条“温斯顿·盖斯特乘小艇去了翁达港”的记录，暗含着一些隐情。6月13日，我们共有六人登上“比拉”号，到一片据古巴渔民报告说有德国潜艇出没的海域搜寻。正在大家仔细观察海面之时，船上的无线电台收到了一份发自美国海军的加密电报。电报命令我们随时待命。那天的天气很糟，我们所在位置的西北方向是强劲的风暴中心，海浪足有五英尺高，但海明威依然决定派遣温斯顿和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乘小艇到翁达港去——海军方面的特派员正在那里等着传达密令。
“欧内斯特，这天气也太让人抓狂了吧？”温斯顿一边说着，一边紧紧抓住“比拉”号船头的栏杆。一个浪头拍过来，几乎要把他拍翻在甲板上。
富恩特斯什么都没说。但他那眉头紧锁、紧盯着远方地平线的神情，明显表达出了同样的担忧。
“我才不管天气怎样！”海明威厉声说道，“先生们，这可是命令。这是咱们开始行动以来接到的第一条命令！我不管你们付出怎样的代价，总之黎明前给我把密令内容带回来。”
温斯顿和富恩特斯点点头，打包了一些淡水和食物，钻进了小艇。后来，他们汇报说整个航程要比预想中更加艰苦，直到晚上九点左右，小艇才勉强驶入翁达港。见到美国海军派来的联络人后，他们收到了一份用防水袋盛装的封口信封。遵照海明威的指令，温斯顿和富恩特斯并未打开信封。他俩吃了点冷水冷饭，小睡几小时，又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了“比拉”号上。
日出时分，海明威带着那只封口信封钻进了下层舱室。过了一会儿，他回到甲板上，招呼富恩特斯和帕齐拔锚起航。
“返航柯西玛。”他在“比拉”号主舰桥的控制面板上展开一幅海图，“卢卡斯，做好准备吧，你得负责坐镇山庄、运作‘骗子工厂’了。我们其他人接到命令……要到这里去。”说着，他用手指了指海图。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海明威所指的是卡马圭以北的一系列岛礁。那是古巴岛北边我们尚未巡视过的一片区域。
“卢卡斯，”在顶着惊涛骇浪返回港口的途中，海明威对我说道，“除了运作‘骗子工厂’，你还得随时掌握‘南十字星’号的动向，只要发现它有要出海的迹象，就立刻发电报通知我们。”
“没问题。”我答道。无论所谓的“密令内容”为何，海明威看来都不打算告诉我。这倒是无所谓，但我担心“比拉”号会在我坐镇岸上的时候来一次真正的出海行动。比起农庄，我更喜欢茫茫大海。尽管船上的某些训练显得枯燥无味，出海航行总比守着所谓的“骗子工厂”来得更加真实。
作家先生不在山庄的日子里，我独自支撑着整个“骗子工厂”情报网，照看着妓女玛利亚，同时思索着海明威这个人。胡佛局长曾经命令我“弄清楚他是何方神圣”。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开始逐渐了解他了。
其实我思索的，是自己在海上见识到的那个海明威。
我觉得，一个人的真实本质可以通过许多东西体现出来。参与战争行动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途径，但因为从未上过战场，我并不知道人们会在战争中暴露出怎样的本性。我的战斗都是些见不得光的隐秘行动，通常只需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解决问题。活着回来就是我这种人执行任务的唯一奖赏。我想，看一个人如何应对其家庭所受的威胁，也是检验一个人本质的好办法。可我却压根儿没有家庭，更谈不上守护或是失去家人……至少成年之后我一直都是条“光棍”。
至于海洋嘛……我知道，它也是人们本质品行的试金石。
古往今来出海闯荡者不计其数，但像海明威这样定期驾驭自己的小船出海，既是罕见的壮举，又是艰辛的挑战。无论是冷眼旁观还是充满敬畏，一个人对待海洋的态度都体现着他的意志和品质。
海明威是以一种成人的方式看待海洋的。他总会站在舰桥之上，两只赤脚彼此分开，赤裸的胸膛迎着烈烈骄阳，蓬乱的头发在汗水浸润下闪出熠熠光芒，硕大的帽檐遮住了满是胡茬儿的脸颊和炯炯有神的双眼。驾船航海时的海明威是认真而专注的。每逢观测天气、洋流和潮汐之时，那个喜欢大声嚷嚷、倾向于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海明威都会像变了个人似的。一旦远处的地平线露出风暴的端倪，或者说气压表读数出现骤降，他都会选择返航。海明威从来都不会逃避那些海员们应尽的职责……他从不缺席值更，与大家一起清理底舱污水也不含糊。有时为了应急，他还会满身油污地参与引擎修理，甚至亲手清理堵塞过滤网的秽物。只要是船上的活计，他事事躬亲。
我父亲死在欧洲的时候，我刚满六岁。他是在我五岁那年离开家的。单看家中仅有的两张照片，我父亲和海明威长得并不相像。作家先生的胸膛饱满，双膝内翻，粗壮的脖子上顶着一颗硕大的脑袋；而我的父亲是一个身材瘦削、气质优雅的人，有着修长的手指和一张窄脸。每到夏天，他的肤色都会显得异常黝黑，以至于常常被我们得克萨斯州老家的那些路人称作“黑鬼”。
然而海明威在航海时的表现却勾起了我对父亲(甚至还有我叔叔)的少数记忆片段。或许是因为他保持警觉时不经意流露出的优雅气度，也可能是因为他在船上与人交流时依旧不忘密切关注海况与天候的样子。海明威算不上是一位高雅绅士——我早已见识过他那容易冲动的愚蠢性格和糟糕的视力——但每次登上“比拉”号，他都会表现出一种只有在真正海员身上才能看到的独特魅力。
我慢慢有些懂了，海明威对于海洋的专注程度与他对女人(至少是令他感兴趣的女人)的迷恋如出一辙。或许这两者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在他看来，海洋和女人都能让他“学”到某些东西。
根据我目前的观察，海明威“学”得很快。从我们的对话中可以确定一点，海明威在其孩提时代从来没有接触过真正的海洋，成年之初也仅仅是乘坐大型轮船来回穿越大西洋而已。他先是去欧洲战场充当救护车驾驶员，然后作为负伤老兵回到美国，接着到欧洲去做记者，后来又以已婚男人的身份回到北美洲，计划与妻子一起在加拿大定居……直到1932年，海明威才开始定期乘坐一艘名叫“安妮塔”号的小船出海。那艘船属于他的朋友——居住在基韦斯特的乔·鲁塞尔。此人向海明威传授了航海和操纵船只的基础知识，后来还向他介绍了深海垂钓，以及美丽的古巴岛。
按照帕齐和其他一些人的说法，鲁塞尔最近已经到了古巴，前来拜访海明威，并被我们的作家先生奉为敬爱的祖父级长者。海明威将珍藏多年的私酿美酒拿到了“比拉”号上，还准备了柠檬水，不停地询问：“鲁塞尔先生，您还满意吗？”尽管自己的航海能力已经远非乔·鲁塞尔可比，但海明威依然对这位老师充满了敬意。
我发现，这是海明威另外一项很容易被其身边人忽视、低估的品质。这位作家是极少数允许别人随心所欲介绍自己的人。身为海明威的朋友，我们大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他和自己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比如，你可以说海明威是一位斗牛士、一位垂钓高手、一位狩猎大师、一名美酒鉴赏家兼美食评论家、一位滑雪高手，甚至一位报道过西班牙内战的记者。通常只需数年甚至数月，海明威就能理解这些活动的妙处并建立兴趣。即便是引他入门的导师也会被他的高超水平所折服，将这位曾经的门外汉视作专业高手。
在间谍这个行当里，海明威仍旧是个业余的新人——到现在为止，他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凭空猜想或是臆测而已。如果我开始向他传授这一行的残酷规则，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他能短时间内从一个“过家家”的小孩子变成一名令人胆寒的谍战高手吗？他能像理解大海的残酷性那样去理解纷繁复杂的谍战吗？
也许吧，不过我可不想领他入门。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在海明威第一次去卡马圭群岛执行任务的十天时间里，整个“骗子工厂”的担子就落到了我的肩上，而德尔加多迫不及待地想要看我的笑话。“上面原本是派你来监视这白痴计划的，”他如是说道，“现在可倒好，你居然成了这个计划的操盘手。”
对此我并未回应。我实在太忙了，根本没工夫跟他鬼扯。
海明威和他那群伙伴们出海之后，山庄也相对清静了许多。园丁皮奇洛打理着花圃和篱笆；木工潘乔·卡斯特罗一直在锯木锤钉，为主屋制作更多的书架和餐具柜；厨子哈蒙偶尔还会大声叫骂；至于仆役领班雷内则时常在庭院里悄悄地转来转去，督促其他人认真干活，同时替管家罗伯托·赫雷拉照看整个山庄——罗伯托正和老爷海明威一起在海上劈风斩浪呢。
从5月到6月初，海明威和玛莎每周都在山庄举行漫长的周末派对。这些聚会既欢乐又热闹，每次前来赴会的宾客中间都少不了熟面孔——布拉登大使夫妇；一大群巴斯克流人，包括那些回力球选手；艾利斯·布里格斯、鲍勃·乔伊斯等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妻儿；一些来自西班牙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唐·安德烈斯·翁特辛便常来)——还有温斯顿和汤姆·谢弗林之类的百万富豪，以及各国的船东。“南十字星”号维修期间，索尼曼曾来参加过两三次周末派对，但西奥多·施莱格尔却再未造访山庄。除此之外，一些临时登门的宾客也会留下来参加晚宴、赏月饮乐，比如说埃尔文·凯利，渔界大亨卡洛斯·古铁雷斯，以及那些从基韦斯特乘船至此、专程来与海明威夫妇共度周末的老朋友。眼下，山庄的周末派对暂时停摆，星期天的下午显得清静了许多，我在客房阅读报告时都能听到花园里的嗡嗡蜂鸣。
我们把玛利亚藏在了最“显眼”的地方，却帮助她躲过了马尔多纳多的搜捕。这个恐惧症患儿啊……现在一想到她，我就会立马想起这个外号……她依然住在“A级客房”，但白天她会到山庄里来帮着做一些家务。玛莎一直禁止这位年轻的娼妓触碰任何有待烹饪的食物。除了这条戒律(以及玛莎对她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之外，玛利亚已然融入了山庄的日常生活节奏。每当玛莎外出之时(6月尤其频繁，司机胡安·帕斯托·洛佩兹会在早晨开着那辆林肯轿车将她送到哈瓦那城中，直到深夜再把她送回来)，恐惧症患儿都可以在家务之余到游泳池边休息放松，或是在草地上散步。
马尔多纳多一直都没来搜捕玛利亚。根据“骗子工厂”计划的相关报告，我得知古巴国家警察依然在满世界寻找这位“失踪”的哈瓦那妓女，而古巴境内一些与施莱格尔同流合污的“长枪会”成员也在四处追查她的下落。不过，报告中也提到，无论是马尔多纳多还是施莱格尔，都把更多精力放到了对谋杀嫌疑人的追踪上面。
就在我对海明威手下“特工”们提交的报告加以整理，并逐渐在行动中发号施令之时，这位作家先生建立的情报网开始让我刮目相看了。若想建立一张行之有效的间谍与反间谍网络，通常有两条途径。最为常见的方式便是将外勤特工分成几个“行动小组”，每个“小组”之间彼此不知、不相往来，只有“小组”负责人才知道手下成员的姓名、接头方式、密码代号和任务目标，以便形成严格的架构，建立“按需知情”的组织体系。这种组织方式与大型船舶上常见的水密隔舱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或多个“行动小组”出现纰漏，不会影响到其他“小组”，这保证了组织的整体安全。另外一种建立有效组织(尤其是反间谍组织)的方式，便是让所有成员都相互熟识。此种架构可以解决许多安全问题，因为它几乎是外人不可渗透的，成员之间也可有效分享信息和目标。专业的情报机构极少采用此种方式，因为只要出现成员叛变，就可能殃及整个组织——不过，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是个例外。
然而，就“骗子工厂”而言，这种混乱的组织形式居然运转得非常顺畅。
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马尔多纳多还是他的上峰“耶和华见证者”胡安尼托，显然都不想再多费工夫寻找玛利亚了，因为他们正忙着接受贿赂，以及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德国军事谍报局跑腿。
起初我对这些结论将信将疑，然而随着“骗子工厂特工”们上交的监视报告越来越多，“疯马”先生的贪腐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但一切还都缺乏证据。
从表面上看，哈瓦那城里城外的一切动向都没有逃过海明威手下那些业余“特工”的眼睛。广场酒店的更夫报告说，马尔多纳多与泰迪·希尔曾经在后者常包的客房里见过六次面。每一次见面后，“疯马”都会拎着一只沉重的手提箱离开。有个在高级住宅区美容院工作的姑娘，曾经两次跟踪马尔多纳多到了莱尼亚大街的国际银行。另有四回，海明威手下一名代号“22号特工”的家伙目睹了“疯马”从酒店到银行的全过程。我不知道这位“22号特工”是何方神圣，但他在跟踪监视方面的确很有一套。只可惜他那用铅笔写成的书面报告笔迹潦草、错字连篇，颇像是出自一位十岁孩童之手。一位目前在国际银行担任董事的前西班牙贵族汇报说，“疯马”在该行并没有开设个人账户。但有人以“神灵股份公司”的名义在该行设立了一个特殊账户，马尔多纳多已经向其中存入了六万美元，而他的上峰胡安尼托也存入了三万五千美元。
德国军事谍报局为什么要向古巴国家警察支付这些资金呢？我能确定，这并不是所谓的“保护费”。古巴警方早就对其国内的纳粹同情者、“长枪会”右翼分子和德国间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后来，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开始了对古巴人的贿赂。太平洋中餐馆的一名华人侍者曾经两次看到，“疯马”在他们店门口与一个名叫霍华德·诺斯的美国人见面。中央公园的盲人老汉听到过霍华德·诺斯那辆1936年产克莱斯勒轿车的声音，他说那声音两次都是沿着高级住宅区的林荫道向海滨大道而去的。“疯马”和霍华德·诺斯第二次见面之后，我们英勇无畏的“22号特工”跟踪后者的克莱斯勒轿车，沿着第五大道一直到了港城梅里埃尔，后来还想办法近距离观察。他目睹了马尔多纳多与诺斯先生在空旷的码头上游逛的全过程。诺斯递给马尔多纳多一只棕色的小手提箱。根据我们在银行中的线人的描述，当天下午，马尔多纳多在“神灵股份公司”的账户里存入了一万五千美元。第一次与霍华德·诺斯见面之后，“疯马”也曾经到银行存入同样的金额。
霍华德·诺斯，其实是联邦调查局驻古巴哈瓦那外勤科的一名特工。
我并未向德尔加多要求确认此事。就在海明威赴卡马圭群岛执行任务那周的星期四，我来到了美国使馆，向鲍勃·乔伊斯递交了每周报告，并顺口问他联邦调查局是否向哈瓦那新派了一名特工。
“你是怎么知道的？”乔伊斯看了看我提交的那份“平淡无奇”的报告，抬起头来咧嘴一笑，“还记得雷蒙德·莱迪吧，局里最棒的特工之一，咱们在大使馆的联络人。他对于接纳新人入伙非常不爽。你说的那个新来的特工是诺斯先生，他是华盛顿方面十天前派来的。我估计肯定不是这边要求上面派他来的，因为这根本就没有必要。哈瓦那已经有十六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了。”
“这位诺斯先生是来执行重要任务的？”我问道，“当然，如果这事儿涉及机密，就别告诉我了。我只是有点好奇，不知他和海明威的行动有没有关系。”
鲍勃·乔伊斯咯咯一笑：“我不认为特工诺斯会掺和任何行动，他更像是一位会计。这恰恰是莱迪和哈瓦那外勤科其他人不高兴的原因。他们觉得诺斯是上面派下来查账的，意在确认每一分钱都花得恰得其所。”
“我觉得，这种事情总得有人来做。”我说道。
成千上万的美元被西奥多·施莱格尔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塞进了古巴国家警察的腰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人可能会说，德国人的贿赂应该与“南十字星”号从事的情报活动直接相关。可一名来自联邦调查局的“会计”为什么要为“疯马”和他上峰的失误买单呢？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联邦调查局派驻哈瓦那当地的特工似乎对此并不知情。
6月的第三周，就在海明威和他的伙伴们完成秘密任务“凯旋”之前，我见到了传说中的“22号特工”。
那天是6月23日，星期二。“22号特工”前来报到之时，我正在山庄同赫雷拉医生一边乘凉，一边讨论“骗子工厂”的相关事宜。
赫雷拉医生知道海明威在从事情报活动，但他拒绝像他弟弟罗伯托那样参与其中。
“欧内斯特坚持要拉我入伙，但我拒绝了。”他说道，“他甚至连代号都给我取好了，叫什么‘马拉托波’。而我只是报之一笑，再次拒绝了他的邀请。”
我也笑了，“马拉托波”明明就是一个斗鸡品种嘛。
“欧内斯特和他给别人取的代号啊，”赫雷拉医生端起他那杯鸡尾酒，若有所思地说道，“卢卡斯先生，您知道吗，他在这个计划中给自己设置的代号是‘08号特工’。”
我依然保持着微笑。我知道，海明威在呈递给大使馆的报告结尾处，都签下了“08号特工”这个代号。
我问道：“那您为什么不想参与这些活动呢？”我明白，赫雷拉比这次跟随海明威一同驾驭“比拉”号出海的大多数人都更憎恨法西斯。
这位少言寡语的医生喝了一口酒，接着用拳头狠狠砸了一下椅子扶手——这个动作让我吃了一惊。
“我才不想去当警察呢！”他用西班牙语斩钉截铁地吼道，“该死的，我从前是一名军人，现在也想去当军人。让我救治伤员也行，扛枪杀敌也行，就是别让我去干警察的活儿！我不喜欢警察，也不喜欢间谍！”
听他这么一说，我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医生又端起酒杯，直勾勾地盯着我说道：“现在欧内斯特身边到处都是间谍。他身边那些人全都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我用同样冷峻的目光看着他，低声问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赫雷拉将杯中余酒一饮而尽：“比方说那个百万富豪……他那个朋友……温斯顿·盖斯特。”
我吃了一惊，不禁眨了一下眼睛：“您是说狼崽子？”
医生轻蔑地哼了一声：“欧内斯特就喜欢给我们取外号，都快成一种病了。卢卡斯先生，您知道吗，温斯顿先生曾经对富恩特斯和其他几个没怎么上过学的家伙说过，他，温斯顿，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外甥。”
“我还真不知道呢。”
“这是实情。”赫雷拉说道，“温斯顿先生在英国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马球运动员，他玩儿得可比欧内斯特大多了。您知道吗，他们是在肯尼亚相识的……我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1933年的事了。”
“哦，对。海明威先生说过他和温斯顿先生是在非洲相识的。”
“没错，”赫雷拉医生说道，“温斯顿先生称得上是饱读诗书啊！您知道什么叫饱读诗书吗？”
“当然，”我说道，“文化水平很高，受过良好教育。”
“温斯顿先生的真实水平要比海明威所了解的高得多，”医生嘟囔道，“温斯顿先生是一名间谍。”
“狼崽子是间谍？”我再一次摆出一副白痴般的表情，“医生，他为谁工作啊？”
“当然是为英国方面工作了。哈瓦那城中的所有人都见过他——”
恰在此时，一个年方十岁、衣衫褴褛的男孩来到游泳池边，抬起一只手搭在前额上——后来我才知道，他这个动作的含义是“向您致敬”。
“你好啊小伙子，有什么事吗？”我态度和蔼地说道。我已经认出来了，他就是我第一次来到瞭望山庄时，在我前面冲进大门的那个孩子。如果海明威的手下有人借这孩子的手向我传递情报，我一定要把那家伙叫来好好上一课，让他学会保密，学会动脑子。
“卢卡斯先生，我叫桑蒂亚戈·洛佩兹。”
这孩子的衣襟开着，他的衣服上没有一粒纽扣。里面根根肋骨清晰可见，看上去就像是几天没吃过饭似的。不管他要干些什么，我都要先把他送到厨房去，吩咐玛利亚或是其他人给他做顿好吃的，以免他到哈瓦那城中去沿街乞讨。
“好，有事吗？”我尽量尝试着控制自己的脾气，不跟这小男孩发火。
“您说要见见‘22号特工’……”小男孩的语气显得很是镇定。当然，我还是能看到他的双腿在微微发抖。
我扭头望向赫雷拉医生，心中快速评估了一下眼前的情景。他们居然会安排这样一个孩子来传话——之前我还对“骗子工厂”计划能够有效反制德国间谍抱有幻想，此刻，一切幻想尽皆破灭。
“那人不能亲自来见我吗？”我问道。
“卢卡斯先生，那人已经来了，”小男孩答道，“我的意思是，我就是‘22号特工’。一接到您的命令，我就过来了。”
我茫然地再次望向赫雷拉医生。他的脸上挂着狡黠而又略显疲惫的笑容。片刻之后，在山庄清凉的无花果树荫下，“22号特工”，也就是小男孩桑蒂亚戈·洛佩兹，向我详尽汇报了科勒被杀案凶手马尔多纳多最近的行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