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了研究室响起的敲门声，最终把他拉回到现实中。
爱因斯坦知道，坐在窗台上并不是个好主意，窗台太硬了，而他又喜欢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坐着。但他喜欢看着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上投映出的除法符号，把斑斓的颜色映射到他膝上的笔记本上。这让他想到了自己在14岁时做的一个思维实验，想象自己骑在光束上，即使是他提出的最复杂深奥的定理也是源于这种天马行空的幻想。
敲门声停止了，但他已经猜到门口是谁了。他曾和他的同事库尔特·哥德尔——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数学家——有一个约定：他们都知道他们俩思考得入神时，一丁点儿的打扰都会让之前的一切毁于一旦。如果在敲门打扰时，没有得到及时回应的话，那么最好先离开，另找时间再过来。
“来了。”爱因斯坦应道，小心地放下僵麻的双腿，关节不时发出“咔咔”的声响。他赤脚蹬进壁炉前的拖鞋，那里的台子上还贴心地刻着一句他常引用的箴言。他提出的相对论曾受到过一位物理学同行的质疑，这位质疑者的理论在爱因斯坦看来大都建立在随机事件或巧合的基础上，对此爱因斯坦引用了上面那番话作为回应：“上帝虽难以捉摸，但并未心怀恶意。”他到现在依旧坚信这一点，宇宙万物都有着既定法则，而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就是解读其中奥秘。他拖着步子走过书房，嘴里重复着：“来了。”
但当他打开门时，哥德尔已经准备离开了。他透过他的黑色圆框眼镜看向爱因斯坦，像一只猫头鹰似的，问道：“我没有打扰你吧？”
“你确实打扰了，”爱因斯坦说，“不过要不是你敲门，我现在就该成一块僵硬的木头了。”
“我在散步。”哥德尔说。
“等一下，”爱因斯坦走到他桌后的黑板前，用他凌乱的T恤袖口擦掉了几个不太满意的数字，然后跟着哥德尔一起走下台阶。当他们走出法恩大楼的暗处时，两人都被秋天的强光刺得眯起了眼睛，“我们活得就像两只鼹鼠，是吧？”爱因斯坦这样评价。
“我很佩服鼹鼠这种生物，”在哥德尔列举从勤勉到持之以恒这样大段大段鼹鼠的显著优点前，他这样说道，“而且它不需要别人的关注，只是自己默默地工作，即便是那样，也很值得敬佩。”
面对哥德尔为鼹鼠所作的这番辩驳，爱因斯坦只好笑了笑。在和哥德尔聊天时，你永远不知道你引出的会是什么话题，这也正是和他相处极大的乐趣之一。在爱因斯坦看来，和哥德尔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或是在高等研究院附近走走是清空大脑最好的方法，如果他愿意的话，还可以交流一些未成型的推论和想法。就全世界那么多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而言，即使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在这所大学城中避难，哥德尔也能脱颖而出。比他大了近三十岁的爱因斯坦看他，就像一个父亲看待自己天资聪颖但有些古怪的儿子一样。
除此以外，他们还可以就着几盘腊肠和几杯杜松子酒，分享自己在战前欧洲的快乐回忆，那时的他们可以随意讨论自己支持的理论，尤其是在曾经被称为思想者天堂的柏林。但现在令爱因斯坦乃至整个文明世界恐惧的是——整个德国变成了一个充斥着自以为是的无知和前所未有的暴行的地方，这样的转变真是惊人。
“我一直在思考，”当他们在校园里的一处林阴小道漫步时，哥德尔摸着自己的褐色平头说道。
爱因斯坦轻笑了一声，每次都是这句开场白，作为世界杰出的数学逻辑学家，库尔特简直是个思考机器，他的头脑从来不会休息。他总能让爱因斯坦想到自己，他也曾仅靠着咖啡和渴望支撑自己稍稍解开宇宙之谜的热情，让大脑通宵工作了无数个小时。“所以你这次在思考什么？”
“宪法。”
这确实令爱因斯坦很惊讶，他本以为自己会听见的是一些未成型的理论或是他朋友关于上帝真实存在的最新证据。“美国的宪法吗？”
“是的。”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美国宪法的逻辑中有一个小缺陷，”哥德尔说，“如果这点一直得不到改正的话，会导致专政。”
这正是爱因斯坦所担心的，哥德尔在准备公民考试时研究了美国的历史结构，在当中寻找问题完全是他的风格，而且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问题。作为他的担保人，爱因斯坦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哥德尔的申请因为他提出的一些令人费解的难题而被搞砸。他的问题除了高等研究院中的人，没人会欣赏的。
“这已经发生了吗？”爱因斯坦问，“你现在已经发现它就要发生了吗？其实我不认为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倒觉得你的申请还在复审中，这时候提到这个是不明智的。”
“但我必须这么做，”哥德尔回道，“这样的缺陷绝不能存在太久。”他说得就像他新找到的避难处正面临着一场政变的危机似的。
“在你的申请通过后，你也许可以给法官写一封信，”爱因斯坦和他商量道，“警告他有这么一种危险的存在。”
哥德尔神经紧张地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理了理双排扣夹克的领口，他总是对自己的仪表一丝不苟，爱因斯坦就邋遢多了。他又问：“如果真的发生些什么怎么办呢？”
“美国的问题已经够多了，”爱因斯坦回答说，“这个世界的问题也够多了，这个问题可以先放放。”接着为了把谈话引到安全一些的内容上，他问候了一下哥德尔的妻子——她比哥德尔大六岁，以前是维也纳卡巴莱歌舞剧舞者，也是最不可能成为这个敏感的天才另一半的人选，但这段婚姻却一直维持到现在。爱因斯坦想，相对论和性的奥秘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于是又问：“她的新花园搞得怎么样了？”
幸好，哥德尔上钩了，他愉快地谈论起他的妻子，于是他们没有继续深入宪法危机的讨论，一路走到了爱因斯坦的家。爱因斯坦邀请哥德尔到家中一起喝杯杜松子酒，但他拒绝了，爱因斯坦也明白个中原因——无论是谁提供的食物和酒水，如果没有他的妻子为他试尝，他都认为它们可能是有毒的，在那点上他就像那“疯帽子”一样偏执。那个和善的、总是笑盈盈地将所有食物都先尝一口后再摆到他面前的女人叫阿黛尔，她曾经对爱因斯坦说：“你知道库尔特多爱我吗？即使从考虑食物中或许有毒的可能性出发，他也希望我先他而死。”
在他回屋前，哥德尔坚定而郑重地握了握爱因斯坦的手，就差立正敬礼了。接着爱因斯坦打开大门迈上前廊的台阶，虽然他也有会被别人嘲笑的怪癖，但至少他可以毫无畏惧且津津有味地吃东西。
“是你吗，教授？”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海伦在大厅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喊道。
“是，”他边锁上身后的门边说，“是我。”
“有个人要见你。”楼梯边摆着一个行李箱。
如果海伦——他喜欢叫她刻耳柏洛斯——让这个客人进来了，说明这件事真得很重要。
一位狼獾般警觉且纤瘦的年轻男士走进大厅，手中紧攥着他褐色平顶帽的边缘。
“你这么大老远怎么来了？”爱因斯坦立刻认出了他以前的同事，“那么事情一定很紧急了。”
“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罗伯特·奥本海默回答道，“哪里方便讨论？”
爱因斯坦带他上了楼。
“我需要布置一下客房吗？”海伦大声问道。
“要的，谢谢。”奥本海默抢在主人前回答了她。
当奥本海默像赶赴绞刑般沉重缓慢地走上楼梯时，爱因斯坦就已经可以断定他带来的一定不是什么好消息了。如果奥本海默——这个掌控着制造原子弹绝密计划的人——愿意从他这些天隐匿的地方跋涉至此来商讨问题，那么就意味着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可怕到只有爱因斯坦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