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纳沃特于次日早晨前往特拉维夫。他来到沙姆龙的“黑色办公室”，这意味着，不论是勒夫还是其他高级下属，都不可能看到他的造访。他用那只粗壮的胳膊勾着一只光溜溜的金属质公文包，就是生意人爱用的那种，就好像里面装了太珍贵的东西，连皮革也不足以保证其安全。他搭乘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不过同其他旅客不同的是，没有人要求纳沃特开箱接受检查。他也没有被迫经历令人发疯的程序，没有遭受以色列航空保安部的问讯，更没有面对那些晒得黝黑的青年安保人员。他平平安安地走进了沙姆龙的办公室。刚一进屋，他就摆弄着公文箱的组合部件——这是离开巴黎大使馆之后他第一次打开箱子。他把手伸进箱子，只取出了一件东西：一盘录像带。
这盘录像，纳沃特数不清老头儿看了多少遍。二十遍，三十遍，也许五十遍。他抽了许多支廉价的土耳其香烟，纳沃特隔着烟雾，几乎看不清播放录像的屏幕。沙姆龙看得入了迷。他坐在椅子里，双臂交叠，头后仰着，为的是从黑边老花镜的缝隙处向外探望。他的鼻子向前戳着，好似一把匕首。纳沃特偶尔会对录像的背景做几句解说，然而沙姆龙此刻只能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
“据博物馆的保安部说，伊利亚胡和他的陪同人员十点二十七分进入汽车，”纳沃特说道，“你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有时间显示，阿拉伯人在十点二十六分整拨打了报信电话。”
沙姆龙什么也没说，按了一下遥控器的倒带键，又看了一遍录像。
“看他的手，”纳沃特屏住呼吸说道，“号码是预先输入手机的。他只是用大拇指按了两三下键盘，然后就开始通话了。”
沙姆龙没有任何反应，既没有对这个信息发生兴趣，也没有表示他认为此事与主题完全无关。
“也许我们可以从电信公司获得记录，”纳沃特说完，又补了一句，“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他拨打的那个号码，让它带我们找到塔里克。”
沙姆龙没有开口，其实他本想告诉年轻的纳沃特，在塔里克和法国电信公司之间多半还隔着半打特工。像这样的查询，听起来挺聪明，却是绝对不会有结果的。
“给我说说，乌兹，”沙姆龙终于开口了，“那小子的银盘里放着什么吃的？”
“头儿，你说什么？”
“食物，法式开胃菜，他盘子里的。那是什么呀？”
“鸡肉，头儿。”
“什么样的鸡肉，乌兹？”
“我不知道，头儿，就是鸡肉。”
沙姆龙失望地摇摇头：“那是唐杜里烤鸡，乌兹。唐杜里，来自印度。”
“随你怎么说，头儿。”
“唐杜里烤鸡，”沙姆龙重复着，“这个有点儿意思。你应该注意到，乌兹。”
纳沃特领用了一辆机构的公车，超速飞驰在通往凯撒里亚的沿海大道上。他刚刚完成了一项非常漂亮的任务——从奥塞博物馆偷出来一盘录像带，然而老头儿唯一感兴趣的内容只是其中的鸡肉。究竟是肯德基还是唐杜里，又有何区别呢？也许勒夫是对的，也许沙姆龙真的是过气了。所谓“行将赴地狱的老人”啊。
最近在机构内部流传着一个说法：我们离上一次灾难越远，离下一次灾难就越近。沙姆龙会踩上一脚屎的，没跑儿。然后，他们就可以再次把他扫地出门，这回他就再也回不来了。
然而纳沃特发觉，他自己真的很在乎老头儿对他的看法。与他的同龄官员一样，他也极其尊敬沙姆龙。他多年来为老人做了很多事情，都是别人不愿干的脏活儿，都是必须对勒夫和其他人保密的事情。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只要能挽回老人的威望。
他开进了凯撒里亚，在一幢距海边只有几条街的公寓楼前停好车。他走进了门厅，乘电梯到了四楼。他手上还保留着钥匙，不过还是选择了敲门。他事先没有打电话说自己要来。她身边也许还有别的男人——贝拉一向有很多男人。
她开了门，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一件破衬衫。她身材修长，面容美丽，那是一张似乎永远沉浸在哀痛中的面孔。她略微掩藏了一下怨恨的表情，向纳沃特打了招呼，随即让开一条路请他进来。她的公寓充满了一股二手书店的气息和熏香的味道。她是个作家兼历史学家，阿拉伯事务的专家，有时候还给纳沃特的机构提供叙利亚和伊拉克政治的咨询服务。机构派纳沃特去欧洲之前，他们已经是情人了，他选择了前线而没有选择她，为此她有些瞧不起他。纳沃特亲吻着她，温柔地将她往卧室里拉。她略微反抗了一下，不过没有坚持。
过后，她说：“你在想什么呢？”
“沙姆龙。”
“他现在怎样？”
他尽可能多地讲给她听，不能说细节，只能讲主旨。
“沙姆龙工作起来什么样子，你知道的，”她说，“他要是想要什么，就会逼着你，直到累垮了你为止。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巴黎去，把这件事忘了，或者，你可以今晚开车去太巴列，看看老不死的到底是什么心思。”
“也许我根本不想知道。”
“放屁，乌兹。你怎么会不想知道呢。我要是对你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连眼都不会眨。可是老头朝你翻个白眼，你就瘫倒了。”
“你错了，贝拉。”
“错在哪里？”
“首先，如果你说再也不想见到我，我会立刻退出机构，求你嫁给我。”
她吻了他的嘴唇，说道：“我再也不想见你了。”
纳沃特微笑着闭上双眼。
贝拉说：“我的上帝，你真是个可怕的骗子，乌兹·纳沃特。”
“凯撒里亚有没有印度餐厅？”
“还真有一家，相当不错，也不远。”
“他们有没有唐杜里烤鸡？”
“你这等于在问，意大利餐厅有没有意粉。”
“穿好衣服。咱们这就去。”
“我想自己在家做点菜。我不想出去。”
然而纳沃特已经提上了裤子。
“穿好衣服。我需要唐杜里烤鸡。”
接下来的七十二个小时，阿里·沙姆龙就好像嗅见了某种烟味。他疯狂地寻找着火源。一旦风闻他要来访，人们就会像房间投进了手榴弹一样，全体奔逃。他在扫罗王大道的机构里四处逡巡，也不事先通知就闯进会议现场，督促下属更努力地寻找，更仔细地监听。最后一次见到塔里克的确切情况是怎样的？巴黎刺杀团队的其他成员怎么样了？截获了什么有意思的电子情报吗？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络？他们有没有计划再次出击？勒夫在餐厅吃夜宵的时候对莫迪凯说：沙姆龙脑子发热了。杀人狂。最好将他隔离，免得传染。把他送进沙漠。让他上月球狂嚎去，直到病好为止。
本案的第二个突破，发生在纳沃特送来录像的二十四小时后。是调研处的那位瘦小的西蒙发现的。他光着脚，穿着运动衫奔进了沙姆龙的办公室，用咬裂的指甲紧紧攥着一份文件：“是穆罕默德·阿齐兹，头儿。他曾经是‘人阵’①的成员，阵线在和平进程的协议上签字以后，他就成了塔里克的人。”
①人阵（the Popular Front）：全称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第二大组织。
“穆罕默德·阿齐兹是谁？”沙姆龙一边问，一边透过烟雾好奇地瞥着西蒙。
“就是奥塞博物馆的那个男孩。我让影像实验室的技师分析了监控录像，然后我在数据库里做了查询。错不了，那个打手机的侍者就是穆罕默德·阿齐兹。”
“你确定是阿齐兹？”
“肯定，头儿。”
“你确定阿齐兹现在为塔里克工作？”
“我拿性命担保。”
“注意你的措辞，西蒙。”
西蒙把文件放在桌上，出去了。沙姆龙如今得到了他想要的：巴黎刺杀案中到处都是塔里克的痕迹，证据确凿。当天晚上，满眼疲倦的约西出现在沙姆龙的门前：“我听到了些有意思的事儿，头儿。”
“说吧，约西。”
“我们部门在希腊的一位朋友刚刚给雅典站送了个消息。有个叫艾哈迈德·纳托尔的巴勒斯坦人数日前在萨莫斯岛遭人谋杀。头部中了两枪，尸体留在一座别墅里。”
“艾哈迈德·纳托尔是什么人？”
“我们不清楚。西蒙正在查寻。”
“别墅主人是谁？”
“这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头儿。别墅出租给了一个英国人，名叫帕特里克·雷诺德。希腊警方正在寻找此人。”
“还有呢？”
“出租合同上留下了伦敦的地址，不过那里没有帕特里克·雷诺德。伦敦的电话号码也不是这个帕特里克·雷诺德的。照希腊和英国当局的意思，这个人不存在。”
老人要离开一段时间了——拉米能感觉得到。
即便是用太巴列夜鬼的标准来衡量，昨夜的沙姆龙也很不安稳。他长时间在露台上踱步，接着又花了几个小时摆弄着一架古旧的飞科收音机——这是当天刚从美国送来的。他没有睡觉，没有打电话，只有一位访客：满脸悔意的乌兹·纳沃特。他在露台上同老人交谈了十五分钟，然后迅速离开了。他走出去的时候，那副表情让拉米想到了巴黎刺杀案发那天晚上，沙姆龙也是这副表情，其中有冷冷的坚决，也有自满自足的哂笑。
然而沙姆龙的西装袋最终证实了拉米的担忧——意大利产，黑色皮革，样式新颖的镀金带扣。这一切都和沙姆龙本人的风格大相径庭。光是一个后衣兜就能装下夜鬼所有的东西，还有空间再放一个钱夹。拎手上还垂下一个名牌：鲁道夫·海勒，伯尔尼的地址，伯尔尼的电话号码。沙姆龙又要披挂上阵了。
早餐的时候拉米坐得远远的，就像是母亲一大早和孩子闹意见的姿态。他没有和沙姆龙同桌吃饭，而是站在吧台后面，粗手粗脚地翻弄着《晚祷报》的体育版。
“拉米，拜托了，”沙姆龙说道，“你是要看报，还是对报纸刑讯逼供？”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头儿。”
“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这难以置信，可我知道如何在战场上进退自如。你爹妈还没决定要不要生你的时候我就是情报员了。”
“你不是当年那个年纪了，头儿。”
沙姆龙放低了报纸，隔着半月形眼镜瞥着拉米：“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准备好了，只管来试试我的身子骨。”
拉米伸手做出打枪的姿势，说道：“啪，啪，你就死了，头儿。”然而沙姆龙微笑着，自顾自把报纸看完。十分钟后，拉米陪他走到大门口，替他将行李装进汽车后备箱。他伫立着看汽车开走，阿里·沙姆龙的影子消失在加利利地平线上，只留下一团粉色的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