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之后,在环城大道的一幢不知名的新巴罗克式建筑里,照片递送到了一间办公室中。办公室的主人名叫曼弗雷德·克鲁兹。照片装在马尼拉纸信封里,由克鲁兹的貌美秘书无言地交给了他,没有半句解释。同往常一样,他身穿深色正装,白衬衫。他有一张沉静的脸,一对尖锐的颧骨,配上一身庄重的服色,越发显得形容枯槁,令下属一见之下就会惴惴不安。他的容貌是典型的地中海式一一接近黑色的头发、橄榄色皮肤、咖啡色的眼睛,于是在警界就有传言,说他有吉普赛人甚至犹太人的血统。这完全是来自敌对势力的诽谤,克鲁玆一点也不觉得它好笑。他在同侪中不大受欢迎,不过他对此并不在乎。克鲁兹的人脉很广:每周都要和部长共进午餐一次,朋友里也多是富豪和政治精英。谁要是敢和克鲁兹为敌,他就等着被发配到卡林西亚的蛮荒之地,负责看停车场、开罚单吧。
他的单位正式名称是“第五处”,不过资深的联邦警官以及内政部的上司们都称它为“克鲁帮”。有些时候,他会沉浸在自我膨胀中,而且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的膨胀,他会把自己想象成全奥地利的庇护者。克鲁兹的工作正是确保全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不要漫过边境,进入堂堂的大奥地利地界。第五处的职责是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反间谍。曼弗雷德·克鲁兹拥有特权,可以监听他人的办公室,在电话上装窃听器,有权拆开邮件,有权实施人身监视。外国人如果到奥地利来找麻烦,克鲁兹的手下就会找上门去。政治活动越过了底线的奥地利本地人也会被如此处理。国境线以内发生的事情,极少有他不知道的,所以他当然也知道,维也纳最近出现了一个以色列人,此人还自称是伊莱·拉冯在战争索赔处的同事。
克鲁兹与生俱来的多疑延伸到了他对贴身秘书的态度上。他一直等到她离开了房间,这才打开信封,将照片抖了出来,正面朝下摔在他的记事簿上。他将它翻转过来,在卤光灯的白色灯光下,他仔细地审视着图像。克鲁兹对雷娜特·霍夫曼不感兴趣。她是第五处的常规监视对象,克鲁兹为她花去了太多时间,早已没兴趣研究她的监控照片和“改善奥地利政党联盟”大楼里采集来的监听录音了。是啊,克鲁兹更感兴趣的是她身边那个深色皮肤的结实身影,也就是那位自称是葛迪恩·阿戈夫的男人。
过了一阵子,他站起身,转到写字台后面,打开了嵌在墙上的保险柜。柜子里,是成堆的卷宗和财务处一个女孩子写给他的一摞情书,在它们中间嵌着一盘审讯实况的录像带。克鲁兹瞥了一眼不干胶标签——1991年1月,接着他将磁带插入机器,按下了播放键。
带子向前走了几帧,然后才进入正题。摄像机安置在审讯室天花板的一角,从斜上方对准审讯的现场。图像有些模糊,毕竟是上一代的技术手段。画面上的青年版克鲁兹正在房间里缓缓踱步,他的姿态充满了压迫感。坐在桌前受审的是个以色列人,他的双手被火烧焦了,眼光暗淡,透出死亡的气息。克鲁兹可以肯定,此人正是眼下这位自称葛迪恩·阿戈夫的人。不同一般的是,首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的是这位以色列人而不是克鲁兹。此刻,同当初一样,他的一口柏林腔德语特色鲜明,再次令克鲁兹不由得一惊。
“我儿子在哪里?”
“我恐怕他是死了。”
“我妻子呢?”
“你的妻子受了重伤:她需要立即接受治疗”
“那还等什么呢?”
“她在接受治疗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她现在为什么没有接受治疗?她在哪儿?”
“别担心。她没事,有人照顾她的。我们只是想问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
“不妨你先告诉我们你是谁?拜托,不要再对我们说谎了。你的妻子没那么多时间给你耽搁。”
“我的姓名已经被问过一百次了!你知道我叫什么!上帝啊,赶快给她治疗吧!”
“我们会的,不过首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回,请说出你的真实姓名。不要假名、代号,或是化名。我们没多少时间了,你妻子的性命禁不起耽搁。”
“我叫加百列,你这个畜生!”
“姓氏还是名字?”
“是我的名字。”
“姓什么?”
“艾隆。”
“艾隆?这是个希伯来姓氏,不是吗?你是犹太人。你还是个——我猜猜,以色列人?”
“是,我是以色列人。”
“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手持意大利护照来维也纳做什么?显然,你是个以色列情报部门的特工。你替哪个上司工作,艾隆先生?你在这里做什么?”
“打电话给以色列大使。他知道谁是联络人。”
“我们会给你们的大使打电话的,还有你们的外长、总理。不过现在,如果你想让你的妻子得到她最迫切需要的治疗,你就得告诉我们你为谁工作,为什么来到维也纳。”
“给大使打电话!抢救我妻子,该死的!”
“你为谁工作?”
“你明知道还问!救我妻子!别让她死!”
“她的性命在你的手上,艾隆先生。”
“你死定了,妈的!我老婆今晚上要是死了,你也死定了!听见了没?你他妈的死定了!”
画面已经变作银色和黑色的一片模糊。克鲁兹久久地坐着,双眼没法从屏幕上移开。最后,他伸手将电话拨到了保密模式,然后凭记忆拨出了一个号码。他听得出是谁接的电话,他们之间无需寒暄问候。
“我恐怕咱们有麻烦了。”
“什么问题?”
克鲁兹如实说了。
“你为何不逮捕他?他拿着伪造的护照,在一个国家里非法居留,而且违反了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约定。”
“可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交给最高检察官?起诉他?我以为,他就盼着这样的机会,正好借题发挥呢。”
“你有何建议?”
“需要更微妙的手段。”
“这个以色列人是你自己的问题,曼弗雷德,你自己处理吧。”
“那个麦克斯·克莱恩又该怎么办?”
通话中断了。克鲁兹挂上了电话。
在斯蒂芬大教堂北塔的阴影里,有一条仅能通过行人的僻静窄巷。在巷子一端一座呆板的巴罗克式老房子的一楼,有一间小小的商店,专门出售发烧级的古董钟表。门上的招牌制作精细,营业时间却没有写明。有很多天它根本不开门营业。除了店主以外,再没有其他雇员。对于一部分特殊顾客来说,店主名叫格鲁伯先生;在其他人眼里,他就是个修表匠。
他的身材矮小,肌肉发达;他偏爱的衣服是套头衫和宽松的花呢夹克,因为正式的衬衫领带与他本身的气质并不协调;他谢顶了,只剩下一缕修剪过的灰发,眉毛又粗又浓;他戴着圆形玳瑁边眼镜;与其他绝大多数同行相比,他的手显得特别大,却是一双灵巧而技艺高超的手。
他的工作室井井有条,犹如一间手术室。工作台上,在一片通明的灯光下摆放着一台两百年历史的纳沙泰尔挂钟。三折叠的钟盒镶嵌着花草图案的浮雕贝壳,保存得十分完好。罗马数字的珐琅表盘也完整如新。这位钟表匠正在检查这架纳沙泰尔精细的双齿轮系机芯。此时,检查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完工后的挂钟将开价一万美元,一位来自里昂的收藏家买主正在翘首以待。
店堂里的铃声响了,打断了修表匠的工作。他趴在门框上向外张望,只见一人站在门外的街上——是位骑摩托车的快递员。他的皮夹克打湿了,雨水的反光闪闪烁烁,好像一只出水的海豹。他的胳膊下夹着一件包裹。修表匠打开了门锁。快递员一语不发递过包裹,随后跨上摩托车,疾驶而去。
修表匠重新把门锁好,带着包裹回到工作台。他缓慢地拆开封套一一不错,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手脚都很慢。接着,他掀开了硬纸盒的盖子。里面盛着一只法王路易十五壁挂钟,相当可爱的物件儿。他除去外壳,露出了机芯。藏在里面的是卷宗和照片。他花了几分钟浏览了文件,然后将它们藏在一本大部头的书里,封皮上印的书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钟》。
给修表匠送来路易十五的是他最重要的客户。修表匠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很富有,而且有政治背景。他的大多数客户也具有这两项特征。不过,这一位有所不同。一年前他给了修表匠一份名单,所列人物来自各地,从欧洲到中东到南美。修表匠一步一个脚印,逐一料理。他在大马士革杀了一个,在开罗又杀了一个。他在波尔图杀了一个法国男人,在马德里杀了个西班牙人。他曾跨越大西洋,为的是杀掉两名富有的阿根廷人。名单上只剩下一个人了——一位身在苏黎世的瑞士银行家。修表匠只等收到最后一条指令,就要去收拾他了。今晚收到的案卷带来了一个新的名字,这次比他预计的离家更近些,并非他偏爱的长途奔袭,不过这只是小菜一碟,不构成挑战……他决定接受任务。
他拿起电话,拨通号码。
“壁钟收到了。你什么时候需要它?”
“把它看作紧急项目吧。”
“加急要额外收费的。我料想你是愿意出这笔钱的。”
“加多少钱?”
“老规矩,加一半。”
“就为这么个活儿?”
“你想要,还是不想要?”
“我明天上午就会先付一半给你。”
“不行,你得今晚就付。”
“那就依你。”
修表匠挂上电话。与此同时上百只钟表鸣响了四点的钟声。