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劳动节的缘故，卢卡斯可以周二才去大学报到。离开公寓时，他经过了爱因斯坦的房子，那里的前门敞开着，微风从纱门中吹进来，同时他能听见打字机按键噼啪作响的声音，还有一个女人在用德语和某人说话。不知道他此生还有没有可能再听见那种语言时，皮肤会像现在一样不再出现那股刺痛感呢？
今天天气很好，正值夏末秋初，但散步时，他需要护住一只眼睛以防太阳光的刺激。他散步的那条路，还有纳苏街上的大多数店面都还是老样子，白墙中夹杂着褐色木头的伪都铎风格建筑，大学城常见的大部分商店都在这里了——报亭、餐馆、杂货铺、收音机维修店和冰淇淋店。那些和他相识的店主纷纷冲出来拥抱他，并表示愿意随时为他提供免费的报纸和早餐，卢卡斯一一感谢了他们，举起公文包表示自己得去上课了。
“我们随时都为你提供这些，”一个小饭馆的店主格斯向他保证道，“现在你去教那些孩子们吧，我们正是为了他们战斗啊。”
卢卡斯想道，即使是在希腊和罗马艺术这样的课堂上，也会有人提出“同盟国正是为了人民而奋斗”这样的观点。“一定的。”他回答道。
尽管小镇非常古朴可爱，但还是无法和大学校园的宏伟相提并论。卢卡斯穿过一道华丽的黑色铁门——费兹兰道夫门，在一条通向纳索堂的石子路前停留了片刻。普林斯顿大学于1756年在纳索堂成立，它的墙壁由淡黄色的砂岩砌成，上面还有独立战争时留下的代表光荣的弹坑，门的两边守着两只青铜老虎，是学校的吉祥物。白色的穹顶下有一座钟，按照惯例，新生每年在开课时都会把钟锤偷走。学校的管理者一直都装作看不到，而钟锤也总会按时归还原处。
一个身着泡泡纱夹克的学生走了过来，递给他一张团结会的传单，“老师，如果您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您似乎已经完成您的职责了。”
卢卡斯瞥了一眼传单，便将它塞进西装外套胸前的口袋里。与那个学生相比，他的衣着既不轻便也不考究，即使是卡普托太太也没办法熨平他外套上所有的褶皱，至于他的鞋子，无论他多细心地为这双褐色布洛克皮鞋上油，刮痕和磨损的鞋跟依旧很明显。
脚下的碎石嘎吱作响，他沿着小路来到了礼堂的一侧，进入了校园中一处更清净的地方——一片被精心修剪过的宽阔的草坪、古老的树木和一座有着竖窗、回廊和拱门的哥特式建筑。卢卡斯曾听说过这里的建筑模仿的是英国的剑桥大学，不难想象那里的另一座建筑的模样。隔着威瑟斯彭宿舍——一座以十八世纪末管理学校的一位苏格兰神学家的名字命名的简陋宿舍——的窗户，收音机里传出一阵不和谐的音乐声，是伍迪·赫尔曼的曲子《It must be jelly》，音乐伴着九月的微风，拂过每个年轻男生的脑畔——因为只有男生才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他们都把袖子挽到手肘、把笔记本夹在腋下匆忙地寻找着第一节课的教室。
尽管和他们相比，他不过大了十来岁，但对现在的卢卡斯而言，他们是多么的年轻啊。
他先去了系办公室向克拉克夫人作自我介绍。那位管理日常事务的中年女士就是克拉克夫人，她非常忙碌，甚至在将一捆试卷塞到他手中并祝他好运前，都没有时间抬头向他问好。
直到他到达麦考密克艺术博物馆的主报告厅——一个空旷宽敞的分层阶梯教室，在那里他可以看见所有的学生，学生们也可以看见他——他才意识到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战争前，这个教室是坐满了人的，而现在两百个座位中只有四五十个是有人的。大部分学生看起来都是低年级的，如果这里有高年级学生的话，他们应该大都因为哮喘、扁平足之类的原因而免服兵役了。而即便有这样的高年级学生，如果他们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也应该被招募走了，因为部队需要这样的专业队伍。剩下的这些学生，几乎所有人都戴着眼镜，其中一些人的镜片都有可乐瓶底那么厚了，大部分不是骨瘦如柴就是肥胖不堪，而且看上去身体都不是很好。卢卡斯可以想象，如果在迪克斯堡的新兵训练营，他的军士长将如何对待和塑造他们。
将一盒幻灯片交给那个一早就坐在放映室角落里的老人后，他走到讲台前进行了自我介绍，宣布道：“这是《艺术史：古典艺术和建筑》课程的第一节课，如果谁走错了教室，现在还可以离开。”
他听见一个学生小声嘀咕了一句“靠！”接着收起他的书沿着走道跑了出去。每个学期的开学都至少有一个学生会走错教室。
改变的除了学生的比例外，还有他的心态，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每次走上讲台或面临一个新的班级就会紧张的他了。一旦你经历过空袭、迎面而来的坦克和无处不在的中弹威胁，任何公开演讲的恐惧都会很快消失。
他给学生分发了课程大纲，这是刚从油印机中拿出来的，还有些温热呢；点了次名并且努力地将每个人的脸和他喊出的名字对上号，里面相当多的名字出自显赫的美国家庭，大都是来自纽约派克大街和费城大街的东海岸精英，还有南方的贵族，许多名字都在学校的礼堂、宿舍、体育场或操场上的表扬榜上出现过。当他点完名后，其中一名学生举起手问道：“冒昧地问一下，老师，请问您是在哪里服役的？”
卢卡斯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出，但为了继续下面的课程，他依旧回答了：“西欧。”
“是陆军还是海军部队？”
“陆军。”他不愿再继续这个问题了。他并不打算深入探讨他为文物复原委员会的贡献，他知道如果任由学生们的性子，他们可能会带着他在花园的小路上度过这节课剩下的时间。“现在靠近窗户的同学可以把百叶窗降下来，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当教室的光线暗了一些后，卢卡斯示意放映员将剩余的灯光调暗，降下教室前的屏幕并放出第一张幻灯片。灯光又暗了些，讲台的右侧出现了一张古典时期最著名的雕像之一——《掷铁饼者》的图片。
“当我们讨论古典艺术时，”卢卡斯讲道，“我们就是在谈论一个黄金时期，从公元前480年雅典崛起、希腊帝国扩张，一直到公元前320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宫殿逝世——这是一个转折点——这时候艺术家们已经掌握了在大理石上雕刻的工艺并创造了大量精致描刻的雕刻品。最有名的雕刻品之一就是这个——掷铁饼者。这是雕刻家们第一次学会捕捉运动中的人们的形态，他们的雕像再也不呆板僵硬、固定在一个正式的姿势上了，相反的，它们变得像三维空间的实体一样鲜活、自由、毫无束缚甚至有时充满情感。”
昏暗的教室里，他可以听见笔尖划过笔记本的声音，他一帧一帧地放映着幻灯片继续着自己的课程，简略地补充着希腊雕塑的七个繁盛时期，从公元前1550年的边锡尼文明到几百年后在大陆兴起的古希腊文化。幸运的是他几乎不需要他的笔记了，他对这些材料把握十足，但他没有考虑到在昏暗的环境下用一只眼睛阅读有多么艰难。他需要把头低到讲台才能看见下一个话题，还需要反复侧身才能看见屏幕上呈现的图像。他想，下节课也许该随身带一只手电筒。
当学校礼堂整点的钟声响彻校园，放映员打开了灯，升起屏幕，靠窗的学生们拉起了百叶窗，卢卡斯眯着眼睛抬起了头。某个穿着海蓝色防风夹克和肥大的裤子的学生匆忙离开了最后一排冲出大厅。这节课有那么无聊吗？
“我猜你们都有课程大纲了，”他喊道，“在下节课前阅读一下前两章——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内容。我的研究室就在楼下，艺术博物馆里，今天下午我会把时间表贴在我研究室的门上。”在普林斯顿，办公室都被称为研究室，就像把讨论会称为训诫一样。
班级里一半的人都已涌到了走道上。
“还有，学期结束前一定要记得，至少报名参加一次私人座谈会。”
随后学生们便走光了，放映室的灯光也黯了，（那位老人有没有出来透过气？卢卡斯很好奇。）他在空荡的教室里收拾自己的笔记。不知怎的这一切似乎都不太真实，即使他现在确实又站上了讲台，但依旧很难想象几个星期前他还在躲避着子弹、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城镇废墟中挖掘、寻找着铁矿井以及藏匿其中的战利品。
一旦他忘记了，他头部弹片的伤口就会产生钝痛感，更不用说藏在黑色眼罩下的那颗玻璃眼珠了，它们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他。
穿过艺术博物馆的大厅时，他向正在拖地的清洁工沃利挥了挥手。
“欢迎回来，教授。”沃利叫道，“很高兴你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应该说差不多毫发无损，卢卡斯想。但就这一点，他并不打算同他争论。
痛苦的回忆远不止这些——卢卡斯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德国男孩——汉塞尔，在他的脚踩到地雷的几秒前，他正准备拿走一块巧克力条。文字根本无法描述出那种恐怖，以及他目睹的上千个类似的场景。如果你从未近距离目睹过战争，自作无畏，向战争叫嚣并非难事，但如果你经历过的话，很难不感到绝望。人类打着国家、信仰和思想的旗帜对彼此所做的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
学生们在外面的庭院里闲晃，用抽烟、聊天来消磨下一堂课前的时光。一些低年级的学生聚在一棵树下，呆呆地盯着法恩大楼的一扇窗户，数学系正是在这栋庄严的大楼中。卢卡斯好奇是什么这么有趣，于是追随着他们的目光看去，是一扇装饰着数学符号的彩色玻璃窗，窗后的座位上有一个模糊的轮廓，是一个男人，他似乎正专注地在膝盖上的便笺簿上写着什么。
他脑袋周围扬着一圈随性的白发，这时他举起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摸了摸自己浓密的胡子。
“我看见他在帕默尔广场买了一只冰淇淋甜筒。”一个学生说。
“我在华盛顿路上和他打招呼。”
“他和你打招呼了吗？”第三个人问道。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听见，我都不确定他有没有看见我，因为他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尽管卢卡斯已经见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某次看见他在风雪中漫步到他在高等研究院的独立办公室，但再次看见这么一个用方程式挑战并颠覆了长期以来的时空观、且革新了物理学科的人物还是令人激动的。他已经成为一个和乔·路易斯、朱迪·嘉兰、吉恩·凯利比肩的伟人了，谁能想到一个科学家竟能如此有名，而且他的研究在大多数人眼中还是很难理解的。
在畅斯乐·格林图书馆的教师休息室，卢卡斯从前厅标有他名字的信箱中取出自己的信件，似乎是一些亟待完成的文书任务。接着他向休息室走去，突然一声嘹亮的“欢迎英雄凯旋！”响起，帕特里克·德兰尼像个小孩一样从皮椅上蹦了起来，给了他一个熊抱。德兰尼所在的矿物和地球物理学系只有他一个人，他所研究的放射性同位素与爱因斯坦的研究比起来不过是门外汉水平，尽管在这大厅之外他根本就没什么名气，但卢卡斯总觉得德兰尼的研究背后有政府资金的秘密支持。注意到卢卡斯的眼罩，德兰尼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知道的吧？女士们都会喜欢这个眼罩的，太时髦了！”
“我给你演示一下这眼罩是用来干嘛的。”
“不必了。”
“为什么？”
“你难道忘了你现在是在普林斯顿，地球上唯一一个消息传播速度堪比光速的地方。”
“说到这儿，我刚刚看见那个人了。”
“那位教授？”
“我在法恩大楼的塔楼上看见学校宣传他的那些事迹了。”
“何乐而不为呢？他确实值得。”德兰尼说着，便走向餐柜并从过滤器的凹槽那倒了两杯咖啡。“奶油还是糖精？”
“不用，黑咖啡就好，谢谢。”
“那就好，我这里正巧也没有奶油和糖精了。”
他们都笑了起来，卢卡斯打趣道：“看来某人没小心节省自己的配给券呀。”
“是啊，依我看主要责任都在希特勒那个王八蛋身上。”
大厅中间的桌子上杂乱地摆着满是烟头的烟灰缸，还有一些沾着咖啡渍的报纸。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卢卡斯想着，倒向德兰尼对面的一个旧皮椅里问：“大家都去哪儿了？”
“所有人都变了。”德兰尼挠了挠自己修得参差不齐的胡子，他的头发也是自己剪的，谁都能看出这点。“现在学生少了，教职工也削减得只剩下骨干了，你能回来任教，的确是对你的付出最好的回报。”
“我付出了什么？”
“你是我们学校英勇作战的战士代表。”
“不再是了，我可算不上。”
德兰尼耸了耸肩表示，“可能他们认为需要一个人来铭记那些被彻底摧毁的文化成果，反正不管怎样，你现在回来了。”
直到这一刻卢卡斯才意识到自己能够这么迅速地被重新聘用有多么的奇怪，难道信中引用的那句校训——“普林斯顿是为国家服务的”，就是1902年到1910年担任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所述的赠言，并不是原因吗？
“埃德·兰德尔还在这里，而且他叫我提醒你，你还欠他5美元呢。”在德兰尼陷入谈论还有谁在任职的陈词滥调前他这么说道。大多数留下的都是老人，他们中许多人都参加过一战，他还向卢卡斯介绍了一下市里的变化：“花园剧院终于有了供应充足爆米花的小卖部，卖特大号三明治的店铺关门了。哦对了，原来是修鞋铺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家中国洗衣店。”生活的发展可真是有趣。
瞥了一眼桌上的报纸，卢卡斯看见《纽瓦克明星纪事报》上赫然醒目的大标题——“远洋护航舰在北大西洋遭鱼雷袭击”，下面是一行副标题“美国范布伦号军舰被潜水艇击沉”。他拿起报纸浏览了一下头版，那里附着一张船侧有红十字标志的美国苏华德号军舰安全抵达港口的照片。
“这可真是今天的坏消息，”德兰尼说，“你听说那次水下袭击了吗？”
“没有，我今天才看见报道。”他快速地浏览着。
“德军击沉了一艘护航舰，但神奇的是，载着伤员的那艘船虽然也遭受了袭击，还是成功到达了港口。”
文章中还提到了纳粹的潜水艇被深海炸弹袭击后就在苏华德号下爆炸了，在船头炸出了一个缺口导致船身进水了。卢卡斯把报纸翻到内页读完剩下的报道，他看见两张伤员被担架抬出船的照片，和一张船体的破洞处杂乱地钉着金属片的照片。文中引用了苏华德号船长的一句话：“抽水机竟然能跟上水涌进来的速度，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就像上帝的手托着我们前行，让我们不至于沉入海底。”
“《日内瓦公约》的效力也不过如此，”德兰尼抿了一口咖啡，“苏华德号摆明了是一艘红十字会的船只。”
在简短的补充报道中提及了港口发生的一桩离奇意外，导致了又一个人的死亡，一个被层层保护的板条箱从货舱升起时突然松动，砸落在码头上。在卢卡斯看来，有时你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东西都会威胁你的生命，他不知道他那次的死里逃生是不是已经使他对死亡免疫了，真是痴心妄想！但在战争时期，有时希望便是你能拥有的全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