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克斯勒主教又最后听了一遍录音带。然后他拨通了维也纳的电话。
“我恐怕咱们是出问题了。”
“什么样的问题？”
德雷克斯勒向维也纳一端的那个人讲述了神学院的访客：多纳蒂神父和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那位教授。
“他自称是谁？”
“鲁宾斯坦。他自称是历史委员会的研究员。”
“他不是教授。”
“我也这么想。不过我当时没办法推却他的盛意。多纳蒂大人在梵蒂冈是非常有权势的人物。在他之上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所效命的那个异教徒。”
“他们为何而来？”
“来找胡德尔主教帮助战后奥地利难民的资料。”
经过一段长长的静默，那男子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他们离开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的神学院了吗？”
“是，大约一个小时以前。”
“你为何等这么久才打电话？”
“我是想为您提供些更有用的信息。”
“你有吗？”
“是，我认为是的。”
“告诉我吧。”
“那个教授住在茱莉亚大道的红衣主教酒店。他入住用的名字是雷内·杜兰，用加拿大护照。”
“我需要你到罗马取回一台时钟。”
“什么时候？”
“立刻。”
“在哪里？”
“有个男的住在茱莉亚大道的红衣主教酒店。他登记的名字是雷内·杜兰，不过有时候他也用鲁宾斯坦这个名字。”
“他要在罗马住多久？”
“不清楚，所以你必须马上出发。两小时后有一班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去罗马。已经替你订了商务舱的座位。”
“如果我乘飞机去，就没办法带上工具了。我需要有人在罗马给我供应那些工具。”
“此人刚好适合，”他背出了一个电话号码，修表匠随即牢记下来，“他非常专业，最重要的是，他是个极其谨慎的人。否则我也不会让你去找他。”
“你有没有这位杜兰先生的照片？”
“等一会儿就会发送到你的传真机上。”
修表匠挂上电话，关上了店堂正面的灯。接着他回到自己的工作室，打开了一只储物箱。里面有一只小行李包，内装着一套换洗衣物和剃须工具。传真机响起来，修表匠套上外套，戴上帽子，与此同时一张将死之人的脸慢慢呈现在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