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警察局总部距离军械库大街的火车站只有数百米之遥，两边紧邻着烟波浩渺的锡尔河和延绵不绝的铁路站场。加百列被警员押送着，穿过一道石墙围成的中央庭院，进入一幢玻璃幕墙建筑，这是凶案组所在的办公楼。进入办公楼后，他被带到审讯室，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金色木桌和三张差别很大的椅子，显然是给身份不同的人坐的。他所有的行李物品都已经被扣留。警方不仅搜走了他行李箱中的画作、毛刷、涂料及身上的钱包、护照和手机，就连手上的腕表也没放过。如果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让他失去时间感，进而陷入孤独绝望的境地，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确信自己比瑞士警方更了解审讯技巧。
他先后被审问了三次，每次面对的都是不同的警官。第一次审讯是在火车站，过程比较简短，那时他还没有被拘捕；后两次都是在这间房里。从衣着和年龄上看，审问他的人一个比一个官大。这一次，门开了，一名警官只身走了进来，他穿着花呢大衣，没打领带，自称贝尔军士长。他坐到加百列对面，把一本卷宗放到桌上，盯着它看，仿佛面前摆着一盘棋，而他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
“告诉我你的名字。”他张口就是一句英语。
“前面的长官问过了，我的名字又没变。”
“告诉我你的名字。”
“马里奥·德尔韦基奥。”
“你住哪？”
“康沃尔，纳瓦斯港。”
“在英格兰？”
“对。”
“你是意大利人，却住在英格兰？”
“这又不犯法，前面那位长官也没说什么啊。”
“我没说它犯法，不过这很有趣。你在英格兰纳瓦斯港做什么？”
“我跟前面三位长官说过了。”
“嗯，这我知道。”
“我是个艺术品修复师。”
“你怎么跑到苏黎世来了？”
“有人雇我清洁一幅画。”
“在苏黎世山的那座别墅？”
“是的。”
“谁雇你清洁这幅画的？‘清洁’是你刚刚用的词吗？感觉怪怪的，一般人会说清洁地板、清洁车子什么的，但不会有人说清洁绘画。这是你们那一行的术语吗？”
“是的。”加百列说。审讯官见他没解释下去，似乎有些失望。
“谁雇你来的？”
“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
“他们没跟我说过。这次任务是由苏黎世的一位律师和伦敦的一位艺术品交易商安排的。”
“啊，对，朱利叶斯·伊舍伍德。”
“不是朱利叶斯，是朱利安。”
审讯员对文书工作有着德国式的严谨，他大动干戈擦掉了刺眼的错误单词，小心翼翼地用铅笔在上面做了更正。等他完成了这项工作，便抬起头来，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仿佛在等待掌声。“你继续。”
“他们只说了让我去别墅，到时自然会有人来接。”
“谁来接？”
“没说。”
伊舍伍德的传真就在那本卷宗里。审讯员赶紧戴上一副半月形眼镜，拿起传真放到灯光下仔细查看。他一边看，一边默念，嘴巴微微动着。“你什么时候到的苏黎世？”
“你那里有我车票的存根，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到的。”
审讯员皱了皱眉，他不喜欢嫌犯指出他知道或不知道什么。
“你到站后去了哪儿？”
“直接去了别墅。”
“没先去旅馆？”
“没，当时还不知道给我安排了什么旅馆。”
“你打算住哪？”
“你看了别墅主人留给我的那张纸条就知道了，住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就在多尔德大酒店。”
贝尔似乎看漏了这个信息，他没管这次失误，继续问他的问题。
“你是怎么从火车总站去别墅的？”
“打车。”
“车费多少？”
“十五法郎左右。”
“什么时候到的别墅？”
“九点过二分，”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精确？”
“你看看朱利安·伊舍伍德给我的那份传真，上面说要在九点钟准时到达别墅。我一向没有迟到的习惯，贝尔军士长。”
军士长赞许地笑了笑，他自己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欣赏那些严格守时、注重细节的人，即便对方是凶案嫌疑人。
“到了别墅之后呢？”
“我打了安全门边的电话，没人接，然后我就给伦敦的伊舍伍德先生打了个电话。他说我要见的那个人被临时叫出城了。”
“这是他的原话？‘被临时叫出城了’？”
“差不多。”
“然后这位伊舍伍德先生给了你密码？”
“是的。”
“密码是谁给他的？”
“我不知道，估计是别墅主人的律师吧。”
“你把密码写下来了没有？”
“没。”
“干吗不写下来？”
“没必要。”
“怎么会没必要？”
“我记得下来。”
“真的吗？那你记忆力真的很不错，德尔韦基奥先生。”
审讯员离开房间，他走了十五分钟，回来的时候给自己拿了杯咖啡，什么也没给加百列拿。他坐下来，继续先前的提问。
“这样的安排在我看来有些奇怪，德尔韦基奥先生。你是不是每次接任务都只有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要修复的是哪个艺术家的作品？”
“不是。实际上这次安排有些反常。”
“那是。”他靠到座椅背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仿佛加百列刚才那句表态就已经相当于签字认罪了似的，“那你平常接任务是不是到了现场才知道雇主是谁？”
“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听说过。”
“罗尔夫，”他试探性地说出了这个名字，想看看加百列有什么反应，结果令他失望，“雇你来修复那幅画的人叫奥古斯都·罗尔夫，也就是你在别墅里杀掉的那个人。”
“我没杀人，这一点你很清楚。他在我到苏黎世之前就被杀了。他被杀的时候我还在火车上，车上有一百多个人可以作证。”
审讯员似乎对加百列的辩解无动于衷，他呷了一口咖啡。“告诉我你进别墅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加百列将整个过程机械地复述了一遍，包括他怎样进入黑黢黢的大厅，摸索电灯开关，发现桌上碗里那封没署名的信，进入客厅，闻到空气中的怪味，一直到最后发现尸体，所有的细节，无一遗漏。
“你看到那幅画了吗？”
“看到了。”
“是在看到尸体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
“那幅画你看了多久？”
“我不知道，大概一分钟吧。”
“你刚发现了一具尸体，却有心情在那里看画，”审讯员似乎不知该对这样的行为作何评论，“跟我讲讲那幅画的作者，”他低头看了看笔录，“是拉斐尔吧。我对艺术这一行基本上没什么了解。”
加百列看得出他在撒谎，但他决定顺水推舟。接下来的十五分钟时间里，他全方位地讲解了拉斐尔的画作及艺术生涯，包括他所受到的教育、在艺术上的影响力、在技法上的创新、主要作品的深远影响等等。等他说完，只见审讯员怔怔地盯着杯子里剩下的咖啡，一副被打败的样子。
“还用我接着讲下去吗？”
“不用了，谢谢。这些信息很有用。如果你没杀奥古斯都·罗尔夫，为什么不报警，而是直接离开了别墅呢？你为什么这么急着逃离苏黎世？”
“我知道自己在这个案子当中非常可疑，所以我慌了神。”
审讯员怀疑地盯着他，好像不相信马里奥·德尔韦基奥是那种容易慌神的人。“你是怎么从苏黎世山去火车总站的？”
“搭有轨电车。”
贝尔仔细查看了从加百列那里扣留的行李物品。“你的行李当中好像没有电车车票，你上车前应该买了票吧？”
加百列摇了摇头：逃票罪名成立。贝尔的眉头竖了起来，在他看来，逃票的性质似乎比向老人的头部开上一枪更加恶劣。
“这是个很严重的罪过，德尔韦基奥先生！我必须罚你十五法郎！”
“对不起，我很抱歉。”
“你以前来过苏黎世吗？”
“没，这是第一次来。”
“那你怎么知道你坐的那趟车是去火车总站的？”
“猜的，算是碰运气吧。那趟车走的是火车总站的方向，所以我就上去了。”
“我还有件事情想问你，德尔韦基奥先生。你在苏黎世有没有购物？”
“购物？”
“有没有买什么东西？逛街之类的。”
“买了双鞋。”
“为什么？”
“因为我在别墅外面等的时候刚好在下雨，鞋子湿透了。”
“你当时已经慌了神，不敢报警，而且急着逃离苏黎世，但是为了不让自己湿着脚走路，你就特意抽出时间买了一双新鞋？”
“是的。”
他靠在椅背上，敲了敲身后的门。门开了，外面的人递进来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加百列的旧鞋。
“我们在火车总站的厕所里找到了这双鞋，它被人扔进了垃圾桶。我怀疑这是你的鞋，而且我怀疑我们在别墅门厅和走道上发现的脚印就是这双鞋留下的。”
“我跟你说了我进过别墅。就算脚印是这双鞋留下的，也证明不了什么。”
“这双鞋看起来质量很不错啊，就这么扔进火车站厕所的垃圾桶里好像有点可惜，而且我觉得，它们也不是太湿啊，”他抬起头，看着加百列笑了笑，“不过我也听说，那些容易慌神的人对自己脚也特别敏感。”
贝尔走了三个小时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显然，新来的这个人官职更高，而且他看起来不像是苏黎世凶案组的普通探员。加百列可以从一些小细节中看出这一点。贝尔对这个人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地把他让到审讯桌前坐下，自己则立正站定，主动退到了他身后一个不显眼的位置。
来人自称彼得森，他只报了自己的姓氏，没有报名字，也没有报职衔。他穿着笔挺的炭灰色西装，打着银行家常打的那种领带，头发几乎花白，剪得很短，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手指灵活得像个钢琴师，左手腕上戴着一块厚厚的银表。这块表当然是瑞士生产的，面盘呈深蓝色，可以承受超高压。彼得森双眼呆滞、表情漠然地打量了加百列一阵子，脸上有种熟知机密、深谙内情的人士特有的倨傲。
“别墅两道门的密码，”他和贝尔一样，都跟加百列说英语，只不过他几乎一点口音也没有，“你把它们写到哪儿了！”
“我没把它们写下来。我跟贝尔军士长说过了——”
“我知道你跟贝尔军士长说过了，”他呆滞的双眼突然有了生气，“但你现在是在跟我说话，我问你把它们写在哪儿了？”
“我打电话给伦敦的伊舍伍德先生，他把密码报给我了，然后我就用这两个密码打开了别墅的安全门和正门。”
“你把密码记在脑子里了？”
“是的。”
“那你现在报给我。”
加百列冷静地把密码背了出来。彼得森看了看贝尔，后者点点头。
“你的记忆力真好，德尔韦基奥先生。”这一次，他说的是德语。加百列茫然地看着他，仿佛听不懂德语。彼得森说回了英语。
“你不会说德语吗，德尔韦基奥先生？”
“不会。”
“可是那个从火车总站把你送到别墅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你德语说得很流利啊。”
“会几个德语单词跟会说德语完全是两码事。”
“司机说你告诉他地址时，德语说得很流利，很自信，而且带有柏林口音。跟我说说吧，德尔韦基奥先生，你讲德语怎么会有柏林口音？”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说德语，只会几个德语单词。我以前为了修复一幅画，在柏林待过几周。估计我的口音就是在那时候学来的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大概四年前吧。”
“已经有四年了？”
“是的。”
“什么画？”
“你说什么？”
“你在柏林修复的那幅画。作者是谁？那幅画叫什么名字？”
“这是商业机密，我不方便透露。”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机密不机密的，德尔韦基奥先生。我想知道那幅画叫什么名字，画主是谁。”
“那是私人藏家收藏的一幅卡拉瓦乔的画。画主的名字真的不方便透露，很抱歉。”
彼得森头也不回地把手伸到后面，朝贝尔要东西。贝尔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了他。他满脸遗憾地看着这张纸，好像在看别人的病危通知书似的。
“我们在电脑数据库里查了你的名字，发现你在瑞士没有犯罪记录，就连交通违规记录都没有。我们联系了意大利的同行，他们也没查到对你不利的记录，但他们说了一件更加有趣的事情，那就是1951年9月23日出生的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在二十三年前已经在都灵去世，死因是淋巴癌，”说着，他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盯着加百列，“你认为两个人同名同姓且出生日期相同的几率有多大？”
“我怎么知道？”
“我觉得这个几率微乎其微。我觉得叫马里奥·德尔韦基奥的人只有一个，你为了获取意大利护照，盗用了他的身份。我不相信你的名字叫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实际上，我敢肯定你不叫这个名字。我认为，你的真名叫加百列·艾隆，你在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工作。”
彼得森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不是开心的笑，更像是一张白纸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二十五年前，你暗杀了住在苏黎世的巴勒斯坦剧作家阿里·阿卜杜勒，哈米迪。杀人后，你在一个小时内逃出了这个国家，可能在午夜时分就已经回到了特拉维夫的家里，安心地躺在床上。但是这一次，恐怕你哪儿也去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